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悠悠苍天，此何人哉(文论·之
三)
——汪建辉《中国地图》及其症候分析
◎
李亚东
五、“人人都是伪君子”
——从特务“夹着屁眼做人”说起
读《中国地图》的特务故事，一再想到“失败”一词。用康拉德的话说，那个特务是“被上帝完全抛弃的人”。不折不扣的失败啊。“蓦地黑风吹海去，世间原未有斯人”，真的太残酷了。
也还自身的处境，也还想到“我们的失败”。
就像流亡作家北明《上帝的弃地》一文所写：
“近代中国，无论内战、外战，战事频频：鸦片战争、甲午战争、军阀混战、北伐战争、抗日战争、国共战争、朝鲜战争、中印边境战争、中苏边境战争、中越边境战争。从抵御外侮的鸦片战争一败涂地之后，一个接一个的战争，越打越荒谬，越打越国破民穷、自弃自馁。唯有抗日战争，柄以自卫的正义，赖以国际大背景，因侵略者宣告投降而获胜……战而无胜，这是中国的不幸。”（《上帝的弃地》）
野夫更是悲愤莫名：
“我们活得真他妈失败啊，……沧浪之水，清浊有别，而河清海晏的日子，我们却至今未曾见着。前人诗谓——无量头颅无量血，可怜购得假共和。一百年前我的乡贤在武昌打响的首义，没有换得真共和；之后几辈人的血漫大地，还是没有换得。难道这真是对吾族的一个毒咒吗？”（《民国屐痕》）
已逝的前辈刘宾雁先生，在2005年八十寿宴上，以“我这八十年”为题开讲：
“我是觉得我们八十年以来的教训就是我们，太狭窄了。我们的眼睛就是看着政治。……回想一下二十世纪这一百年，有那一页历史上写得不是‘失败’两个字？……中国人为什么这么不争气？……让我们好好想一想，把眼光放得宽一点，看得远一点，看得深一点。不要一天到晚老是看着中南海。中南海越来越不重要了。现在也许我们真正是在黎明前那个最黑暗的时候。”
还有欧阳小戎《老汪和他的〈有没有〉》一文捶胸顿足：
这四千年来，这个民族一直缺乏一个最本质、足以奉为神圣的力量作为精神支撑。……这个民族的心灵还未开化，他们将一己私利奉为生命的真谛，他们感受不到自由和理想的召唤。可怕的不是机枪和坦克，可怕的是麻木不仁的心灵，机枪和坦克，以及后来的无数牢狱只不过是这麻木心灵的表现形式。当有人站出来的时候，他们不闻不问，甚至视那些苦难的命运为理所当然。
狱中的林昭曾在一首名为《大地》的诗中哭泣：
难道说一个真实美好的黎明，
竟永远不能在你上面升起？
的确是黍离之悲，中国人的百年孤独。亚细亚的千年绝望,“白茫茫一片大地真干净”。“人性崩塌”后什么样子没有？
想到当下的我们，“夹着屁眼做人”的实景。
真是那样子，跟《中国地图》中的特务一样，“在这个森林里夹着屁眼做人”。那么难听的词，那么亲切的意象。如果嫌难听，就换成“低调做人”或“忍辱负重”、“韬光养晦”等，意思差不多。
胡平先生的“序”，从这个角度入手。他说《中国地图》揭示出极权社会中生存的虚假性、欺骗性和荒诞性；“在某种意义上，这个特务老头的悲剧也是当代我们每个中国人的悲剧。在中共暴政下，我们都戴着假面具生活，用假面具掩盖真面目”，不过问题在于：
我们的真实的自我由于埋藏得太深太深，以至于被遗忘，等同于消失，等同于不存在；而那个伪装的自我，虚假的自我，由于它占据了我们整整的一生，到头来就变成了我们自己，变成了真实的自我。……读《中国地图》是一种强刺激，它使读者猛然醒悟到自己生活的虚假与荒诞。读者不能不反省自己的一生是否真实。
由他的“借题发挥”，想到相关的议论。如刘晓波先生不无愤激地讲，那些自称“体制内改革派”的人，个个像“打入敌人内部的地下工作者”。每次跟那些官员聊天，似乎个个有戈尔巴乔夫的远大抱负、忍辱负重的韧性和足够的政治智慧。“也许是我小时候看革命电影太多，中毒太深，以至于我常常把他们想象成打入敌人内部的足智多谋的地下工作者。这类现象远远不至于官员，在新闻界、教育界、文化界、官商界比比皆是。”他称其为“后极权时代的精神景观”：
