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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幽灵，一些诗歌的幽灵，
在中国徘徊(回忆录)
◎ 杨小滨
回想1980年代的写作生活，我竟然没有组织或参加过任何一个诗歌流派或团体。大学时代的我总是自命精英，在复旦的群众化、浅俗化诗歌潮流中一直处于自我边缘化的游离状态。然而自己埋头写的诗，现在看来也幼稚透顶。我在复旦比较值得一提的诗歌活动（如果可以算的话）反倒是和郭惠民合译T. S. 艾略特的《四个四重奏》。郭惠民是我在向明中学的高中同学，比我高两届，中学时代一起参加过月黑风高之夜的半地下诗歌活动。活动在一个石库门房子的楼顶阳台举行，没有灯火，只有月亮见证了文艺青年们文学力比多。参加者里还有另外一些比我年长的中学同学张晨、戎伟宏等。郭惠民大学考入北京的国际关系学院（并且一直坚持阵地，如今已是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跟住在院内的，已经声名大噪的朦胧诗人杨炼过从甚密（杨炼的父亲是国际关系学院的老师）。翻译的念头似乎跟杨炼的催动十分相关，因为杨炼当时不通英文，又迷恋艾略特，苦于无法读到神往已久的《四个四重奏》。后来郭惠民以访问学者的身份来复旦，正好住在我同一宿舍楼的同一层，每次端着脸盆去盥洗室路过我宿舍时，都要朝我们房间投来暧昧的目光，看得我的某些室友浑身发冷。我们二人各自负责两首，自行瓜分了《四个四重奏》的翻译任务。不幸的是，我们译完后不久，裘小龙的译本就在漓江出版了，所以我们的译本至今都没有发表，译稿也不知是否还有保存。后来，大约1986年，我去北京时，郭惠民带我到杨炼在国际关系学院那个黑黢黢的鬼屋里做客。杨炼如巫师般手舞足蹈，口若悬河，足以令一个刚出道的年轻诗人惊为天人。可以说，我和中国地下诗歌最初的实质性遭遇，反倒不是在上海。杨炼的那个鬼屋，有很强烈的地下感。他很骄傲地谈到了四川诗人对他“史诗”写作的模仿。我在当时，似乎也已经听到过宋渠、宋炜等人或“整体主义”的名字，对杨炼的“模仿说”略有疑虑。无论如何，我的后朦胧诗写作，和朦胧诗产生了微妙的关联。
我跟中国地下诗歌的关系，一直是错位的。我对地下诗歌的最初了解，也反倒不是在地下诗刊上，而是在官方刊物上。因为在上海社科院工作，图书馆有大量的官办刊物，也可以零星读到朦胧诗、后朦胧诗的作品。当时有一份虽然是官办刊物但大量刊发非官方诗人作品的，叫《关东文学》，是宗仁发主编的。我投稿的诗在那里发表过两次，其中一次是“中国第三代诗专号”（《关东文学》1988年第4期），集结了第三代的许多代表性诗人，除我之外还包括李亚伟、陈东东、开愚、杨黎、宋琳、万夏、马松、二毛、尚仲敏、刘涛、车前子、周亚平、冯晏、郭力家等，被认为是第三代诗人首次在官方刊物上集体亮相。记得刊发前还特意发来电报，索要照片等资料，颇有革命时代的战斗作风。可以看出，这个名单里大多是四川诗人，还有少量上海、东北等地的诗人。但这本官方刊物似乎比民刊流传得还要少。
在现实里，我也并非跟上海的诗歌界毫无瓜葛，但这一层瓜葛的主要纽带却并不是诗人，而是批评家朱大可（大概是因为我在评论界更加活跃的缘故）。当时，朱大可在策划编纂一本《中国先锋诗歌导读文典》，邀我加盟。记得我负责的是杨炼的《诺日朗》、车前子的《听一张老唱片》、张小波的《十来只东西》和吉木狼格的《红狐狸的树》，已经完稿。但这本书最终因为六四事件而永久搁浅。朱大可虽然一直不屑四川诗的“盆地意识”，依然声称中国最好的两个诗人是欧阳江河和廖亦武（按他的说法，一个是知性派的，一个是激情派的）。1988年底，我要去成都参加一个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讨会。朱大可顺便安排我一个任务，就是找欧阳江河撰写《中国先锋诗歌导读文典》的篇目。以此为基础，朱大可还有一个宏大的构想，打算组织一个全国性的诗歌联盟之类。另一个任务，是《文学角》月刊主编程德培安排的，让我顺便写一篇四川诗人的介绍或印象记。当时我经常到上海作协去晃悠，特别是吴亮、程德培他们的作协理论室，也给《文学角》发过好几篇稿子。以至于程德培有一次说：“你杨小滨的文章，我看也不看的，直接就发了。”
