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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散文)
◎
张民昌
中华民族是对母亲较眷恋的民族，也偏爱歌颂母亲。我想，一个真正有人性的母亲是有血有肉，有爱有恨，有缺点有个性的女人，这些母亲的光荣与权力无关，与某些意识形态无关，更是与某些被称为“祖国”的什么国家无关。
我曾认为，在中国近代能被称为“伟大母亲”的女人只有秋瑾、林昭、王佩英、张志新、李九莲、钟海源等一批思想者、探索者，社会进步的殉道者，是她们用血肉为后来人铺上一条路，让人们能行走向前。
后来，我接触到了一些普通的母亲，回顾她们的一生同样感动着我，我开始觉得普通的母亲也一样地闪烁光芒。
此时想到陶潜的“亲戚或余悲，他人亦已歌，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难免有许多感慨。
我写下的就是这样的一位母亲，她已离去十年了。
一
母亲曾昭惠生于1921年，四川大竹县清河乡人，因与四川军阀范绍增师长是同乡（重庆电视剧：傻儿师长），沾亲带故，所以，8岁时就跟着范师长出来了，给范师长的几房姨太太当小丫头。
母亲曾说过，她在重庆市上清寺那“范庄”时是不抹屋扫地，倒痰盂的，只是陪着她们玩，打麻将、逛街、游泳等等，语气很有些骄傲，很自诩。
她说过，重庆市第一次游泳比赛，她就得了女子仰泳第一名——比赛在原重庆青年宫举行，那是1937年。她得到的奖励是一套进口的游泳装，很漂亮的颜色。
当时，重庆的《大公报》还将她的照片刊登在第一版。没想到该报纸被外公看见了（外公在范部队当军医），他即将报纸狠狠地甩到地下，大骂起母亲来，说：谁家的女娃儿穿这么少给别人看啊！将我的脸都丢尽了！……
那时候，中国还有许多“小脚”女子，母亲能穿游泳衣参加比赛，真是骇世惊俗，凤毛麟角了。
后来，经姨太太介绍，母亲与范军中当营长的神枪手，俊秀高大的李少知结婚。婚后，随着卢沟桥事变，日军侵略中国，抗战全面爆发。母亲即随川军出四川，奔赴中原前线抗战。
在战火的硝烟中，她随川军八十八军一路辗转到了江西东乡附近与日军作战。次年夏，八十八军转移浙西作战，立大功收复余杭县城；冬季，又调太湖一带张渚地区担任防守，在宜兴一带又与日军展开激烈的拉锯战。这些战役，都在外围支援了台儿庄大战。
那时，大姐刚出生。部队在前方打仗，军属们就住在附近的村庄里，与一些没跑掉的老乡在一起，缝补浆洗，带孩子煮饭。母亲照例用四川独特的背篼装着大姐。因忙不过来，在战火纷飞的地区，好不容易请到一位男人来照顾孩子。
没想到一次日军飞机空袭，呼啸地低空掠过，那男“保姆“吓坏了，见势不妙将背篼扔在战壕里，竟自跑掉了，留大姐在背篼里拼命哭嚎。
傍晚，枪炮声暂停，战区不让点灯，母亲就摸黑深一脚浅一脚地到处寻找，在坑坑洼洼的战壕和弹坑里摸索……万幸的是，母亲终于在战壕的烟尘里找到了已经哭得无声，睡着了的孩子。那时已近半夜了，母亲喜极而涕，疲惫不堪地昏倒在战壕里……
烽火连天的日子，被“国军”改编的川军因为装备落后，（过时的步枪，开始有的还穿草鞋，背斗笠）伤亡较大。后来，只要前方枪炮一响，伤员就开始不断地被送到村子里来，背来的、抬来的、伤痛的情景骇人，有的中途没落地就牺牲了……不久，母亲也由一位听枪声就发抖，见血惊悸，恐惧死亡的娇小姐，变为能沉着地接应伤员，直至学会匆忙地包扎伤口，并利落地请人送到村里简陋的手术屋里的女人了。
在战火中经过烟熏火燎的母亲毕竟是见多了血流，她已经不害怕了。
抗战八年终于胜利了，还没待国人喘息，国共两党又来了三年多内战。
十几年的戎马生涯，让“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在父亲这里得到了淋漓的诠释。本来，父亲李少知就思乡情重，战争期间，父亲在鸿雁传书间，曾数次奔波战场与家乡间，探望在重庆的父母、兄弟姐妹。以至1948年底他随军路过四川重庆时竟留了下来，没有随部队去范军长的家乡大竹县清河乡等地继续从军……以至后来范绍增的部队1949年12月起义时，父亲却不在军职，因此，他不算起义人员。