后极权大陆的精神景观既分裂又同一：体制内行为与体制外行为、官方语言和民间语言、公开表态和私下聊天、悲剧现实和喜剧表演之间的分裂，达到了触目惊心的程度。但这分裂又奇妙地统一于犬儒化的生存方式之中，苦难现实被转换成小品化的民间娱乐，发泄不满转化为自我麻醉，嘲讽权贵退化为自娱表演。除了享乐和消费之外，似乎仅存的硕果只剩下“经纪人理性”的畸形发达：不择手段地谋求个人利益的最大化。（刘晓波《打入敌人内部的地下工作者》）
类似的议论，越来越多了。譬如徐贲提出“扮傻游戏”；资中筠先生讲，多数人并非良知全泯，但感到无力和无奈，于是“人人都做两面派，丝毫没有歉疚感。古之欺君是大罪，今之君似乎有意需要被欺。”（《知识分子对道统的承载与失落》）。作家严歌苓说，现在“底层的人装忍，上层的人装蒜”。作家尤凤伟讲，“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中国人将话分为能讲和不能讲的，久而久之形成了自动控制，“哑巴吃饺子心中有数”，作家很难依照自己的心灵写作。（《我心目中的小说》）某个周刊组织了“假面时代——为什么我们都要装”专题，说在一个“假面社会”或“假面舞会”，上演着“台上是人、台下是鬼”的“双面人”大戏。意思的是美国驻华大使骆家辉“跟进”说，“我有时也看CCTV的节目，很多持有美国绿卡的嘉宾，在里边侃侃而谈，有时甚至在骂美国，这些人潜伏的真好。……”（《骆家辉致中国媒体的一封信》）——我想他其实，知道更多的。
发现类似情况早就有，也不限于我们中国。
譬如鲁迅提出“二丑艺术”：“他没有义仆的愚笨，也没有恶仆的简单，他是智识阶级。他明知道自己所靠的是冰山，一定不能长久，他将来还要到别家帮闲，所以当受着豢养，分着余炎的时候，也得装着和这贵公子并非一伙。”譬如《日瓦戈医生》中，指出“这是世纪病，时代的革命癫狂。心里想的是一回事儿，说的和表现出来的又是另一回事儿。谁的良心都不干净。……”只不过书中人物毕竟是医生，由此观察到了“心脏细微溢血现象”：
“我们这个时代经常出现心脏细微溢血现象。它们并不都是致命的。在有的情况下人们能活过来。这是一种现代病。我想它发生的原因在于道德秩序。要求把我们大多数人纳入官方所提倡的违背良心的体系。日复一日使自己表现得同自己感受的相反，不能不影响健康。……”
据我有限的阅读，中国作家、学者看不那么深。
还有“双重思想”(Doublethink)，《1984》中提出来的：
党有句口号，道是：“控制了过去，就控制了未来；控制了现在，就控制了过去。”从性质上论，过去自然是可以改变，然而还没有人改变得了它。凡是现在正确的事情，自会永远正确。这些全都是易如反掌。需要你做的，惟有不断战胜你的记忆而已。他们把这叫做“现实控制”；拿新话来讲，就叫做“双重思想”。
……知道一切，又一无所知；通晓真情，又把谎撒得圆；混淆是非，无视矛盾；运用逻辑来对抗逻辑，吹嘘道德又弃绝道德；视民主为妄想，又相信党捍卫民主；该忘的抛到脑后，该想的召之即来，而后再迅疾忘它个干净——而特别是，把这样的过程就用在过程上面去。真叫妙不可言：有意进到无意识当中，却不去意识到刚刚进行了催眠。即便要弄懂“双重思想”这个词，也得用上点双重思想才行。
