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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公民社会的现状及发展前景（演讲·续一）
◎ 张博树
今天继续大陆公民社会的现状及发展前景这个话题，我们重点谈教育和民间组织这两块。大家应该还记得，在制度现代化关于公民社会构成的理论中，教育、民间社会同传媒一样，都承担着培育现代公民、弘扬公共理性、实现社会整合的重要功能，也正因为此，它们都和专制体制构成天然的对立。但统治者也明白这一点，他们要做反方向的努力，就是把教育、民间组织死死攥在自己手中，不让它们自由发展。这里边同样生发出一系列奇特的演变，它们深刻体现着中国大陆作为后极权社会和转型社会所拥有的特点。
先来看教育。应该承认，从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大陆教育的规模有了很大增长。截止到2009年，中国大陆的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23.3%。什么叫“毛入学率”？它是指18岁到23岁之间通过某种形式接受高等教育的人数和同年龄段人口总数之间的比。23%意味着，在目前中国大陆100个处于18岁到23岁这个年龄段的年轻人就有23个在接受高等教育，这个比例还是可以的，已经超过了世界平均水平，而十年前这个数字还只有百分之十几。要说明的是，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不仅指正规高校，也就是公办普通高等院校的学生，还包括成人高等教育、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和民办高等教育的学生。目前中国大陆普通高校和成人高校的数量共2663所，高等教育在学者2900万人，这个数字比我们台湾的总人口还要多。大陆的研究生培养同样数量惊人，博士研究生年招生达五万人，已经超过美国，应该是世界第一了，当然也有人批评，说大陆博士毕业生质量在下降，越来越“水”。不管怎么说，这些年中国大陆高等教育的规模有很大发展，是个事实。
但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判断一个国家的教育现代化和教育发展水平，除规模外，还要看它的教学内容、教学质量；从公民社会角度看的话，则是要看它是否履行了自己最根本的功能，即培养公民。以东吴大学为例，我这次来做了些观察，看到学生活动很丰富，有各种各样的学生团体，学生会的选举也很热闹。前两天在东吴举行的立法与行政学术研讨会，有许多学生参加，当然是很好的事情。这就是大学，要培养合格的公民，对社会要有责任感，要关注社会。这是非常重要的、甚至核心性的东西，并非规模就能说明一切问题。
就教育而言，中国大陆最大的问题是统治者大力推行党化教育而不是公民教育。党化教育这个词不是共产党发明的，是国民党发明的。上个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当时的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就提出要实施党化教育，对所有大中小学生进行党的主义的宣传，什么三民主义、总理遗嘱、建国大纲等等，搞得相当热闹。这种做法当即受到自由学界一些学者的批评。抗战结束以后，召开政治协商会议，很多人提出党化教育应该废除，国民党当时也接受这样一个观点。1946年底制宪国大制定的新宪法已经在强调“教育文化，应发展国民之民族精神，自治精神，国民道德，健全体格与科学及生活智能”。但1949年国民政府退守台湾后，鉴于当时内外压力，党化教育又重新提起，要重打精神、反共复国嘛！对此，台湾的自由主义学者又进行了严肃批评，比如大家熟悉的《自由中国》杂志。好了，讲这些无非是要说明，党化教育在中国的发明权不是属于共产党的，而是属于国民党的，要公正地讲这段历史。还应该特别指出，共产党从来不用“党化教育”这个词，这个词是咱们强加给人家的（笑）。但是与国民党相比，共产党在党化教育的实施上边，要更加系统，而且更加彻底，这也是事实。
那么，党化教育的特征究竟何在？简单说，党化教育就是执政党把教育当作推行其意识形态主张的工具，因此是教育的意识形态化过程。党化教育有两个基本特征：一是教育的排他性：什么是真理，什么是谬误，这是由当权者说了算的，真理的发明权、解释权完全被当政者所垄断，这就叫排他性。当政者以他自身的好恶和需要为转移，和当政者意识形态不同的主张、其他的知识系统，是不能让学生接受的，也不希望学生做更多了解。所以教育的排他性与民主社会所通行的教育的普世性和多元化是正相反对的，这是一。第二，党化教育不但是排他的，而且是强制的。强制的最根本的目的，当然是为了保证被教育者对党的意识形态的认同，但需要注意的是，不要把强制仅仅理解成某种外在的、强迫的办法，不是的。典型的极权主义社会中教育的强制，乃是一个不断的、内心诱导的过程，通过这样一个过程，使被教育者自觉地接受它，接受当政者意识形态知识上和伦理上的正当性。因此更准确地说，这是一个本质性强制、却往往表现为非强制的内化过程。当然，强制也有强迫的一面，那主要是通过一套教育体制上的规约，比如教材的选择、考试的内容和成绩的测定等等，你不能在考试过程中表达不同于“党和政府”的观点，哪怕只是怀疑也不成。这就是教育的垄断性（或曰排他性）和教育的强制性，这两条保证了党化教育作为当政者推行其意识形态的工具价值。