起义部队被改编成“中国人民解放军”后，要到遥远的西藏去卫戍。军队路过重庆时，战友们来访，希望父亲能随军一路去边疆。父亲叹息着对母亲说：“打了一辈子的仗了，不想再去了”，他眷念自己的儿女家人，亲戚朋友，从此就滞留在重庆了。
父母亲绝没想到，这一决定从此拉开了他们后半生悲剧的序幕。
父亲因不算起义人员，没有起义证书，况且他只是会打仗，少时喜欢拉拉京胡、唱唱戏，除了枪打得准，没什么生活技能。
江山易帜，天变道亦变。那时，全国解放，农村开始搞“土改”运动，城市里搞“肃反”、“镇压反革命”等运动，新政府开始“清理阶级队伍”，清理旧社会遗留旧行政人员，一时社会上风声鹤唳，草木皆兵。
那阵子，象父亲这样的前国民政府部队的军官，被称为“伪军官”，要交代过去在军队的问题，还要证明在内战期间是否有“血债”（即是否有解放军战士在战场被其枪杀），尽管父亲没有太大问题，可他已被歧视了，哪个地方还能接受他去“工作”呢？
那时间，奶奶和外婆已经从农村赶来，躲避“土改”运动。家中上有老，下有小，百般无奈之下，母亲只好听从亲戚的建议，在重庆江北区的上横街边搭起简陋的凉棚，卖起了抄手（馄饨）、面条。（幸好那时还没有“城管”，也不需要办什么“执照”）
天不亮就要去河边买菜，讨价还价，还要赶回来擀面做抄手，只为能赶上早班、下晚班的人能来光顾。开始时，为了能多卖掉几碗抄手，母亲曾端着盘子将抄手送过半条街，还送到江边的船上人家……为了一家人的生存，母亲此时又成了贩夫走卒，那时，人们每天都能看到她匆匆在江北上横街上奔波往返的身影。
以至今天，每当我看见那些带着惺忪的红眼在街边卖早点的女人，就想象到母亲当年之栖惶之辛苦。
那时，母亲正值壮年，年青漂亮（尽管母亲已无暇打扮了），加上性情开朗，手脚麻利，不久，母亲的抄手摊前的来客就络绎不绝了。
随之，奶奶、婆婆等也去摊前帮忙，一家人的生存暂无忧患了，老幼们也有了些笑脸，母亲也松了一口气。
二
天有不测风云，此时，家里出了一件事，却让一家人又重坠深渊。
父亲是神枪手，离开部队时已是团长，父亲一生没有更多嗜好，但却有职业军人之本性，酷爱兵器。去戎还民时，他带回家一把德国小手枪，爱不释手，父亲也只是当玩具而已。
风声紧时，他将小手枪包好塞一小罐中，挖坑埋在厨房灶台下。
没想到此事被父亲十七岁的三侄女窥视，不久，那积极的侄女竟去揭发，街道派出所即来人将父亲和土罐手枪一起拿获。
父亲百般解释也无法洗去“私藏武器”的罪行；母亲浑身是嘴也说不清“窝藏包庇”的罪名。因此，父亲被数人五花大绑捆去外地囚禁了，名曰“改造学习”，母亲顿时如被五雷轰顶，欲哭无泪，她感到人生莫测，命运之多舛。
三侄女却因此“大义灭亲”“立功”，根据当时的政策，最后，她并不因文化低（小学）和腿瘸而分配到“人民法院”工作。
几个月后，父亲被放回来了，他衣裳褴褛，形销骨立。母亲一见即大哭，父亲环顾了一下四周，呆呆地问：母亲在哪里？
从此，父亲的历史上又多了“现行”的问题——这是在那个红旗飘舞，“为人民服务”口号遍地的年代，在那个年代，父亲可随时被称做“反革命”，此罪名也可随时用“阶级敌人”或“阶级异己”等所代替，那是另一类灰色的人称，它很容易将一个人的意志消磨殆尽并摧垮。
母亲是小学文化，虽懂打仗残酷，却不懂政治险恶，她的人生认知都是从生活经验中来，直觉提醒她，生活还要坎坷，前面还有艰难之路在等着她，天地茫茫，人微物渺，她顿感精疲力竭，想寻路逃脱。
万幸归来，父亲也有了新念，为不增添家庭负担，他开始学做伶人，给人拉京胡，唱戏以糊口谋生。
那时，朝天门码头人来人往，客船货船上下繁忙，船家和工人群众闲暇时，常有一些爱好者在朝天门的“海员俱乐部”聚会。父亲先被老友们引去拉琴唱戏，请得薄酬。而后，一来二去，人知地熟，父亲渐入它境，邀请也不断。那时，父亲能混同于光荣、豪爽的船员“工人阶级”中，只拉琴唱戏，没人来查历史，一时安全无忌，父亲也乐在其中。久而久之，会拉琴唱戏的李少知就小有名气了。
时光荏苒，不知不觉几年后到了“大跃进”，全国人民大炼钢铁的1959年。那是“人定胜天”的一年，赤焰弥漫，四川峨眉县等地甚至将佛寺内观音菩萨都敲碎溶化炼铁了。
秋风萧瑟，不过半年，城市食品紧张，货架空空如也。城市居民的定量粮食、食油减少，每人每月定量供应二两食油等等，饥饿在全国蔓延，许多人四肢上一按一个坑印，浮肿症成了人们的常见病，医生的诊疗，喝糖水就是最有效的药方；农村也炼钢铁，在大跃进的浮夸风，办食堂风过后开始有人饿死，可是，农村缺医少药，糖水更匮乏，最后，甚至出现了饿死百万人的“信阳事件”。