可能聪明的读者理解了。抄书的我只是想到，“第二十二条军规”和“认知失调”等概念。感到已经中了“双重思想”的招，脑子被活生生整瓜了。不知道该怎么辨分、不知该怎么划界。就像两千年前庄生梦蝶，或万里之外昆德拉描述的：“于是我问自己：是谁做梦了？谁梦见了这个故事？谁想象出来的？是她吗？他吗？他们两人？各自为对方想出的故事？从哪一刻起他们的真实生活变成了凶险恶毒的奇思异想？……”（《身份》）难怪奥威尔《西班牙内战的回顾》一文写：极权制度真正可怕的地方，“不在于它会犯下‘罪行’，而在于它会毁掉有关客观真实的观念：它既想控制未来，也想控制过去。”
“人人都是伪君子”，《1984》中的裘莉亚下结论。
中了“双重思想”的我们，精神上强奸和被强奸。
小说中有个细节，“特务”一次次将卷成圆棍状的“中国地图”塞进自己肛门，他从中得到了极大的快感：
“每当这时他都要将藏在屁股里面的“中国地图”拿出来，只要看到它，他就会像是信徒看到圣物般兴奋起来。他的身体也会因之而抽搐。”
如此有趣的细节，当然逃不过论者的法眼：
“……一个被权力强奸了的人，他对这个权力产生了一种深深的依赖感，几乎就要爱上它了。这样一个人，他永远都不可能再像处女一样矜持、等待和旁观了，他已经卷进了事件的漩涡。”（李文倩）
在与朋友对话中，建辉自鸣得意讲：
汪建辉：不知道大家看出来没有，特务每次都是将“中国地图”藏在屁股里面，由先前的不适应，到后来的有了快感。在这里，我想表达的是“国家”与“人民”的强奸与被强奸的关系。
陈家坪：我肯定注意到了特务屁股里的这张“中国地图”，它令人惊讶！它也有着完整的，传奇的命运——最后被拍卖了。（陈家坪：历史与文学创作——再读汪建辉长篇小说《中国地图》）
其实读到那里，谁会不惊讶？甚至感到不适，也很正常。我想作者有他得意的理由，一个“逃避自由”或虐恋的故事，没有比如此画面更能诠释的。也是斯德哥尔摩综合症，恨某某、骂某某、不见某某想某某。说起来好像不寻常，生活中常见得不得了。我们堂堂正正的中国人究竟怎了？就像鲁迅说在万恶的旧社会，人们“从奴隶生活中寻出‘美’来，赞叹，抚摩，陶醉”。不过跟社会新、旧有什么关系？甚至也不一定齐茬茬处于“正午的黑暗”。如姚监复《文革中自愿的行刑者和自愿的受刑者》一文所披露的：
“新中国一号烈士”段德昌，据说被自己人“错杀”时要求：“如今红3军子弹极缺，杀我时不要用子弹，子弹留给敌人，对我，刀砍、火烧都可以。”再如1959年庐山会议上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的彭德怀，一再检讨“我给主席的信，不仅事与愿违，而且起了相反的作用，自我检讨这将是我的罪恶”；并说“我只能毁灭自己，决不能损害党领导的人民军队”。
面对斯情斯景，我不觉得安全。肯定没有那份傲慢，把自己放往安全地带。有什么理由啊？不愿念什么“天灵灵，地灵灵，再来一个冰激凌”，但也对“风可进，雨可进，国王不能进！”不是太有信心。就比较认可卡夫卡的话：“我并非骑手，而是躺在地上。”以及米沃什的：“……我就像那些沉溺在自己生活的人，几乎无法令自己的下巴高于水面。”是的，当真我怕孤独。就像J.格林写的：“我知道，与偌大的宇宙相比，我们太微不足道了，我知道我们什么也不是；在如此浩大的宇宙中似乎没有任何东西在某种程度上既能淹没人又能使人重新获得信心。……我们跌入了一个巨大的黑暗迷宫，我们怕极了。”
因为孤独，逃避自由。一旦怕极了，早晚来臣服。跟内心无关，跟时机有关。假如有一天，强大无比的历史代言人宣布“你处在历史之外，你不存在”，向我们这种既非义仆、也非恶仆的外黄内白、首鼠两端、“潜伏的真好”的伪君子发出通牒：
你首先要明白，在这个地方，不存在烈士殉难问题。……在这里招供的都是真的。我们想办法做到这些供词是真的。而且，尤其是，我们不让死者起来反对我们，你可别以为后代会给你昭雪沉冤。后代根本不会知道有你这样一个人。你在历史的长河中消失得一干二净。我们要把你化为气体，消失在太空之中。你什么东西也没有留下：登记簿上没有你的名字，活人的头脑里没有你的记忆。不论过去和将来，你都给消灭掉了。你从来没有存在过。（《1984》）
