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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近死亡((中篇小说·下)
◎
夏 泊
四
第二次自杀是在监狱里，一听这环境就知道比第一次自杀更没诗意。
在一九七0年的“一打三反”运动中，我被公安机关军管会以“现行反革命”的罪名判了个死刑缓期二年执行，是那年的六月。同年的金秋九月，我被押往监狱服刑。这个死缓把我判得糊里糊涂且冤枉哉也，真没想到说几句话就招来那么大的祸。
起因是两年前的事了。那时中央文革小组表态说我们“八. 一八”是革命造反派组织，让我们以胜利者的身份得意忘形了好一段时间。举手投足之间不但了衣锦还乡誇官斗富的暴发户做派，嘴上也像小人得志一样少了几个把门的。那时我们这些“造反战士”想到什么就敢说什么，什么话能显示自己的能耐就说什么。除了毛主席，我们谁都敢评论。
有次看电影时先放《新闻联播》，看到当时被称为副统帅的林彪举着语录站在毛泽东身边，两眼发直脸色苍白，我就有些反感。因为我老爸是一野的，一野的头头是彭德怀，不但在五九年的庐山会议上就被扣了个反革命集团头头的帽子被打倒了，文化革命中又旧账重算被揪斗得不人不鬼。林彪在庐山会议上帮助毛泽东把彭德怀打下去自己当上了国防部长，我早就对他没什么尊敬之心了。于是我就跟旁边的同学吹了起来。
哦，忘了交待一句了，因为我看得书多知道得多，吹起牛来总是收不住嘴，同学们就给我起了个绰号，叫“百科全书多三页”。
我说林彪打了个平型关战役就名声大振了，其实他消灭的日本鬼子根本就不是咱们宣传的什么板垣师团的主力部队一千多人。那只不过是一支辎重队，就是咱们军队中负责运送军火粮食管当兵的吃喝拉撤睡的后勤部队。而且日本只承认他们死了一百六十多人。以后林彪还打过日本鬼子吗？没听说过吧。他打仗比起彭得怀可差远了，彭德怀在朝鲜跟十七个国家的联合国军打，第三次战役已经拿下了汉城打过了三七线。要不是……
说到这儿我没敢继续往下说。因为三次战役后因为毛泽东好大喜功，非要让彭得怀把联合国军赶出朝鲜，结局是又被打回了三八线丢掉了汉城，而且还死了好多志愿军。这段历史虽然是真实的却不能说，说出来肯定会被扣上“反对毛主席”的货真价实的大帽子。
但只要有人听，我一吹起来就会诱忘乎所以收不住嘴，这是我的老毛病了。特别是看到前排那位漂亮的女同学扭转了头聚精会神地听我演说，我更是“喷”兴大发：“咱们这位副统帅功劳是不小，三大战役他打了两个。可就是形象差了点儿，不但个头比不上贺龙彭德怀他们，还长了两条八点二十的眉毛，有点儿像过去庙里的无常……”
前排那位漂亮的女同学“卟哧”笑了一声，更激起了我的表现欲：“他不就是发明了四个伟大（伟大的领袖，伟大的导师，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加上四个最（最最最最敬爱的毛主席）让咱们喊嘛，比不上人家朝鲜人。人家朝鲜人管金日成叫爸爸元帅，爸爸呀！那多亲呀！赫鲁晓夫在党代会上也公开喊斯大林是他们的生身父亲，哈哈，斯大林就是他亲爹了！后来呢？后来又把他亲爹从水晶棺材里拉出来给烧了。啧啧……其实呀，古今中外都一样，玩政治的，都用得着的人叫爹叫娘都行；要是用不着了，就滚一边去吧！哈……”
没想到第三天我就被绑进了警备司令部，是前排那条美女蛇告发的。当天夜里她就把我告发了，按她的说法就是“只要发现阶级斗争的苗头，立即斗争不过夜”。警备司令部和我们学校只一墙之隔，这条美女蛇总爱跑到那个院子里冲着当官的唱“想亲人盼亲人……见了你们总觉得格外亲……”唱得那些亲人们一见她就翻笑脸。
她还揭发我也唱“见到你们总觉得格外亲……”，但唱这句的时候总要撅起嘴唇呲出板牙做出咬牙切齿的表情，说我打心眼里痛恨“钢铁长城”解放军。
“污蔑林副统帅，说他是中国的赫鲁晓夫，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反对钢铁长城中国人民解放军”，这个罪名是绝对够份量的。于是“亲人”们用嘴巴手脚枪托皮带帮助我提高“政治觉悟”，让我认识交待我“极其严重的错误认识”的思想根源。帮了好几十天，让我深体会到了“祸从口出”这句祖训的无比正确性。
后来姑念我是造反派的骨干分子，且武斗时没什么大的“罪恶”；再加上我父母都是抗日干部，出身好根子正，对无产阶级司令部不可能有刻骨仇恨。另外当时对犯了错误的造反派人士也没有什么特殊政策，就在我写了一大沓子检查后让我滚蛋了。
然而没想到六九年又出了一件事：我同桌的同学刘常相犯了事，被抓起来了。那小子不知道犯了哪份邪，操那么多闲心，给全国九个大军区的司令员都写了信。信中说他从林彪的“八.七讲话”中看出来林彪有野心，要那些司令员们别跟着林彪跑。这还了的，林彪是毛泽东钦定的副统帅，竟然还有人敢反对他？于是公安部马上定名为“六六四”案件，在全国范围内限期破案，一时间查得全国上下鸡飞狗跳墙。
按说“风声紧雨意浓，时令不好”，案犯就该掩旗息鼓待机再动了。他偏不，他要逞英雄。他跑到外地给我们市公安局写了封信，说他就是“六六四”那个人，要想抓住他那是铁棒打跳蚤，是高射炮打蚊子，反正都是没门的事。但智者千虑必有一失，他这次“失”得太大了。他本不该写这没用的示威信，即使写了，你就该寄到北京上海广州沈阳哈尔滨去，你别寄到自己老家来呀。其后果是我们这儿的公安局一接到信，马上就认定案犯九成九就是本市人。再一查信纸，落款就是本地一家小印刷厂，供货范围极小。而文化革命时的人都较为老实，刘常相的“反侦察经验”几乎为零，写信时都不知道用左手，于是很快就落网了。
单独作案，案情简单，很快就有了自理结果：现反，无期。据说他的无期是林彪亲自批的。这个“据说”应当是真的，因为按他反对副统帅的罪行来说，套用“罪大恶极，不杀不足以平民愤”这个惯用语都嫌太轻。如果不给他上报死刑，那就显得上报材料的单位太“阶级立场不坚定”了。而不枪毙他，只给个无期，足以证明那是林彪为着显示自己是宽大为怀的大人物，实际上是“阎王好过，小鬼难饶”这一定律的现实版。
按说他判刑应当是没我什么事，但半年后来了个“一打三反”运动，搞运动要大张旗鼓雷厉风行造出声势，要抓一大批判一大批毙一大批才能显示全国紧跟中央了。但中央文件下得太突然，符合“杀、判、关”条件的人一时还凑不了那么多，就从监狱里拉出一批正在服刑的倒霉蛋，给他们扣了个“反革命抗拒改造犯”的罪名就拉出去毙了。我们市公安机关军管会正为半年前给刘常相判得太轻而遗憾，正好运动来了权力下放不用再往上报批了，就心满意足地把刘常相的脖子后面插了根两米长的亡命旗，刘常相就死了。
