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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四对我写作的影响(散文)
◎ 马 冬
六四对我写作的影响很重要，是一个分水岭。我从长青春痘的写手，在几天之内，变成了长老人斑的作家。中国本来就不是一个可以理解与沟通的国家，从那时到现在的中国政府，都不愿意与年轻人沟通；在中国做一个小孩，一个学生，一个知识份子，都是很难的，很危险的。以1989年为界，我失去了过去的自我，之前我充满着理想主义，对执政党也充满了信任和期望，认为国家将会从那时起真正走向改革开放。但是六四打破了这种狂想和幻觉。虽然镇压牺牲的只是一些我不认识的人，但是我对对执政党失望到了极点，奇怪的是，对他们的领导和统治，我一向害怕和远离，镇压后，我变得心冷，不再在意那种高压了。我相信六四对许多中国作家的影响是跟我一样的。我也相信六四对大多数的中国作家没有影响，很多体制内作家对此没有感觉，没有内心深处的耿耿于怀，他们是堕落的，因为他们没有关心国人的苦难，仅仅虚构一些与现实无关痛痒的所谓纯文学，用喧嚣出版，华丽获奖遮蔽着真实。我们那些的所谓体制内创作，是缺少悲愤元素的文字。
我父母一直就反对我学习文学。他们都行医，坐过莫名其妙的牢，三个孩子无人管，过着悲苦的生活，营养不良，在街头流浪。他们不喜欢，但害怕党和政府。他们怕我的创作动机和写作会让我一生不能抬头，甚至掉了头颅。应该说，由於父母在医院和社会上不得志，我从小就有恨，有被迫害意识。我经历了自己的回教家庭被镇压，看到几十人上百人死在眼前，双方的人都死得很惨烈；我家住的医院宿舍，停尸房就在窗户后面，隔几天就有嚎哭之声在经过我家窗户时传来；看革命样版戏时，会有炸弹将观众炸飞。。。我家的亲戚，从县城最高权力，在一夜之间变成『四人帮』的跟随而下狱；我的父母，也因为亲戚的牵连做了牢。我外婆在七十高龄，要靠养马来养一群未成年的孩子，因为这些外孙的父母，都在牢里。经历许多稀奇古怪的命运之后，我更加感到如果我一生没有写出这些善良人的苦难，那么我一定会难以瞑目。写作是一种对历史的记录，历史是为了人类社会的进化。只有将这些事情记录公布并流传后世，我们才可能规避各种悲剧再发生。
我在国内干过教师，编辑，等。我厌倦了在云南的狭隘生活，官员麻木腐败，老百姓不知中原大事；我去到北京生活，首都也是一样地让人失望，厌倦。由於没有言论自由；不能独立思考，中国的精英们都生活得相当乏味。在北京（1986到1988年），我感觉到了那种政治上的高压和市民生活的乖戾，我也感觉到了一颗浓疮就要溃败了，我突然决定放弃一切离开北京。九个月后，六四爆发。
本来我的内心就一直耿耿的要写自己所阅历的人和事，内心一直认为只有那些东西，才是真正有价值，值得自己去写的，就这样，借这个历史的大转机，我于是成为了一个靠写痛苦来维持自己的个性写作的自由写作者。
六四之前，我对写有异议的东西很害怕，怕自己被叫去检讨，怕被开除公职，怕父母受牵连，怕找不到男朋友，怕坐牢。这些心理上的恐惧，我相信中国的每一个作家内心深处都有。所以，我总是躲躲藏藏，言论自由的狭窄，使我的作品没有意义。
六四发生时，我在美国，海外的生活并没有使我的言论空间变得空阔。一开始书写，跟在中国就没多少区别，内心里总是充满恐惧，因为我是用中文写作，还是要寄回国去发表，我对体制内的所谓名利，还是有向往。写时总是怕难以通过审查，担心发行量。可是六四后，内心的言论空间骤然变得空阔，有了精神方向，写作对我来说，开始具有使命一样的意义，对体制内的所谓名利，变得淡漠。
