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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倾向》的挑战(答问录)
——答《倾向》编辑四问
◎ 杨小滨
1.1993-2000年期间，您作为《倾向》的重要编辑，你有哪些最难忘记的回忆与感受，以及可以传授的经验?
我是在《倾向》创刊号出版后加入的。贝岭希望我协助支持，我乐意地同意了。没过几天，我正在朦胧诗人江河在纽约的家里看他的天竺鼠，当时《倾向》的副主编石涛打来电话，似乎说是已经把贝岭废黜了，《倾向》现在已经归他管了，希望我跟江河帮他写稿等等。我一时觉得有一种篡党夺权的奇怪感觉，就哼哼哈哈地应付糊弄了几句，对新的权力中心报以比较冷漠的态度。再说我一向秉持仗义，不愿成为墙头草。后来听说贝岭和石涛打起来了，又听说贝岭班师回朝把石涛废了。《倾向》历史的开端有点像宫廷史或共党史（这跟八十年代万夏等人篡夺诗歌协会领导权的故事有点接近，但结果不同）。总之，后来我就稀里糊涂地开始围绕在以贝岭同志为核心的《倾向》编委会周围奋斗了。大概是因为原来的副手跟林彪一样地娘要嫁人去了，颇有要我补缺的感觉；不过我对副手的头衔兴趣不大，跟贝岭协议安了个“特约策划”的名号。
还有一件有关的事情是，我九十年代中期回上海的时候，那时候还有淮海路上的老家可以住，突然有一天来了一个户籍警，让我跟他到派出所去一趟。我以为是我没报临时户口被抓到了，不料说是有市公安局的人找我。他们很客气，起先问我学习的情况，慢慢把话题转到国外留学生办的刊物，“……比如《倾向》啊，经常跟祖国汇报汇报，”他们提醒我。我觉得把《倾向》叫做留学生刊物有点可笑，不过用意是显见的。我说是啊是啊，我也常看，有谁谁谁的文章，把能记起来的目录内容背诵了一遍。他们还打算改日请我吃饭，我说我后天就上飞机回美国了，实在没时间，就推脱掉了。
这个，大概比起贝岭经历的险情，实在是算不了什么。当然，最险的要算是贝岭被抓那年的经历了。记得那年暑假，我们先是开了一个会，召集了在北京的一堆主要是七零后诗人作家（有马骅、姜涛、蒋浩、康赫、陈均、中岛等）在北大东门附近的今天酒吧（贝岭把《倾向》的编辑会议选在今天酒吧，是否带有某种弦外之音？）。在此期间我还陪贝岭去了东城一个遥远的印刷厂看那一期的菲林，地下工作真的非常辛苦。我离开北京回美国之前隔一天的晚上，本来是第二天有个新出刊的发布会，黄峰突然打电话来问贝岭的下落，说联系不到贝岭，他的直觉是出事了。果然，随后传来的消息是被抓了。朋友们忙着转移杂志，又投入了新一波地下活动。我上飞机的那天，在飞机上坐了三个小时没起飞，最后通知说是机械故障，全体下机，安排住一晚第二天再飞。我心里暗自忐忑，猜想一定是为了让我重新入境以便一网打尽。还好重入境之后被安排到了丽都大酒店入住，再把前些天一起开会的两个朋友叫来吃了一顿免费的奢靡晚餐，心里不免愈发同情狱中的贝岭。但参加地下工作的惶恐和趣味始终萦绕，成为《倾向》经历中富于戏剧性的种种插曲。
《倾向》的历史中另外两件比较重要的事情是1996年的布朗会议和1997年与苏珊·桑塔格的访谈。1996年在布朗大学召开的「写作自由国际作家会议」是全球性的，但有一个中文组，是由《倾向》组织策划的，主要邀请的是海外和台湾的作家和学者，包括不少流亡的异议作家，大陆特意来参加的有芒克、唐晓渡和王家新，是《倾向》邀请的，之后还举行了「中文作家长桌讨论会」。有点像国内外反动作家大集结。跟苏珊·桑塔格的那次访谈已经流传很广了，比较有意思的大概是我试图在问题中夹带一些有点刺激桑塔格的内容，从而促使她能够畅所欲言，所以就提了波德里亚对她的批评。开始贝岭还有点担心。果然桑塔格很激动地反驳了，效果还不错。贝岭在信中总是简称Susan Sontag为SS（国家社会主义？），看得我很不舒服。