此时我已下乡一年多了，按说应当是没我什么事的。但那条美女蛇正好跟我下到一个队，总想找个事立个功早些跳出农村，就又跑到军管会把我给告了。她说刘常相的罪行是反对林副统帅，而我也曾反对过林彪，那是有案可查的。说我们俩既是同桌又是一伙的，但我隐藏得太深，是一条漏网之大鱼……有警备司令部过去已经结案的“案底”在那放着，顺藤摸瓜轻车熟路，没多长时间我就被判了个死缓。
如果仅只是说林副统帅长了两根八点二十的眉毛，肯定我还不至于被判死缓。我的罪状里还有“阴谋成立反革命集团，已经委任了军长师长旅长之类的职务，妄图配合蒋介石反攻大陆……”我是说过这一段话，但那是喝多了酒后，学着革命样板戏《智取威虎山》里土匪的台词说着玩的，没想到会被军管会当真了。
等判刑那天我才知道，我们那一批被判刑的人里面还有几个“反革命集团”的头头们也有这条罪状，他们任命军长师长旅长的动机和过程都和我大致相同，这一部分罪状的内容和字数也惊人地相似。当然了，下场也基本一样。有两个更倒霉的还被毙了。
从没想到过说几句“露球能”的玩笑话就能当做差点儿枪毙的罪状，所以直到从看守所被送进监狱里，那段时间我一直处于懵懵憧憧的似醒非醒状态中。总觉得是否这是谁在跟我开玩笑呢？我可是跟别的同学一样，没干过什么坏事呀。是不是明天或是后天又会来个什么文件，又会把我放回去呢？然而进监狱后的现实一点儿也不跟我开玩笑，四周是六米高上面带电网的大墙，墙角处的炮楼上是指着我们的黑洞洞的枪口，常见的是管教干部铁青的面孔和老犯人们狡黠的脸，这一切都在明白无误地告诉我：你已经实实在在地进监狱了。
犯人进监狱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先端正态度，管教干部们要让你彻底明白你已经不是一个普通百姓了。你是一个被专政的囚犯，所有“人”的事与你无关了，别再把社会上那一套“人”的做派带进监狱里来。这时我才逐渐明白了判刑对一个人来说意味着什么。
死缓，按惯例来说，如果没太大的出格就不再枪毙，两年后就会改判为无期到十五年之间。改判刑期的多少由原判罪状大小和在监狱里表现的好坏而定。而如果改判是无期，则在五到七年之后再改判为二十至十年，也是由罪状和表现决定改判的多少。也有被改判成五年的，那是因为原判的刑期和案情相比实在是太重了，一般都是赶上“运动”了。
由此看来，我最少也得在监狱里呆二十年。可自打从娘胎里出来，我才在这世界上活了二十多年呀！好象是普希金说过：青春是上帝给人最好的礼物。别说青春了，我的壮年也得埋葬在这里面，监狱几乎要把上帝给我的所有的礼物都收走，只给我剩下个老年。等到我“重新做人”的时候估计就已经快五十岁了，父母可能已经不在人世了，兄弟们的孙子孙女们也都上了学，谁还愿意答理我这个曾给他们名声添黑的劳改释放犯呢？而且出去后我是一个丧失青春活力又一无所长的孤家寡人，背着个历史反革命的罪名，见任何人都婑三分运动来了就挨整，我那残生还有什么意思呢？
我身边多数是一说起来就已经住了二十多年的老犯人，看他们满脸皱纹行动蹒跚的样子，谁能想象出来当年的他们是不可一世的将军或是土匪呢？他们现在的惨状就是在监狱里熬出来的，而我的将来也会和他们一样。我将在监狱里失去一切，想起来就觉得可怕。
不行，我不能像他们一样，我才二十多一点呀。可又该怎么办呢？怎样才能摆脱这一想起来就头皮发麻的现状呢？反复思量，只有两条路可走：逃跑，或是自杀。
逃跑？怎么逃？四周是六米高上面还有电网的高墙，四角是十几米高的炮楼，炮楼里二十四小时都伸出阴森森的枪口，周围是几百双做梦都想“立功赎罪”的犯人们的眼睛，他们监督“同犯们”的警惕性比管教干部都高。逃跑，谈何容易。或者干脆就是不可能。
而且即使能逃得掉，以后就是黑人黑户了。不敢像正常人一样走在大街上，不敢和自己的亲朋好友]来往，甚至不敢让他们知道我是否还活着，在什么地方活着。以后就只能像白天的蚊子一样尽量找着黑暗的地方悄悄地活着，过着不像人的生活。
况且还有再被抓回来的可能，这可是有先例的。像我这死缓，抓回来肯定就毙了。
那就只有自己死了。由此我想到了抗战胜利后国民党给汪精卫的老婆陈壁君以汉奸罪判了个无期，没想到她说：“本人有受死的勇气，而无坐牢的耐性，所以希望法庭改判死刑。”似乎就是我现在的心理状态了吧。逃跑和死，相比之下还是死比较容易。也干脆。
似乎下了决心，然而心里又有了点儿说不出的味道。怕死吗？不文化革命中虽不能说经常出生入死吧，可也曾不顾死活打过闯过。可为什么这会儿下了死的决心了，心里却那样阴沉得不是味呢？不，绝对不是怕死，是不甘心。这样死得太亏了，太窝囊。如果死在战场上，或是死在病床上，甚至死在汽车轱辘底下，也都比自杀在这鬼地方强。本来就已经背上了反革命的罪名，再死在监狱里，按监狱的说法就是“狱毙”，所有的死法里头大概没比这种死更没劲的了。
但不死又怎么办？就这样再行尸走肉苟活活二十多年？更没劲，而且是一想起来就觉得没劲。只要人死了，再没劲的事也就感觉不到了，也就无所谓有劲没劲了。想来想去，还是应当死。只有低层次的人才仅仅满足于苟活着的温饱，那是动物。动物既然进化成了人，就得跟动物有本质上的区别，否则就不配披那张人皮了。不能只为着活而不顾做人的尊严。
一旦真正坚定了信念，似乎心也平静了许多，技术上的问题就成了关键。监狱里没社会上那么随便，政府干部几乎天天强调要“同犯们”互相监督。如果谁能发现某人想逃跑并报告了政府干部，那就是立功的表现减刑的资本，所以每个人无时无刻都被多少双眼珠子死盯着。因为新犯人刚从社会上被绑进监狱情绪不稳定，所以我们就成了重点监视对象。白天吃饭干活都是群来群往，晚上几十个人同睡一屋，头顶上的灯光彻夜通明从不停电。要想找一个一二十分钟都没人去的地方把自己结果掉，还真不容易。
然而俗话说功夫不负有心人，谢天谢地，老天爷总算让我找着了理想的地方。
监狱是劳动改造单位，犯人们得干活。我来这个监狱里办了个造纸厂，进监
狱一个多月后我就被分到了造纸厂的打浆工序。造纸需要把麦秸杆经过蒸煮脱胶打浆变成纸浆输送到造纸机上，最后让造纸机烘干就成了纸，我们打浆的就是造纸车间的第一道工序。
打浆车间比较脏乱，按工序的顺序排列是料场、打浆机和提浆泵，占地大约有五六十平方米，操作人员（确切地说应当是劳改犯）却只有三个。从料场把一两吨原料装进打浆机是我和另外一下犯人的事，装完以后就该打（磨）浆了，就该由“专责”（专门负责的简称）操作了，我们俩就没事了。如果到了夜班，我们两个类似“小工”级别的犯人在装完料后就该各找角落去打瞌睡了，只要别出车间就行。如果要上厕所就得两个人一起去，要相互监督。