其实，写作对我来说一直就具有使命一样的意义，我一生都想写出家庭的不幸，中国人的苦难， 从小我内心里就充满着悲哀。只是没有一个动力和启示，向六四那样将我震醒，使我能够突破自己内心的恐惧和阻碍。89年之前那些年的所谓体制内创作，在中国这块痛苦的大地上，到处都是缺少悲愤元素的文字，歌功颂德，六十年来由谎言组成的历史，没有作家去揭破，去还原。凡是自觉要肩负使命的写作，必然要导致独裁者的敌视。也因此，你会失去生荣。
中国的作家，那真是时代可耻的现象。
六四之后，我最大的感受就是，国内仍然狭窄，而且是更加狭窄。过去我写作是长时间地写，之后却是间歇性的，几乎都以思想的清澈与否有关地写。『今天』上我发的一篇散文，『吃，
写，死』是我对六四之后自己生活的思考，好像个人的生活已经不重要，个人的生活与国家的前途，与民族的命运紧紧地真实地相连在一起。我从那时起，常常能听到“六?四”悲剧的真正受难者的心跳，无辜者的血泪是我心中的石头，沉重，冰凉，有尖利的棱角。我渐渐地接近某种还原的内在力量。六四那一群殉难者的出现并没有彻底改变一个民族的灵魂，也没有提升这个民族的精神品质。中国人的大众集体良知，并没有被六四唤醒，懦弱的大众还是一样的懦弱，腐败的政府还是腐败，更加肆无忌惮。文学不产生伟大的个人良知，也没有力量凝聚起我们中国人这个奇特民族，我们没有一个挺身而出的道义巨人。但是，六四使我这渺小的个人明白一点，就是文字之所以有美，就是为了在一片黑暗中让真实闪光，就是有血才有斯。
我很小就是立志想要做作家的。80年代的文学大潮时，我就是那个时代的先锋文学青年。我一贯采取的是体制内写作，投稿，在官方杂志发表，写作对我个人也许是功利，尽管我确实渴望让写作具有使命一般的意义。但是懦弱往往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我写过了很多言不由衷的东西。
直到六四后，我才才真正放弃一切，重新回到写作真正的梦想，真实的生命之中。写作就是一种反抗，既是对自己内心虚假的反抗，对自己内心黑暗的反抗，也是对社会邪恶的反抗。没有真实的写作基础，没有对时代的批判意识，没有对自由的基本渴望，那样的写作，在我看来毫无意义一钱不值。
关于我母亲家族的历史，也是我写作企图的来源。外公坐过新政权的牢，他走的时候，我母亲和她的兄弟姊妹都很小，外婆仅二十九岁就守寡，一直活到死都没再嫁。我是跟外婆成长的，她从未有过机会讲述她悲苦的内心，幸亏她信仰回教，精神上有所寄托。她死时，我在丹麦，怀孕了。家人不敢通知我这个消息，我毫不知情，没有去奔丧。一年之后，我才得到父亲一封信，告诉我，我的外婆一年前去世了。第一次，我感到了『失去』的深刻悲哀，我哭诉可怕的往事，开始写『喷泉』。滇南小县城的镇压工商业及小土地出租业主，事实上是摧毁了，也彻底地消灭了维持民间礼俗秩序的乡绅阶级。跟后来的四清，反右，文革一样，留下了十分恐惧的后遗症。虽然是家族的惨祸，在几十年之后来看，愤怒已经不是主要的了，毕竟那些长辈，是我们这一代不熟悉的。但是，我内心感到惊恐的是，我们这个民族从此走上了一条残忍之路。以后若干年的残忍运动和事件，都是从那里发源的。中国这个现在政权，完全依靠着对国民的残忍来实现。难以想象，身负毁家之痛的中国普通人，要怎样的隐忍压抑，才能战战兢兢地走完一生啊。我只要想到许许多多人的心灵苦难，我就难过，有无法克制的愤怒。
