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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读郭沫若《李白与杜甫》（文论·上）
◎ 孙乃修
（上）
一九七一年十月，郭沫若《李白与杜甫》一书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这是思想贫困、知识荒芜、政治疯狂时代。“文革”（1966－1976）一片批斗、抄家、焚烧、厮杀、武斗、倾轧，人们精神荒芜、饥渴无奈，痛苦徘徊在恶与善、丑与美、伪与真、野蛮与文明之间，找不到精神家园。那是“红海洋”时代，除马恩列斯毛著，没有文学论著出版。郭氏此书，章士钊《柳文指要》，皆出现在这个时代。章氏书中一副酸腐媚态：“毛泽东选集成为唯一典型，君师合一，言出为经”（《跋》，一九六六年三月），且插入生硬一节“柳子厚生于今日将如何”，阿世取容：“古之名人，倘至今日而仍存在，总其平生论著，将必赞叹今日之所施为，作为歌颂，可期沆瀣一气者，止于柳子厚一人”“子厚即以当日养之有素之思想尺度，假如亲见一九四九年之政权，必当无凿枘不相容之虑”（《柳文指要》下，卷一，中华书局一九七一年九月第一版）。
郭这本书对唐代两位大诗人，作了略带比较式评论，乍看似乎一新耳目，评论方法却是简单幼稚的阶级论和生拉硬扯的政治批判，基本立场则是扬李批杜。
郭先谈李白，就其出生地、家室索隐、政治活动中两次失败（待诏翰林与赐金还山、安禄山叛变与永王东巡）、流放夜郎前后、道教迷信及觉醒、与杜甫在诗歌上的交往诸题逐一论述。
断然认为李白出生于中亚地区碎叶，这是此书的一个观点。“文革”期间中苏边界争执中，郭氏这一观点被中共外交部引为重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外交部文件－－驳苏联政府一九六九年六月十三日声明》即使用这一观点）。中共外交部缺乏历史知识，现成的唐代史料不用，偏拿郭这一无根之谈做依据。事实上，唐代疆域远远超过碎叶。唐代安西四镇及条支都督府，西面远至包括咸海、巴尔喀什湖、北面越过贝加尔湖、接近北纬六十度线地域。
关于李白出生地和生卒年主要史料，有以下数条：一、李阳冰《草堂集序》；二、范传正《唐左拾遗翰林学士李公新墓碑》；三、李华《故翰林学士李君墓志并序》；四、李全白《唐故翰林学士李君碣记》；五、魏颢《李翰林集序》；六、李白《上安州裴长史书》；七、李白《与韩荆州书》；八、李白《为宋中丞自荐表》。这些材料，彼此抵牾，各持一说。
李阳冰《草堂集序》：“李白，字太白，陇西成纪人。凉武昭王皓九世孙，蝉联圭组，世为显著，中叶非罪，谪居条支，易姓与名。……
神龙之始，逃归于蜀，复指李树而生伯阳。惊姜之夕，长庚入梦，故生而名白，以太白字之。……”范传正《墓碑》：“公名白，字太白，其先陇西成纪人。绝嗣之家，难求谱牒，公之孙女搜于箱箧中，得公之亡子伯禽手疏十数行，纸坏字缺，不能详备，约而计之，凉武昭王九代孙也。隋末多难，一房被窜于碎叶，流离散落，隐易姓名。故自国朝以来，漏于属籍。神龙初，潜还广汉，因侨为郡人。”李白《上安州裴长史书》：“白家本金陵，世为右姓，遭沮渠蒙逊之难，奔流咸秦，因官寓家，少长江汉。”（修按：着重点系吾加）以上这三条材料，就是郭沫若用来立说的依据；其中着重点文字，是郭为立说而用力狡辩之处。