第一次上夜班就让我看出了门道：提浆泵那一块是个自杀的好地方。
纸浆打好后粘淍得就像黄色的稀屎糊涂一样，必需用内装钢球的往复式提浆泵才能输送到造纸机的网箱里。而提浆泵是四台，两台工作两台备用。提浆泵所处的位置是打浆工序和造纸工序的结合部，在这个竖长的结合部占了十几米的位置。送浆的管道从打浆机那边过来，经过这四台提浆泵再送往造纸机，横七竖八叉叉桠桠的管道阀门就像个乱坟岗。那乱坟岗不但时刻都响着“啌，哐，啌，哐”的巨大噪声，地上还到处都是稀糊糊的提浆泵溅出来的纸浆。我们这些犯人还不讲公德，有时为了图个方便就在这里小便，搞得这一片总有股子臊气。所以除了检修的时候，平时这个地方基本上就没人来，到了夜班就更是人迹罕至了。
而夜班时这几十平方米的乱坟岗里只有一盏灯，还是在五六米高的浆楼上的纸浆出浆口处，是为着怕纸浆堵塞而装的，由我们打浆机组（就是我们三个人）的专责坐在灯泡下边看管着。于是一到夜班这里里空荡荡的，如果不出意外，绝对是自杀的好场所。
于是到了转第一个夜班的时候我来到这里。因为第一个夜班是中班转的，星期六下午四点下了中班到十二点再上中班，连吃两顿饭（中班的晚饭是收工后的下午四点吃，夜班的早饭是当天晚上的十一点半吃）带上休息总共只八个小时，上夜班时大家都比较困乏，没事的时候打瞌睡的较多，犯人们之间的相互监督相对来说比较松。应当是有机会的。
我是在早上四点多的时候来到这儿的，因为这会儿的人最困乏，最没情绪四处溜达。一切如我所料，提浆泵周围黑乎乎的不见一人。只有高高的浆楼旁边坐着专责刘大权，弯着腰低着头像是在观察浆道里的纸浆是不是在正常往外流，但我知道实际上他已经睡着了。因为那儿最高，在冬天是最暖和的地方，坐在那儿最容易犯瞌睡
提浆泵还是一如继往“啌，哐，啌，哐”地响着，几个马达一个劲地哼着，造纸机嗡嗡地转着，打毯板清理毛布的声音像是在打雷。我面前是两台直立的提浆泵，身后是四根送浆管道，左边是两根粗水管，右边是墙。如果从远处看，我的身影和这一大堆管道设备都是黑乎乎的一片黑影，即使十米开外也分不清是人是物。嗯，一切正常。
于是我拿出事先准备好的绳子，其实也就是我的另一根裤腰带。站到了检修用的凳子上，把绳子的一头拴到了头上面的弯管上，绑得很结实。另一头我打了个活结，就是那种一拉就紧却不会开的活结。做这事的时候我的心跳得很快，动作却不快，我得把事做牢靠。同时我激动得闭上了眼睛，各种死以后可能发生的情况飞快地在我脑海里划过来转过去。
谁会第一个发现我呢？可能是刘大权吧。发现我时我死透了没有？肯定死透了。解下绳子后肯定会把我放在地上，让我躺在像屎糊涂一样的纸浆里，真够恶心的……妈妈一定会来看我吧，看到我的尸体会怎么样？不，等她到来的时候我肯定已经成骨灰了。也许她就不应该来……过去的朋友们知道会怎么议论我呢？说我是……
不行，不能总是想着死后的事。老想着这些，我还怎么去死呢、我得坚定决心。
于是眼前便浮起一熟悉的身影，是那个总在我们那一片乞讨的老头。他花白的头发肮脏得变成了灰色结成了穗子，时不时地会爬出来几个虱子。红红的烂眼角无时无刻不沾着黄色的眼屎。嘴角处滴着哈喇子，端着个破瓷碗，黑黢黢龟裂的手脚就像没烧透的木炭。如果我现在不死，将来的我就是那个样子。怎么样？想这样自己糟蹋自己吗？……
我摸索着把绳扣套到了脖子上，又一次检查了一下那个活扣。我告诫自己不能再犹豫了，再犹豫下去，将来的我就是那个老头。而且，如果再犹豫下去我就可能会失去我的决心和勇气。“别了妈妈，别怪我……”我心中暗念一声，就往前栽了下去。
“嗵”地一声响，在那么多机器的喧闹声中显得并不响亮，然后我就发现我的头栽到了前面的一堆湿乎乎的草浆板上。有团稀浆团还溅到了我嘴里，搞得我直想咳嗽。怎么回事呢？我嘴啃着浆板，身子趴在纸浆的稀糊糊里湖涂了。
“撒泡尿还想玩个花招。”浆楼上传来刘大权低沉的声音。我抬头一看，刘大权伸下来半个身子，正盯着我呢。“小崽子，受不了这罪你就别来这儿呀。既然来了就得看清楚了这是什么地方，这可不是你想干啥就干啥的地方。
这老小子什么都知道了，而且把我的上吊绳给解开了。我们俩非亲非故，这老家伙肯定会把这事汇报到政府干部那儿立功。完了，该砸镣了。也不知道会不会影响我的死缓。
“你给我记住了。”他一边从浆楼的梯子上往下爬，一边冷冷地说：“要享福，必受罪，胡思乱想耽误瞌睡。以后少在我这个组里琢磨馊主意！听见没有？！”
一个分队百十号犯人，只有两个管教人员，又不可能跟犯人们同吃同住同劳动，这百十号犯人的所有情况就全靠犯人相互监督了。为着让犯人们能真正作到相互监督，凡是能把有价值的情况向管教人员汇报的就有赏，也就是能减刑。多年前曾有个犯人发现了一个阴谋暴动越狱的小集团，报告给了管教干部。那个犯人一次就被减掉了十几年刑期，在宽严大会上当场释放。让几乎所有的犯人眼红得都像半夜手电筒照着的兔子眼似的。这回刘大权发现了我自杀，那绝对是天上掉馅饼的大好事，不伸嘴去接那才叫傻孙呢。所以当夜班收的的时候我已经横下了一条心：反正我已经成了他案板上的肉，是切是剁是炒是炸随他去吧！
像这类在工地上发生的事情，大都是放在收工进铁门前排队时先来个预处理：管教干部一宣布谁犯了什么错误或是新罪，马上就会叫看反省号的犯人掂来脚镣，直接砸到腿上押到反省号，以后再慢慢揭发检举批斗检讨，最后再宣布处理决定。然而这天早上一直等我们报完了数进了铁门，李队长却没事人似的扭头就回去了。搞得我一头雾水：这个刘大权真会轻易放弃这个立功受奖的大好机会？
回监号后我就盯上了刘大权，等到他去厕所的时候我也跟去了。他蹲了便池，我就蹲到了他旁边。他扭头看了看我，脸上没一点儿表情。他赶忙冲他笑了一下，他还是没表情，把眼光盯到了地上。
“谢谢你了。”想了半天还是没话，但总得说两句吧：“你真讲义气，以后……”
“少废话！”他打断我的话：“刚才你要是真的在我屁股底下吊上去了，我不也得被砸起来？想死你到别的地方去死嘛，还想拉上我当垫背的？”
没想到他会这样说，我不知道该说什么了。
“人哪，活一辈子就是个经历。”他盯着地面小声说：“是福是祸你都躲不过。是福你就享，是罪你就受，谁叫你是个人呢？你还年青着呢，就是为着能看看将来是什么样子，你也得咬着牙活下去。万里长城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谁知道明天是阴是睛呢？”
“可是……”我想说出我想自杀的理由。
“人生没什么可是但是！”他斩钉截铁地打断了我的话，擦了屁股站了起来，声音还是不大：“玫瑰花今年开败了，明年还会再开。可要是死了，它就再也开不成了。你得活下去，看下去，经历下去！只要你还跟我一个组，你就别想再自杀！”说完就走了。
