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华是无耻还是无知?

◎高氏兄弟   

曾经怀有余华情结的诗人宇向曾多次和我们谈起余华的作品，赞叹其语言的魅力与叙事的精妙，建议我们阅读余华的作品，并将她购藏的《许三观卖血记》借给我们看。虽然对于解冻之前一切浮在上的东西敬而远之是我们的通常态度，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对那些东西偶尔瞥上两眼。据说余华是众多文学批评家最看好的中国当代作家之一，是最具文化冲击力和颠覆性的先锋作家，是中国未来诺贝尔文学奖的种子选手。然而，最近我们翻阅余华的言论与作品，却发现这位广受赞誉的先锋作家对中国社会真实的历史与现实状况竟然惊人地无知，而且其作品的所谓“文化冲击力和颠覆性”也实属可疑。

据报道，余华最近在美国新泽西州立罗格斯大学以“文学中的现实”为题做演讲，并回答读者的提问。有读者表示困惑：你的很多作品对中国现实批判得如此深刻，当局为什么还能容忍呢？余华说：中国当局、中国媒体也在逐渐变得更开明。他笑着说：前十来年电视报纸采访我，我毫无顾忌放开了胡说，因为我知道他们反正是不敢刊登的；到95、96年我发现不能那样放肆了，因为我说的“反动话”他们也敢照登！到现在更不得了了，我没说的他们也敢登！政府？政府才不管呢，政府没人读报纸看这些东西啊。(余华新州演讲：人生就像写长篇)

我们非常好奇，也非常惊诧，不知余华“放肆”说的“反动话”是些什么内容，媒体竟会如此“开明”地刊登，为什么我们在电视报纸等媒体的聒噪喧嚣中竟然没有察觉到如此“开明”的征兆。历史与现实的经验告诉我们，当局的眼睛是雪亮的。所以我们认为，余华先生所说的那些被媒体“照登”的“反动话”如果没有人管，也许并不像余华先生想象的那样“政府没人读报看这些东西”，也并非是由于中国当局与媒体“变得更开明”，而可能是因为余华先生那些所谓的“反动话”本身过于暧昧无关痛痒，或者根本就不着边际，算不上什么“反动"。在这里，我们建议余华先生上网读一下最近“世纪沙龙”上余世存先生的一篇题为“怀念杜导斌先生”的文章，也许这篇文章能比我们更好地帮助他弄清楚到底什么样的话才够“反动”，什么人的什么样的“反动话”才会让媒体惊恐，令当局不快，被当局关注。如果余华有兴趣的话，还可以用google搜索一下“不锈钢老鼠”、杨子立、杜导斌、廖亦武、刘晓波、任不寐、王怡、余杰、余世存这些人的名字，接着查看一下与这些名字相关的内容，不管能否打开那些内容，想必余华先生会自己掂量出自己所言的的那些“反动话”的分量。

不知余华先生在盛赞中国当局与媒体在逐渐变得更加开明之时，他是否知道近来“不锈钢老鼠”、杨子立、杜导斌等因言获罪者的遭遇。他究竟对中国当局对电视报纸等媒体的长期操控浑然无知，还是有意向当局献媚？或许余华说这番话并非言不由衷，他确实是认为中国不存在言论自由的问题。记得几年前，余华在意大利接受一个什么文学奖时就曾对西方记者说：“中国作家创作与出版都很自由。”我们不知道其他中国作家在媒体上看到余华先生在西方大包大揽地代表他们说话有何感想。余华本来可以说他自己在中国创作与出版都很自由，这样说，别人无权干涉，也无意质疑。而他如果想代表中国作家说话，就应当慎重地用脑子用心多想一想，想好了再说，别忘记了在“中国作家”这顶帽子下还有廖亦武、王力雄、刘哓波、任不寐们的存在，也别忘记了一只老鼠一头猪或者一条金鱼所要求的空间和一只雄鹰一头大象和一个人所需求的空间是绝对不同的。为什么作为先锋作家的余华竟然这样天真？我们猜想，余华先生大概从不知道《南方周末》、《书屋》、《当代名流》、《21世纪环球报道》等报刊遭到当局的整肃或封杀的事，也不知道当局一直垄断新闻业与出版业并限制大陆公民安装电视卫星天线的事，他上网大概也从来没有遇到过“该页无法显示”、“你无权查阅该页”，不知道国际互联网上有众多的网站网页被当局有效地屏蔽，当然也不知道著名的“文化先锋”已被封杀数月，“不寐论坛”已被封数十次之多……写了《活着》的余华先生大约是崇尚隐忍而又超然地“活着”的，然而，余华先生究竟是“活”在今天的中国大陆，还是“活”在由小说文本构造的象牙塔里，抑或“活”在遥远的天狼星上？为什么他对当局箝制言论整肃媒体的作为竟然无知无晓？！