据说当年被赶出大陆，盘踞在台湾的蒋介石叫嚣要“反攻大陆”。为防不测，公安派出所即将原国民党旧军政连长以上军职人员集中起来，送到重庆远郊的长寿县“学习”，父亲当然是第一批登记在册的人。
临行时，父亲的旧包袱上捆着乐器二胡，踌躇着出门了；母亲无力地回头，她告诉奶奶、婆婆，说父亲是去外地学习，不久就会回来的。那时，母亲已怀第三个孩子了。
可怜的父亲，此去就渺无音讯了……在长寿的农场，旧军官们要在“思想改造”和“重新做人”的标语口号下，体验着“劳动光荣”。
被集中的军官们也不例外，人人被“节衣缩食”。
每一餐有半碗面糊糊，偶尔有一个小馒头，先是有人用一双皮鞋、一件皮衣、一块手表和同室换一个馒头。后来，饥饿日久，无东西可换了，饥不择食间，这些军人们就学会扒树皮、挖草根（土茯苓），吃观音土，以致最后煮皮带吃。
身背“反动军官”罪名的父亲是不让家属探视的。多年后从一位侥幸活着出来的老人口中得知（大多数军官饿死在长寿），父亲那时已经是由一位高大俊秀的军人变为一位骨瘦如柴，病体枯槁的人了……
后来，当长寿县的一纸通知到家时，父亲已逝。父亲的弟弟赶到长寿，看到父亲全身水肿，尸体乌黑后，才被告之父亲是到山上吃了一种有毒的草。
母亲闻讯，半晌说不出话来，昏倒在地。
那年，因为粮店没有粮食供应，母亲的抄手摊早已人去棚空，从父亲离家去长寿后，母亲和家人都在饥饿中度着岁月。
母亲看着奶奶、婆婆等逐渐消瘦下去，脸色苍白，手脚浮肿，她心急如焚，手足无措——此时，她能到哪儿去找糖水呢？
母亲卖抄手时，常过来吃喝，帮忙的人很多。有许多食客是不知道姓什名谁的，他们都没有父亲那样的俊秀高大。
一个女人在困苦中，对人心和物质的选择是第一的，为了糖水，为了家，也为了自己，那是母亲新时代的选择；不久，母亲认识了一位曾来过的工人食客，她已没有任何的矫情。或许是感恩，或许是自愿，母亲更不是“道德模范”，母亲怀上了孩子。
母亲没有正式结婚，她知道人言可畏，她试着数次吃药堕胎，做重活，都没用。肚子一天天的凸出，母亲使劲用布带捆着，此时，物质困苦和舆论都压迫着母亲，母亲又不能出去躲避。
在那个年代，户籍管理很严，人走要随户口，母亲能躲到哪里去呢？母亲只得在家，少出门，并做着舆论准备，告诉街坊自己已结婚了——哪怕对着白眼，哪怕是百口难辨。
其中，包括奶奶、婆婆的侧目，亲戚们，大姐的责怪，母亲都默默地忍耐着，她在孤独中捱着日子。
几个月过去后，母亲顺利生下了孩子。数天后，母亲就将孩子送给一“无产阶级”拉板车的人家，她终于松了一口气。她明白，这孩子不再是“伪军官”家庭的子女，也不会被别人歧视了。
最后，母亲与一老实巴交的工人结婚了，尽管性情不合，模样粗俗，母亲还是感到满意，她认为自己在脱胎换骨，也在为整个“伪军官”家庭赎罪了。
两张桌子，摆上瓜子、花生和一些糖，请几位亲戚朋友，大家吃完饭就算结婚了。两个家庭就合在一起了。
一间陋屋，住三代人。对方有一老母，三个女儿，大女儿患肺结核；母亲带来二个儿子，二个女儿，外婆跟着大舅去了（奶奶已故）。
三
母亲虽然很累，她想到自己也属于“工人阶级”一员了，却也感到了几分安慰，今后的“教育和改造”等“革命”、“运动”或许再不会找到自己了……让母亲没想到的是，工人阶级带来的安稳后面还有债务，模糊的债务婚后才清楚。
没多久，那大女儿医治无效，死了……如此，欠债更多了。
不容迟疑，母亲拿出自己仅剩的一块金条和其它首饰，还有银元等用以还债。东西交出去后，一无所有的母亲成了新家的主妇。随后，母亲开始学缝纫，学修改衣服，订扣子，缝纫衣服，给街坊邻居做手工活，以补贴家用。
大姐见家庭的窘况，为了自食其力，她悄悄地拿出户口本去外面报名，最后，被重庆二钢厂录取，参加工作。那年，大姐不到15岁。
每天晚上要铺地板而睡的哥哥此时已知事，他开始到江边去捞“沙虫”，到人民公园路口卖给一些养金鱼的人家。早上，他赶到江边那污水流处的排污口，那既脏又臭气熏人的污水沟里捞沙虫。日晒雨淋，中午也不吃饭，至傍晚才归，如此捞一天，能卖几毛钱。
后来，哥哥高兴地写信告诉大姐，说自己有钱缴家里的伙食费了。大姐看信时直抹泪，随后，每月寄十元钱给母亲，说再不让哥哥去捞沙虫了。