一次不成，慢慢地我就打消了自杀的念头。二百多双眼睛的严密监督切不说，光凭刘大权没拿我立功受奖这件事来说，我也不能再做对不起他的事。
好象还是普希金说的吧：习惯是上帝给人最好的礼物。天哪，果然如此。时间就像是一味无所不能的稀释剂，可以稀释一切情感，到最后都能稀释得像白开水那样清淡无味。就连民族仇阶级恨，过不了一个世纪就会被人忘掉。满族人刚入关时杀汉人比日本鬼子凶残得多，抗清英雄也出了不少，没多久汉族人不都高呼“我大清”了吗？就连“留发不留头，留头不留发”口号的初始创意者，不也是山东的一个汉族人吗？
住监狱也是一样。刚判刑进了监狱时环境突变，当然会有个不适应的过程。时间长了一切都]顺理成章了，自杀的念头自然就淡了，人的适应性还是相当强的。就像李煌赵构他们本来是贵为皇帝的人，当了犯人不照样活着，时不时还要写点儿诗抒抒情吗？
后来我又想了，这次自杀没能成功还不是发自内心地想死，只是环境变化在剧烈让我所适从，仅是一次思想波动而已。环境变了还可以再变，人若死了，再想活就无法活了。
时间长了，我知道刘大权是沈阳讲武堂炮科的高材生，解放军有好几个将军都是他的校友。他曾参加过新五军远征缅甸，身上还有不少日本人的枪炮打出来的伤疤，在野人山里差点儿丢了命。抗战结束是他已经是团长了，由于厌战而解甲归田，想“贱躯若堪扶犁耜，付于农家做耕牛”了，却没想到镇反运动给他戴了顶“历史反革命”的罪名判了无期。
在他弃官务农时颇有些树倒猢孙散众叛亲离的味道，几房姨太太都离他而去，儿子也都不理他了。但他坚持说后来去香港的那个四姨太心里有他，如果他能出去，她一定跟他。
他活下去就是为着再看到她？怪不得他说要活下去看下去呢。
但却没想到他自杀了，是在他将要被释放的前几天。那段时间大家都爱跟他开玩笑，说他马上就能见着他的四姨太了，他也天天高兴得屁颠屁颠的。然而有天上夜班时他把自己吊在了提浆泵的旁边，就是我那次自杀未遂的地方。后来我久久望着歪在一堆浆板上的干瘦的小脸，实在想不明白为什么他会自杀。为什么绝望的我没在这儿自杀成功，劝我别自杀的他倒自杀在了这儿呢？
多年后我看过一本写抗战的书，里面提到他的名字，是位英雄。他却看不到了。
文革中风云多变。我被判刑还不到两年，林彪就从副统帅变成了反革命，我就平反释放了。出狱时我非常感慨：多亏了那位死去的刘大权当时正坐在我头上，否则我早就“狱毙”了。于是我常回味他那几句话，越回味越觉得有味道，到底还是老姜更辣。但却不明白他为什么要自杀。他不是什么都看透了吗？
五
第三次自杀有点儿像第一次自杀，也是有一位漂亮的姑娘和我一起去自杀的，也是没能死成。
我这个人的自然条件还不错，爹妈挺对得起我，给我生了一付足以冒充电影演员的好皮囊，誇我是一表人材的话让我听得耳朵都长了茧子。无奈我自己不争气，一辈子也没混到个好上：非党非团没当过劳模没评过先进，连个课代表小组长之类的芝麻官都跟我没缘份。然而中国有句俗话叫“男人不坏女人不爱”，于是除了在监狱里以外，喜欢我的姑娘还从来没断过档缺过货。而且那些姑娘大都能上杂志封面，弄得总是有些小伙子晃当着满肚子的老陈醋拿白眼翻我。有的还恨不得能在我脸上划上两刀。
那回又是漂亮的高玲玲爱上了我，爱得死去活来。当然了，我也爱她。
我因林彪之死出了监狱被平了反，自然而然地就被我们那一派奉为“反潮流英雄”，着实出了几天风头。但没多久又轮着造反派们挨整了，我的英雄头衔就不算数了。今天你上场亮相明天他下台检查，就像《红楼梦》里说的那样“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谁都把握不准形势。就拿红卫兵来说吧，文革初期够牛了吧。除了毛主席和中央文革，不管谁都敢揪一揪斗一斗。等刘少奇揪出来以后红卫兵就没用了，鸟尽弓蒇免死狗烹，又是“工宣队”又是“军宣队”，把红卫兵折腾得不轻。最后干脆毛泽东来了个指示，让大家都把户口转到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去了。按说咱们是共产党国家，共产党是无产阶级即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工人阶级才是最先进的阶级，要被再教育就得由工人教育。连毛泽东都在他的语录第二十七页上印都着：“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呢，却让红卫兵们到农村去接受幻想着“三十亩地两头牛，孩子老婆热炕头”的农民们的再教育，怎么想怎么想不通。
从监狱出来后给我安排了工作。眼看着别人都在上窜下跳批林批孔批周公批宋江，管它呢！谁愿意折腾谁就折腾去。我可是看透了，我要“躲进小楼成一统，管它冬夏与春秋”了，我只要把自己的小日子过舒服就心满意足了。但既然是过小日子就不能一个人过，一个人太孤独，总还得有个伴吧，于是我就有了高玲玲
高玲玲说她喜欢我聪明博学经历丰富，我倒觉得她就是那种“男人不坏，女人不爱”的女人，让我这个坏蛋的经历给懵住了，就产生了所谓的感情。那时候谁都不敢“以生产压革命”，不干活倒没事。于是有些人搞革命有些人打扑克，我们俩只管享受我们的爱情。
不用说，高玲玲漂亮温柔，是我们厂的“厂花”，父亲还是部队的一个师长，好条件都让她占全了。然而正因为她条件太“高”了，我这个“有争议”的人物十有八九会被她极端“正派”的父母所不齿。就像小说里常写的那样，落魄潦倒的“落难英雄”竟然会被大家闺秀或是小家碧玉的美人看上，不管是家庭还是社会都无法理解，更不能容忍。她曾旁敲侧击地对她父母说过厂里有我这么一个人，而且是用较为同情甚至是用较为含蓄的赞赏口气说的。没想到社会舆论的作用太强大太残酷了，她父母虽然没见过我，却从别人嘴里多次听到过我，对女儿的话的反应态度是恨不得亲手把我给毙了。高玲玲就没敢再往下说。
没法子，历史上（起码是在小说里吧）有多少好男女都是这样被不讲理的父母给拆散了，我们也只有按照传统的方法维护我们俩的爱情，我们表面上不动声色实际上是悄悄地进行。好在我们也不急着结婚，偷偷摸摸地干活自有它独特的浪漫情趣。这情况让我觉得我们俩就像一对儿地下工作者，我们是在为一项伟大的事业而忍气吞声。好玩。
但地下工作者往往会面对危机，我们俩也不例外，更确切地说是我们俩也没能脱俗：也不知哪次欢乐时没充分注意，一不留神她肚子里就出现了一条小生命。我们厂对此类事情特别严，在婚姻问题上玩无照经营，一经发现就得连打带罚。深刻检讨还得降一级工资。
