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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外电记者、
独立报纸出版人到政治犯((回忆录节选•下))
——一个美国人在中国的二十年
◎ 桑 万
3． 伤痕
告诉你吧，世界
我--不--相--信！
纵使你脚下有一千名挑战者，
那就把我算作第一千零一名。
我不相信天是蓝的，
我不相信雷的回声，
我不相信梦是假的，
我不相信死无报应。
——《回答》，北岛
《中国现代诗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84
1985年10月
秋日的夕阳落下，绛红色的晚霞渐渐褪去。我边走边轻轻地拨弄吉他，穿过校园去足球场找John。路过一片小松林时，我看到一群男女学生庄严地坐在地上围成一圈，在圈子中间是一支燃烧的蜡烛。当我走近时，听出他们正在朗诵诗歌，平静之下蕴含着澎湃的激情。我在圈外坐下来，看他们轮流朗诵江河的诗《从这里开始》：
就从这里开始
从我个人的历史开始，从亿万个
死去的活着的普通人的愿望开始
从诞生之前就通过我
激动的呼出的名字开始
把被遗忘的
被迫害的
隔阂着的
人们
从蜷缩、恐惧、麻木中展开
舒展各自的生活和权利
接着，一个热情似火的男生背诵了那首象征希望的诗歌——顾城的《夜》：
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
我用它来寻找光明！
我问坐在我前面的一位年轻女子能不能让我看一眼她的书。令我吃惊的是，她用流利的英文答道：“当然可以。如果你想借，我也可以借给你。”
她说这本《中国现代诗集》已经再版好多次，印了几十万本都在全国售罄。这本诗集从它首次出版到现在才一年多一点时间。在美国，一本诗集能如此迅速地风靡是不可想象的事情。这个年轻女子给自己取的英文名字叫丽莎，是北京师范学院的一名员工，也是我英语系里的新同事。她答应教我读诗，我教她英文口语。我们约好了第二天下午在她的宿舍见面。
我还是第一次接触到北京政治青年日益蓬勃的反主流文化。这种崭新、神秘又极具颠覆性的诗歌在全国青年中流行甚广，让共产党非常担心。很快，诗集被禁止发行、出版，并被打上了只供“内部参考”的标签。也就是说，
这本书只能包上白封皮在大学校园里传播。“白皮书”因此而得名。然而这本书仍供不应求。学生们只好自己复制传阅，甚至不惜花大力气制作几百页的手抄本。
“这些真诚的诗词可以助我们文化复兴的一臂之力。”一边听着诗朗诵，丽莎一边小声对我说。
“争权夺利和政治运动搞了这么多年，中国青年感觉被领导人骗了。”
她接着说。
“我们要创造一种纯净的、自己的语言”，她补充说，同时标出几首她最喜欢的诗以后跟我分享。
北京的官方评论家将这种诗贴上“朦胧诗”的标签，指责其晦涩难懂，意识形态不健康。
北京的金秋是首都最美丽的季节。深秋来临，北方的白天日渐变短。早晨我依旧上课，晚上大部分时间都和John 及他那帮朋友一起弹唱。同时，我也开始越来越多地拜访丽莎，和她一起朗读诗歌，讨论社会现象和这些感人的作品所包含的深层的政治意义。
我还听丽莎给我讲文革时她被下放到农村的经历。那些揪心的往事令我感叹。我要把它记录下来。于是，我开始对丽莎采访，听她讲“十年动乱”期间的生活。