哥哥小学毕业后，填表考中学，“伪军官”的家庭出身依然如影随形，读书只能到条件很差的民办中学“广播中学”。那就是一个将好柴扔进烂灶，让人自生自灭的地方。哥哥读了不到一学期，见石油单位招工，即报名，到石油野外勘探部门，去外地工作了。
因家境困难，母亲曾一度将小弟送给别家抚养。后来，那人家又生了孩子，小弟即受白眼。有一次，那户人家虐待小弟，竟将小弟手打断……母亲闻讯愤然，抢上门去说理，将弟弟带回家来。
两家人合一起，母亲精打细算地维持着，贫贱夫妻百事哀，一家的锅碗瓢盆难免有一些磕磕碰碰，也难免顾此失彼，由私情而因小失大。
贫困的日子最长。那些年，母亲常在下午去菜市场，买几分钱一堆的脚菜，回家打理后煮上一大锅。
母亲还到杀鸡的摊点，守着买点便宜的鸡油，熬炼之后，每次舀点到青菜汤里，母亲说喝起来就象鸡汤，还有营养呢。
碰上吃肉的日子，如果我们没回家吃饭，母亲总要想法留给我和哥哥、弟弟。那时没有冰箱，菜碗搁在一边，即使盖着一张旧报纸，也很显眼，多多少少地引起继父和他二女儿、三女儿不快。
母亲后来靠继父商店小组长的关系好不容易谋到一份工作，在两路口综合商店当售货员。那一年，她早出晚归，工作认真、积极，上连班时带饭，中午不回家，工作也没出过什么差错，还得到顾客的好评。
母亲正欣喜间，“四清”运动来了，毛泽东“重新提起阶级斗争”并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母亲过去的历史又被“讲”出来了，说她还是“伪军官太太”，不久，商店即“精简人员”，母亲被清理回家。
在那讲“阶级斗争”又说“为人民服务”的时代，母亲又靠缝纫维持生计了。
“文革”的1970年，修建“襄渝铁路”（湖北襄樊至四川重庆）需要大量人工。当时，农村“知青”们都想摆脱干农活，踊跃地报名参加，农村要分配名额；城市街道也在动员。母亲不管修铁路餐风露宿的辛苦，即报名参加。二天后，她背起被盖就和一些年青人一路，到綦江修铁路去了。
修铁路的地方也不是世外桃源，不久，“一打三反”运动又来了。它是“文革”左倾深入“斗、批、改”，打击所谓各类“反革命”犯罪分子，贯彻“公安六条”的运动，母亲每天边劳作边看批斗会，看各类人被挂牌子，戴高帽子，被批斗，被打骂，被游街等等，看得怵目惊心，看得战战兢兢。
不久，即有人告发母亲原来是“伪军官”的老婆，接着就有几双冷眼盯上了母亲……正风声鹤唳之时，也是冥冥间的天意吧，哥哥和我一起碰巧赶去綦江工地看望她。
至今我仍记得，在红旗飘舞，标语口号遍野的工地上，衣衫褴褛的母亲蹲在铁路边一堆石块中敲打碎石，碎石尘土无情地飞溅到母亲的脸上、身上。当母亲抬眼看到我们一行，立刻站了起来，如同见到了大救星，张口欲言又咽下，眼泪都快掉下来了。
只见她欣喜地大声说：“你们来接我啊！”她的声音在颤抖，我们一时纳闷。母亲即带我们一头钻进简陋的工棚里，母亲匆匆地收拾东西，她低声说，她那是故意让周围的人听到——哦，母亲以此表白，虚壮声色。
母亲马上去请了假，饭没吃，工资也没领，便领我们迅速离开。
我们一路无声地疾行，抄近路，深一脚浅一脚地赶到车站。我们气喘吁吁地登上车厢，待列车开动后，母亲才将变故告诉我们，大家才松了一口气。母亲因此逃过一劫……
在黑沉沉的夜晚，母亲带着我们赶回重庆，只见继父在家门口吧嗒吧嗒地抽叶子烟，面色从容，母亲惊魂未定的心才有点踏实。当夜无话。
出门看天色，进门看脸色，母亲知道她再不能出门了，在那个到处红旗飘飘，呼啸着阶级斗争，讲革命，讲得人人自危的年月，远离家门处处险，真如丧家犬，无处容身。在家里，毕竟有一个工人阶级的继父，也算半个安稳罩子了。
第二天，母亲早早地做好了饭，静静地守着我们吃完。看得出，母亲有许多话要说，可是她又不知道该从何说起。
两天后，为了生计，母亲又开始操持给街坊邻居缝补浆洗的事了。不同的是，母亲为了补一件衣服，改一条裤子在街坊邻里更小心，逢人更和气，需陪更多的笑脸了。
恓惶的日子，母亲就是这样在苦海里强挣着笑脸，行着走着。她已没有希望，没有幻想，她感到自己一次一次地被“国家”、“革命”抛弃，走投无路，她已没有自己的生命，今生似乎和缝纫机一起日复一日地过日子了。
四