单位的事先不说了，毕竟我们是合法恋爱，犯错误只缘于性子太急，要命的是她爹娘那一关该怎么过？她爸爸行伍出身，守旧又刻板得很。有次她哥哥和她嫂子在家里亲嘴，不小心被她爸爸看到了，立马给了她哥一个左右开弓的大嘴巴，外带一人一份深刻检讨。
“爸爸已经说了不知多少次了：谁要敢做出那种伤风败俗的丑事让他丢脸，他就亲手掐死谁。大不了一命抵一命！他那脾气可真难……”玲玲满脸泪花，绝望地说。
我住过监狱，可以说是老奸巨滑了，考虑问题比她又深了一个层次。我知道好人跟坏人搅到一起，放到场面上一评理，总是坏人吃亏。特别是在男女关系这个敏感问题上，如果事情一败露，谁都会说是我这个住过监狱的大坏蛋勾引了师长的好女儿。没准儿再有人使一下坏，或者是她父亲发一下狠，给我定个流氓强奸之类的罪名还是易如翻掌的。
我们俩都束手无策，整日里痛苦不堪。
就像多数未婚先孕的青年一样，我们俩都认为当务之急是得把她肚子里的孩子给悄悄地处理掉。那小家伙就像一颗定时炸弹，不定什么时候一露形就把我们俩给炸翻了。
那时候做人工流产得要单位证明，我们俩不可能去开那证明，于是高玲玲便用尽了她能想象出来的一切办法来扼杀肚里的小生命。她吃的乱七八糟的东西几乎能把她的胃都打下来，可那个小后代却百病不侵地呆在那温暖的地方硬是不出来。那赖皮劲可真像他爹。她又是跑步又是跳高又是洗冷水澡又是三九天只穿件单衣故意感冒，想劳累过度或是生场大病能把那个祸根逼出来，就像日本鬼子往地道里熏烟能把百姓们熏出来那样。结果是把她自己折磨得面黄肌瘦，我们俩的孩子却还死皮赖脸地呆在老地方茁壮成长。
那天她为这事又来找我了，我们俩照样一点儿办法都没有。四目相对，她泪花晶莹。
“亏你还是个大男人，连个主意都没有！平时你吹嘘的打仨挟俩的本事都哪去了？跟我好的时候那鬼点子都跑哪儿去了？……”
“先别那么急……”
“你当然不急了，孩子又没在你肚子里！”
“我能不急吗？没看这些天我瘦了多少，下巴都跟孙猴子差不多了？……”
“瘦点儿算啥！我可是再有些天就该露馅了。没听见小李她们怎么跟我开玩笑的？她们肯定是已经猜出来了……”
办法是想出来的，不是急出来的。烦了就先喝酒吧，先以酒解愁再说，没本事的酒囊饭袋男人都是这么做的。于是我掂出了酒瓶子，干喝了起来。
玲玲哭一会儿骂一会儿，一直嘟囔着，说着来了情绪就甩我一巴掌。嘟囔一会儿看我还是没主意，就抢过去酒瓶子也喝了起来：“灌醉这个小杂种，让他自己爬出来……”
她没酒量，没喝几大口眼睛就发直了。眼睛一直就不哭了，愣了，两眼直直地盯着酒瓶子，嘴里一个劲地小声嘟囔：“这可怎么办？怎么办？……没法活了，让大家知道可真没脸活下去了。没脸没皮的，没脸没皮……”
我醉眼朦胧地盯着她被眼泪泡肿了的眼皮，还是没办法。
俗话说酒壮怂人胆，后来她就变成了有主意的样子。她略带怪样地笑了一下，慢慢凑了过来，抱住了我的肩膀，把嘴贴上了我的耳朵：“看来，咱们俩生不能当夫妻，只有到阴间成两口子了。咱们俩结婚吧……咱们俩一块儿走，咱们带着咱俩的孩子一块儿走，咱家叁口人一块儿周年吧……”她用嘴唇磨蹭着我的耳朵，就像夫妻在商量什么事一样。
我把她的脸扳了过来，仔细看着她，想看她是不是在说醉话。“真的，咱们俩一块儿死吧，我可不愿意低三下四活着让别人点脊梁骨。”她虽然醉眼惺松，话可说得实实在在：“再说呢，你也知道我那个爸爸是什么人，他那一关咱们肯定过不去。他可真能把你送进局子让你再喝几年糊糊，没准儿还真敢杀了我。”
的确，她爸那关真不好过。酒烧得我的脑袋一个劲地发晕，不过，不晕的时候我照样没主意。但我想既然是个男人就得有男人的气质，总不能比不过女人吧。所以我没吭声。
“算了，也没什么法子可想了，干脆就咱们俩……不，咱们仨一块儿死了吧。我心甘情愿！”她没一滴眼睛地抱紧了我：“咱俩今天就算是结婚了，结了婚就死，就跟希特勒那样。反正是最后一天了，咱俩好好来来，让咱俩到阴间也牢记住这一天……”
她倒了两大杯，让我跟她一起喝了“交杯酒”，然后就拉着我上了床。过去干这事都是我主动，她总是扭扭揑揑地拿姑娘架子。这回她表现了极大的主动性，简直都近于疯狂了。就像是预知了整个世界将要在明天灭亡一样，我们俩都尽着自己的能力去享受眼前的生活。只怕能享受到的东西还没来得及享受就跟世界一起灭亡了。
天快黑的时候，我们俩都筋疲力尽。又开了一瓶酒，面对死亡，我们俩都没有绝对的勇气，都害怕清醒地面对现实。都是靠着“酒壮怂人胆”来支撑我们自杀的决心了。
“该走了。”她紧抱着我，发疯似地吻我。我也同样动情。想到今天我们俩马上就要告别这个世界了，不知怎么搞的我就也流下了眼泪。
“别哭，你是个男子汉。”她说着我，自己却又哭了起来：“过去我是最胆小的，我还不怕死呢。你连监狱都住过了，还怕什么？咱俩叫着咱们的孩子死在一起，谁也比不上咱们这一家幸福……”后来她猛地坐了起来，就像被电击了一下似地，晃了晃的的肩膀，说：“走吧，越拖越没勇气了。自己的事，反正是要自己解决的，咱们俩谁都别埋怨谁……”一边说说着，一边利利索索地穿好了衣服，哆嗦着手梳起头来。
我也穿好衣服，想了想，坐在桌子前拿出纸和笔，想写点儿什么。
“想写遗嘱？”她把纸给抢走了：“怎么写？写咱们俩做了伤风败俗的事，没脸活下去了才去死的？算了吧！一个字也别写，不丢人现眼，别人爱怎么说就怎么说吧，反正咱们俩是什么都不知道了。给，再来点儿。”说着把酒瓶子递了过来，示意我再喝点儿壮胆。
她说她来之前就已经想好该怎么死了，让我按她说的去做就行了。说着她从包里拿出来两根红色的尼龙绳，看来她是来以前就准备好了。“放心吧，不是让你上吊。”她笑着抖了抖尼龙绳：“这是月下老人给咱们的红线绳，红线绳把咱们俩绑在一起，咱们就是正式夫妻了……”她眯着眼睛笑着，头轻轻晃着，像是醉得有点儿不当家了。
“走～了，该上路～了。”她怪声怪气地喊了一声，抓着我的肩膀就往外拉。忽然像是忘了一件事似地又转回身来，伸手把那瓶酒拿过来放进包里：“燃料，嘿，燃料忘带了。没有燃料怎么能上路呢？没燃料，咱们俩怎么能跑那么远呢？……”
天已经彻底黑透了，我骑着自行车带着她，按她的指挥往南郊骑去。冬夜的小风像无数把小刀子一样乱扫着，马路上几乎没有人。她搂着我的腰，一会儿往这边指，一会儿往那边指。最后我们俩来到了红星渠，顺着渠岸又骑了一阵子，她喊了声“停！”，晕头昏脑的我才发现我们俩到了水闸旁，这是红星渠水最深的地方。
夏天我常来这儿游泳，她也跟我来过几次。她怕水，最多只敢站在齐脚脖深的水里洗脚，大部分时间都是坐在树荫下看小说。没学会游泳，却知道了这儿水深能淹死人。