丽莎大我十岁。她是老三届的一员，即1966年夏毛泽东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时的高中生。与此同时，地球上的另一场文化革命也初露端倪。在我童年时代的美国，迷幻摇滚、披肩发、抵制越战、使用娱乐性毒品、性解放正方兴未艾。毛泽东推翻“旧社会”的宣言一出，中国的学校就全部关闭了。所有的城镇高中生都被送到乡下去
“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丽莎被分配到贫瘠的西南边陲、中国和缅甸、老挝的交界地云南省（意即“彩云之南”）去插队。在中国古代，被朝廷清洗的官员都被流放到此地。
挨坐在她宿舍的写字台旁，丽莎把她和家人的黑白老照片拿给我看，向我细述这10年来噩梦般的经历。
“我15岁就离开家了”，她说，“刚开始我还挺兴奋的。我信仰毛主席，也信仰革命，觉得去农村是我的荣誉和我的特权。
“可是到了（云南南部的）西双版纳，我才看清了中国的真实现状。”她继续道，“农民太穷了，缺衣少吃，就连做饭的锅碗瓢盆都没有。吃肉就更别想了，那是难以想象的奢侈，一年顶多在国庆节才能吃上一次。我们就靠喝稀粥、吃自己种的菜和林子里挖的野生植物过活。
“农民们几乎全是文盲”，她说，“我在小学教书，从最基本的汉字开始教起。辍学率相当高。大多数农民看不到孩子上学读书写字有什么用处，反正他们迟早都得去集体农场干活。”
她迟疑了一会儿，深深喘了一口气，平静下来，继续说道：“我们也在地里排成一队，开垦沼泽地。那可是苦活儿，累得腰都快折了。每天回到自己的窝棚，浑身都散发出大粪的臭味，永远都洗不干净。对在环境相对优裕的城市里长大的孩子，这种生活太令人震惊了。其实，农民也不愿意我们在那儿呆着。他们本来就过得够惨的了，现在又得跟我们分摊那点儿少得可怜的口粮。
“当地的干部要让女知青明白，只要跟他发生性关系，就能得到好处。这些好处包括给你分配轻活、更多的口粮、批准我们日思夜想的探亲假。大多数女知青最终都屈服了。我拒绝他的骚扰，可最终还是被他强奸了。”她说这话时的口气十分理所当然。丽莎这让我意想不到的叙述把我震懵了。
“我在那儿一呆就是12年。”丽莎厌倦地叹了口气。
“1976年，据说是梅毒的后遗症让毛主席的身体越来越糟。在农村干苦力的知青开始返城。
“我的父母亲都是大学教授。 他们也被下放到农村的“五七干校”。丽莎继续说，“他们都死在那儿了。可是一直没人告诉我。直到两年后，我回到北京，才知道。他们说是怕我难过，没跟我说。”她的话里夹杂着一丝轻蔑的嘲弄。
我在心里掂量着丽莎讲述的往事的分量，出现了片刻的沉默。丽莎在椅子上挪了挪，继续接着讲。在唯一的美国观众面前，她终于有了安全的对象与之倾诉她那恐怖的经历。这些悲惨的往事郁积在丽莎心底多年，她怕一旦讲出，会受到惩罚或更糟糕的命运。今天丽莎能向我全盘吐露，我深感自己是荣幸的。只要想到每个中国人都有类似坎坷的经历深锁在心中就让我深感悲伤和恐惧。
“现在我已经成孤儿了，单身一人在这个城市里。”她接着说下去，嗓音有点哽咽。“大学恢复高考后，我1978年考上了北京师范学院。我分数特别高，英文又好，所以毕业后就留校了。”说完，她擦去眼角的泪珠。
我和丽莎呆在一起的时间越来越多。我们两人之间的关系更加紧密了。在我心目中她像个大姐姐。丽莎也让我叫她大姐。至于我们俩有朝一日会成为情侣的想法，根本不可思议。两个中国人之间婚前发生亲密关系都属犯罪，更别提和外国人谈情说爱了。跟中国女人谈恋爱，会给她带来很大的危险；其次也会给我的生活和教师工作造成威胁。于她于我都是不负责任的草率行为。我想我们俩人之间的关系应是柏拉图式的。从此，丽莎和我之间的友谊更加深厚、更亲切了。