1976年的夏秋之交，毛泽东死了，接着“四人帮”倒台，重庆市万人空巷，150人的民间军乐队鼓乐齐鸣，绕城一周庆贺；1977年后，又一次“拨乱反正”，极左的阶级斗争结束，不再提阶级和阶级成份，不再将人分为几等，一个时代结束了，说是“第二次解放”。
曾经禁锢的大门打开了，曾经捆绑的手脚解开了，人们被压抑了多年的情感象火山一样喷发。电影院、戏院重新放映被禁电影和戏剧，人们排队观看，人山人海；书店开始出售被禁的图书和其它各国名著，人们早早来排队购买；阳光明媚的日子，公园里的空地上有人跳交际舞，人们围成一圈又一圈，好奇地观看，向往。
如此男女相拥的交谊舞，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前曾在舞厅盛行一时，后来就因“无产阶级革命”的毛时代消失了。如今，否定之否定，交谊舞再现在公园的空地上，周围有人弹着吉他，吹着口琴或拉手风琴伴奏……一切都那么随意、简单、朴素、无拘束，倒真像无产者的舞蹈了。
母亲平生最怕的就是“革命”，也分不清怎样算“解放”，自从上世纪五十年代听到这二个词，似乎都有血腥味，它让母亲看到了更多的家破人亡、妻离子散，它们都粗暴地遗祸母亲，让母亲心有余悸。
母亲还不知道毛泽东和他发动的历次“革命”、“运动”已造成七千万左右人非正常死亡的悲惨史实。
公园与母亲家在咫尺之间，公园里的交谊舞最后还是吸引了她。
父母亲抗战期间曾在苏杭一带，四十年代也曾滞留上海，在战争空隙间，也曾在大小城市灯红酒绿的舞厅里轻歌曼舞。母亲当年天生丽质，聪慧可人，也算是交谊舞明星。
1978年，母亲已年近六旬，只见她到公园后，耐不住性子就挤进圈子里了。她跳着、转着，那年青的知觉似乎都回来了，手脚也听使唤了，周围的人们赞不绝口。后来，她教年青人们跳舞，一会儿三步、一会儿四步，耐心地讲、认真地教，很自信。可要教会那些只在电影里看过几眼交谊舞，别手蹩脚的年青人，谈何容易？看到母亲满额都是汗，我们在圈外挤不进去，干着急。当看见母亲脸上露出了久违的笑容，那又是唯一让我们感到慰藉的。
1978年底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重庆的解放碑地区（即1949年前的“抗战胜利记功碑”）开始热闹了起来。
当年，重庆只有市中区解放碑才有几个商店，东西多点。重庆周边人都喜欢到解放碑来买东西，顺便看看市景。有俗话说，不到解放碑等于没到重庆；还有说，解放碑，死猫货都卖得脱！
那时，因物质匮乏，信息不通，适逢改革开放，工厂有了奖金，人们有了点钱就趋之若鹜地赶到解放碑来。
当时，买卖自由，灵活点的人只需到商场批一点商品，然后将就纸箱或木板摆在解放碑沿途的路边，毛毯、衣服、鞋子、袜子等等日用品都可如此买卖。那阵子，卖出一床毛毯就能赚三十元左右（人们的工资普遍才近百元），卖一件衣服赚十多元，运气好一天能卖数十件。（当年，许多个体户就是这样“发”起来，成为“万元户”。）
不久，母亲也开始跟着到解放碑八一路，摆上商品，学起做“生意”来。
因没多少本钱，怕货物积压，母亲小心又谨慎。平时，她赶早去拿一件货，等卖掉了，再去拿。逢年过节生意好，母亲就来回多跑几趟，因此，母亲就常会受人挤、车挤之累，有一顿没一顿的饥渴之苦了。
星期天，我们请母亲去公园，说别太辛苦了。母亲笑着答道，哪有赚钱不辛苦的事哟，躺着等钱跳到包包里来？
白天，母亲在外风雨无阻，晚上，母亲常大包小包地带回来。撂下包袱，母亲见我们没吃饭或面有怨色，她笑着赶忙拿出一些零食安顿我们，自己却不顾一天的劳累，麻利地去厨房为我们匆匆做饭。
那时，我年青气盛，常认为自己有单位是正式工作，还跟着当年学英语、读夜校的热潮，自认为追求人生理想，羞于谈金钱，可回家就躺着、靠着，家懒外勤，还颇有道理；认为母亲那一代没多少文化，对母亲做那样的“生意”也不屑一顾，还认为有点“投机倒把”之嫌。
几年后，当母亲拿出她的毕生积蓄为我排忧解难时，我终于明白了母亲之心、生存之道了，这已是后话。
今天，每当回忆起母亲那忙碌的身影，仍让我深感内疚，自责不已。
记得那年我们有了孩子，母亲欣喜不已，忙前忙后的赶缝婴儿衣裤，大大小小的尿片也准备了一大堆。
那时，产假56天，一满就要赶去上班，否则要扣工资，身虚体弱也不敢耽误，且没有喂奶的时间。
那年，是母亲背着刚满月的孩子，走三站路（近三公里）来单位喂奶。