——当然势不可挡地，你会爱上老大哥。
我们爱老大哥！除了这个还有什么选择！
六、“没有敌人”还是“有敌人的写作”？
——与小说家商榷
从前面引的文字，能看出写作者心理。尤其书的后面，有段“旧版中国地图卖出了天价”的描写：
在叫卖到80万元时，场面上出现了一个小小的插曲——有一个参加拍卖者静静地走上前去，用鼻子凑近地图闻了一下，梦游一般地说：“怎么……怎么……怎么会有一股大便的味道呢？”
“历史！历史！”拍卖师举着拍卖锤叫道：“这就是历史的味道！历史不但会留下痕迹，而且还会留下味道！”……
看到这样的“恶搞”，我不禁产生一点怀疑。进而想结合作者的写作主张，说一些商榷性质的话。汪建辉明确主张一种，“充满着恶意”的写作、或叫“有敌人的写作”。他在好几个地方，阐述了自己的看法：在《十四年》里写：“一个写作者内心没有敌人如何写作——尤其是在一个独裁国家？”在《时间的重量——独立中文笔会2009年度自由写作奖受奖词》中写：“自己的敌人越强大，自己也会越强大。比如说拳击选手，轻量级对重量级的，即使失败了，哪也是在情理之中。如果有一天，我胜利了，那么就证明我已经超越了自己的能量——虽然我清醒地知道我不可能会胜利。”在与朋友的对话中反思：
我觉得我的写作是一种“有敌人的写作”。有时我也在反思在这种写作里是不是充满了恶意。是的，我的所有作品里没有一个人是成功的，是我的“恶意”伤害了他们。我也在想我是不是要改变一下，让我笔下的人物能够过的好一些，但是我不能做到。因为我心里头的敌人太强大了。不过，我还是在心里给自己找到了解脱。我对自己说：那些成功的主角，有那么多“主流作家”写就已经足够了。我不能加入进去，让虚构的幸福和成功更加泛滥。
我想这个问题，有进一步谈论的必要。一方面来说，“充满恶意”的写作有美学正当性。古人所谓“不平则鸣”、“发愤抒情”等，《好兵帅克历险记》第一部跋云：“生活绝不是培养上流社会风度的学校。”托洛茨基讲，“刺杀暴君的历史就如同暴君本身存在的历史一般久远，而每个世纪对于那把象征解放的匕首也谱出了无数纪念的圣歌。”高尔泰先生自述：我们这代人，像被仇恨喂大。“仇恨是我们的哲学，仇恨是我们的宗教，仇恨是我们扎在祖国大地上的深根。它从灾难吸取能源，提供我们激情灵感，使我们燃烧如火。这火在超高压下凝固，在超低温下冻结，干硬如铁，支撑着我们的脊梁和膝盖，使我们得以，在非人的处境中活得像个人样。”（《寻找家园》繁体版自序）野夫则明确表示：“我和这个时代永远无法握手言和”，——“……你想象一下，当你是一个三、四岁的孩子，每天看到你的爸爸被捆绑着游街，你的家里随时有人来抄家，甚至深更半夜突然来，机关枪就架在你家门口，你的母亲被侮辱，你对这个社会怎么可能喜欢？你怎么会爱这么一个时代？”（《六零后和八零后的对话》）
其实眼光放远点，我们大陆好几代文学人的共同导师鲁迅先生，简直就是“有敌人写作”的掌门人。“在现在这‘可怜’的时代，能杀才能生，能憎才能爱，能生与爱，才能文”是他的名言。他在为杂文集《坟》所写的题记供认：“……我的可恶有时自己也觉得，即如我的戒酒，吃鱼肝油，以望延长我的生命，倒不尽是为了我的爱人，大大半乃是为了我的敌人，——给他们说得体面一点，就是敌人罢——要在他的好世界上多留一些缺陷。”与鲁迅不同的在于，如果说他有理由愤怒，那么我们的愤怒比他有理由多百倍。像野夫所表露的，一个社会的正义得不到伸张，精神的疾病就会成为我们的隐伤：
“这个隐伤未好，只是藏在我们心里，在平时我们可能是很快乐的人，但是一旦因为某件事情、在某种情境中，潜意识被唤醒，内心的隐伤发作，就会很绝望，想要结束生命。”