在水闸上她又抱住了我，哭了个一佛出世二佛湼磐，把我亲了个头大眼昏死活难辩：“你知道不知道？我真是太高兴了，咱俩是一对儿真正的夫妻了，谁也比不上咱们俩。谁家的丈夫能跟他老婆一块儿死呢？除了我高玲玲……”
后来她就一滴泪都没了，又拿出酒瓶子，自己先灌了一大口后递给我，我也灌了几大口。她就拿出了那两根红色的尼龙绳，把我的双手绑了起来，绑得挺结实：“你会游泳，不能让你的求生本能影响咱们俩的决心，咱们得一次成功。”绑好以后她就从我双臂之间钻了进来，脸贴着我的脸，就像是我在抱着她亲吻一样。
她把另一根绳子紧紧地缠到了我们俩腰上，一道一道地缠，就像四川的广汉缠丝兔子。最后把绳子打了个死结，是在我的背后：“放心把，我是不会解绳子的。我的手能够得着解绳子，可我不解。你就是想解也够不着。我知道你的意志不太坚定，肯定有点儿怕死。那也怨不得别人，谁叫你在我肚子里种下种子呢。你总不能比女人还怕死吧……”
然后她就拥着我走到了水闸中间。“天太冷了，幸亏咱们喝了酒，有火力……”她一边嘟囔，一边狠狠地亲了我几口。然后就觉得她一用力，我们俩就成了自由落体，头朝下跌进了水里。谁都知道三九天的渠水是什么滋味，渠边上还结着薄冰呢。一进水里，我全身就像被无数小针扎了似地疼，被冰水激得不由自主地大抽了一口气。水涌进了我的气管里，我咳呛起来，胸内火辣辣地冬，眼前冒出了许多金星。
玲玲的脸还是贴着我的脸，嘴里也是吭吭哧哧地冒泡。我的肺痛得像是要炸开了，天灵盖后脑勺都像是有不少根大锥子在猛扎着，我处于半昏迷状态了。虽然我的双手被绑紧了不能动，我却能感到我的双腿在剧烈地弹动着，大概就像挨了一刀还没死了鸡一样，拚命而又无意识地弹动着。
以后的事我就记不得了，但不知什么时候我又清醒过来了。我发现我抱着她，躺在满是薄冰的水渠边上，而她已经彻底昏迷了。可能是我的双腿不由自主地乱弹蹬，那无意识的动作把我们俩带到了水浅的地方，然后本能又让我滚到了岸边。我踩水的本事很高，经常举着衣服游过水闸。大概是我高超的游泳技术没能让我们俩自杀成功
这次虽然喝醉了酒，又被这冰凉的水泡成了半昏迷状态，却并不影响水平的发挥，还能挣扎到岸边。这只能说明我命不该死，没治了。
过去我看《基度山伯爵》那本书的时候总有点儿不信，不相信基度山被装进布袋扔进海里能自己出来，经过这一次我算是彻底相信了。
我被冻得直打哆嗦，双脚蹬着烂泥，把我们俩拖到了没水的地方，她还是昏迷不醒。她绑得真紧，我实在是没法把自己的双手解开。后来我灵机一动，用下巴把她的双臂拐到她胸前，把圈着他的双臂从她头上绕了出来，费了好大劲才用牙咬开了绑着我双手的绳子。双手解放了，再解绑我们俩的绳子就容易了。
绳子解开后她就醒了过来，牙关紧闭，只是哼哼着。我哆哆嗦嗦地用自行车把她带到了公路边上，拦了一辆卡车。对司机说她喝醉了酒不小心掉到了渠里，我下去救她时来不及脱棉衣，我们俩就都成了落汤鸡。请师傅帮帮忙给拉进城。司机尽管有些疑惑，却还算顺利，把我们俩又送回了我们出发的地方。所幸已是半夜，又冷，没一个人看到我们俩。
自杀没能成功，却意外地让我们俩都解脱了。那触及了灵魂和皮肉的一夜折腾，闹得她流产了。摆脱了定时炸弹的威胁，我们俩当然没必要再自杀一次了。
按说这一经历已经让我们俩成了生死之交，没想到渡过了我们俩共同的难关以后，高玲玲反倒不理我了。她说危难之中看人心，通过这件事她算是真正看透了我的本质。我是个连女人都比不上的懦夫，是个只会夸夸其谈哗众取宠的小人，不是能让女人信赖的男子汉。她说她过去是瞎了眼，这一辈子再
也不想见我这个软壳王八蛋。于是我们就分手了。
多年以后又在街上见过她一次，已经是徐娘半老了，却还是风韵犹存。对我这个“软壳王八蛋”倒也挺热情，拉着我的手问这问那说个不停，说让我以后找她玩。最后说幸亏我那一次怕死了，让我们俩没能自杀成。那回要真的自杀成功了，可真不值。说那次让她看透了我是个怕死鬼，但谁不怕死呢？说我有时还是挺可爱的……
我看她脸上掛着调侃的嘲笑，猛一看还挺美，还有过去的样子。只是不能细看，如果她笑的时候一细看，就觉得脸上的皱纹有些像核桃皮。
六
往事不堪回味，也没算过，最后一次自杀到现在已经好几十年了吧，回忆起来真有恍若隔世的感觉。以后这些年我再也没为该怎么去死而操过心犯过愁。远离了多事的年代和多事的年龄，生活变得淡而又淡，我只是被生活的波浪拥推着不由自主地向前漂。但我这个人的精神有点儿畸形，那些下海赶潮奋斗拚搏之类的时代名词都像是火星发生的事情，对我这个未老先衰的心灵没一点儿吸引力。我常想，人间得到的一切在死的时候都要失去，在温饱基本满足的情况下何必再没事找事呢？因为有句费尔巴哈的话给我的印象太深，他说：“死是最坚决的共产主义者，它使百万富翁与乞丐、皇帝与无产者都一律平等。”俗话说结局好一切就都好。人最终的结局说不上好坏，却必然是死，是虚无。既然实在的生活其最后结局是虚无，人活的内容也就没那么重要了。怎么活都行，因为怎么活都是要死的。
这些年来，因腰间盘突出和颈椎炎引发的手足麻木和疼痛逐渐加重，甚至有时严重到难以走路无法抬手，眼睛也越来越看不清楚，这一切都让我体会到了“老”这个字正在潜移默化地悄悄到来，因此面就想到了紧跟着“老”后面的那个“死”字。我正处于死以前的失去过程中，失去的过程让我觉得很不舒服。
也不知什么时候开始，我发现我不愿意再和年青人在一起了。倒不是因为思想上存在着“代沟”，仅就形象上的不和谐就让我产生了强烈的自卑感。脸上大菊花般的皱纹和锃光发亮的秃顶周围的杂色头发过于刺眼，让我产生了《巴黎圣母院》里卡西莫多站在艾斯梅拉达身边的感觉。在年青人面前我不敢张嘴大笑，只怕暴露我闪亮的金属假牙。也不敢抿嘴窃笑，那样会让我觉得我的长了一张老太婆没牙的瘪嘴。于是我只有经常扳着脸，天天都是一副前门着火后门泡汤家中被贼光顾出门又被盗抢了的苦相。衰老的到来让人变得丑陋，而丑陋的人的存在不光让看到他的人不舒服，他自己想起来也不舒服。
记得好象是印度有个寓言，说造物主创造万物的时候，给每一种动物都分了五十年的寿命。它把人放到最后，却把人给忘了。等分到人的时候，寿命只剩下二十五年了。人以为自己是万物之灵就不满意，就向造物主哭闹。造物主就说那你去找别的动物吧，看谁愿意把它们的寿命分给你些。它们分给你多少，你就再增加多少。于是人就去找，先碰到一头牛。人把自己的意思说了，牛很爽快，说它天天干活劳累活五十年太长了，可以给人二十五年。人第二个碰到的是猴子，猴子也很爽快，说它天天就是上窜下跳惹人发笑，没意思，可以给人二十五年。人高兴了，去找了造物主。造物主说那你就有七十五年寿命了，前二十五年你要过人过的日子，后二十五年你就得像牛一样劳累，再后面的二十五年你就像一只猴子那样惹人发笑……我倒觉得老人就像癞皮猴子一样让人讨厌。