每当母亲走进店堂，满额都淌着汗，她却无暇搽去，只见她转过背将孩子迅速解开，一边乐呵呵地说，来，快喂，接着就坐在边櫈上喘息，满脸淌着幸福。
见母亲一身汗，妻子心痛。妻子边喂奶，边为母亲擦汗，擦脖子上的汗，擦背上的汗，并在背上垫一块小毛巾。妻子劝母亲不必背来喂奶，等中午回家吃饭时再喂，还劝母亲坐公共汽车。母亲却笑着说公共汽车挤，挤着孩子，还要花钱，自己走走无妨，只怕孩子饿着。
喂完了奶要上班，母亲小心地包裹起熟睡的孩子，背上，慢慢地走出店堂，她要赶回家煮饭。
那年，“改革开放”伊始，物质还很匮乏，市场空空如也，依旧每月每人半斤肉，糖果凭票供应。那时，多想给远道而来的母亲一点零食，哪怕是一颗糖，几块饼干，可惜，店堂里只有白开水……目送着母亲那渐渐远去的背影，真不忍卒睹。
那年，母亲已经是近六十岁的老人了。
五
转眼到了1989年春夏之交，在那个暖寒交替的季节，注定是中国一个不平常的季节。在那些日子，母亲看到了人山人海的游行，听到了人们发自内心的呐喊。
1989年春夏的学生运动，是二战以来中国最大的事件。
母亲家在重庆市两路口，那是进城的必经之路。母亲每天看络绎不绝的游行队伍举着红旗，拉着横幅从家门口走过，特别是郊区的大学生们，每天从十几所校园出发，不辞辛苦地游行几十公里路到城里，他们嗓子喊哑了，汗流浃背，却继续坚定地前行……
母亲问我：他们是为什么？我说，是为了反“官倒”，反“腐败”，要民主。
母亲又问：那该怎么办呢？我答：要实行民主监督，要人人平等，不能有特权，建立民主监督制度。
我还告诉母亲，政治就是我们的生活，是大家的事情。
我说到为什么过去要讲阶级，讲阶级斗争，把人分为几等；而现在不再提，都是“人民”了，敌人也没有了，这就是政治。
我和母亲说过，人所以为人，一是有生命，二是有权利，缺一不可。
自从我到外地读书几年回来，母亲就爱听我说一些见闻和道理，还觉得我说得很对，每次她都认真地听。有一次我看见母亲正捧着高尔基写的《母亲》认真地阅读。
我给母亲讲过一些历史故事，也讲过国内的历次的运动，讲“反右运动”，讲“庐山会议”，讲“文革”，讲打倒“四人帮”，讲北京天安门“四·五运动”，讲事实真相等，讲那背后的道理，揭开那些愚民的外衣，争取说出自己那所谓“微言大义”吧。
那时，我觉得，母子之爱不仅在吃喝穿着，还需要将一些明白的事理互相告知，说出这些道理，也是彼此的爱，是明白的母子之爱。
母亲是有悟性的人，特别是母亲几十年的经历，让母亲也渐渐明白了许多。
母亲深深为那些激情满怀的大学师生们触动。她终于看到了为自由民主的奔跑的人们，听到了为自由民主呼喊的人们。我告诉母亲，此情此景是中国几千年专制的首次。
母亲坐不住了，在我的鼓励下，母亲烧好了开水端了出去，母亲熬好了稀饭抬了出去，送给街上和广场上的人们……
那年那月，电视播音员不再象过去板着面孔说话，新闻报道出现没见过的自由和客观性。那时家家户户都打开电视，男女老少都围着看；那几天，商店里的电视柜台前也围满了人，营业员高兴地将所有电视打开，里三层外三层的人们在看报道。
广场上也站满了男女老少，各行各业的人都有，一圈圈地围着相互交谈。人们讲着心里话，真正地畅所欲言。听众更是全神贯注，不住地点头称是。
母亲知道，那时，在一眼望去的陌生人里，似乎都是熟人：有熟悉的眼光，有熟悉的微笑，有熟悉的鼓励，发现每个人都不孤独。
母亲知道，过去的人都被迫生活在假象中：人不是自己，是套子，是木偶，不能说真话，回到家里，在亲人、朋友间才放下厚厚的外衣，那是人们的两套生活用具。
在中国，人们被迫只有一个思想，走一条路，人们忠顺刻板、循规蹈矩、谨小慎微，驯顺有余，被“统一”着，且习以为常。因为有人盯着，为了饭碗的生存之道，栖身于“统一”的社会。
那年那月，人们把虚假的外衣扯了下来，大家无拘无束地围成一圈一圈地交谈。远的谈“反胡风”、谈“反右”、谈“庐山会议”、谈“自然灾害”死人；近的谈“四清”，谈“文革”的浩劫。他们谈林昭、谈遇罗克、谈张志新等，谈背景，谈历史，把心中无数的积怨倾诉出来，不吐不快。
我知道，几十年来他们都是关心这个“国家”的，生于斯长于斯，为这个“人民共和国”喜怒哀乐，也为这个“国家”生离死别，他们都有个莫名其妙的属于这个“国家”、“祖国”的情结，尽管这个国家一次次地那么冷漠，那么不讲理，那么颠倒黑白。如今，看到国家仍没有自由民主的制度，看到国家人民的财产被“康华公司”等官倒们窃走，都忧心如焚。
