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恻隐之心(纪实文学)
——王东海在文革武斗中的故事
◎ 陈树庆
一、攻打萧山
1967年7月初，天气最热，驻杭州的上铁第四工程段工人武卫队队长王东海接到所属造反派组织“铁联指”头头谢志明通知：与杭州铁路分局革委会常委、杭州车辆段革委会主任、段长姚达德一起到省军区开会。
到了省军区作战室，南面坐着的一律是二十军、空五军的军人，北面坐着的全部是“省联总”造反派大小头目。
“首长到！”一声吆喝，军人都很整齐的哗一下就起立了，而造反派是稀里哗啦地陆陆续续站了起来。进来的是会议主持人：南萍（驻杭野战第二十军司令，浙江省革委会主任）、陈励耘（驻杭空五军司令，省革委会付主任）、张永生（美院学生，“省联总”造反派的一把手，省革委会副主任）、谢志明等人。
南萍大声说：“现在宣布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最高指示，浙江省革委会打报告给中央，我们的火车在路过萧山和诸暨路段时，经常遭到拦截，甚至伟大领袖毛主席视察大江南北时还发生过对主席的专列开枪。为了保卫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成果，为了保卫伟大领袖马主席，我们决定采取文攻武卫，特向中央请示。毛主席已经做出批示：照办”。现任命张永生为总指挥，谢志明为副总指挥。
接着，一军人就在作战室中间的沙盘，向大家介绍了萧山地区的地形状况、飞机也进行了航拍，“红暴”的力量分布图以及他们可能退守的山区道路。当时整个钱塘江南岸，除了萧棉（后改成杭二棉）为“省联总”造反派顽强据守外，已经全部被“红暴”占领。
省联总的进攻分三路：铁路、公路、水路。由铁路进攻的任务自然落到了杭州铁路段造反派身上，公路进攻由杭州钢铁厂负责，水路由郭志松带领钱江航运公司的造反派负责，包括浙建在内的其他单位造反派战斗骨干，就被充实到公路和水路的进攻力量上。
开始进攻前，将进攻造反派五花八门的的武器全部换成统一制式军用装备，还配有小钢炮，一式穿着刚领出来的“劳动布（象现在的牛仔服布料）”工作服。解放军押后，说好一旦联总进攻受阻而无法取得进展，或者死伤太重，就换成正式军人（已经摘下领章、帽徽）上。
当时，进攻总指挥部、解放军战时急救队和前方医院都随铁路走，任命王东海为警卫队（人员编制为一个排）负责人。给东海配有铁路装甲车一辆，由他坐在上面，带领一半警卫队员前面开路，并用铁路步话机（对讲机）随时向指挥专列报告先行的路况及遇到的战情。
傍晚巨大的云山，压在钱塘江的上空，映着斜阳，火的形象，金色耀眼，一阵风吹来，也映得江面波浪闪光刺目，更加衬托出对岸（南岸）大地的黝黑广袤、静静的恹恹欲睡，战前的宁静更让绝大多数没有实战经验、正在整装待战的“省联总”造反派指战员们说不出到底是恐惧、兴奋、还是悲哀……。
“噹！噹！噹！噹！……”能够感觉对方重机枪从高塔打到所坐装甲车甲板上的碰撞声。东海是懂铁路的，他不怕对手机关枪向他们扫，甚至也不怕对方小钢炮（实际上对方没有），最怕的是对方把铁路炸了或撬了，由于装甲车速度太快，在铁路上惯性冲力也大，一旦一翻车，后果很可能是全车十七、八个人都要死光光。
晚上十点多进攻就已经打响，指挥部与军医专列在晚上十一点过钱塘江大桥。东海的装甲车在前面开路，一直冲到萧山火车站，此时指挥部命令停车，他一个紧急刹车，但装甲车还是往前冲了几十米，只好慢慢地倒回来。当时萧山站已经被联总占领和有效控制，并以此为基点向整个萧山城厢镇展开攻势。
站台上到处是呻吟的伤员，军医列车一停稳，军医们马上就前去诊断，轻伤员就地先行包扎等待，重伤员采取一些急救与防护措施后抬上列车，准备返回杭州动手术。