这三条材料，没有一条说明或证明李白生于碎叶。郭既没有新材料，又没有确凿依据，只能使用这些旧材料，却没有任何考证。他不通西域学、隋唐史，却依据学者们都知道的这些有待证实的材料信口开河，穿凿附会，妄下论断，硬断定李白生于中亚碎叶。请看他的妄断和考证是怎样一种简单游戏：为了证明李白生于碎叶，郭妄断李白《上安州裴长史书》中“奔流咸秦”之“咸秦”二字：“问题倒是在‘咸秦’二字。……‘咸秦’必系讹字。”郭认为，“‘咸秦’当即‘碎叶’之讹，碎字左半包含在‘咸’字中，叶字下部也包含在‘秦’字中。”（第二一三页）这纯属穿凿，而不是考证。他紧接着下断语：“以上根据李白的自述和口授，他确是出生在中央亚细亚伊塞克湖西北的碎叶城。”细心的读者不难从郭这种穿凿戏法中看出其结论是否靠得住。
郭没有学识、不懂装懂、强作解人、闹出笑话的事很多。这里仅举一例。一九七一年十二月十一日，他根据一九六九年新疆土鲁番地区阿斯塔那墓地一座唐墓中发现的十二岁学生卜天寿写《论语郑氏注》抄本及其残卷所抄诗词、杂录，撰《卜天寿〈论语〉抄本后的诗词杂录》一文。其中有一首如下：“……李玄附灵求学，树夏乃条珍。项托七岁知事，甘罗十二想秦。无良妻解梦，冯唐宁得忠辰。”
对卜天寿抄写的这首小诗，他这样猜测：“大概是新制的《十二月三台辞》，所抄写的是流行歌曲”“卜天寿全凭记忆在写，写了好些别字。‘李玄附灵’疑是‘理弦抚琴’，‘下’误为‘夏’，‘调筝’误为‘条珍’，以每句六字计，‘筝’上当夺一‘银’字。‘相’误为‘想’，‘臣’误为‘辰’。”（《全集》历史编第三卷第六八八页）下面接着由他猜测的“抚琴”跳到“郑声”、跳到“郑雅之别”、唐人李端的五绝《听筝》（“鸣筝金粟柱，素手玉房前，欲得周郎顾，时时误拂弦”），扯得飘飘悠悠，对他要论证的“李玄附灵”应为“理弦抚琴”之误、“条珍”为“调筝”之误，毫无裨益，皆属空论。这显系穿凿附会。
龙晦撰文马上指出郭沫若的错误：“李玄附灵”根本不是“理弦抚琴”，而是晋代人干宝《搜神记》卷二记载的李玄石故事。这位玄石是鬼，去定州边孝先处求学，途中遇王子珍，在树下休息，成为知己，同学三年始别。所以原词第四句应当是“树下乃逢子珍”（参见一九七二年《考古》第三期龙晦文，亦可见郭氏此文“追记”）。
郭氏所谓李白生于碎叶，即属此类穿凿附会。
碎叶，在今吉尔吉斯斯坦境内伊塞克湖西面的托克马克，唐代贞观二十二年唐将破龟兹，设立安西四镇，碎叶是其一。唐时碎叶只有这一个，根据《〈新唐书〉地理志》的错简而认为还有另外一个焉耆碎叶，那是错误的（关于这一点，马里千有很好的论述，见《李白诗选》附录“关于李白”，三联书店香港分店一九八二年版）。条支，则有两个，一个是汉代的条支国，在今伊拉克境内底格里斯河入波斯湾处，原名Antiochia，条支是译音（参见《〈后汉书〉西域传》）；一个是唐代的条支都督府，它是唐高宗龙朔元年（公元六六一年）吐火罗等十六国所置八都督府之一，由十六国中的诃达罗支国所置（参见《〈新唐书〉西域列传下》），即今之阿富汗的喀布尔。可知汉、唐条支，同名异地。李白诗《战城南》“洗兵条支海上波”，是指汉代条支国。据此，马里千对郭沫若为调和《范碑》与《李序》的矛盾而“信口开河”硬说诗中“条支”是唐条支都督府（郭说“此唐代条支，既与葱河、天山等接壤，自当包含碎叶。是则所谓‘条支海’或条支都督府所辖之海，如非伊塞克湖，当即巴尔喀什湖。因此条支都督府所辖地即今苏联境内的吉尔吉斯和哈萨克一带，是毫无疑问的。”），作了有力驳斥，并且示以地图，指出郭所说的碎叶与条支都督府相隔至少千里之遥（碎叶在东北、条支都督府在西南），二者“风马牛不相及”（参见《李白诗选》附录）。