中国民众为建立民主自由的社会奋斗近一个世纪了，“主义”与“思想”，乌托邦等，一直在欺骗着善良的中国人，“解放了”，毛泽东在否定了《共同纲领》后又实行了极权体制，自由民主还是镜中花、水中月，民众还是逃脱不了一次一次的劫难……在中国，普通大众谁家没有一本血泪账啊，几十年的“运动”、“阶级斗争”，毁灭了多少人幸福的家庭与人生！
那年那月，街道、广场上还有不少中年男女箪食壶浆，带了馒头，煮了稀饭抬来了，老人、小孩欣然随后，到师生中送碗递食，见学生就递；有些人干脆直接塞钱给学生，语重心长地说：“去买点东西吃，孩子们，身体要紧呀！”；也有附近的市民非要拉几个同学到家里去休息；来来往往的人都向学生们投去赞许的目光。学生们和市民在偌大的广场上亲如一家，那是一个万众一心的场面，他们是为了心中的理想啊。
然而，事情的发展并不如善良的人们想象，正如古代诗人屈原感叹：
“世溷浊而不清，蝉翼为重，千钧为轻；黄钟毁弃，瓦釜雷鸣；谗人高张，贤士无名。”
成千上万大学生在天安门广场集会抗议，学生提出七项要求，包括：公正评价胡耀邦的政绩；彻底否定“清除精神污染与反自由化”；要求党和国家领导人及其子女向全国人民公布财产状况；开放报禁；提高知识份子待遇；取消限制示威游行；对学运作出准确的报导。
不久，北京戒严，军车、坦克围向北京。那是几十万武装的军队围上北京城。
从那时起，中央电视台也开始吞吞吐吐，语焉不详了。此时，大家就倾听收音机，家家户户都能听到那厚重口音的美国之音和英国“BBC”广播，以致各商场的短波收音机都卖断货了。
有人将复印的北京市民阻挡军车的黑白照片贴到广场，引起轰动。
照片上，迎面几排坐着站着的市民神态若定、大义凛然，面对军车的身前横幅写着：人民军队爱人民。
后来才知道北京的中学生、小学生和老师们也手拉手地去拦军车。
我觉得过去那些舞台的英雄都相形失色了，没见过中国人这样人心凝聚，勇敢无畏，团结一致。
母亲也渐渐看清楚了，从传说坦克包围北京开始，母亲也在看，也在听。母亲说她看了几十年了，许多事情记忆犹新，记得母亲那时说过：看怎样对待老百姓的，什么都明白了。
后来就是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了。随着放鞭炮一样密集的枪声，持续地枪声大作后，血腥的黑夜来了，北京在流血，北京开始笼罩在黑夜中。
接着就是学生被通缉，工人被通缉，知识分子被通缉。手无寸铁的人被称为“暴徒”，荷枪实弹的军人倒成了“人民卫士”，“人民卫士”们将倒在血泊中的人抬走，再将血迹冲洗干净……北京城内外风声鹤唳，草木皆兵，北京街道上驻满了持枪的军人，天安门广场停满了坦克、军车。
敢冒天下之大不韪的事发生后，官方媒体承认死了138人，其中包括“误伤”……威武的军人胜利了，“人民卫士”们又庆祝胜利了。从那天开始，在滴血的刺刀下，北京的阴霾向全国扩散开，人们噤若寒蝉，再没有悲悯的话语，再没有同情心，再没有笑脸，只有正义在心中挣扎。
在无声的刺刀下，全国各地每个单位，每个街道的党员，群众要一一表态，要统一口径，要“统一思想”，还要一一审查，一一过关。
六
六月四日镇压后的那天，我戴了黑纱，走上大街；到单位后，我提出要回“入党申请书”，我不入这个屠杀民众的党了；回家后，我给母亲和邻居们讲事实真相，让大家相信这绝不是一场“动乱”。
当单位负责人找我谈话，我据理力争，上级单位派人下来调查我，我让他们找军人向民众开枪的理由，学生们何罪之有？
当时，单位领导也不想让事情闹大，说我只是“认识问题”，在上级面前为我解脱。或许，大事化小对双方都好，他们也不想单位上出现一个“动乱份子”，最后给我一个行政处分，回车间当工人，不予提干。
其实，那时我早已将个人的利益置之度外了，更没想到什么“政治前途”。我想，如果此“政治前途”需要用人的良心来交换，我不是误入歧途了吗？
临别，那位上级派来调查我的人私下却对我说：其实我与你的思想是一样的，我钦佩你的勇气和正直，只是……他欲言又止。我一笑作答。
随后那几个月，戒严的北京街头站满了持枪的军人，阴云密布；社会上也普遍弥漫着一种对“人民军队”屠杀人民的愤慨，让人不平静。这一切都在暗暗地较量着。