我父母的命运都很奇特。母亲在四人帮失势之后，被带到学习班里关押了两年半，交待与四人帮在云南根须的关系。没有工资，不能与三个孩子见面，外婆生病她这个孝子不能伺候在旁。。。等有了结论出来后，妈妈脑子混乱，精神分裂，乱说话，乱扔东西，喜怒无常，外婆的死，父亲的残忍，使她内心中的悲哀变成了各种各样的生理上的病。她五十岁，已经患有严重的糖尿病，肠胃靡烂，腰膍间盘突出。她死心了，自杀，又被救活，被迫活下去。有这样的母亲，我会宁静吗？我会得到母爱吗？我们这个时代天生就是一个创造悲剧的时代，做这个中华时代的文人，多数是隐忍的犬儒。那么多的无辜死亡横亘在我们的面前，我们却只会去写那些纯艺术的虚构作品，那未来如何来鉴定这个时代的正邪呢？妈妈的个性和经历对我的成长有极大的影响，父亲的个性更是非同一般。
父亲是从越南回国的华侨。父母都是饿死在北越的，他背着『海外关系』的罪名，一生不得志。文革结束后，他挨打，游街批斗，被当成『三种人』整。他没有软弱过，因为他没有干过任何打砸抢。中国人互相整的传统，就是来自共产党的教唆与欺骗。我很少见到他悲伤，他的顽固是非凡的，他在三年的牢狱中，教会了看守他的狱吏小伙子下象棋，那个狱吏小伙子成为他的忘年交，等我爸来美国后，每次回国，他俩还下棋。我的反叛，坚强和情感幽默，激情丰富，都来自于我的在中国属於异类的父母。在美国这个伟大的国家，异类被鼓励的，被赞美，而在中国，一个传统与文化都扭曲的地方，异类是被排斥的。我父母是是两个怎样的人，我的笔会使人们爱上他们。与失败的普通人，挨整的人共舞，才是生命的高级之美。
八九六四对我的影响，对我们那一代人受到的影响，非同寻常。我对这个国家、民族、人民有着奇特的感情，更有一股忧愤之气。可以说，在六四惨案之前，我作为知识分子后代，作为国家体制内的一个文学编辑，我都应该算是体制的受益人和维护者——虽然经常批判地看待体制，但是，我并未站到对立面去。但是，当血案发生之后，我立即转变了立场。我在各种刊物上发表文章支持学生行为，在抗议书上签字公开反对当局暴行。但最重要的，是我重此脱离了青年时期的盲目冲动和热情，六四为我提供了悲剧性元素，提供了一生耿耿于怀的悲愤。命运，就是这样因为八九而改变了。我是中国人的后代，而中国人很多都是不畏惧天良的，他们只要自己好过，怎样做都不会觉得内疚，不觉得负罪，海内海外的老中都一样。而我是一个很怕负罪的人。红朝虚伪，我已看透。从六十年的历史来看，中国作家没有一种使命感，或者说，在中国，有使命感的作家知识分子，永远是少数。因为这样的使命感，会带来对自身命运的破坏，会影响他在这个可耻的时代的功名利禄。纵观全人类，伟大的文学，一定要担负道义，道义就是你作为一个作家的使命感。没有使命感的写作，固然可以被组织命名为作家甚至成为作协主席，但是，那不是真正伟大的文学，因为他注定将被未来的时代所淘汰。道义是我心中一盏明灯，道义就是真理，是道路，是生命人类最伟大的共同价值观。中国这样的社会，作家应揭露历史，还原丑恶；57年的回忆，文革方面的书，都很难讲是文学。作家应该怎样实践这些价值观？用我们对世界独特的体验，独特表达来关怀这个我们来自的祖国。中国这样一个社会，对苦难以及邪恶完全尚未揭露的国度，文字的价值在各个方面都太巨大了。
写作，是精神破蛹化蝶的過程。六四，是一个时刻，我从爬着的蚕蛹，破空而飞，叫蝴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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