以上只是理论分析，下面我想举个例子，说明这个过程是怎么实现的。
大陆有一类课程是所有学生必须学的，这个课叫“公共政治课”，包括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毛泽东思想概论、邓小平“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江泽民当政时期增加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胡锦涛时期又加上了“科学发展观”，所以业内把它们简称“马列毛”、“邓三科”。
这些都是“党的指导思想”，在一个“党”笼罩一切的社会里，它们被认为是天经地义正确的，学生只能去领会、学习，不能对它质疑。每一届新的领导人上来，都会有一套新“理论”，中宣部、教育部要专门作出安排让“党的最新精神”进大学、进课堂、进学生头脑，教授政治课的老师要不断接受培训，学习如何给学生讲解党的最新理论。
应该指出，有些政治课教师会用“挂羊头买狗肉”的办法对付这门课，就是说，他虽然在讲这些课，但他实际做的是利用这个机会讲一些他自己的独立见解，尽可能对学生做一点相反方向的启发。这样的老师是有的，知识分子的良知和责任感构成了这种做法的动机和伦理基础。此类“政治课”学生是爱听的，但这样的老师好像不太多，大部分还是照本宣科。所以总的说，大陆学生不喜欢政治课、不爱上政治课，但是不上也得上，因为你必须拿这个学分，否则毕不了业。
我们再来看此类课程的内容。“三个代表”、“科学发展观”之类“与时俱进”的东西就不说它了，它们不过是“党”的最新政策的阐释；我们看看那些最传统的，比如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台湾的同学可能不熟悉，所谓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学说”。我本人上大学时读的专业是政治经济学，所以对这套东西是有发言权的。马克思作为一个经济学家，一个思想家，在学问方面下过很大的功夫，他的巨著《资本论》是花了一辈子功夫搞出来的，对此我高度肯定。但这套理论并非完美无缺，从现代社会演进的经验看，它的一些理论前提甚至有很致命的问题。三大卷《资本论》，核心就讲一个东西：剩余价值。但剩余价值理论的前提和基本结论却是错误的。剩余价值论认为劳动是创造商品价值的唯一源泉，但工人劳动创造的相当一部分价值却被资本家无偿占有，所以剩余价值表现了劳资两大阶级之间的对立关系，这种以雇佣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是不合理的，早晚有一天要把它消灭掉。马克思主义“科学共产主义”的结论在经济学层面就是这么得出来的，当然它有很复杂的论证，这里无法展开。而根据现代经济学的一般常识，可以说马克思至少犯了一个错误，就是把经济过程涉及的要素过分简单化了。说资本家完全“不劳而获”并以此证明他们的财富在道德上是站不住脚的，这个和我们的现实生活并不吻合，因为很多资本家，无论中外，开始只是个穷人，经过一番艰苦创业，付出辛劳，甚至冒着很大风险，才逐渐积累了财富，这个过程不能简单地用剥削和被剥削的关系来解释。其实，现代经济学对于生产要素的分析、对于利润来源的分析，早已有更科学、更有说服力的框架，我们本来可以让学生更客观、更全面地了解经济科学的有关进展，没有必要非要学19世纪马克思的这套理论，而且只能“定于一尊”。当然，这些年大陆的一些高校已经翻译出版了不少现代西方经济学的经典教材，而且很受欢迎，但“公共政治课”你还必须背剩余价值的定义之类，这就很头疼，对不对？在某种意义上，这不是浪费青春、耽误学生的时间么？
但问题的严重性还不在这个地方，而在于即便学生认真研读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他也没有真正应用它的可能。这句话大家可能听不懂了，怎么号称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国度反而不能应用马克思主义呢？