曾给静坐的学生们送过稀饭的一位邻居疑惑了，错了吗？她小声问母亲。
母亲说，这是很明白的事情，是可以问良心的事情，学生们有什么错？他们是为国家好，为大家。学生们渴了、饿了，我们送些吃的，有什么错？他们就象是我们的儿女，有什么错？何况，我也相信我的儿女们没看错。
母亲还说，学生们的要求都是能拿到台面上来说的，又不是阴谋诡计，学生们做的都是大家知道的事情，光明正大的事情，有什么错，错在哪里？
最后，母亲告诉她，现在枪杆子面前讲不清道理，如果街道再找，就叫她不作声，装哑巴，或出门去亲戚家避一避，过了这阵风再说。
母亲坦然、镇静。
那几天，我想了很多。本来，当一辈子工人也没有什么，可是，处分我的目地就是想惩罚人，让人呆在车间缩小影响，或无声无息地过一生，我岂能坐以待毙？想到自己读大学前后数年的憧憬和理想，想到为读书曾忍辱负重，曾咳血等，想到自己读中文专业就是为了表达思想情感，也为了记录现实，揭露谎言的大言炎炎，我岂能放弃？
我知道，能带薪读大学，就是工人们送我读大学，不是让我只学会翻翻词典，也不是让我怎样鹦鹉学舌，更不是再让我在车间当一颗螺丝钉，我就要写出有意义的文字来，写下看到的这一切，为活着或死去的人，为了公平正义，“有补于世”，这也就是感恩吧。
我们这代人过得艰苦，生活上困苦过，思想被愚昧过，如今刚明白了一点，怎么也不能再倒回去。
我想到古人孟子说过的话：自反而缩,虽千万人,吾往矣。（意思是：反躬自问，正义确实在我手里，就算对方有千军万马，我也要勇往直前。）曾子也说过“士不可不弘毅”，学生游行的队伍还在心中浩浩荡荡，我心潮难平。
那些天，母亲按时煮好饭，我下班一进门，她就很高兴将饭添好，放到我面前。我边吃饭边安慰母亲，连说自己没事。
其实，母亲已经知道，知道我读了大学回来如今却连一个车间记工员也不让当了。
一天，母亲小声对我说：你学学做生意吧？
母亲知道我一直是看轻做生意。可是，她还是提出来，并将她前二年的摆摊“秘密”告诉我。
或许，母亲看我为一份百多元的低薄工资，风里雨里地早出晚归辛苦；或许，母亲觉得我读大学回来了，再回车间“下放”，就会受气。
母亲的眼神，让你不得不思考。
那年头，没有“城管”，街边都可以摆摊，一块塑料布，一张简易床即可，五花八门，只要不太影响人行走，只要交“摊位费”一、二元。一些无业者，农村进城的打工者，暂时没找到工作的，都来摆个摊，每天赚个二、三十元，维持一家人生活，这也是下层人最后的生活保障。
屈尊摆摊我还是难以承命的，在江边，眼望着长江水滔滔，心中的那种书生的思绪也折磨着我，我坚信时局马上会拨乱反正。
一年过去了，天还是那样黑，没有转好的迹象。
没幻想了，我真要找路走了。
一天晚上，母亲摸索出了一个多层大纸包，里面包着许多匝红红绿绿的钞票，她递给我说：这是八千多元钱，你拿去做生意吧？
托着这沉甸甸的钱，我无所适从，放在箱子里近一个多月。期间，我去“考察”市场。我卖过被套，因过于热情，卖了五床丢了一床；卖过丝袜，跑了市区跑远郊；卖新产品刷尘器，做示范给人看，也曾为路人的一句称赞而感动。在那一段日子，也让我体验到小摊小贩紧张、游离而恓惶的生活。
偶然的机会，发现了朋友销售时兴的电器，也是偶然的机会，在闹市区找到了国营商场的租赁柜台，母亲的那一笔钱就成了启动资金，加上朋友信誉的代销，我真正的生意就开始了。
或许赶上天时、地利、人和，生意一开始就逢旺季，第一个月就盈利上万元。
喜出望外的收获，一阵兴奋后，心中也踏实了。有了钱，生存不再愁，可以不去奔波了，不再依赖别人，不仰人鼻息，更不须有什么媚骨了。
后来我增加销售点，生意也稳定了。随着生活改善，自己也买了房子；母亲的房子拆迁，我马上花不多的钱为母亲买了一套现房安身，我们也开始了稍感轻松的日子。
后来，当自己能安静地拿起笔准备写记录，表达自己的思想情感，写下一些文字时，我明白了经济独立后，端着自己的饭碗之人才能有自由，也发现学过的马列《政治经济学》否定私有制之错谬，明白了母亲其实比我懂得多。
母亲，一生坎坷的母亲是那样地善良和深明大义，让我永远铭记。
2013-3-18
《自由写作》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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