这就是我那篇《君子、汉子、胡子、痞子等等——四川青年诗人印象》（《文学角》1989年第2期）的起源。当然，这篇文章并没有写到每一个细节。比如我到了成都之后首先就去四川省社科院文学所找欧阳江河，正是为了完成朱大可的任务。我中午在一个路边的苍蝇馆子吃了一斤多火锅，满头大汗地跑到社科院时，欧阳江河却无踪影。我正想改天再来，却因为吃得太饱太辣，感觉心跳加速头晕目眩，只好一头扎进他们所里的医务室躺下休息。没多久，欧阳江河适时地出现了，我本来就有些虚构的病情也随之消失。我跟他郑重说起了朱大可的计划，他长考了一番说：“这找钟鸣写最合适了，但是钟鸣现在不在成都。”这件事并没有什么结果，因为欧阳江河似乎并不显出特别有兴趣的样子。第二天，他又带我去四川音乐学院招待所10元一天的单人房住下，然后找到杨远宏和石光华，一同喝着白酒痛骂非非。我问欧阳江河跟非非的诗学观念有何不同，但无解。十几天后，我就被一起来开会的北京诗人于慈江带去勾搭非非诗人了。这次成都之行，我结识了欧阳江河、翟永明、杨远宏、石光华、蓝马、刘涛、杨黎、小安、万夏、赵野、尚仲敏、杨政等一大批川籍诗人。后面这些，是在蓝马家的盛大聚会上碰到的，聚会的乱象都写到了那篇文章里。我临走前一晚，万夏和欧阳江河分别来四川音乐学院找我，本来他们俩应该是错开的，但最后还是碰到了一起。欧阳江河到了之后忙着给廖亦武和萧开愚写鸡毛信，好像是要让万夏带给他们。廖亦武和萧开愚在成都，但万夏以诗坛战略家的神秘口吻叮嘱我不要跟他们纠缠。他焦灼地晃来晃去，小屋里洋溢着诗歌江湖的诡谲气氛。（二十多年后的本世纪初，我暑假多次在北京望京的花家地租房暂住，第一次到对面的大西洋新城小区里欧阳江河和万夏这两位只差几十米远的新家串门时，颇有恍若隔世之感。）
我的嗜酒和嗜辣就是从这次四川之行，尤其是蓝马家的聚会开始的。那次聚会其实还来了孙文波、郑单衣等人，但因为人头杂乱，他们都是后来分别问起我，怎么文章里没写他们，我才意识到糟了，根本不知道他们在场。《君子、汉子、胡子、痞子等等》这篇一点正经没有的文章虽然连自己一起调侃了进去，还是得罪了石光华等人。对于石光华而言，据说是我对整体主义太过不恭。对别人，就说不准了。以至于后来萧开愚第一次（在上海）见我，跟我和陈东东三人在街上漫步提起这篇文章时，以当代鸿儒的口吻语重心长地说：“小滨，你去四川大家对你印象挺好，但是这篇文章把你的形象破坏了。”我笑而不答。
万夏也是我在蓝马家的聚会上认识的。那天他挎着一把吉他自弹自唱，很倜傥的样子。后来万夏和我一直有通信联络，这个联络一直保持到我1989年出国之后。有一回给我写信，说一定会把我要的地下诗刊寄给我，不会食言。又说，听说上海的宋琳和李劼被抓了。不久，《上海文学》的刘原来信说万夏和另外一帮诗人一起入狱了。不过，几年之后再见到重获自由的万夏，他已经是一个成功的二渠道出版家了。九十年代中期，我大规模回北京的前两年，移居北京住在惠侨饭店的万夏每次都让我召集各路在京诗人，大摆筵席为我接风。当时他们去的歌厅，有个小舞台，大家轮流到上面的麦克风前去演唱，像演出的歌手一样，很新鲜。诗人们的生活形态在巨大的变化中。那时候，他和潇潇编的《后朦胧诗全集》已经出版，潇潇说手里还有一部《前朦胧诗全集》的书稿，我追踪了许久却一直没见到。