进攻萧山时，打背靠西山的萧山县委招待所的战斗最为艰难，虽然西山已经攻占，可以对招待所包抄俯射，这边又组织了一波波正面进攻。冲在最前面的是一批从金华赶来的“学生兵”，非常勇敢，叫“金华三师”，还一度冲进了招待所，控制了一楼。但从大门押俘虏出来时，许多人被从楼上窗户里射出的子弹打死。
当时据守在那里的“红暴”首领叫王宝珍，据说她手中的半自动步枪是几年前毛主席亲自给她授枪的，毛泽东的七绝《为女民兵题照》“飒爽英姿五尺枪，霞光初照练兵场。中华儿女多奇志，不爱红妆爱武装。”据说就是专门为她题写的，与当时电影《海霞》主角的原型浙江“洞头先锋女子民兵连”连长汪月霞齐名，1960年4月23日与洞头的汪月霞一起被推荐参加在北京举行的“全国民兵代表大会”，受到毛泽东、朱德等中央领导的接见。王宝珍固然厉害，只要她一举枪，就有冲在前面的“省联总”队员倒地，而且都是头部中枪；王宝珍的手下清一色的娘子军，也个个身手了得，所以主攻县委招待所的杭州钢铁厂造反派死伤惨重。
最后没有办法，只好由杭钢的联总成员用小钢炮轰。只见架在站台上的数门小钢炮口窜出闪光、震耳欲聋的“咚、咚、咚……”几声巨响，一会儿也从远处传来了沉闷的“隆、隆、隆……”声，但我们并没有见到前面炮弹爆炸。大家都觉得很奇怪，这时有人说可能把炮打到西山后面去了。
调整炮位后重新开炮“咚——嘣！”炮弹竟然就在很近的站台边炸开了，冲击波都把东海几乎推倒，一时间大家四散逃开。等了好一会儿才回过神来，再次开炮，总算看到招待所里冒出火光、随后大家冲了进去，俘获了里面的据守人员。
当时天已经蒙蒙亮了，大家在横隔当中的小河这边观战，只见联总队员过桥冲进去时，从招待所的一个角落里突然窜出一个人来，那边有三个联总队员马上折返追了过来，这人纵身跳入河里往这边游，到岸时，这边过去三个联总队员，手中都握着半自动步枪，用枪刺往他身上猛戳，他只好往回游，就在对岸被活活地被刺死在水边。
杭钢联总成员见自己的弟兄死伤重重，恨死了王宝珍，就用枪刺要去捅死她报仇。这时有人说，王宝珍是毛主席接见过的人，不能杀。突然，公安部门造反派组成的“先锋中队”几个成员就扑上去用身体压倒并护住了王宝珍，说她是重要人物，一定掌握着许多重要情报要押回去审理查明，需要留活口。即便如此，王宝珍大腿、胳膊甚至胸部还是被戳了好几刺刀。【1988年3月的一天，江华他去萧山市(今杭州市萧山区)红山农场访问，午饭时，他对陪同的杭州和萧山领导说：“萧山杭州第二棉纺厂有一位劳动模范、女民兵，叫王宝珍，是一位很好的同志，听说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打致残，不知她现在情况怎么样了，要派人去看看，生活上要照顾她。”杭州市的领导当场表态马上落实。下午市委向江华汇报说，王宝珍现任杭二棉科室党总支副书记，已落实政策，身体不大好，但可以坚持工作。第二天，江华派秘书张维代表他专程到厂里看望了王宝珍。】
攻下后县委招待所后，王东海率部护卫指挥部“首长”到招待所时，见一女尸，手持步枪，头朝下侧身跌在楼梯口，上衣往下卷垂，把白白的乳房都露了出来。头顶脑浆涂地、血还在汩汩地往外渗出、楼梯上到地上的血已经开始凝成块块、隐隐散发出阵阵腥味。王东海小时候受到母亲和外婆的悉心照料，家里还有两个妹妹，特别见不得女人受到伤害。当时自己还是个小伙子，除了幻想或做梦外，从来没有真正碰过女人。见年轻女子惨状，虽有点反胃恶心，但怜香惜玉之心还是油然而生，感觉难受无比。