但我想另一方面，问题处理不当就不好。就会走向反面，我们的隐伤如果失控的话，就会夺走我们精神健康、要了我们的写作生命。前年我写关于“独立写作”的专论，曾有针对性地加了两段：
一切独立写作都是自我赋权的，……既然是自我赋权，是春鸟秋虫自做声，独立写作就不可避免带有反抗压迫或争取独立的性质。这里说的压迫，不光是政治压迫、极权主义；也不是写作者需要敌人，而是外部物质世界不鼓励一种“非功利性”，物质世界要对心灵施压。如果顺从压力或不反抗，心灵就没有自己，写作者就没有尊严感。所以很多时候，独立写作是一种“充满敌意”的写作。那是它的外部特征，不是所有作品都那样，更不是它的出发点。在本质上或初衷上，独立写作是争取自我尊严、却没有敌人的。它的眼界开阔得多，并不停留在政治、社会层面。
……它是自由的、非功利的，也是反抗的、争取尊严的。仅此两点，已足以把形形色色的独立写作，与形形色色的不独立写作分开来。由于头一条，它是审美的而非狭义政治的。由于后一点，又带有广义政治性，甚至带有“维权”的特性。——是否显得矛盾呢？其实不。没有敌人是原则，心怀恶意是处境，并不纠结。本就是自我赋权，遇到压力才反抗。……独立写作的出发点，肯定是审美性的。归宿呢，有时候是审美的，有时候走上了歧路或中途迷失。这也不奇怪。毕竟中间有很长一段路。在这条取经路上，审美与非审美、艺术的与政治要相遇、纠缠、周旋、较量，有时候审美与艺术会败下阵来。我们不希望那样，那是我们的失败。可从根本上讲，任何人不能期待自己会避开这种纠缠、较量和生命的耗费。自由与审美也无从避开不自由、反审美的围堵。……（李亚东《正声何微茫，哀怨起骚人》）
这短话是写给“敌人”的，也是写给自己和同路人的，作为对问题想清、想透以后的自我提醒。今天想重申自己的看法。其实大道理老汪不是不懂。他以前写过一篇随笔，提醒自己“不要愤怒”：
我一直告诫自己：你不要愤怒，面对一切你都要有一颗冷静的头脑。你看见了马路上穿行的汽车了吗?你看见了周围的人用探寻的目光看着你吗?你含着愤怒穿越马路，汽车就会从你身上碾过将它碾碎。你含着愤怒与人争斗，别人就会从你的身上看见一种威胁，他们将含恐惧离去，心里的湖水总也不能平静。愤怒使理智消失不见。”尤其一再写，“我们最好都不要让自己愤怒，我们要让自己行自己的善，自己灭自己的恶心。人才能完全上升至自觉。”“我愤怒了，那是因为我还不能完全驾驭自己。”（汪建辉《记忆：快乐或绝望》）
——道理他真的懂。我想说的是，由于越来越愤怒，他有点控制不住。不光写作时失去分寸，甚至思考上“走火入魔”。
就举几个问题，它们之间存在联系：
一是《中国地图》立意上，有点含糊其词、似是而非。
作者说“不相信任何乌托邦”，就是说跟《1984》等相通。又说“是通过反特务的理想，来反这么多年来强加在中国人身上的共同的理想。”当然也对，“共同理想”是被加在我们身上的。可是他在表达时，有时未免“笼而统之”，给人印象一切理想是毒药。比如书中一个地方，讲了经不住推敲的话：“……他们在床上干的事情，在我的这本书上是应该略去的，因为这本书与那些用下半身写作的不同，这本书是一次挑战理想的意义的写作。”
——我当然有困惑。既然按照通常理解，“下半身写作”正是“挑战理想意义”，——借用《1984》中的话，所谓“满意的性交，本身就是造反”，——那《中国地图》该引为同调才对？看来不是。可假如是一概而论“挑战理想意义”，就跟乔治•奥威尔式的“反乌托邦”，不是一回事了。前面已经说了，本书走的路子基本是《堂·吉诃德》、《茫茫黑夜漫游》式的。
作者思想的犹疑，体现在作品文字上，就是品质上参差不齐。比如有一段生意盎然的文字，对“共产主义幻觉”的讽刺入木三分：