1985年11月26日
上午上完课回到宿舍，发现房间被人搜查过了。抽屉全都被打开，扣在了地上。更糟的是，我所有的记录丽莎文革经历的笔记都不见了。
我一路跑去找丽莎。她宿舍的门开着，室友艾米呆呆地坐在里面，一看就是受过惊吓。她跟我说那天一大早，一帮穿制服的保安和学校领导闯进宿舍，把她们给吵醒了。这帮人审完丽莎，就把她拖走了。“两个保安，一人驾着她一支胳膊，把她带走了。”艾米吓坏了，说话的声音颤抖着。“后来学校领导又回来拿丽莎的东西。他们说‘你的室友是叛国贼，她回不来了’。他们还警告我说要是跟任何人讲这事儿，我也同样下场。”
我默默地骂自己简直是蠢透了。我应该更加小心，把那些笔记藏起来才是。跟幽灵般的中国秘密警察的首次遭遇，让我懵了。为了让老百姓永远俯首帖耳，把他们压垮、毁掉他们的生活，这些人有什么做不出来的呢？这次痛苦的经历算是回答了我这个天真的问题。
人们时刻都在“消失”。 起因不过是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如你放肆地批评某位党的领导，刚好又有打小报告的人在场。有时要费时好几个月，外加足够的贿赂才能知道人被带到什么地方去了、又受到了怎样的处置。有的人多年以后才从劳改营里回来；有的人则再也没回来过。中国人把这叫做“杀鸡给猴看。”
这种令人毛骨悚然的事情源源不绝。大家都时刻提高警惕，即使在最要好朋友的圈子里也人人自危。
我惊魂未定，回到John的家里，告诉他发生的事情。他一点儿都不吃惊，反而瞪着我，用不赞成的眼光打量着我。我从没见过John这副样子。“你干嘛把笔记放你屋里呀？”他责怪我说。
我怎么回答他？ 说自己在美国从小到大被人呵护，根本想不到、也不会如此这般偷偷摸摸、疑神疑鬼、时刻警惕地做事吗？
John要我忘掉丽莎。“你再见到她的可能性非常小” 。他不耐烦地说。我把发生在他社会里这不愉快的烦心事又带进了John的生活里，他显然不高兴。
我了解John的灰心丧气的情绪。但要我对丽莎的悲剧性结局就这样听之任之，我做不到。我又回到教师宿舍，打算劝丽莎的同屋，让她帮我打听丽莎的下落。艾米打开房门，脸一下子刷白，好像见了鬼了。是啊，我又何尝不是鬼呢？
她跟我说她对自己和对丽莎的安全感到非常恐惧。但是，与她的恐惧相比，她对学校在此事上采取的小题大做的恶毒做法更加深恶痛绝。平静下来后，我们谈起现在的处境，她下决心要尽其所能，帮我打听丽莎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和她现在什么地方。
几天后，在去教室的路上，一位妇女朝我走来。她把一张纸条塞到我的手里后，二话不说，就匆匆地走了。为了不让校方发现，这张由丽莎写的纸条就通过这种秘密的方式到了我的手上。条子上说，因为我们的“不正当关系”，丽莎被送到北京以南500英里的一所军校中去工作了。字条的末尾是那所军校的地址和手绘的地图，详细地画出了去她宿舍的路线。
我决定接受丽莎隐蔽的邀请，启程去看她。
1985年12月
仲冬，天气寒冷刺骨。我把自己用衣服包了一层又一层，最后穿上军绿棉大衣、头上戴一顶栽绒帽、脸上盖上个大口罩。我不想让人认出我，假装是个病人。我在镜子里照了一下，觉得没问题了。一般人看不出我有什么特征，我这身打扮和走在马路上那些人山人海的过往旅客没什么两样。