问起这个女的是怎么死的，当时一个十几岁的学生小头目就说，是他打死的：当时他和同学们第一批冲进大楼，经短暂交火后就控制了一楼的局面，但继续仰攻楼上兵力不够，留在那里又很危险，就趁天黑组织撤退，但没想到一走出射击死角，马上就被对方发现射杀，他只好退回来，自己躲在楼梯下，尽量封锁楼梯。因为他明白，一旦让楼上人多势众的“娘子军”杀下来，自己肯定死路一条。这是第一个端枪搜索前进而下来的女兵，他早就握着手中的五四手枪一直静静地往上瞄着，在自己被发现前先行开枪，子弹从这个女的下颚穿进、头顶膨出，所以死状很惨。这个女的一死，楼上其他人就不敢往下来了，所以该学生头终于熬到了“胜利”和“大部队”来救他。
二、恻隐之心，“救”人一命
到次日天亮时，萧山城厢镇的全面战事已经结束。副总指挥谢志明带着警卫队长王东海等一帮人马，以胜利者的姿态到各处视察。虽然只是民间的武斗，但战斗还是异常惨烈的：当时“红暴”有一个明碉（麻袋叠得高高的，没有顶盖），战时头顶的高压线被打断掉了下来，两男一女都手握钢枪被电触死，身上衣服被烧光，随来的军医用北方人特有的翘舌口音说“肉都烧熟了！熟了！”，用脚上穿着的军用胶鞋轻轻在那个女的身上一碾，抬脚离开时粘走一层老黄的焦皮，扯出里面白皙的皮肉来，在阳光下那白色特别刺目、恐怖与悲哀。该情景让东海至今难以忘怀，以至于他此后每次见到烤肉时就会恶心，不敢去吃。
东海正为一连串的惨景伤感时，只见一群人拥簇着一个反绑双手的人走了过来，谢志明问怎么回事？那群人里的小头目报告说，这个人是萧山运输公司的“红暴”头头，打死了我们很多人，现在被他们萧山本地的联总造反派抓获，请领导指示。谢志明说“杀人偿命，毙了！”，那人连忙跪下说“我要立功赎罪，我知道红暴在山上埋了三挺机关枪和其他许多武器弹药、军需物资，只要绕我一命，我就带你们去找出来。”谢谢志明听状大喜，命令东海说“你带几个人跟他去，如果找到了埋藏的枪支，就饶他一死；如果他说‘造话’，就地正法！”。
王东海就带着陈水忠等几个兄弟跟着他去找，他在萧山城里荡了好大一个圈子，把大家都走糊涂了，最后到了萧航公司找到了一个仓库，里面放满了面条、火腿、香烟、药物、药水、棉纱、绷带、被服等补给用品，就是不见枪支弹药。王东海很愤怒，把他拉到一块空旷地面，他一路哀求道“小兄弟，我不是存心要骗你们，如果我不这样做，早就被你们打死了，说埋藏枪支的确是假，但看在我也带你们找到了这么多物资的份上，就饶了我吧！”
王东海板着脸、阴沉沉地对他说“你是听到我们领导怎么吩咐的，我现在只好执行了！”，到了一篇开阔的荒地，王东海厉声喊道：“立停！立正——向前十步走，向后转！”，东海站着，抬起手中的五四手枪对准了他。
原以为面对着东海举枪，那人会吓得满脸恐慌、屁滚尿流，跪地求饶，或者会像电影里的英雄那样高呼“毛主席万岁！共产党万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这样的革命口号甚至也有可能高呼“打倒共产党！打倒省联总！打倒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反革命口号。
但让王东海大失所望的是，那人一脸木然、眼神黯淡而茫然。东海心中也迅速掠过一丝悲哀，有点可怜他，就和气地对他说“你今天命中如此，你家中还有什么人，如有什么话需要向他们交代，我一定转告”。不想那人突然跪下，大哭了起来，说“我不想死啊！我也不能死啊！我爸妈有把年纪了，拉扯我长大不容易啊，我死了，白发人送黑发人，我对不起他们啊！哦呜！哦呜！哦呜！家中两个孩子都还小，大的刚上学、小的刚会走路，我死了他们哪格办哦！哦呜！哦呜！哦呜！我老婆人长得漂亮也很贤惠，当初不顾她父母嫌弃我家里穷，说我能干嫁给了我，我们很要好，她一直来很满足，以为跟着我能过好日子，现在她要做寡妇了……哦呜！哦呜！哦呜！……我怎么跟他们说啊？我怎么跟他们说啊！哦呜！哦呜！哦呜！……”他就这样“哦呜！哦呜！哦呜！”地哽咽着、哭述着。