余华先生的这些言论使我们联想起另一位姓余的作家——余杰不久前在美国接受万人杰新闻奖的演讲，余杰在题为《我们有肩住黑暗闸门的使命》的演讲中列举一系列事实措辞尖锐地批评了中国政府践踏公民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等基本人权的行径。面对西方，为什么两位作家对中国现实的判断如此不同？究竟谁在撒谎？对比余杰与余华，还有一个有趣的现象：两位余姓作家都把鲁迅视为某种思想与写作的资源，而他们在对毛与文革等问题上观点却截然相反，余杰站在自由知识分子的立场上彻底否定毛与文革，而余华则站在许三观时代的废墟上对毛与文革一往情深。

余华曾经表示他的文学启蒙是从大字报前开始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余华读小学一年级；"文革"结束，余华中学毕业。在整个少年时期，余华没有书看，整天在大街上看大字报。他迷恋上了街道上的大字报，每天放学回家，都要在那些大字报前消磨一个小时。余华说："在大字报的时代，人的想像力被最大限度地发掘了出来，文学的一切手段都得到了发挥，什么虚构、夸张、比喻、讽刺......应有尽有。这是我最早接触到的'文学。"在大街上，在越贴越厚的大字报前，余华开始喜欢上了文学。（朱筱菁《余华：别太把自己当成"知识分子"》）一个作家当然可以从任何事物中发掘写作的灵感开始写作，我们并不认为余华从文革大字报中学习写作有什么不对。这里的问题是余华当时或者后来是否在自己心中自觉抵制或清洗了那些毒化人的心智的文革意识形态毒素。

余华在与一位意大利记者谈及文革所说的下面这段话最能说明问题：“那段时间对于中国人来说是一场灾难，但现在来看，它同时也是一笔财富。毛泽东是一位伟大的理想主义者。今天的我们希望创造伟大的思想，把自己从过去中解放出来，毛泽东也抱着同样的目的。只是他没有明白，中国人民那时还不够成熟，无法实现他的理想。”（《我能否相信自己－－余华随笔集》）

看来广场上的那块“理想主义”的蜡肉有福了，他有理由从水晶棺里站起来，在余华先生或者像余华先生这样“成熟”的人的簇拥下，登上天安门，向全世界庄严地宣布：中国人民已经“成熟”了！然后挥动他那只翻手为云俯手为雨沾满了王申酉、林昭、遇罗克、李九莲、张志新等自由思想者鲜血的胖手，再发动一次文革邪教运动。自幼喜欢看大字报的余华先生也有福了，他又可以在越贴越厚的大字报前发掘文学灵感了。只是毛幽灵一旦卷土重来，恐怕不但我们大家要受二茬罪，而且恐怕余华先生自己的文学功业也将毁于一旦，他大概不得不告别靠稿费版税吃饭的日子而重操他早已厌弃可能也早已生疏的牙医旧业。

“中国人民那时还不够成熟，无法实现他（毛）的理想”。这话说得真TMD贱！好象中国人民“活着”就是为了去实现那个湖南胖子的什么“理想”！我们本以为在今天仍然抱住毛的阴魂不放的只是一些不可救药的极左之徒以及一些被毛的愚民政策彻底弄傻了的灾民，没想到中国的“先锋作家”也有如此不辨香臭的恋尸癖！余华对毛的吹捧让人难以容忍！他把发动文革浩劫的罪魁祸首说成是“一位伟大的理想主义者”，又称文革“是一笔财富”，并且着力美化独裁者发动文革的目的。余华对毛的这种令人感到肉麻的吹捧究竟是出于无耻，还是出于无知？按照余华先生的逻辑，希特勒的奥斯维新、斯大林的古拉格也是一笔财富，是否余华先生已经“成熟”到把希特勒、斯大林也理解为“伟大的理想主义者”的程度？按照余华先生的说法，似乎毛搞独裁发动文革浩劫没有罪没有错，有罪有错的倒是遭受浩劫的中国普通百姓，谁让他们“那时还不够成熟”呢！许三观一家在文革中捱饿卖血活该，谁让他们“那时还不够成熟”呢！我们的“先锋作家”是多么的“成熟”啊！那些从《活着》与《许三观卖血记》中读出作者对小人物的同情的人是不是有点一相情愿，而且“不够成熟”！