我来到北京站买火车票，排进拥挤的队伍里。排了半小时，终于买到一张去山东南部的三等硬座票。在长达12 小时的车程里，同座旅客偶尔会跟我搭讪。每当这时，我总是大嗓门地只说只言片语、同时再不断地咳嗽，打发掉他们的问话。这样一来，他们就没兴致跟我说话了。我在临沂站下了车。临沂是个对外国人关闭的城市。我向丽莎的学校走去。我心里十分清楚，我的所作所为是违法的，也十分危险。但我才不管呢。我坚信，他们对丽莎犯下的罪恶行径太不公平，是他们，而不是无辜的受害者，才应受到惩罚。
我来到军校门前，深深地吸了一口气，从站岗士兵的身旁轻快地走过。我忍不住瞄了一眼他们肩上背的AK-47步枪幽蓝的钢枪管和铮亮的木枪托。刺刀上刻有又长又深的血槽，它的刀刃锋利，金属在校门口惨白灯光的照射下发出寒光。我一旦被抓住，麻烦就大了。甚至会被开枪打死。但我集中精力，想着我此行的目的，那就是要见到丽莎。
我已经把丽莎给我画的地图完全记在脑子里了。循着记忆中的地图，我一路找去。千篇一律的灰砖建筑上都刻着号码。从这些号码上，我就知道我已经走到哪儿了。我一路走着，神经高度紧张。十分钟后，我来到了丽莎的宿舍。我怕碰到丽莎的室友或是邻居，没有直接走到她的宿舍门前。我轻轻踮起脚，趁着渐渐黑下来的夜幕，从丽莎一楼宿舍的窗户外朝里望进去。
我看到丽莎一个人站在客厅里。这时，我轻轻地敲了敲玻璃。
她来到窗前，用手遮住眼睛，往黑处看到底是谁。
当她的额头碰到玻璃时，我从脸上摘下口罩，让她看清我是谁。她吃惊地向后跳去。但当她认出我时，她迅速打开窗，帮我爬进去。
她把食指按在唇上，示意我绝对不能出声，不能让她的室友发现我在这里。学校作为对她的惩罚，没有分给她单间，只是让她用客厅。为了给自己制造一点儿私人空间，她用衣服夹子把床单从房顶上挂下来，在屋子的角落里搭了个临时帐篷。
我缩进帐篷里。边低声说话，边坐在了丽莎的床上。她告诉我不要把脚放在地上，否则她的同屋会看到她这儿有外人，会报告给学校。
我们在床上盘腿坐下来。丽莎把我们上次见面后发生的事情讲给我听。“那天，我正准备上午的课， 门就突然开了。穿制服的警察和学校外事办主任闯进我们宿舍。警察抓着我的胳膊，外事主任就开始审我。
“那个穿中山装的干部跟我大喊大叫，说‘你给外国鬼子老师提供了有损于中国的情报！’
“我没赖帐。我不觉得有什么可隐瞒的。”
丽莎说这话时情绪激动，嗓子发紧。“官方已经承认文革是过激分子搞的悲剧。既然如此，我为什么就不能谈我自己的经历呢？”
“可他们说我‘搞破坏’，‘损害祖国的声誉’、‘和外国人有不正当关系’。
“他们把我的衣服和书都扔进一个纸箱子，给我拖到学校派出所。然后又把我带到火车站，塞上一列火车，就来到这儿了。
“现在我在这儿等于被‘软禁’了。 在这所军校里教书，
离我原来北京的生活和朋友远隔十万八千里，也可以把外国人的‘精神污染’拒之千里之外”。 说到这儿，她终于忍不住悲愤的情绪， 静静地抽泣起来。
我把手伸出去，安慰丽莎，轻轻地为她按摩肩膀。我们挨在一起，靠在墙上，她把身体贴在我的身上，支撑着自己。慢慢地，她止住了哭泣，擦去眼泪。她起身将床头柜上的蜡烛点亮，又把身子陷入到我的怀中。我静静地拥着她，轻轻地、有节奏地摇着。就这样坐了几分钟，丽莎转过身来，把我拥入了她的怀里。我们紧紧地抱在了一起，好像要把恐惧从我们身上挤出去似的。