看着他这样子，王东海心里一阵阵难过，鼻子一酸眼眶里也忍不住噙着泪花，生气地对他说“这是打仗呀，上有老下有小的来干什么啊！你难道不知道死了那么多人啊？我们许多人就是被你们打死的，像我这样虽然上有老，但没有小的牵挂，总比你好点”。
那人见东海把枪放下，就朝东海他们磕起头来，说“如果我今天能够活着回去，就再也不来打了！”，跟着东海的几个兄弟也哭了，说“队长，饶了他吧！”，王东海对那人说“算你运气，今天饶了你的狗命”。
王东海让陈水忠去给他松绑，但直到这时才注意到扣着的八号铅丝太紧，已经绞破皮肉，混着污血把手腕里面的骨头都露了出来，奇怪他一路来怎么不喊疼？队员们用手扳不开，现场也没有工具，王东海就到刚去过的仓库里翻找，最后看到上面梁柱间用来固定的八字钉突在外面，拿了块石头爬上去从侧面敲了几下，看看摇了，就一用力把它拔了出来。就用这粗粗的八字钉让几个弟兄把反扣在那人手上的铅丝慢慢扭开。大家一边扭，那人一边发出“哦！哦！”的声音，额头上冒出了汗珠，看来现在他知道疼了。
把那人松绑后，他要过来谢不杀之恩，王东海大声呵斥道“滚！”。但那人过了一会儿又来找到了正在盘点库存的王东海，哀求道“你们虽然放了我，但我还是死路一条！”
东海吃惊地问他“为什么？”，那人说“满街都是你们的人在巡逻，被抓牢了，还不是死？”东海说“那你看怎么办？”他说“要么先跟着你们，要么给我开个路条”，王东海心想“我们是指挥部的警卫队，让一个‘红暴’分子跟着，那肯定很不妥”，就说“我们有许多事情要做，那就给你开个路条吧”，就取出笔来，在一本笔记本上写上“此人已经投降，根据宽待俘虏的政策，免其一死，到俘虏营报到——指挥部警卫队：王东海”，扯下纸条交给他，说“自己到俘虏营去报到吧！”实际上就是放了他，他到底怎么走，去了哪里东海他们就不管了。
后来王东海以“坏头头” 、“现行反革命分子”被打倒后，听说那人不知情，还写信来找过“恩人”，该信被四工段领导“扣留”了下来，后遗失，但最终双方没有相互联系上。
清点并移交完所缴获的仓库后，王东海带着几个警卫队队员，奉命开着一辆红色的消防指挥车巡视。城厢镇周围全是一望无际的络麻田，络麻长得比人还高很多，田塍纵横交错，里面黑森森的，他有点毛骨悚然，心里在咕噜“你们（红暴）怎么不听毛主席老人家的教导打游击战？要是利用城里的房子、街道、里、弄加上临时构筑的街垒，尤其是利用可以神出鬼没的络麻田袭击我们，我们在这里，迟早都会死翘翘的。你们傻乎乎的，据守几个据点跟我们（省联总）打起了阵地战，我们有空军和野战军支持，要什么有什么（指武器装备，从枪支弹药、小炮，必要时甚至坦克飞机），你们不失败才怪呢。”
那天上午，王东海他们在郊区突然发现两个个红暴队员（持枪）在逃，后面联总开着汽车在追。两人只好跑进田间小路，进入一座三间老式的大瓦房。联总队员迅速展开，将房子层层包围，机关枪也架好了，开始大声向里面喊话：“投降吧，不投降我们马上就要开枪了，几间破房子保护不了你们，我们一开火，很快就会夷为平地”。
喊了几遍，只见从瓦房里跑出一个老农，边挥舞着手上的一块白毛巾，边喊“弗要开枪！弗要开枪！房子里老老少少十几个人哪！开枪了咋弄呢？”，外边的就喊：“不开枪可以，先把抢交出来，然后以一个个举手出来。”，老农回去，过了一会儿就抱着两把步枪出来扔到田里，然后里面的人也就一个个举手出来，大家一拥而上将刚才逃跑的两个“红暴”队员抓住，从房子里找来麻绳捆绑住，押往俘虏营。
攻下萧山后，全面清剿漏网“红暴”人员，安顿民心，恢复秩序等工作一直持续到当天下午才告结束。在萧山往龙山化工厂的一条支线铁路上，王东海看到了两节车厢，车上的座椅早已经拆除，里面满满的都是被俘虏的“红暴”，外面还有许多装不进去，也没有看到那个被他“放走”的“红暴”，东海心理一丝宽慰。
