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朦胧诗之殇(回忆录)
◎ 李贵仁
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
我却用它寻找光明
顾城：《一代人》
1979年，我在大学毕业十四年之后，从陕南山区考取为中国人民大学文艺理论研究生。我不喜欢沉溺在课堂听讲和专题研讨中，而是把时间和精力主要用于关注当时的文艺发展状况，并积极参与某些重大问题的论争，其中自然涉及诗歌。
我在少年时代曾经痴迷过普希金、莱蒙托夫、拜仑、雪莱、歌德、海涅等人的抒情诗和诗体小说，而且在激情冲动时胡乱写过一些欧化的短诗，但在上大学后就停止了。我终究没有成为诗人，对诗歌的热爱也淡化为只是把它作为文学的重要分支和社会生活的重要内容看待。我的另一点变化是，原本对中国现当代诗人的作品不怎么感兴趣，就连郭沫若也不喜欢，随着年龄增长，反倒觉得有必要读一点国内有影响的诗作了，可惜能感到满意的总是很少，只是对郭小川的《望星空》和《团泊洼的秋天》等诗产生过一些共鸣。四人帮覆灭之后，中国诗坛似乎有了新的气象，涌现出许多新人新作新流派，我自然是喜悦的。但我很快发现，在这个思想解放的新时期，占主流地位并被官方认可和称赞的仍只是同最高统治者的政治需要保持一致的作品，不符合这个要求的必然遭到排斥，违抗这个要求的更是像在四人帮时期一样难逃厄运！比如，部队诗人叶文福写了首《将军，不能这样做》，抨击军队高层的特权和腐败，竟被邓小平亲自点名批评，从军中清除出去，而且在此后几年不断遭到猛烈批判。我愤慨莫名，在好几篇文章中对此发出了抗争的呼叫。
新的政治高压令人窒息，但我并未绝望，因为我看到了一种充满生机的可喜景象：为数众多的不合流的诗人不甘沉沦，顽强地自寻生路，已经在荆棘、石壁、沙砾和污泥中培植出千千万万株新的诗歌之苗，其中有的很快被扼杀了，有的自生自灭，但仍有许多冒着风雨茁壮成长，甚至长成参天大树。
对，我所看到的是中国地下诗歌的景象，它斑斓多姿，令人惊叹。
放眼望去，这景象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广布于神州南北的奇葩——朦胧诗。
朦胧诗作为一个新生的流派，是在1978年滥觞，随后在1980年强势崛起的。
朦胧诗崛起之初，也许正因为体态朦胧，面目不清，所以没引起当权者中那些保守派的恼怒和打压，从而为自己保住了一片生存空间。但在文学界内部，自章明以贬义的“朦胧”对这个新的诗歌流派加以斥责之后，颇有些名流相继泼起了污水，使朦胧诗的处境显得十分艰难。当然也有相反的声音。谢冕、孙绍振、徐敬亚先后发表了《在新的崛起面前》、《新的美学原则在崛起》和《崛起的诗群》，给了朦胧诗派极有力的支持，竟使之在困境中反而变得名声大噪，理解、喜爱、传播和模仿的人越来越多，一时蔚为大观。当权者中的保守派这才觉得不妙，却已经不便全面扼杀，只能在《崛起的诗群》由《当代文艺思潮》发表之后狠狠批判一通，并迫使《当代文艺思潮》撤销了紧接着发表我的《人道主义——文学的灵魂》的计划。
我并没有直接参与围绕朦胧诗的论争，但我当时正在竭力鼓吹的人道主义是文学的灵魂的观点，不仅和朦胧诗派的主旨相通，而且是在根本点上对他们进行理论声援。
当人们透过朦胧的外表窥察朦胧诗的意象实质时，可以很清晰地悟出朦胧诗派的精神内涵是：揭露和抗议社会的黑暗；在黑暗中寻找光明；以人道主义为依归探求人生真谛，关注人的存在和发展，追求和鼓励人性的解放。
我的理论语言和朦胧诗派的艺术创作，不是在同一条道路上奔向同一个目标吗？