诗人宇向最近在与我们交流余华问题时表达了这样的困惑与观点：“......为什么那么多写出优秀文字的作家诗人都有着巨大的立场判断错误，是对文字的过甚进入伤害了他们？还是要被蒙住眼睛才能写出好的字句？文字必须要有魔鬼的施术才触动人心吗？还是我们大部分人就是弱小无能甘于被迷惑而无力甚或难说不是一种暗藏的懒惰呢？......我想如果余华公开发表的言论与现在他这些言论相反的话，他的作品会是另一种阐释。而现在实际情况是他的演讲和解说废弃了一大批阅读。就此，我更愿意对他的批判是以他的言论为主。”（宇向2003-11-11电子邮件）我们一直认为，对毛与文革的判断不只是一种道德判断，也是一种审美与智性的判断，而人们对事物的道德判断与审美及智性的判断并不必然处于平衡对称的状态。余华对毛与文革的崇拜和迷恋使他与其广受赞誉的小说作品构成了一种荒谬复杂的矛盾关系，这其中包含着语言的魅惑、历史的遮蔽、错位的误读、批评的贫困、价值的迷津、文化的溃败、救赎的虚幻以及对苦难的低俗玩味等多重因素。而余华对毛与文革的崇拜和迷恋源于他对中国现实政治与现实真相的无知，这显然大大影响了余华的小说写作，使他不得不在小说中或者极力淡化现实政治的背景，或者就把谎言当作真相。余华出生在1960年，那正是毛搞“大跃进”造成的大饥荒时期，这一时期被当局谎称为"三年自然灾害"时期。余华不喜欢的那些知识分子早已澄清１９５９至１９６１年中国大陆实际上风调雨顺，根本没有什么发生什么大规模的自然灾害，当时中国发生大面积的饥荒完全是毛的极左政策所至。余华对那一时期的历史并不清楚，他在《许三观卖血记》中描述这段历史时，一直沿用当局的说法，称之为"三年自然灾害"时期，还大笔一挥降下大水，说什么"水灾过去后，荒年就跟着来了。"历史的谎言就这样成为文本的“真理”。饿死上千万的大饥荒在余华的小说中被轻描淡写地虚化过去，一向以冷酷的叙事著称的余华在这里竟没有忍心让他笔下的任何的一个人饿死。

看来余华先生对历史与现实的真相并不怎么在意，但我们知道他是“希望创造伟大的思想”的。作为写作者，可能他对文本的“真理”更感兴趣。那么，写了《活着》、《许三观卖血记》的余华心目中的“真理”究竟是什么？余华说："我开始意识到一位真正的作家所寻找的是真理，是一种排斥道德判断的真理。作家的使命不是发泄，不是控诉或者揭露，他应该向人们展示高尚。这里所说的高尚不是那种单纯的美好，而是对一切事物理解之后的超然，对善与恶一视同仁，用同情的目光看待世界。"（《余华作品集》）

评论余华的小说并非本文的主旨，但既然已经从余华的言论谈及余华的小说，我们也不妨再多说几句。一个作家在小说叙事中隐藏起自己的道德判断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这种零度叙述方式也不是什么新鲜前卫的叙事策略，中外许多作家都是这么做的。然而，如果余华真的把“排斥道德判断”视为一种真理，并达到了“对善与恶一视同仁”的“超然”境界，他还写什么小说？做什么演讲？要知道，任何一种道德判断的背后都潜隐着一些相应的审美与智性的因素。当一个作家自我抽空了写作的基点和理由，他又如何能“用同情的目光看待世界”？我们不相信一个视苟活为幸福并且崇拜毛氏纳粹思想的作家能“用同情的目光看待世界”。那些从余华那充满了无可奈何的宿命思想的小说中解读出作者对小人物的同情以及“文化冲击力和颠覆性”的读者实在是太富有想象力了。