“红暴”们跪在车厢地板上或外面地上，互打巴掌，旁边站着一群看管人员，走来走去来回巡视，看谁打得轻，就要谁把自己的鞋子脱下来，看管人员先用鞋子打他们的，然后强迫他们自己打。地上跪着的人，男的，女的都有，虽然男的多，但从眼神中了明显可以看出，他们在无奈中还是冒出仇恨的目光，女的尤其如此。王东海突然意识到：人，在特定情形下，人性的扭曲，毫无尊严！
虽然打下了萧山，傍晚清点死伤人员，此次进攻萧山省联总死了数十个人，杭州钢铁厂最多，后都被追认为“烈士”。
由于省联总的乌合之众死伤惨重，社会反响大，上面领导也很不满意。等到攻打诸暨“红暴”，
就把“联总”造反派全都撤了下来，由军队（暂时不戴帽徽、领章）直接去解决了。
三、本篇纪实故事的历史背景及附言
1966年“文革”开始后，在毛主席“炮打司令部”大字报的号召下，全国人民要紧跟毛主席干革命，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夺“走资派”的权…。在这种形势下，每个单位里都会出现三种派别：即是“造反派”、“保守派”和“消遥派”。
“造反派”，主要是由参与“文革”的各单位基本群众所组成，他们崇拜毛主席、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通常对于地方或本单位的当权者有这样那样的不满，但又没有渠道表达，平时更没有机会参与或改变现状，“文化大革命”的到来给了他们一个“造反”的机会。
所谓“保守派”，大都是单位或地方领导的亲信、政工人员、历次政治运动的骨干和打手等，一般出身根红苗正的人，当然在当时“造反有理”的形势下，没有人敢公开正式承认自己是“保守派”，通常也自行组织“造反派”或渗透颠覆其他群众性“造反派”组织。
“消遥派”则大都是有这样那样问题的人，他们怕以后领导会打击报复，所以两派都不参加，被认为是运动中的“落后分子”。
到1967年初，以张永生为首的“省联总”造反派，势如破竹地占领了杭州市的政治舞台。但很快斗争复杂化了，以翁森鹤为首的“杭丝联”，以方剑文为首的“红暴派”组织，迅速扩大，并互相开展夺权斗争。王东海所在的上海铁路局第四工程段，按文化大革命的块块造反之归定，各单位都要由当地归口。所以第四工程段的造反派就参加了杭州铁路分局的“铁联指”造反派，由谢志明（曾为毛主席开过专列）领导，而“铁联指”又属于“省联总”造反派在铁路部门的一个分支组织。
当时社会上造反派的派系斗争相当激烈，白天“促生产”，一到周末或晚上，大街上经常看到成群结队的造反派游行队伍“抓革命”，普通老百姓都很难身免其外。本文作者陈树庆小时候听他妈妈讲文化大革命派系斗争故事的时候，就是这样说的“当时新登（杭州附近的一个大镇）的造反派有两派，一派叫红暴，一派叫省联总。如果你在街上碰到了造反派队伍，他们就问你是哪一派的造反派，你如果说对了和他们同一伙，那还好；如果说是他们的对立派，马上就揪着你开始批斗游街；如果你说什么派也不是，他们就说你是消极対待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逍遥派，是接受批斗还是马上加入他们派别由你选择，通常为了避免吃苦头，权宜之计只好加入他们并装作积极和他们一起运动。有很多笑话，说早上夫妻俩出去上班，晚上回来就变成了‘你死我活’的对立派，其他家里人包括父子、兄弟姐妹和亲戚之间发生这种情况就更加司空见惯了。还会碰到这样的情况今天是联总、明天是红暴、再过几天又变成了联总，这样变来变去的人虽然少数，但下场最惨，因为双方都把他们当叛徒看甚至“内奸”看，对叛徒或“内奸”的打击是很残酷无情的。所以最好的办法是决定只参加一派，跟着去运动、去战斗，是好是歹，认命算了。”，在探讨“文革”历史时作者曾把我妈的描述讲给东海听，王东海说“各地的情况都差不多，杭州也是如此”。