九十年代，因我大部分时间在美国，（手写、邮寄的）通信成了主要的交往途径。我至今保留着几乎所有那几年里与国内诗歌界朋友们的通信，有唐晓渡、孟浪、陈东东、臧棣、宋琳、萧开愚、万夏、朱大可、王家新、柏桦、张枣、翟永明、唐亚平、唐丹鸿、王小妮、徐敬亚、廖亦武、郑单衣、程光炜、张曙光、高星等等，还有海外的杨炼、欧阳江河（当时住在美国华盛顿）、江河（大隐隐于纽约）、严力（当时也在纽约编《一行》）、雪迪、张真、赵毅衡。其中通信比较频繁的，比如唐晓渡、臧棣、陈东东等，这些人的笔迹我基本上看到就能认出，不必等到拆信。而柏桦的信纸总是折出特别的形式感：左右对折之后先沿中轴线折出一窄条，再对折，很符合他写作的怀旧与唯美风格。王家新的字迹最接近狂草，常常猜不出写的是什么。欧阳江河的蓝钢笔字却很工整，不像他日后的书法玩那么多花招。孟浪喜欢用粗重的水笔，倒是有强烈的狼毫书法效果，也十分契合他诗歌的遒劲和浓烈。这些信的内容五花八门，很多与写作本身关联不大，诸如稿件、出国等等琐事。谈诗最多的是宋琳，我是说，抽象地谈诗，论诗，甚至在新年贺卡里，也没忘了谈诗。宋琳试图说服我，我们已经超越了八十年代的颠覆性躁动，需要在一种更恬静、明亮的氛围里认识世界。我第一次见到宋琳是1984年，当时我在《上海文学》编辑部实习。我所在的诗歌组，负责人是肖岗，有一天张小波来送诗稿，宋琳陪同随行。张小波十分恭敬地把一叠手抄的诗稿递给肖岗，而宋琳的功能则是像伴郎一样，把这件事变成一个集体仪式，而不是个人行为。
陈东东的父亲和我父母曾在上海音乐学院同事过，东东他们家就住在音乐学院边上的复兴中路。八十年代末我去串过几次门，但来往较多反倒是九十年代了。当时我参与了贝岭主编的海外文学人文杂志《倾向》的编辑工作，每次从美国回上海必定要跟国内的编辑和主要作者见面，特别是陈东东和孟浪（后来孟浪也去了美国），还有当时也在上海的萧开愚。这样的见面常常有地下工作的味道，因为他们每个人都是安全部门极度关注的对象。前面提到的我中学时的好友张晨，从国际政治学院毕业后在上海市公安局工作，他曾经说，当代诗的资料搜集最全的就是公安局了，将来可以开放成诗歌民刊图书馆。有一年夏天，我和萧开愚顶着烈日一起骑自行车到南京西路的一家咖啡馆坐了一两个小时。他谈起了诗的社会责任、政治意识，都是我颇感兴趣的话题。当然也谈到了警察的习惯性骚扰（可参见萧开愚的诗《学习之甜·二、警察的第二个问题》）。出来之后，开愚发现他的自行车钥匙怎么也打不开车锁。满头大汗的开愚一边鼓捣车锁一边嘀咕（用他的一首诗题）着：“一定是他们干的！……肯定是把锁换了！……”我很怀疑，他们为什么要锁住他的自行车，况且我的车可以正常开锁。折腾了几十分钟后，他的车锁打开了。不记得是怎么打开的，总之是打开了。按照《狂人日记》的逻辑，这件事当然不是萧开愚的错：因为被迫害的精神根源的确是真实的。
1995年夏天在贵州召开的红枫湖诗会（正式名称叫做“石虎诗会”），可以说是第三代或后朦胧诗人（和部分朦胧诗人）面对诗坛元老们的一次几乎没有交集的“群体独白”：虽然有一群——耿占春、唐晓渡、王家新、李震、于坚、孙文波、翟永明、唐亚平、郑单衣、杨克、梁小斌、徐敬亚、陈超，还有我……——但都在自言自语。我的发言尤其隔靴搔痒，意犹未尽。似乎只有钟鸣，他声如洪钟的嗓门在白天的会议上成为最震撼、最鲜明的叛逆声音。他和我在酒店同居一屋，晚宴时他却被彝族姑娘的酒囊灌醉，独自在卫生间里吐了半宿。孙文波和王家新好像一直在密谋什么，只可惜也没在会议上振聋发聩。第三代诗，本来就缺乏强攻的力量，从86大展的千军万马开始似乎就是一盘散沙。莽汉很快开始写脂粉和香袋，非非则很快分崩离析。积极地来看，也许这正是个人写作应有的状态。而我，彷佛是八十年代第三代诗歌群体的一员，又仿佛到了九十年代才开始自娱地活跃起来。但不管是群体还是个人，其实都处在某种虚幻、飘忽的状态，幽灵般地来来去去，不可捉摸。我想，我如果可以回溯性地开创一个八十年代式的诗歌流派，就叫它幽灵主义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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