就在这时，我们之间那道感情的大堤一下子崩溃了。我们开始亲吻，双手在彼此的身上摸索着。 丽莎停下片刻，打开音乐，用它遮盖住我们弄出的声响。然后，我们一块儿钻到被子下面，默默地扒下对方的衣服。丽莎温柔地把我带进她的身体里。我们无声地做着爱，动也不敢动一下，生怕任何动静都会暴露自己，那麻烦就更大了。此时此刻，我一生都未曾经历过的一种激情和悲伤交织在一起。我们紧抓着对方，颤抖着，共同达到了高潮。疲倦感顿时袭来。我们拥抱着，睡着了。
睁开眼，周围一片漆黑。一时间，我搞不清自己是在什么地方。但顷刻间，我缓过劲儿来，再次意识到我们眼下所处的悲惨境遇。丽莎在我身旁惊醒。在她薄薄的被子下面，我们俩赤身裸体。在夜晚冰冷的空气中，我能看见自己的呼吸。丽莎和我冻得浑身发抖。为了相互取暖，我们又紧紧地抱在一起，再一次开始缠绵起来。这次，动作更徐缓。在这寒冷、无情的地方，我们慢慢地、细细地品味着这千载难逢的亲密时光。
结束后，丽莎小声跟我说我得在天亮前离开。其实，我已经伸出手去拿我的衣服了。
我们最后再次接吻，嘲笑我们悲剧性的荒唐境遇。然后，我从爬进来的窗户又爬了出去，戴上栽绒帽、大口罩，穿上军大衣，把自己的面目完全遮掩起来。警卫站在冰冷彻骨的黑暗里，一动不动。他那在冷空气里飘出的一丝呼吸，是唯一的迹象，证明他还活着。我从警卫身边匆匆走过，在夜色里消失。
没人注意到我。我走到火车站，顿时感到伤心、孤独、困惑同时向我袭来。长这么大，我还从未有过这样的感觉。
回到北京，我真想干脆打起行李，离开中国，再也不回来了。
生活太沉重了，有这么多的历史包袱，这里的一切让我觉得再也无法恢复正常了。然而，我绝不喜欢半途而废。我感到自己对学生、对John和他的音乐朋友需尽的义务，更别提我和丽莎刚刚开始的复杂关系了。
我把自己的愤怒情绪告诉John。他的回答在我意料之中。同我在中国其他的朋友和认识的人经常会说的、所说的话大同小异: “这能跟我父亲被杀、姐姐摔残相比吗？ 这能跟丽莎失去双亲相比吗？‘好事多磨’”。
“这么可咒的终生难忘的教训，就让你缩成了四个字的陈词滥调，”
我小声嘟囔着、抱怨道。 这些人都满腹经纶，可为什么这个国家还是一塌糊涂呢？我心想，但还是克制着自己，没说出口，担心这样会让John 感觉受到侮辱、伤了他的感情。
可是，John 接下来的话把我从自我陶醉的沉思中唤醒：“有史以来，目前这个时期是中国对外最开放的时期。如果像你这样的人不呆在中国，不跟我们一块儿把改革进行到底，我们就会倒退，又回到无休止的暴力年代，又会仇视一切外国的东西。中国实行变革，目前正是机会。你能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怎么能为这么点儿小挫折，就打退堂鼓呢？”
说完，他冲我调皮地笑了笑，又冒出一句成语：“因小失大。”
“你他妈这些该死的成语！” 我说。这句北京街头土话我说得特棒。顿时，我们俩哈哈大笑起来。我们弹起吉他，让音乐使压抑的心情轻松一下。
1986年1月
大年三十，和John 一家人过了个安静的除夕。按老规矩，我们包了饺子，是猪肉白菜馅儿的。因为饺子的形状很像元宝，所以据说它象征着吉祥。John的母亲教我怎样把面团擀成饺子皮、在饺子皮上放多少馅儿、然后再使劲一捏把它挤成个小巧玲珑的饺子。这两件事我怎么也做不好。他们开着玩笑，说一眼就能认得出哪个是我包的饺子，下锅一煮就破，所以个个都是“流产”饺子。
我们熬了个通宵，驱走过去一年的旧鬼，把往事一笔勾销，迎来新的一年：虎年。据说，虎年有巨大变化的兆头。我们聊起来年的计划，开着玩笑、唱起中国和美国的民歌，一边嗑南瓜籽和葵花籽，一边打牌。这种安静的生活多好啊，我心想。没有电视、没有电话、没有汽车的车水马龙，有的是好朋友和家人聚在一起，安安静静地享受着节日。但同时，一种不安的预感又浮现出来：这种平静的时光会转瞬即逝，不会在中国一日千里的现代化进程中存活。