病床上的毛泽东曾会见过尼克松的女婿。会见过后，尼克松的女婿在回忆中写道毛泽东是最痛苦的人。因为他的过去太辉煌，而且在八十多岁时还思维敏捷，却受不得不躺在病床上忍受着疾病的折磨，不能再爬上天安门让群众们“毛主席挥手我前进”了……
其实不只是毛泽东，那个人老了不痛苦？记得什么时候在哪张报纸上看到过一则消息，说美国有些人提出建议，要求以立法的形式保证不再为七十五岁以上的老人做旨在延续生命的治疗，只能在他们走向另一个世界的时候为他们减轻痛苦。看来人类对自然的认知程度到了一定水平的时候，对人生的感情就基本相同了，都是只愿做一个真正的人，不愿在廉价的苟活中消磨时间。按通俗的说法就是：活就要活出质量，不能只活数量。
在我治疗我那十分顽固的鼻炎的时候大夫曾对我说：人身上的所有器官，在它们正常工作的时候，人都不会感觉到它们的存在。只有在它们出了毛病的时候，人们才会发现世界上竟然还有这么一件东西长在自己身上，这时人们才会认真考虑该如何对待它。就好象一个正常人，只有把他关到看守所后，他才会发现世界上原来还有个叫自由东西是那么美好。
我觉得，已经衰老的我就像一只被猎人的夹子夹住的狼，等到把各种逃脱的办法都试过而又无效后，便精疲力尽地陷入了绝望的沉思中。将来肯定是死路一条，但怎么死呢？
也许不久猎人就会来了，狼的生命就此结束，倒也干脆。但让狼疑惑的是为什么猎人一直不来？也许猎人也被老虎吃掉了吧。如果是那样，狼怎么办？
狼的身体越来越虚弱，连兔子都敢在它面前拉屎撒尿了，过去它哪有这种胆量？狼却只能从喉咙里发出沙哑的不满，声音低得像是在呻吟。天上有几只乌鸦在盘旋着，有时就飞到离它头顶只有几寸的地，一边飞一边喊出欢快的嘎嘎声，不怀好意的眼光在它身上扫来扫去。它可不像小兔子那样只是想奚落这只狼，它在等待着即将到口的美味。按以往的经验判断，不久它们就能吃到狼肉了。快了。
狼可以把自己被夹住的那条腿咬断，那样就能活下去。但三条腿的狼就不可能再过真正的狼的生活了。从此就要告别往日的突奔厮杀，只能转来转去捡吃别人剩下的腐肉。连小狐狸也敢嘲笑你捉弄你，那种日子太痛苦了，特别是回忆起当年的时候。
如果狼不想办法结束这种绝望的苟延殘喘，不久的狼一定是一副形销骨立的可怜相，乱烘烘的蝼蚁将会在它曾经像缎子一样的金色毛皮中钻出来爬进去，母苍蝇生下的蛆虫会在它的眼皮下面拱进拱进，它却无力甩掉它们。那么，还不如像人类割腕自杀那样，把自己的动脉咬断，留下一个狼的美好印象死去。但狼没有思维，它不会那样做。
据说北极的爱斯基摩人有个好传统，当一个老人觉得依靠自己的能力无法再维持自己正常的生活，再活就会成为别人的累赘的时候，他们就会告别自己的亲友，自己走向远方找一个冰洞坐进去，默默地让大自然把自己带出这个世界。他们离开文明社会那么远，人生观却那么豁达，真让人浮想联翩。浮想联翩的结果是应当向他们学习。
继续想下去就会觉得大自然是十分公平的，它用死来平衡每一个人。如果你一辈子左右逢源步入极景，你的死无疑是一场极大的灾难，这就会让你死前感到痛苦。如果你生活在灾难之中又无力自拔，死就是最好的解脱。所以人间才有“生不如死”这四个字。
好象是作家史铁生说过，如果一个人在生存条件能够满足的情况下选择自杀，那他一定是在一种高于生命本身的境界。我也相信，在不存在生存危机的环境中选择自杀的人是严以律己的人。他们不满足于仅仅为了生存而生存，他们追求高于生命本身的境界。从作家的自杀率高于其它行业的事实上看，长于思维的人往往会产生自我毁灭的意识。他们在自己的思维中创造了一个完美的自我，他们珍惜这个美好的自我，但也知道这个自我总是要毁灭掉的，与其让这美好的自我毁灭在别人手里，不如自己把它毁灭掉。就像把珍宝都推在自己身边自焚的殷纣王那样。
像海明威马雅可夫斯基川端康成三岛由纪夫爱伦堡那些成名的大作家都选择了自杀之路，正如灿烂的巨星殒落，给人以美好而又略带惋惜的回忆。这些人才是真正的人，而不是仅仅到世界上走一回的动物。乞丐是不会自杀的。
对比他们，我想到看到的一个城市人和一个农村孩子的对话：“孩子，放羊干啥”“为了让它们长大。”“羊长大了干啥？”“卖钱，盖房。”“盖了房子干啥？”“有房子才能媳妇，有媳妇才能有孩子。”“有了孩子让他们干啥？”“让他们放羊。”……
不，既然嘲笑这种生活，就不能陷入这种生活。
那么，我就得给自己的死写个剧本，导演当然也是我了。这种事是不能让别人给你出主意的，倒真是个伤脑筋的事。因为人在活着的时候可以弄虚作假，在死的时候却绝对不能搞假冒伪劣，死是货真价实的硬头货。
那么，上吊跳楼卧轨吃安眠药？不，档次有些低，我的自杀应当有些文学性。
有一阵子我也想弄点儿炸药来，拉上我所讨厌的人一起来个轰轰烈烈，就像那些伊斯兰极端分子的人体炸弹那样。然而再想想又觉得没什么意思，那都是年青人干的事。既然到了我这把年龄了，对气吞山河的壮烈就看淡了，甚至觉得那是幼稚的表现。
于是反复思索过以后，我制定了三个自杀方案：
其一、去医学院办个遗体捐赠手续，希望我死后能让医学院的学生们能用手术刀划开我的肚子，让他们知道人的各种器官都长在什么地方，学会该怎么给人做手术。
遗体捐赠是件好事，手续办得应当是很顺利的。回家后我应当不动声色，只有出乎大家意料之外的的死才能算做有水平。
我把行动那一天定是星期一。选那一天是因为刚过了假期，人们上班往往都会准时。到八点半的时候进入他们的办公室，他们刚刚把卫生打扫完毕。
昨天晚上我把给本市亲友们的信都发了，应当是今天上午才能收到，等他们收到的时候我就已经死透了。远方亲友们的信我是前天发的，得打个时间差。信中说我自觉自愿地“走”了，是我多年来思维的结果。等我到了那个世界，我一定会尽自己的微薄的能力为大家做点儿好事。也许我人轻言微办不了什么好事，但只要有这点儿精神，也就算是好同志吧。起码说排个队占个位的事我都能做，对死人虽要求太高，能废物利用就很不错了。
领导那里我也去了信。倒不是对他们有什么感情，过去我就不甩乎他们，已经到这地步了，我更犯不着再给他们几句马屁奉承话。我只是告诉他们，虽然我用这种罕见的方式去了另一个世界，却什么事都不因为，既没犯罪也不殉情，让他们别无事生非给我编故事。追悼会的麻烦就免了，但丧葬费一定要交到我哥哥手里。我已经给我几个侄子写了信，让他们用我的丧葬费小嘬一顿纪念一下。虽不能死了我一个造福全家人吧，起码也得让他们对我这个无用的长者有个特殊的回忆。
我给那个曾经陷害过我的刁老三也写了封信，告诉他我本想搞个炸药包去他家拉几个垫背的。但想到他楼上住的薇薇跟我关系不错，炸药响过以后她再上下楼肯定胆怯，原计划就作废了。我在信中说你小子真得好好感谢感谢薇薇，否则你们一家人就要成肉馅了。