我至今还保留了许多《倾向》编辑事务上的通信。那时我们主要的通讯方式是传真，也有少量手写的信件。很可惜，传真的字迹消褪得很厉害，现在大多已经不容易辨认。但还是有不少文字引起了回忆，陈东东、臧棣和唐晓渡的笔迹尤其熟悉，不看署名就能认出。比如当时贝岭、孟浪和我的三方传真往往是互相提意见，两个人之间的传真也往往会传一份副本给另一人。有几次都是对各自写的各期“编者的话”的批评，如贝岭直接批评孟浪写的是“粗浅的……老生常谈”，我说贝岭写的是“官样文章意义不大”，贝岭也有次批评我写的“姿态太高……太夸张……缺乏张力”。有一次比较激烈的冲突似乎是由我而起，发生在美国方面的编辑（主要是我和贝岭，也牵连到孟浪）与中国方面的编辑（黄灿然，也涉及到陈东东）之间，但误会的成分居多（当时通讯不便造成的后果）。事情的起因是我在孙文波和臧棣的文稿上写了一些自己的意见。贝岭的习惯是把别人给他的通信内容传真转发给每一个编辑，却不加任何说明。黄灿然认为是我要求作者修改，其实我只是给贝岭看的个人随感，绝非以编辑身份给作者的修改意见。孙文波那一篇，我的意见所涉及的只是文章所评的王家新诗歌（对诗中“大词”的疑虑），而不是孙文波的文章（王家新的诗，怎么改？）。文章大概是黄灿然约来或组来的，他非常生气，把我们称作“三人帮”，“三人审查组”，“进行法西斯审查”，“对你（你们）的武断和专横感到震惊”。贝岭和我都感到非常委屈。黄灿然后来对激烈言辞表示了歉意，但保留指责，并引用了陈东东的说法：“杨小滨的‘批示’给人一种假洋鬼子居高临下的霸道印象”。其实，那只是我给贝岭看的意见，根本没打算给作者看，哪会考虑什么语气。好在我跟陈东东的友谊好像从来没有受到影响。其实如果不是又看到这些文字，我已经忘了这件事。回过头来看，“党内斗争”如此激烈，从来没有一团和气的情况，却也从来没有伤过感情。黄灿然对编辑事务的严肃，也体现在他接受担任诗歌编辑的信中。他跟贝岭说：你可以推荐任何诗人的作品，“我亦会在我认可的水准范围内尽量‘宽容’”，包括我们这些编辑的诗稿，“我也会按照我的标准来审阅”。
2．您对再复刊《倾向》的晚辈(经验传承)，有甚么建议？
踏着我们的尸骨奋勇前进吧！
3. 您的近况(2001年迄今的个人经历)与近期的创作，有甚么特别要说明的？
就经历而言，从美国移居到台湾，在中研院任职，当然是重大的改变。能够使我从两岸的广阔视野去发现汉语文化的某些过去未曾关注的方面。此外，2001年以来的写作，也的确有一些美学上的转化。主要的原因当然是中国当代社会形态的变化，我们所面对的已经不只是纯粹的压迫，我们所面临的问题也不仅是专制，或者说，本土的政治体制糅合了全球的商业体制，使得写作的对象变得更加复杂，更加多重。一种文化挑战如何能够成为非简单对抗的，甚至是自我质疑的，或许是我自己近年来试图探索的方向。因此我近年来对于喜剧的偏爱是显见的，世界和自身的各种错乱和荒谬可能是最令人惊叹的。
4. 对《倾向》2009年复刊及未来刊物的期许和建议。
我想《倾向》有其固有的倾向，在我的理解下，包括文化批判的锋芒和非主流美学的追求，都十分值得保持。因此，我并不主张调整《倾向》的倾向，而是更加深入地使原有的方向获得进一步的发展和延伸，更加开拓原有方向的疆域。
《自由写作》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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