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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魂之声音何在?(散文)

——对地下诗歌及民刊的一点小杂忆

袁亚娟    

     

 

 

   灵魂的声音何在?灵魂的声音甚至不是被市场上讨价还价的噪声淹没了,而是被满世界传来的“音乐”声所淹没了。这种噪声式的音乐在没有灵魂的地方冒充灵魂!他们的耳朵已听不到音乐、更听不到音乐中的灵魂或灵魂中的音乐。他们只欣赏震山响的“音响”,他们只听到震耳欲聋!这种音乐甚至在没有幸福的地方制造幸福,在没有悲伤的地方制造假的悲伤:灵魂、灵魂的幸福与悲伤都已是赝品。——佚名

 

   人的生存之最高境界莫过于灵与肉的平衡、恬静与舒适。在过去的二十多年中,新诗创作就曾是中国许多人灵魂的声音载体。当人们真正向哲学家海德格尔所倡导的“诗意地生存”和进行自由诗歌创作之时,他们的灵魂也一定得到了巨大的精神滋养与幸福感受。回想当年,为什么有那么多的年青人为摘取诗歌的桂冠、纷纷创作独属自己灵魂声音的个性诗作?除去名利之外,人们或许更多地是想向生存的世界表达一种“我诗故我在”之灵魂快感吧。时至今日,诗歌创作日渐沉沦,已步入中老年的当年“诗人”们还在坚持写诗者少之又少。偶尔于躁狂时代回眸过去的诗歌激情与辩论交锋,仿佛总有一丝温暖的阳光照耀着人们夹陈百味的青春记忆、令人展示出一种发自内心的幸福与淡淡的欢颜吧。有首小诗的形容比较贴切:

 

《春天:河的角度》

 

水的长镜子映出天上的每一个段落:银白和灰蓝

种植化的地面空气,在湿而吸入鼻的臭氧中发展

广阔,和无限的安详,懒散

同时在胸脯中领会它的美妙的微循环

树丫在金的平面上交汇,静止成网的虚线

我看见河的唯一表象,是水的流量

以及碎玻璃原状

 

闪出亮的短波,我对自己说和感觉

春天在第一分钟里像房子的新来者----额头与脸

带来异地的神秘状

 

河的断口形成弯的地质构造

水的一方是增生的

虚幻梯度,安祥得使我一颗心因之而怀想那些远地方

许多过去了的事情或时间里的人

 

 

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初期,诗人的桂冠与称谓火遍中国的大江南北,汪国真与舒婷,北岛、海子、食指等等中国当代诗人的大名在青年学生中可谓无人不知。许多年轻人纷纷投入朦胧或非朦胧的各色新诗流派写作。无论他人是否看得懂还是无病呻吟,新诗作为改革开放与思想解放的中国人灵魂之声的最简短直接的载体,在当时一举成为所有文艺青年的最爱。尽管在公开刊物上变成铅字的机会并不多,民间的“诗人”们还是抱着火热的创作热情、将呕心沥血的创作之物私印成各种装裱简陋的油印本与活字铅印体、用以同为诗歌爱好者之间的交流与交换。在记忆中,九十年代的地下写作的纸质载体有着三种分类与进化方式:一、个人诗歌集录,私印成油印本或简陋缺乏设计的铅印本。主要用以朋友及诗歌圈子内的交流;二、自费出钱与出版社“合作”,正式出版,不求销量但求正规印出来,还是用以圈子内外的交流;三、以各种流派与圈子为基础,以民刊合集的方式将有共同理念与相似风格的作者的作品汇集成一本,用以圈子内外朋友的交流之用。这其中既有正式有书号的正规出版物也有地下私印本。此类所有的出版物都是当时地下写作者及文艺爱好者的心血结晶,是他们最真实的灵魂之声的对外渲泄与反映。