也许因为我不是诗人，所以我很少同诗人交往，但我偏偏接触过朦胧诗的几个代表人物。 正是在我进入人大不久之后，我很偶然地碰到了江河和杨炼。他们到人大访友，经人介绍在图书馆门前和我交谈了一阵，谈得很投机。可惜我当时还不十分了解他们的情况，也没有研究过他们的作品，所以没有抓住机会和他们结为深交，只是在脑海中留下了他们的一点印象。在我看来，江河沉稳忠厚，杨炼潇洒倜傥，是两种不同类型的诗人，却同样令人喜爱。至于他们在中国诗坛会成为怎样的角色，我自然无从预料，只能在内心祝愿他们走向辉煌。
此后，我再没有见过江河，却时不时想起他，怀念他。
杨炼倒是又见过一次。那是1983年岁末的一个夜晚，我到中央戏剧学院参加晚会后刚走出大门，就在街上看到了杨炼高大的身影，当即把他叫住。他显得热情而兴奋，在街灯下和我谈了很长时间。我特别问到他的创作情况，他说刚在《上海文学》发表了一首长诗，题目是《诺日朗》，希望我读一读。我没想到的是，正是这首在诗坛引起轰动的长诗给他惹了大祸，在随后展开的清除精神污染的政治运动中使他遭到无情批判。我更没有想到的是，这位1978年就参加了北京之春民主运动的斗士，在1989年的六四事件爆发之前，又为民主运动付出了新的代价：作品被禁，被迫流亡海外。
也是在1983年，我和顾城也接触了一次。那天我去参加北京出版社的座谈会，没想到顾城也是特邀宾客，正好坐在我的对面。但是我没有同他单独谈话，只是和与会者一起饶有兴趣地听他阐述了一番他独特的艺术观。他着重强调了不同的人从不同的角度看待同一事物必然产生不同的认识，因此在艺术创作中不能不允许思想和手法的多样性。这番话是以平和的语言缓缓说出来的，听起来很亲切，却比大声疾呼显得更有力量。我想，这既体现了顾城个人柔中有刚的性格特点，也是顾城和他的朦胧派诗友们共同坚持的柔中有刚的艺术格调的象征。
十年后的1993年春，我因为在狱中几乎病死而保外就医，到10月间，突然从报纸上读到顾城在新西兰杀妻并自杀的惊人消息，真如五雷轰顶，悲痛莫名。不久，得到了一本顾城生前和妻子谢烨（雷米）合写的记述顾城情人的名为《英儿》的书，却不忍心细读。又过了十多年，香港今文堂拍摄了一部以顾城夫妇和英儿为主人公的故事片《顾城别恋》，扮演顾城的演员和顾城本人颇有几分相似，影片情节也与顾城、谢烨、英儿三人从国内到海外的爱恨情仇演变大致相合。凤凰卫视电影台把这部影片播了好多次，我看了两三遍，总是禁不住唏嘘。
顾城和中外古今许多作家诗人一样，以自杀结束生命，这当然是他个人的悲剧，但又何尝不是他所处的时代的悲剧？何尝不是他献身的中国诗歌的悲剧？
从某种意义上说，顾城之死正是以他为重要代表的朦胧诗派走向衰亡的标志。
事实上，朦胧诗派在顾城自杀之前已经失去活力，它崛起之初蓬勃发展的劲头和惊天动地的影响，到八十年代末期就明显消减了。
最重要的朦胧诗的代表人物，除顾城外，江河早已离群索居，销声匿迹；舒婷有了社会地位和荣誉，不仅作品大为减少，而且很难再有《致橡树》和《神女峰》那样的好诗；海子和顾城一样选择了死亡。北岛、杨炼不见容于国内，相继流亡海外，倒是以自己的作品在欧美许多国家赢得了声誉，但他们已经不像当年在国内那样重在以朦胧诗闯天下。
不能不承认，朦胧诗的时代已经结束。
同时应该承认，随着朦胧诗的时代结束，整个中国诗歌乃至整个中国文学都陷入了灰暗沉闷的新的低潮。
这当然是值得哀伤的。
但是，包括诗歌在内的中国文学并不会就此死灭。
朦胧诗的时代结束了，地下诗歌运动却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重整旗鼓，以新的姿态继续发展。
国内的地下诗人已经有好几代，他们同流亡海外的地下诗人互相呼应，正在为重铸中国诗歌的辉煌而奋斗。
明天属于他们。
所以，在为朦胧诗的时代已经结束而哀伤时，我却决不悲观。
没有理由悲观！
2012年8月12日—17日写于西安
《自由写作》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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