对于范氏《墓碑》据李白子伯禽手疏“隋末多难、一房被窜于碎叶”一说，陈寅恪《李太白氏族之疑问》一文认为“碎叶条支在唐太宗贞观十八年即西历六四四年平焉耆，高宗显庆二年即西历六五七年平贺鲁，始可成为窜谪罪人之地。若太白先人于杨隋末世即窜谪如斯之远地，断非当日情势所能有之事实。其为依托，不待详辨。”（一九三五年《清华学报》十卷一期，陈认为李白是西域胡人：“其人之本为西域胡人，绝无疑义矣。”）郭毫无根据反对陈氏此说。
谈完出生地，郭谈论李白的双重性格，认为他既庸俗又洒脱，既想提高门第以获权势，又有一定平民性（见《全集》历史编第四卷，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二年第一版，第二二四页）。他批评道：“其实李白的值得讥评处是在他一面在讥讽别人趋炎附势，而却忘记了自己在高度地趋炎附势。以翰林供奉的身份待诏了一年多，以为可以大用，但结果依然落了场空。”（第二四八页）郭把李白以翰林供奉身份待诏一年说成“高度地趋炎附势”，未免夸张。李白希望有机会施展治国之才，与佞臣阉竖如高力士辈图谋一己一姓利益而趋炎附势，是截然不同的。
郭批评李白《清平调词三首》诸诗“不过是御用文士的帮闲献技而已”“是对统治者的歌功颂德”（第二五一页）。李白这三首诗虽是应制之作，却不象郭说的那麽不堪，并未“歌功”、亦未“颂德”。重要的是，李白写的是好诗。试将李白《清平调词》与晚年郭氏那些“歌功颂德”之作一比即知。李白：“云想衣裳花想容，春风拂槛万华浓。若非群玉山头见，会向瑶台月下逢。”诗意浓郁，想象美妙，能看出向后妃美女求宠或歌功颂德麽？再看郭“领袖万万岁”、献给“敬爱的江青同志”“你是我们学习的好榜样，你善于活学活用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你奋不顾身地在文艺战线上陷阵冲锋”，什么是趋炎附势，什么是歌功颂德，还用说麽？古人可以批评，但是需要见识、公平和准确，不可如此轻率诬诋。
他回转笔锋，拈出“忠君思想”问题，开始扬李抑杜：“同，是他们始终眷念着朝廷；不同，是李白对于朝廷的失败还敢于批评，有时流于怨悱；杜甫则对于朝廷失政讳莫如深，顶多出以讽喻。李白是屈原式的，杜甫则是宋玉式的。”（第二五八页）他说李白“比较有节概”“能藐视权贵”（第二五八页），而不提杜甫。应当公平地指出，杜甫有正义感，他对王侯权贵及其官僚恶势力的切齿痛恨不亚于李白，例如《有感五首》之“不过行俭德，盗贼本王臣”，《麂》之“衣冠兼盗贼”，《将赴成都草堂途中有作》之“新松恨不高千尺、恶竹应须斩万竿”等等。