我口袋里也装了封信，是让遗体馆的人看的，但信封上却写着请代转派出所负责同志收。我故意不封口，知道遗体馆的人肯定会偷看。如果不让他们看这信，他们肯定会纳闷我为什么这么奇怪地死去，没准儿就会折腾好长时间。我讨厌他们折腾我。
我还带了个小录音机，用来记录当时的对话，以便让公安的善后工作更简单些。
昨天我就把用以自杀的氰化钠准备好了。我把康泰克药丸打开，把药粉倒出来，再把氰化钠装进去。胶囊进肚子后很快就会化开，我的演出就算完成了。
八点半我进了办公室后看到他们全体都在，看到一个壮壮的小伙子刚把在厕所里拧干了水的抹布拿回来掛在了门后。好，估计等一会儿抬我的就是他了。
“有什么事吗？坐在办公桌后面的一个中年人问，面目阴沉得就像个死尸。等会儿我会像他这样难看吗？管它呢。
我冲他笑了笑，说“给你们一单业务。”说着我从兜里掏出那几料康泰克胶囊，走到软水机前面，拿出下面的一次性杯子接了点儿凉水。把康泰克放进嘴里，喝了一大口水，一仰脖子咽了下去。这帮人肯定觉得我有些古怪，怎么跑到这儿就先吃药呢？
“别以为我的神经有毛病。”我笑着对那位领导说，走到沙发那里坐了下来。“准备干活吧，马上你们就有事干了。”我尽了最大的可能，让脸上的笑容更灿烂些。这时脖子里一阵绞痛，我在他们惊讶的眼光中知道我马上就要成功了。我要解脱了。
慢着！怎么总是隐隐约约地觉得有些不对劲呢？哦，如果我这样死了，并不是我死了什么就都不存在了，尸体还在。我的亲朋好友可能还要来再看我一次，对，一定会有人再来看一次。看小说里写的，吃氰化物而死的（大都是特务）面目都较狰狞，这是因为药性发作得猛烈。那么，我的面目肯定会让亲者痛仇者（如果面目的情况会传出去的话）快。
不行，这种死法不算完美的死。尽管人死了就不必再为活人着想了，但对于自杀的人应当除外。虽然赫鲁晓夫曾说过人死了就没必要再管头发了，可我总觉得如果自杀前能预见到死后的凄惨情形，那就是差强人意了。
于是我又思考出了第二种方案。
其二、一个夏天的晚上，我仅穿裤头背心，裤头的兜里只装一百元的车钱，身上不带任何能说明我身份的东西。我带一个大塑料袋，里面装一个充气床，一只烧鸡，几瓶矿泉水和一瓶白酒。当然了，即将要起到关键作用的氰化钠是必不可少的。在去黄河的路上我让司机在邮局前面停了一次，把该发的信全都发了。太阳快落山的时候，我乘坐的出租车来到黄河边，把出租车打发走后我就走到了一个回水湾前。这个湾我前几个月就看好了，湾里的水比较深，流得也急。天快黑了，四周基本上没人，只是远远的有一两个人影。
我望着落日的余辉，一边吃着烧鸡一边喝着酒。心想我也是个即使坠落的太阳，今天我要和太阳一块儿落山，那么我就是太阳的同伴。脚下的黄河被称作母亲河，她将带我去遥远的地方，也许会把我交付大海，我将溶入大自然……
天黑了，酒也喝够量了，眼前的景物有些花了，思絮也有些飘忽了。嗯，是时候了。。我把吃剩下的烧鸡扔进黄河，把充气床吹足（吹得我头晕眼花）了气，把剩下的小半瓶酒一饮而尽。再走到河边，把充好了气的气放进河里，拿着装有氰化钠的小塑料袋爬了上去，脚一蹬就离开了岸边。
河水很快就把我带到了河中间，此时我觉得我已经快不省人事了，就赶快把装氰化钠的塑料袋塞进嘴里，连撕带较往肚里咽。后来我就什么都不知道了。
不对！还是有些不对头。氰化钠的作用会不会让我在死前有所动作，比如说就像没杀死的动物那样弹蹬几下？那么，很有可能我就会被冲到很近的岸边，也许第二天或是第三天的报纸上就会有报导：黄河南岸XX村的一个回水湾里发现一具无名男尸。据警方透露该男子为酒后死亡，具体情况待查。本报记者友情提示，请游客远离黄河……也许几天后满大街就会贴上公安局的悬赏告示：……提供确切信息能帮助破案者奖励……
也许过几天警察就会知道我是何许人氏，就会通知有关人士处理我的尸体。也许此时的我已经腐烂得面目全非，也许早被鱼啃得露出白骨了。至于身上的肉……
不行！智者千虑必有一失。这法子不完美，再想一个。
其三、我去青岛，谁也没给说。出门的时候门卫问我去哪儿，我说去海边旅游。门卫羡慕地说还是你舒服呀，一个人吃饱一家人不饿，想去哪玩就去哪玩。多美！
到青岛后我就买了张去上海的船票。去上海要经过黄海，那一夜有足够的时间让我完成我的计划。然后我给亲友和单位领导的信全都发了，内容当然和前两次一样。不同的是这次我让他们不用操心我的尸体了，海里的鱼可以代替人来处理我。也许将来他们吃到的带鱼什么的海鱼肉里会夹杂着我的细胞成份，但不必介意，有害物质的含量绝对不会超标。
船到了公海上，一切都平常得不引人注意。入夜后海天相连，黑乎乎的分不清哪里是海哪里是天，只有薄雾中时隐时现的星星才让人们能分清上下。不知疲倦的发动机轰鸣着摇动船体，把大家的脑袋都摇得昏昏沉沉的，海上又什么都看不着，不久就都回去睡觉了。钽我喜欢这环境，有点儿浑水摸鱼的味道。
我一直坐在船前部的船舶边，从容地吃着东西喝着啤酒，时不时还哼两句小夜曲。一上船我就看中了这个地方，比较背，不惹人注意，可谓风水宝地吧
《红楼梦》中说赤条条来赤条条去，方可落个白茫茫大地真干净。而我选择的这种死法更干净，大小鱼儿们会把我啃得一干二净，只剩下白骨沉下海底。好！这死法好！
是时候了。我再一次细细察看了一下四周，没一个人。于是我把康泰克胶囊放进嘴里，用啤酒把它们送进肚里，然后迅速地爬上防护网，一只手抓住栏杆，身子斜向大海，就像个无畏的弄潮儿一样骄傲地站在船舷上。我闭上了眼睛，像练气功那样尽力入静，我要心平气和地离开这个世界，用佛教的术语说就是圆寂。
腹内一阵剧痛，胳膊开始痉挛，我抓不住栏杆了。紧接着又是猛地一痛，我不由自主地松开了手，落进了海里。我觉得冰凉的海水把我冲进了一个黑色的通道，通道里到处都是粘稠的糊状液体，就像沼泽里的稀泥一样挤压着我，让我没法动。我浑身疼痛，但却一直尽力往前扒，人的本能让我在黑暗的滞息中挣扎。
忽然我眼前出现了光亮，身体也猛一轻松，就像一个出了膛的炮弹那样被弹出了这黑色的通道，四周的重压荡然无存。明亮的光芒剌得我睁不开眼睛。这时我闻到了淡淡的安息香的味道，感到温暖的和风在托着我没有重量的身体，我就像一片微风中的羽毛那样，在空中享受着懒洋洋的幸福。飘浮在空中，我体验到隐从没有体验过的安谧。这时我才知道我真的成功了。我摆脱了纠缠我多年的抑郁，我终于解脱了。嘿，这感觉真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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