据说余华与鲁迅有文化血脉上的联系。余华和鲁迅的确有不少相似之处，比如两者都是弃医从文，都怀有某种矫饰的左倾情结，都缺乏终极信仰，作品中都充满阴冷的气息……余华的小说糅合了鲁迅、卡夫卡、拉美文学以及法国新小说，把鲁迅所概括的"把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的悲剧模式推演到极致，发展出一种冷漠玩酷的寓言叙事套路。显然，余华笔下的福贵、许三观们属于阿Q的后裔，他们仿佛注定永生永世属于劣等种族，对于他们来说，好死不如赖“活着”，“活着”意味着一切，人生无须自由、尊严，照样可以无可奈何而又自得其乐地像猪一样“活着”。与鲁迅对阿Q的批判、嘲讽有所不同，余华对自己笔下的福贵、许三观们充满了一种冷眼旁观、细心玩味的意淫之情，这实为一种冷漠的看客的心态，而这恰恰成就了作为写作者的余华。就叙事的冷酷与精致来说，余华显然已经超过了他的先师。也许，按照许三观说法，"这就叫屌毛出得比眉毛晚，长得倒是比眉毛长。"

余华自《在细雨中呼喊》以来一直沉迷于一种东方犬儒主义的“活着”的说法，1998年他在接受《中国图书商报·书评周刊》记者的采访谈到他的小说《活着》时说："活着是生命的唯一要求"。余华也试图通过他的小说让大家相信这一点。这与中国官方人权就是生存权的“高论”多么相似多么吻合。难怪余华作品在中国畅通无阻。

毛时代的中国就像一个巨大的精神粪坑，置身于如此畸形的邪教现实之中，有多少人为之窒息！有多少人久而不闻其臭！在当今中国的文学艺术界，丧失了正常的精神嗅觉不以毛与文革为耻者绝非余华一人，即使是在崇尚思想的所谓知识界、学术界，我们也曾碰到许多不辨香臭尊崇毛幽灵的文革精神遗民。一个嗅觉被异化的民族一直漠视甚至抵制清理毛时代的精神粪坑的工作，后毛时代的所谓“拨乱反正”只是一种权宜性的政治策略，而某些被冠以前卫先锋新锐的艺术家作家学者也仅仅是将毛时代的意识形态污物当作意淫玩味与谋取名利的资源，某些人还一方面以暧昧不清的“艺术语言”对文革做貌似深刻的“批判”，另一方面又无视与文革有直接关系的当今中国现实的腐化残酷，有意无意地充当丑恶势力的帮闲甚至帮凶，为那个给现实的腐化残酷提供制度保障的幽灵化的文革元凶招魂颂德。诺大的中国真正在做清理文革粪坑工作的知识分子有几个！？

中国知识分子在毛时代被扣上“臭老九”的恶名多次遭受政治运动的围剿打压，又在1989年的那个夏天遭遇国家机器的致命重创，半个世纪以来，随着知识分子的失落，谎言成为合法的“真理”，而许多常识却被颠倒了，在某些人的眼里，"知识分子"俨然成了一个令人羞辱的身份，有些人羞于把自己当成“知识分子”，并迫不及待地要和知识分子划清界限。余华先生就曾对记者说：“我觉得现在我把自己放在起码不是‘知识分子’的立场，这种状态挺好。”余华这种和知识分子不屑为伍的表白与姿态很容易让人感觉是在模仿一直贬损知识分子并写过“千万别把我当人”的王朔。实际上，王余两位作家也是知识分子，王朔后来在与老狭（刘晓波？）的谈话中也已承认自己是个知识分子。知识分子做自我批评自我批判不是什么坏事，但有什么必要做出那种不屑于和知识分子为伍的姿态与架子！？非要把自己排除在知识分子之外再来批评批判知识分子未免太自恋了。世界上大概没有几个民族像汉民族这样喜欢糟蹋自己的知识分子，世界上大概也没有几个民族的知识分子像汉民族的知识分子这样喜欢自我糟蹋。

“别太把自己当成‘知识分子’。”余华先生还曾这样提醒（或者说警告）人们。在一个最需要知识分子站出来唤醒历史记忆，清理毛坑，恢复被颠倒的常识的时代，余华先生说这种带有帮闲意味的风凉话有什么意义？！什么叫“太把自己当成‘知识分子’”？在犬儒主义盛行的中国“把自己当成‘知识分子’”的人本来就不多，而所谓“太把自己当成‘知识分子’”的人就更少了。中国从来不乏帮闲的文人看客，而恰恰缺少“太把自己当成‘知识分子’”而不满足于像猪一样“活着”执意要对强权与现实说三道四的公共知识分子，缺少战胜了恐惧、相信自己“有肩住黑暗闸门的使命”的独立知识分子。在这里，我们要向这样的知识分子致敬！也顺便提醒余华先生：写你的小说，看在许三观的份上，为了让许三观的后代不再卖血，帮闲的话少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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