山东大学教授萧涤非赞扬杜甫《剑门》诗中“吾将罪真宰，意欲铲叠嶂”句（杜甫痛恶军阀利用剑阁险峻地势割据、给人民带来灾难、因而大骂上天），与李白诗《陪侍郎叔游洞庭醉后三首》之一“铲却君山好，平铺湘水流。巴陵无限酒，醉杀洞庭秋”相比：“我们不难看出他们二人之间的差异。他们的想法，可以说是一样的，然而动机目的却不相同。”（《杜甫研究》，山东人民出版社一九五六年版第五十页）。郭沫若痛恶萧这种“抑李扬杜”观点，矫情道，李白此诗动机和目的是：“他要‘铲却君山’以铺平湘水，不是他看到农民在湖边屯垦，便想到要更加扩大耕地面积吗？”于是又谈秋又谈酒、扯到《诗经》（即王国维考证的“十月肃霜”诸句），转了一大圈，还是没有证据，于是推想起来：“因此，我乐于肯定：李白要‘铲却君山’是从农事上着想，要扩大耕地面积。‘巴陵无限酒’不是让李白三两人来醉，而是让所有的巴陵人来醉。……因此，李白‘铲却君山’的动机和目的，应该说才是真正为了人民。”（第三三九页）这种胡搅蛮缠硬抬杠的荒诞之言令人捧腹。“乐于肯定”四字正是没有证据、乞灵主观之辞。他不知李白此诗本是“醉后”之作。为扬李抑杜，郭引李白诗句“欲折月中桂，持为寒者薪”（《赠崔司户文昆季》）、杜甫诗句“斫却月中桂，清光应更多”（《一百五日夜对月》），竟说“李白是要‘寒者’添柴烧，想上天去扳折月中桂；杜甫是在想家流泪，…想‘斫却月中桂’，让眼泪流得更痛快一点。……杜甫在这首诗里面，完全沉浸在个人的感情里，和李白的‘动机目的’显然形成了为己与为人的对立。”（第三四零页）这显系穿凿。杜甫此诗句，完全可以理解为希望清除朝中小人、使政治清明、泽被天下。郭解为“让眼泪流得痛快一点”，不是胡扯麽？杜诗并未围着泪水打转，上面二句“无家对寒食，有泪如金波”，已将无家、寒食、泪水说完，下面不必喋喋絮叨，须转入其他意层，岂象郭诗翻烧饼式重复不已？再说，思家未必不丈夫，流泪未必不豪杰。挑剔人们有眼泪、有个人感情，亦见不情。他与萧涤非争执，实属胡搅蛮缠。
谈到李杜艺术水平，郭道：“屈原的成就水平，不仅李白没有达到，杜甫也没有达到。”（第三三五页）这话张口就来，毫无文学史知识、诗学发展观念和具体分析。屈、李相隔一千年，诗歌发展处于不同阶段，中间隔着汉代五言诗以及南朝时期声律初建之重要阶段（“四声八病”之说出现），至唐代近体诗（亦称今体诗、即格律诗）确立，中国诗歌建立精密形式格律、进入艺术高度成熟阶段。怎麽能眼睛往回看，将屈、李、杜简单比高低呢？这不是让关公战秦琼麽？他们之间高低到底在哪里，他毫无论述。可以说：李白、杜甫的诗歌成就，屈原亦未达到。应当说：屈原、李杜各擅其时。
郭回笔继续扬李抑杜，他抓住诗歌体材，赞扬李的乐府诗，批评杜的排律：“用公平的眼光来看，李的‘摆去拘束’的乐府歌诗，比起杜的‘属对律切’的长篇排律来，要更有诗味，更接近于群众，更有生命一些。就是杜甫的好诗，也不属于他苦心惨淡地搞出来的排律。然而出乎意外的是解放以来的某些研究者却依然为元稹的见解所束缚，抑李而扬杜，作出不公平的判断。”（第三三六页）将李白乐府诗与杜甫排律诗片面比高低，有失公平。杜诗体材丰富，许多诗歌朗朗上口、精美无伦，何不一比？郭对李杜没有研究，却心怀偏见，随意挑剔，发些支离破碎的浅薄议论。这是此书一大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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