作为一名中国古体诗词与杂文理论的爱好者,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之初我对于当时的中国新诗写作本来是知之不多的,只读过一些代表西方古典流派的歌德、雨果、普希金、莱蒙托夫、拜伦、马雅可夫斯基、尼采等等大师们“老派”的作品。在自身的诗歌审美还停留在惠尼与泰戈尔阶段之时,一件趣事的发生,使我开始见证了当时中国新诗创作的热潮:一次,我在一家名叫《红房子》的照像馆拍了一些黑白艺术照。因中国艺术照那时才刚刚起步且这也是我首次拍摄,所以是满怀憧憬与忐忑地去取照。拿到手的照片让我大吃一惊,只见这些照片的人像边缘被人用书法钢笔题写了不少的新诗诗句。一问之下才得知这位私自不经他人同意而在他人照片上题诗者也并不是照像馆的员工,而是一位常来照像馆坐坐的“诗人”。几天后,在照像馆的安排下,我终于见到了这位在市团委工作的唐突“诗人”:一表人才,满脸闪烁着对诗歌的无限崇拜之神圣光辉。正是这种出自对中国现代诗歌的真诚热爱与崇敬的表情,使我放弃对照像馆及这位诗人的过多指责。后经这位诗人的热心介绍,我与友人开始参加到他们定期的诗社活动当中,并为自己取了第一个笔名。其实,这个我首次接触的诗社十分地普通,成员中用以交流的东西中既有自己出费私印的个人诗集小册子、又有各会员自由出资集体印刷的作品合集。诗社的成员当然多为年轻者,职业更是工农军学商齐聚,共同的对中国新诗与文艺写作的爱好将大家招唤与团结起来。有一首小诗是这样总结当年城市地下与民间文艺创作的:

 

二十个人走过桥梁

进入村庄。

那是二十个人走过二十座桥梁,

进入二十座村庄。

 

或是一个人

走过一座桥进入一个村庄

 

 

对于什么样的诗才算是好诗?也许这是不好定论的。对诗歌的评判,只能靠对诗的敏感、悟性与综合的感觉。九十年代中初期,成都及四川地区较有影响的公开刊物《星星诗刊》是较受青年诗人们欢迎的。许多人都将在此刊及所有公开诗刊上发表作品视为成功。然而,能在公开和影响大的公开报刊发表作品者毕竟是少数人,那么,在还没有互联网的时代,在当时“全民写诗”的热潮中,民间写作的作品因无处或无法发表的原因,自然而然地被归纳进“地下写作”与“民间写作”的行列。也许,这些在很多年后看来十分粗陋的私印小册子拥有如此大的数量是令人不解的,但是,这却是这一二代中国人勇于追求“诗意化栖居”及发出灵魂怒吼的时代见证。个人认为在这类的见证活动当中,人们应该多学习一下奥运精神:重在参与、决不辜负自己的时代。

 

 

记忆中地下写作与民刊发行最久的是陈默先生主编的《野草》杂志。据悉是从1970年代创刊然后坚持到现在。这其间几经抄没与主办者受牵连,《野草》杂志真的如它的名字一样、一次次“春风吹又生”着,其惊险与刺激仿佛浓缩了民刊时代所有的要素,令人无限回味与感佩。

时至2000年以后,因一定的机缘我与周伦佑先生主编的、以标柄21世纪汉语文学写作空间的《非非》杂志的朋友们熟悉了起来。与1990年代的各种粗陋相比,《非非》一书的装裱是日渐精美起来。《非非》的主要内容为诗歌以及诗歌的批判。正因为如此,2000年后的民刊开始向精益求精的方向发展,再也不似90年代那样,只集中各种流派和圈子的人们、将大家手上现有的作品收集起来然后编成一册了事。合集形式的中国地下写作民刊也开始有了更多主题与策划的内容,这里面表现出种质的提高与飞升!记得当年在成都的人民公园中,周伦佑先生总是在出刊下一册《非非》之前,将《非非》内外的写诗、写诗评的朋友们组织在一起,为选题为辩论大家畅所欲言,在自由与愉快的气氛中,人们尽情抒发着各自的灵魂之声并得到了他人善意之回应。阳光照亮着每一位参与者的面孔,令很多无法为地上写作所承认的地下写作者倍感温馨与亲切!

当然,似《非非》那样注重策划与装裱的民刊还有很多,它们在不断地完善自我、提升品质中顽强地生存了下来,开始向更为年轻的一代昭示自己老而益的无穷魅力。

时至今日,青年们还写诗吗?当老去的文艺青年们已经不再写诗时候?答案是肯定的.现在的年轻人也在写诗,因为他们正处于无比美好的写诗的年纪。虽然社会上已不存在那么多跨行业的诗社了,虽然诗人的称谓不再是能给人带来急功近利之名利了,诗会或读书会依然以其新的朴雅而纯纯的面目在各大高校中保留了下来。在现在,他们私印出的民刊早已没有了油墨样粗陋的影子,其中清新的风格与深入用心的策划令人为之动容。

十多年前,廖亦武先生曾主编过一本沉痛怀念中国20世纪70年代地下诗歌的书《沉沦的圣殿》,读之对那些在极左年代下坚守自由与地下写作初衷的诗坛前辈平增敬意!想到他们为发出自由的灵魂之声所受的种种磨难,就更加但愿21世纪的中国能够早日走出因言获罪的历史误区,让所有地下写作都能被解放到人类共有的阳光下吧!中国人的魂灵不应当再次沉沦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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