这就回到对当今中国社会基本社会性质的界定。一个“党”控制一切的极权社会或后极权社会，是不允许揭露自己的阴暗面的，而马克思主义的特征恰恰是批判。大家知道，当下中国大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贫富差距在拉大，那天一个台湾同学和我谈起，他去过广东东莞，在那个地方做过调研，东莞是珠江三角洲地区的经济重镇，建了很多工厂，但劳动力非常便宜，这也是中国大陆的产品在世界市场上能够占有竞争优势的一个原因。但这种低成本优势从工人角度讲是不合理的，因为低成本恰恰意味着低人权。在这些场合，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恰好可以派上用场，至少可以成为分析此类问题的一个角度。但很可惜，“批判的武器”在我们国内的媒体上，在学校的课堂里，反倒是不能使用的。你不能用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来分析中国大陆改革开放中出现的一些负面现象。
按照中共的意识形态解释，今天大陆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强调的是“共同富裕”、“和谐社会”，在这个社会里，怎么能有“剥削”呢？不但没有“剥削”，连“资本家”这个词官方文件里也从来不用，而用“新社会阶层”（这是江泽民时代的一大“贡献”）。总之，在理论上，绝不能承认当今中国有“剥削”。但中国许多地区存在的血汗工厂和使用童工的现象又如何面对？成百上千万的农民工拼死拼活在城市卖苦力、盖楼房，自己却住在简易工棚或肮脏的地下室的现实又如何面对？所以说，这样一套解释，学生们在课堂上学的这套东西，是不能用于真正的社会现实的。学生在考试回答问题时，必须按照“标准答案”回答，其实就是在谁假话、说大话、说空话，假大空，理论和现实根本对不上号。大家想想，这样的“教育”不是害人么？它不但不鼓励学生独立思考，还要用精神的锁链把学生捆起来，还要强迫学生言不由衷，自觉说谎，这正是党化教育的最卑劣、最可恶之处！
假如是在一个开放的环境里边，学生从中学到大学，会接触到各种不同的信息、开放的信息。同一个社会现象，可以有不同的解释，你可以听听左派的观点，也可以听听右派的观点；还可以有不同的视角，比如哲学的视角，或者经济学的视角，或者社会学、文化学的视角，学生可以进行比较，然后独立作出判断。如果是这样一种教育的话，我相信学生的视野会越来越开阔、心智会越来越健全。不管社会看上去多复杂，我都可以进行分析，在分析的过程中提高自己。这个过程还会激发学生的责任感，因为自我主导的学习、由此形成的认知会转化为某种伦理动力，促使学生意识到自己对社会的责任。当然，只有合理、正常、民主条件下的开放式教育，才会达到这样一种效果。而党化教育造成的恰好是完全相反的结果。既然学生只能接受这一套东西，信不信也要接受，而这套东西又不能真的用于社会现实分析，最后必然导致学生对它的厌恶。学生没有能够在从中学到大学这样一个非常重要的精神成长期建立起独立的认知习惯和认知能力，反而学会了说假话，这将对学生人生观的形成造成极其负面的影响。因此，党化教育误国误民，它是造成一代又一代中国人精神不健全的重要元凶。
对中国的宪政改革和民主转型来说，废除、终结党化教育已经是一个刻不容缓的事情，课前我传给大家的资料中，有一篇是我写的《中国宪政改革可行性研究报告》的第二个分报告，这个分报告的标题就是“用公民教育取代党化教育”，其中写道：“教育涉及亿万公民（或未来公民）的心灵塑造。中国要建设一个民主、文明的社会，中国的宪政改革要取得成功，就必须拥有千百万具备独立人格、现代知识结构和开放视野的合格的公民，而这只有通过改革现行教育体制、用公民教育取代党化教育才能做到。”
在这份报告中，我把中国教育理念和教育制度改革的目标归结为：
解构现存的党化教育体系，用公民教育取代党化教育，尊重教育独立与学术自由，并通过有效的制度安排保障这种自由，教育改革要成为中国公民社会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宪政改革将由此获得强有力的公民资源保证。它的具体目标包括：
逐步取消各级各类学校的公共政治课，把政治课改为公民教育课，同时完成相关师资队伍的改造；
改革现存的教材审批制度，学校有编写、引进、选择教材的自由。鼓励编写高水平的，既体现现代普世化文明原则、又适合中国实际需要的公民教育读本。改革人文社会科学各学科的课程体系，使其与当代人类文明主流接轨；
逐步解构学校中的党务工作系统，学生组织实现真正的自治；
改革教育行政管理体制，从制度上落实教育独立，实现教育家治校。开辟教授自由流动渠道，保障学术研究、教学自由；
鼓励各种“社会力量办学”事业的发展，使民办学校获得真正的独立办学权和相对于国办校的平等生存权、发展权；
为中外合作办学、外国人在华办学提供更宽松的政策环境，让中国的教育更开放，更具包容性。
实现了上述目标，中国的教育就将获得一个根本的改进，中国的公民社会成长，也将有一个大幅度的提高。我们都期待着这一天的早日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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