读史偶得二则

◎青  松   

一:曹参的政治品德

汉语中而有一个成语，叫"萧规曹随"，说地是萧何创立了规章制度，而在他死后，继任的曹参完全按照他的规章制度办事，丝毫不加更改。引而申之是说后辈人完全按前辈人的方式工作。如果我们现在与某些政治人物或者说是某些学者推销这种观点，肯定不讨人喜欢。当然，我自己也并不完全推崇这种行为哲学，何况时代不同了，现代人更喜欢变。至于变是为了什么，有的让人明白，有的就让人不明白，我们也不去管它。


我只想说这"萧规曹随"中的一个最关键人物，即曹参，他的能"随"是很能说明他的政治品德的。作为萧何的继任，无论是于个人恩怨，还是于讨好上司，他都有理由"变"而不"随"。从个人角度说，萧曹结有很深的怨，为了报怨，为了出气，变自然是一个再好不过的途径；而上司也有意要他有变，也就是要有一些创造，所以在曹参来说，变还能起到讨好上司的作用。有这两点理由，在今人看来，大概是很难不去变的，反正我自己恐怕没有曹参那样的定力。然而曹参不，他先就根本不想讨好上司，而且还有意挖苦，问那个让他要有所创造的惠帝："你觉得你能力上比得上你爹吗？"这位惠帝当然不好意思说自己比自己的爹更能耐--古人看来要多一些廉耻，一般没有"俱往矣！"的气概，于是这位曹参有了不变的第一个理由；然后他又是实事求是的自贬，问上司自己的才能能否比得上前任萧何。他的上司当然很清楚，曹参与他的前任同时追随自己的爹爹起事反秦，然而这位萧何作为建立汉政权的第一任相国一直做到死，这才有了曹参的出头之日，这两人之间的能力差别是不言自明的了。从另一个方面说，惠帝也不能说这曹参就比萧何强，否则岂不是骂自己的爹有眼无珠。于是曹参不变而"随"的理由也就完备了，于是萧何制定的黄老治国思想得以延续，于是汉人民能得以持续拥有一个宽松安定的政治经济生活环境。唉！我真地是十分崇敬这位先贤，我觉得，这位先贤实在是过于自谦了，至少从政治品德上讲，他是绝无逊于他的前任萧何的！

（参见《史记》五十四卷曹相国世家第二十四）

二: 读不懂的李斯

闲来读史，十分诧异于李斯这个人。是这个人写下了十分有名的《谏逐客书》，也是这个人提出了"禁书令"。我仔细地研究了这两个事件，认为其代表的思想是那样的截然不同，如果不是因为有历史的记载，你绝难将这两个事件归因于一个人。


李斯本是楚国人，因为他自己所谓的"今万乘方争时，游者主事。今秦王欲吞天下，称帝而治，此布衣驰骛之时而游说者之秋也。"于是离开自己的祖国楚国到了秦国。说大了些，他是想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说小了此，不过是想谋一个差事罢了。他是一个极有才华的人，很快在政治上便出人头地。然而，由于发生了韩国人郑国入秦为间的事件，外国人到秦国的目的普遍受到怀疑，于是也就有了"逐客令"，即驱逐一切在秦的外国人。这一政令无疑代表着一种封闭、保守的意识，他既损害了诸如李斯类的游说者及所有在秦的外国人的利益，同时也必将损害秦国自身的利益，即：从根本上妨碍秦国的国际竞争力。李斯正是看出了这一点，才写下了著名的《谏逐客书》。他先从历史的角度分析了"外国人"对秦国的贡献，其代表人物有穆公时期的由余、百里溪、蹇叔、丕豹、公孙支，孝公时期的商鞅，惠王时期的张仪，昭王时期的范睢。指出正是由于这些人的谋划，才使秦国有了优秀的制度、富足的经济而至国力的强盛和疆域的不断扩大。而后直言不讳地指出，当今陛下不拒来自他国的昆山之玉、随和之宝、明月之珠、太阿之剑、纤离之马、翠凤之旗、灵鼍之鼓，饰夜光之璧、玩犀象之器、充郑魏之女于后宫、实骏马駃騠于外厩、用江南之金锡、采西蜀之丹青，却对客居秦国的人一概加以驱逐。因而可以说是所重者色乐珠玉，而所轻者在乎人民。李斯进而在文中指出："泰山不让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择细流，故能就其深；王者不却众庶，故能明其德；是以地无四方，民无异国，四时充美，鬼神降福。此乃五帝三王之所以无敌也。"


从这篇著名的政论来看，李斯无疑是一个极具开放意识的知识分子，同时也是一个极具眼光的政治家。然而，还是这个李斯，到了始皇三十四年（应该是公元前213年）提出了极具封闭保守色彩、甚至可以说是直接促成中国二千二百年专制文化的"禁书令"。其严酷性如下："史官非秦记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见知不举者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烧，黥为城旦。"


同样一个李斯，世界观上为什么会有如此翻天覆地的变化？也许我们可以从李斯之因何要下"禁书令"的理由上看出端倪。


李斯认为：三皇五帝各有不同的治国之道，然而均达到相同的治国目的，其道理是因应不同的时代、不同的政治环境而应有不同的政治策略。他们的做法，不能作为当代盲目效法的模式。从前，天下诸侯并立，相互竞争，所以各国要用优厚的条件来招揽各种人才，包容各种不同的治国理念。而当前天下已经统一，因而也就应该有统一的政令制度。普通百姓应该做地只是勤于农耕、制作，从政者应该做地只是学习法令，明白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而知识分子往往不喜欢对当前的形势做具体的研究，却喜欢引经据典，以古讽今，蛊惑百姓。而这样一来，既极不利于皇帝的权威，同时，也容易形成不同的党派，从而影响到政权的稳定。


这真是一个堂而皇之的理由。从我们中华文明的后期思维习惯（即秦以后至今，认为所谓"天下"只是中华文明区，此外乃蛮夷也！）上来说似乎是有一些道理。然而，李斯之论存在两个根本的缺陷。其一，所谓"天下"是不应只谓之于中华文明区的。孔圣人便不是像李斯那样去认识，所以，老夫子在实践他的"以天下为已任"的理想时是不拒绝当时被视为蛮夷的楚国的；其二，即使是真的"天下"统一了，便应该"禁书"吗？关于这一点，我想在今天已经没有必要由我来做什么论述，因为这已经是一个常识性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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