笔者认为，文化大革命的“造反派”派系斗争，从本质上说，是算不上真正意义的群众造反。就浙江来说，“红暴”和“省联总”两大派的斗争，“红暴”自称是“造反派”，但被“省联总”称为“保守派”和“老保”，两派实际上都有错综复杂的背景，无论从开始、过程直到结束，始终反映出中共内部派系斗争对群众运动的操纵和不同“造反派”组织对中共不同当权派系的选择性归附，相互利用，是高层权力斗争在地方的延续。“造反派”的命运始终伴随着中共高层斗争格局的变化而改变，缺乏自主的支配力，更谈不上在制度层面比如实现民主法治、捍卫人权等方面的进步意义。例如在1967年的“文攻武卫”大武斗结束后，一九六八年二月十三日人民大会堂福建厅《中央首长接见浙江省部队及省联总派代表讲话纪要》【出席：陈励耘、南萍、石英、张永生、刘福元、孙宏兴。】一文中或多或少可以看出一些端倪。
在《讲话纪要》中，周恩来总理（姚文元陪同）说：“去年一年你们（省联总）是造反的，是站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尽管红暴犯了许多错误，冲军区（以揪省军区‘修正主义分子’为名，实质为本派抢分武器，红暴率先，省联总随后）你们还是一起的，主要中间一段犯错误，关于江华（当时浙江省委书记，粉碎‘四人帮’后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问题，当时，我说不能说江华是刘、邓司令部的，他们（红暴）就保江华，后来，龙潜（浙江省军区政委）就支持他们，和你们对立，结果发生武斗，认识上批判是应该的，但还是内部问题”，“红暴要拉起大旗，搞全省组织，跟你们闹对立，那是不对的。现在就是要按照主席的最新指示，斗私批修，各自多做自我批评。红暴是犯过错误的老造反派，红暴那里有那里算，基层有的就在基层联合，当然要帮助，批评他们，帮助他们认识错误。工代会，红代会都允许他们参加，允许他们承认错误，实现联合。省、市革命委员会要有他们的代表。地县原来有红暴的，或者有观点与红暴相同的组织的，在他们承认错误检讨之后可在地县与他们联合，当然温州、金华、肖山、诸暨等是另外性质。就是这些地方组织，在承认这些错误后，也允许他们回来。”，“你（省联总）是多数，不否认，但对少数的工作不做好，是你们的政策不对。他（红暴）还要发展，而且连你已经联合起来的，他还会再拉过去，你们不要相信你们那个联合就那么巩固。你们一定要照毛泽东思想办事，掌握好政策。不要太相信那个多数”。
1979年民主墙时期，王东海在浙江提出《毛泽东是人，不是神》由李锡安完稿发表在首期《钱江潮》民刊杂志上，王东海还写诗要为刘少奇平反；1989年“六.四”事件发生后，6月6日下午王东海带着方醒华、杨晓楼、陈立群和文澜商场的全体职工举着两幅大幅写着“死为鬼雄”，“不准杀学生，向我开枪”的横幅标语从火车站步行通过解放路、延安路到武林门广场游行示威；1995年前后在中国东南顽强撑起浙江民运的一片天空；1998年6月和王有才、林辉、吴义龙、祝正明、王荣清、毛庆祥、朱虞夫、单称峰、徐光等人以“和平、理性、公开、合法”的行动准则在浙江率先揭开了中国民主党公开组党的序幕；自1999年以来至今十三年间浙江民主党屹立不倒的坚持中，王东海先生如定海神针般的主心骨作用及海纳百川的凝聚力；直到2012年4月28日上午8时30分左右，也就是释迦牟尼佛生日的这一天于浙江天台国清寺魂归天国。
在那普遍偏执疯狂的“文革”年代，王东海先生在本篇故事当中剽悍勇敢而不失悲悯之心的行为及感受，与后来他所有的重大经历，到底是巧合，还是冥冥之中注定了某种因果关系，自有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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