1986年2月
John说，虽然我们每个人是渺小的，但在历史的长河中，我们都有自己的位置。他的一席话，大大地激励了我的自尊。我重振决心，继续教书。我的学生在英语口语和书写上进步都很大。我为他们深感自豪。校方对丽莎一事采取的恶劣行径让我深感愤怒。我把愤怒埋藏在心底。任何一方都不再提及这个事件。让它自生自灭，不了了之，这是中国历来的做法。没完没了的邪恶行径如同沉重的包袱，压在中国的背上。就这样，在过去数十载残酷的政治运动中，虽然很多人曾相互迫害，但十亿中国人居然还能在一起共同生活和工作下去。
人们的物质和精神条件无法让人们耽溺于自己的幻想。他们只能顽强地、默默地把积怨埋在心底。在这里，这种积怨根本不短缺。
我重振旗鼓，再次投入在中国的事业，努力实现自己成为作家的梦想。以自己的经历针砭时弊，希望总有一天冤案得以昭雪。通过这次痛苦的教训，我也懂得了在这个国家生存最基本的先决条件：时刻提高警惕，不轻信任何人。类似随手乱放笔记本这么一个小错，都能铸成大祸，毁了人的一生。我在康奈狄格州乡下长大，从来没人教给我这样的生存技巧。
光阴荏苒。我渐渐适应了新学期的工作，又开始酝酿去见丽莎的计划。然而，我的决定再次受挫。
天还没亮，我就和John去练武术。练完武术，我坐在John的房间里备课。窗外是寒冷的冬天。就在这时，我听到轻轻的敲门声。打开门，原来是丽莎过去的室友艾米。她站在我面前，眼睛哭得又红又肿。“丽莎死了。”
她轻声地说。我多么希望是我的耳朵听错了啊！这时，艾米清了清嗓子，看着我，再一次大声地跟我说：“丽莎死了。校领导和警察今天早上到我宿舍，跟我说她自杀了。”
我突然感到一阵窒息，踉跄着坐回到写字台旁的椅子上。我双手托着头，恐惧地意识到我永远也无法弄清事情的真相了。是我去看她被发现，丽莎再次受到惩罚让她轻生，还是她不堪牢狱生活使用这种办法让我彻底忘掉她？虽然我自己尽了最大的努力，艾米也给了我无畏的帮助，我们始终都没有了解到事情的来龙去脉，我也再没见过丽莎。
1986 年6
月
丽莎的惨死，对我打击很大。但我仍尽义务，坚持把那一学期的课教完。暑假总算到了。过去几个月发生的事给我带来的压抑、郁闷、悲伤一股脑儿地向我袭来。我彻底垮了，在床上一连趟了好几天，浑身发抖，冒冷汗、发高烧。回美国去、回到家人和朋友的身旁的想法深深地诱惑着我。但我也深知，这一去，再返回中国的希望就很渺茫了。我和丽莎的悲惨遭遇让我感到异常地孤独、沮丧。我对中国和它深奥的语言、社会、文化的探索刚刚开始，如果现在就退缩，不仅对不起我自己，也对不起丽莎。 这无异于败下阵来，向迫害丽莎的那些人屈膝投降。我的意志渐渐地恢复，我重又投身到工作中去，决心做出积极的改变。
中国有句老话叫“有失必有得”。就在听说丽莎的悲惨结局后没几天，总部设在香港的《亚洲周刊》就通知我，说我得到了特约记者的职位。这是个一直让我觊觎的的工作。这个机会纯属幸运的偶然。1986年的夏天，一系列意义重大的文化活动在当代中国展开，我完全处于直接的优势地位。
《自由写作》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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