正午时分，开始吃饭了。一盆饭，一桶汤。饭黄中发黑，黑中泛黄，远远的就有一股子发酸的馊味。汤呢？则干干净净的，如果说你看到了汤里面有什么内容的话，那一定是从天上飘过的一朵云彩，将它的影子投到了这碗汤里面。可怜可怜这些女人吧！给她们一点儿精神支柱，让她们觉得生活还有一些趣味、色彩，否则这生活就真正是一点想头都没有了。兰花花就是紧紧地抓住了这一朵飘过头顶的云，让它从天上落入自己的碗里，将其想像成一朵嫩嫩的蛋花，而后再将之一口喝净，于是，在意识里肚子中便装着了一朵蛋花。这种游戏以后在兰花花的生活里头不断地重复着，并使她一直保持着良好的心态，在那种艰难的环境中活了下来。
说实话，兰花花从小到大一直都没有受过什么苦。即使是在解放以前，在爷爷的照顾下，她也从来没有要靠这种虚无的想像来维持生活中的养分（看来这个时代真的是要靠生活在幻觉中了？大的幻觉是：幽灵般包围着这个国家的“共产主义”，小的幻觉是：虚无地漂浮在碗里的“蛋花汤”）。……
可另外一个地方，对“理想”的调侃让人啼笑皆非：
J就这样被放了出来，才出了公安局的大门，他就看到了一个老太婆（兰花花）一边向他扑过来，一边嘴里还在对旁观的人说着：“我就知道他不会是特务，我观察了他很久，我发现他是本世纪最后一个有理想、有追求的人。”
一个老太婆当着众人，会讲出这样文绉绉的话？只能说她成了作者的传声筒。我把它理解为，“有理想、有追求”受尽奚落的中国当下语境，给作品打下的烙印。其实哪跟哪呀，只要跳出气氛恶劣的“小圈落”，“有理想”未必贬称。正如C.S.路易斯指出的：一旦我们走出小圈落，会立刻发现一个惊人的事实：“在外面的大环境中，我们所谓的‘正常’是一个体面人想也不敢去想的，而我们所谓的‘堂吉诃德式行为’是一个大家公认的起码道德操守。”（《痛苦的奥秘》）
明白这一层，其实并不难。但是一种语境，让我们不辨方向。甚至把落井下石的行径，当成了挑战风车的勇敢。所以我的朋友，还是省省吧，不要把否定一切理想和价值当勇敢，也不要从根本上否定唐·吉诃德式的精神。从网上看到一个帖子，题为“骑士精神：我们所笑谈的，也许从未存在过”（作者：张佳玮），想到抄在下面：
……重述一遍过程：
最初，有一些美好的精神，叫做骑士精神。
后来，堂吉诃德被骑士小说欺骗了，以为那些虚伪、愚蠢和僵化是骑士精神。
后来，世界因为堂吉诃德而群起嘲弄骑士精神。
世界在变轻飞上天空，而骑士精神变成了沉重的过期石头。
二是漫画式的笔触，有点过于冷嘲。
已经有人指出：“在小说最后的写作部分，作家似乎失去了叙述上的耐心：……小说人物在作家观念驱使下的怪诞行为，对作品本身是一种伤害。”（李文倩）我想举例说明，那样做的得失。
先看一段文字，兰花花如何“零落成泥”：
……村长放下帘子，绕过窗户，轻轻地推门进去，幸运地，门没有响。他来到她的身后，慢慢地将手放在她的肩上，她颤抖了一下，而后开始挣扎，水花四溅。把村长的衣服全都打湿了，村长可不顾这些，他只在她的耳边说了一句话，兰花花就不动了。
村长在兰花花的耳边说的是什么呢？这一定是读者最关心的。在谜底还没有揭开时多数人会以为是一句咒语。如果掌握了这么一句咒语，那么，哈哈、哈哈、哈哈……天底下的女人……不是尽在掌握了么？
村长在兰花花的耳边轻轻地说了一句：看到地主的下场了吗？
话音还没有落，兰花花就不动了，而后一股泪水从眼角里涌了出来。亮亮地滴落在身下的盆子里……
再看另外一段，随笔《记忆：初恋情人》中的文字：
