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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就是不断地越狱吗？(随笔)
——有关在马堡德国文学档案馆展出的监狱手稿
◎ 廖亦武
这儿是德国文学最为漫长而辉煌的长廊，我作为唯一的外国作家，战战兢兢地置身其中，展出这些微不足道的手稿。
它们的写作时间为1992年11月至1994年1月，写作地点为中国四川省第三监狱，它位于四川北部大巴山中的大竹县，对外称“101信箱”。自从共产党执政以来，这儿曾关押过几代政治犯。
1989年的天安门大屠杀之后，四川境内的六四政治犯，有20余人，集中在这儿改造。我是从重庆市区的四川省第二监狱，颠簸几百公里，转押过来，随之编入2大队11组。 整座监狱共6个大队，每个大队300余人，都是围墙隔开，自成一体，但格局全部一楼一底。我所在的11组，在楼上，酷似两头透亮的山洞，上下两层的铁架床，左右两排直抵进去。囚室内，总共16位劳改犯人，罪名五花八门，刑期长短不一。 我住铁架床的上铺，编号11。每日凌晨3点，在凄厉的电铃声中，全体犯人就得起床迭被，到院子内集合报到，匆匆开罢早饭，然后倾巢出动，经过“内圈”的警戒岗哨，到千米之外的汽车配件铸造车间去从事开炉、浇铸、翻砂、打磨等及其繁重的劳作。我也得随大流而去，可工作却是，深入各个劳改小组登记午餐人数，然后在黎明时分，提前赶回伙房，让他们根据我所登记的人数，将大米下入几百个锑钵，重重迭迭置于大瓮内，加盖蒸熟。而另一大锅则放水熬汤，多半是土豆，稀里哗啦，一场乱刀砍碎，掀入锅里，再泼一瓢生油，加两把盐。午时11点，我又随两位伙房犯人，以板车拖拉饭筐和汤桶，重返车间，吆喝大伙儿开饭。 每日的往返，使我有较多较零碎的时间空档。除开学习吹箫，我通常都是坐在上铺床头，埋着腰，日复一日地写作。我的床铺间，弥漫着大量通俗杂志，为了掩盖真正的写作，我甚至匆匆草就一些无伤大雅的美文，随时供他人捡拾、翻看。
我用的纸，是监狱才有的劣等纸，在外面几乎绝迹了。由于做贼心虚，我写作时，鼻尖几乎就碰着纸面，字迹也如一窝窝蚂蚁。我尽可能往一页纸里多填字，这样隐藏起来要方便些。如此下来，我的近视眼，度数增添得十分迅猛。
当然，也遭遇过狱警的多次突击搜查，可都安然无恙。原因是，每写作几天，我就把原稿塞给住在楼梯间的卫生员杨老头——这是一个几乎被人遗忘的老反革命，曾经在1949年之前，当过国民党《扫荡报》记者，后被共产党秋后算帐，判以重刑；1970年代末出狱，3年不到，撞上1983年“严打”，政治风向一转，他即被重新判刑收监，听说我释放不久，他才得以再次释放。
杨老头蹲了半辈子监狱，因为都是“反动文人”，所以我们一见如故。他帮我收藏手稿，可谓万无一失。积攒得差不多了，就趁亲属探监接见的机会，朝外夹带。李必丰、许万平等六四难友也趁亲属探监，帮我夹带了一部分。有一部分，据许万平说，还是拿钱收买刑满留监、继续改造的“红毛”，带去外面邮寄的。
将近4年里，我蹲过收审所、看守所、四川省第二监狱、四川省第三监狱。在最后的1年零两个月，我写出了两部长篇小说的初稿，总体命名为《活下去》。第一部叫《汉人》，第二部叫《黑道》。后来，又把《汉人》分作《汉人》和《群魔》两部。一共有30多万字。 出狱后继续写作，被搜走两次的《我的证词》，为上述系列的第四部。从有形监狱到无形监狱，写作就如此延伸到2011年7月，我逃出中国和越南的边界之前。 大半辈子就这样耗费掉，可从坐牢开头的反共产主义乌托邦的写作，还任重道远。
记得《活下去》开篇之日，我特地用《周易》占卦，得到一个象征大地母亲的“坤卦”。我写道：“时光之钟一浪接一浪地激荡，他心底的牢狱坍塌了，高墙已不是障碍。”而在逃出中国之前，我又特地用《周易》占卦，得到一个象征天空父亲的“复卦”。我写道：“生生死死，来来去去，他像狗一般兜着圈子。人生就是不断地越狱吗？”
2012年5月6号于德国柏林，DAAD的居所
《自由写作》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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