当人老的时候，无所事事，便开始整理秘密；那是财富，就像埋在地下的树木年代久远了，变成了煤炭。煤炭在炉火中旺旺地燃烧，然后那些故事便消失了。老人翻弄着自己的秘密，如火焰照耀了最后的日子，后来火焰熄灭了他便死了。火光中我仿佛看见了卖火柴的小女孩划燃了七根火柴，火柴燃了又熄了，熄了又燃了，火光中我看见了中学时代的那栋教学楼，工字形的建筑结构，二层楼。楼梯处在两栋楼的中间，然后分开向左右延伸去。我站在楼梯上面，双手抚着栏杆，向正面对着的学校大门望去。她出现了；我的心不禁颤栗了一下；还是那样娇小、尖尖的下巴，长长的头发随意地一扎披在肩后。那副文静的样子，与我童年的孤僻多么相似啊!她远远地走来了，书包长长地吊在腰的下面一晃一晃地，像一支风中的芦苇。就这样，一晃一晃地她向我走来了，从年少一直走到了年老。
……那是我最后一次看见她，她弯曲的背影如一只犁划入了我的心。从此我的心里便留下了一个弯弯的印记，如一轮残月挂在天空之中；有时它不见了，我便去寻找她，摸着黑，数着星星，在闪烁着灯火的大地上行走。……有时候它成了半圆，又成了圆，于是我知道她怀孕了。后来它又不见了，我听说她生了一个女孩。
显然两篇文字，不可同日而语。随笔写得相当动人，一个梦中的女孩让人颤栗，那样可爱、那样年轻、永远不老。哪怕作者老了、读者老了，“她”也不会老。而《中国地图》中的文字，写的是美好的毁灭，一个女子的奥斯维辛。居然夹叙夹议、插科打诨的风格，让我怎么接受？再说此时的兰花花像是一位真实的女子吗？怎么给人的印象是，旧戏里的脸谱角色，始终自觉地做戏，没有自然地过活。或许你反驳，说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以及帕斯捷尔纳克说的，“抒情诗已经不能表现我们经验的广博”。对此我将不置一辞。
还要说到理念化，对于小说的伤害。
正如李文倩冷静指出：
……它取消了这一看似芜杂的文本的多义性，使其呈现出一种单一的面相。《被禁锢的头脑》一书的作者，波兰诗人米沃什在《米沃什词典》一书中说：“最重要的一点是，我没有让自己政治化。”“如果我变成了一个政治作家，我就会使自己的可能性变窄，变枯竭。”对《有没有》一书的阅读，让我对作者这种观念上日益明晰的写作多了一层忧虑。（李文倩：心怀敌人的写作——读《中国地图》，兼及《有没有》）
认同他的批评。包括前面提到的“强奸与被强奸”，我觉得除了过于漫画式图解外，大概还包含着一种泄恨心理？书中的特务其人，固然是一位怀璧其罪者，大概也能指认为一个怀恨在心者？
分明看到，敌人的存在使作者伊于胡底。
与之相关的，是作者再三表达的一个观点：
我一直喜欢说：“语言是历史的必然对称”。我写过一个长篇小说名字就叫《语言是历史的必然对称》，就是想探讨与我们这个时代对称的文学是什么样的形式，……。一个历史就会有一个文学形式，我们常说的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就是最好的例证。我总会想，与我们这个时代对称的文学形式会是什么呢？我现在初步的感觉是“言论”和“政论”。原因是：我们正处在一个需要“表达”与“言说”的时候。当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想法，那么，将它们言说出来，让更多的人知道就显得尤其的重要与迫切。（陈家坪：历史与文学创作——再读汪建辉长篇小说《中国地图》）
他并扼要说，我们“这个时代对应的文学文本一定不会是诗”。他提问题的方式宏阔，属于“一代有一代之文学”那种。过于宏阔的命题，讨论起来就太吃力。我只能缩小范围，对于他提出的与我们时代相对称的文学样式是“言论”和“政论”，表示审慎的怀疑。怎么会那么简单，更不会那么肯定。或许语言与历史是镜像的关系，可艺术与时代绝非“毛与皮”。这是一个基本美学原则。康拉德说过一句话，“语言，众所周知，是现实最大的敌人。”我深以为然。谁说自由无羁的人类心灵，一定要绑在历史的战车上？
布罗茨基更是对某种论点，做了异常尖锐的抨击：
……一论及历史，人们就站在了更坚实的基础上，即便还不是坚不可摧。它足够用来支撑这样一个论点：历史成为艺术家命运中的邪恶根源。或许它也可以让我们想象它能决定一个艺术家的道德姿态。但谁要是认为它还能够决定一个艺术家的美学，那么他脚下的基础就将坍塌。因为这就让艺术屈从于某种信条、某种哲学系统的约束了，屈从于某个群体的利益约束，说到底是屈从于某种意识形态的约束。而艺术要比这些东西都更原始、更不可回避。
……个人的美学是从对这些东西的本能中产生的，而不是从赞助人那里产生的。并且是一个人的美学决定了他的道德标准和历史感，而不是相反。……但如果赞助人（比如说，一个国家）可以被原谅，因为他可能就知道这么多，艺术家（比如说，一个作家）不能被原谅。跟国家不一样，作家不能以历史必然性来为他的行为辩护。（《昆德拉为何厌恶陀思妥耶夫斯基？》
是的，国家就懂那么多，艺术家不能被原谅。——显然思考与谈论这些问题，我们的立场只能是美学的，而不是基于“政治正确”的。似乎该从头脑里排除，历史必然性或政治正确性的考虑，而忠实站在审美或伦理的立场上。政治与美学，当然有关联，可也有个天然界限。是的，阿诺德说艺术“是对现实的批判”，可这种批判是美学方面的，而非狭义政治的。像托洛茨基评价《茫茫黑夜漫游》一书：“塞利纳表达了现存的东西。因此他看起来像个革命者。但他不是革命者，也不想成为革命者……”是的，我理解黑暗时代作为作家的愤怒，可作家是否是社会的公诉人？可以记录、可以见证。可文学式写作与文献式写作，毕竟有所不同。不同在哪里？需要考虑、也需要遵守。
记得杜甫说，“文章千古事，得失存心知”。也记得韦伯说：
“你来之前数千年悠悠岁月已逝，未来数千年在静默中等待”。
对于可能有的政治化偏向，应该及早察觉。就像《1984》那样的书，是反乌托邦的、却不能以“政治化”来限定。美国第七巡回法院法官、芝加哥大学法学院高级讲师理查德•A•波斯纳就此写，“将《一九八四》看成一部文学作品（并认识到它作为文学作品的不足），就应当反对将所有东西政治化。奥威尔本人也是这种看法。”他说读奥威尔的小说像读卡夫卡，或者《荒原》。“以今天的眼光审视《一九八四》，它是一部描写生动、扣人心弦、善于营造氛围、惊悚恐怖（这里不带任何轻蔑之意，好比亨利•詹姆斯的哥特式恐怖）而又充满浪漫色彩的冒险小说。”（见《〈一九八四〉与我们的未来》一书，法律出版社2013年2月）还有《日瓦戈医生》一书1958年出版后，以赛亚•伯林指出“铁幕两边出于政治宣传目的对该书粗俗而又可耻的滥用”，使人忽略了这部杰作的文学品质，其实它的主题“与大多数人的生活（人的出生、衰老和死亡）密切相关”。美国学者罗伯特•佩恩同样正确地说：“有些西方评论家把日瓦戈医生看成是对抗苏维埃政权的人物。这种看法并不正确，因为他们没能够发现，这部作品其实是对一切存在着的政权的反抗”。
说艺术家是永远的反对派，那就是说，不执著于一时一地的政治。对于我们这个时代、这个民族而言，我更赞同前面说到欧阳小戎所讲：“这四千年来，这个民族一直缺乏一个最本质、足以奉为神圣的力量作为精神支撑”；并对宾雁先生“我这八十年”的反思发生共鸣：“我是觉得我们八十年以来的教训就是我们，太狭窄了。我们的眼睛就是看着政治。……让我们好好想一想，把眼光放得宽一点，看得远一点，看得深一点。”且不管他们的话，是否对所有中国人有效。我想对于一个民族的写作者，对于以精神耕作为己任的人，是至关紧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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