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这天，蔡楚提交了两篇，一篇围绕《悼——写在一个骨灰盒上》，一篇反省写作道路和所受影响。现摘要如下：
……我写这首诗，是说孙从轩死了，装在骨灰盒里，骨灰盒的两旁雕满了呆板的荷花，孙从轩生前的一切都随着他的死而过去了。但是孙从轩的精神是不死的，马克思说过“生活就是斗争”。孙从轩生前在文化大革命的斗争中，曾经积极地为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而斗争，这是我们共同的语言，而在我们的生活中积极参加了为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斗争，就会战胜困难，赢得胜利。生活就会象一匹被驯服的骏马一样，载着我们奔向共产主义。我写这首诗美化了孙从轩，也美化了我自己，……由于我参加革命的动机不纯，是为了自己个人的前途，所以就搞不好革命，对
谢xx等人的反革命罪行不敢揭发（虽然我说过他们那样作不对），怕揭发出来触及自己过去的罪恶，影响到自己的前途，而对自己过去没有牵连的人我就揭发了、上纲了，对自己的错误和罪恶却不交代，我这样的革命是假的、反革命的，一遇风浪，我也就可能为了个人的前途而投入反革命的怀抱。……我诚恳地向广大人民群众低头认罪，并在今后的工作中老老实实接受广大群众的监督改造，重新做人。
关于写作道路、所受影响，大概是追问的重点。3月12号、5月6号、5月12号、6月13号几天交代，都围绕着它。3月12日写：
通过同志们的批判，我认识到自己爱好的文学是资产阶级反动的文学，自己所写的诗是为帝修反服务的反动诗。在我62年进图书馆自修那段时间，谢xx给我介绍了五四运动时的诗人及作品，特别是反动诗人戴望舒的作品《戴望舒诗选》，
谢xx介绍说写诗首先要懂得音韵的美，其次要懂得意境的深远。由于我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反动世界观的共鸣，我看了这个反动诗选，就认为戴望舒的诗确实写得好，念起来音韵铿锵，体会起来感情深厚（实际上是资产阶级的反动感情），我于是就模仿戴望舒的诗写出了自己的反动诗，如“看见你青春的欢乐，便感到我年少的忧郁”，是模仿戴的“看到你朝霞的颜色，便感到我落月的沉哀”写成的，逐步使自己堕入了反革命的泥坑，写出了反动诗篇。除了自己到图书馆去自修外，
谢xx还借了许多修正主义的书籍给我看，我自己受毒很深，一心要想成为中国新诗坛上的一颗巨星。在解放后的诗选中我又喜爱看郭小川、贺敬之的诗选。虽然我也写过歌颂党和社会主义的诗，但这种感情不是真实的，总认为我写的反动诗才是艺术价值最高的诗，……我所写的歌颂孙从轩的诗，一方面美化孙从轩、美化自己，另一方面我所采取的文学形式也是资产阶级的音韵和谐，我自己认为我这首诗，政治性同艺术性都很好，而用无产阶级的文学艺术来检验我这首诗也是一钱不值的，当何蜀看到我这首诗批评我沿用了五四时期反动的资产阶级的晦涩的艺术形式时，我还不服气，认为自己是旧瓶装新酒，没有错。现在认识起来，我写这首诗头一段词汇消极，整个诗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态度不鲜明，歌颂的对象并不是完美的无产阶级的形象，而是站在私人的感情上来加以美化，也是非常错误的。
5月6日，专门检讨《乞丐》，自污中委婉自辩：
62年，我写的反动诗《乞丐》，当时我思想上受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路线的影响，要写生活的真实，要敢于揭露现实生活中的阴暗面。当时国家遭受到暂时困难。我在街上（东大街）买包子吃被抢走了。我的思想上想，为什么街上会出现抢东西的乞丐呢？我想在学校里时政治老师教我们说：“人定胜天”。政治老师还说：“到1962年，我国的生活水平，将随着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完成而达到每人每天有半斤肉、半斤糖，和饭后水果等。”我想现在已经是1962年了，为什么反出现了这种情况呢？当时国家遭受到三年自然灾害、遭到暂时困难，我想说是自然灾害造成的，这个理由不通，因为人是能够战胜困难、改造自然的，不应当把困难的原因归于自然灾害，而应当检查一下，我们在农业问题上是否犯有错误，是否真正用我们的双手去战胜困难。我从思想上就怀疑党在农业问题是否犯了政策上的错误，而走了弯路。1961年，我在工农师范学校读书时，曾和全校同学一道到龙泉驿的八一生产队去支援劳动过半年多，看到了农业战线上这个生产队的欠收情况和当时社员的生活困难情况，而我从报上看到的农业战线的消息，却说亩产几万斤的水稻，我想亩产几万斤每亩才60平方丈：怎么可能？因此我就认为，这是浮夸的，因此就产生了街上出现乞丐，不是自然灾害造成，而是人为的。而是我们在农业问题上走了弯路而造成的这个反动结论，这样下去就不得了。我在反动诗《乞丐》中用文学的手法，把乞丐描写得十分可怜，因为田园荒芜、而流落街头，出于为了生活被迫去抢几个饼子，到“结果还是骨瘦如柴”表示了自己对乞丐的同情，并指出“这双手原可以创造世界”、企图说明人本身可以用劳动去创造世界的，乞丐是无罪的，他在饥饿与寒冷中等待着党和政府迅速改变农业上的状况，使乞丐能用自己的双手，使自己自食其力，这样我就反动地把乞丐出现的原因归到了社会，归到了党在农业问题上犯了政策错误。恶毒地攻击了新社会和伟大的党。当时对出现这些现象的原因还是弄不清楚的。……
5月12日，全面检讨“为什么我会写出反动诗、收听敌台呢？”，按照那时的“检讨”八股，无非从两个方面：一是反动阶级根源，一是接触的人、读的书、受的影响等。现摘要如下：
为什么我会写出反动诗、收听敌台呢？从自己的反动阶级根源来检查，我父亲在旧社会、是反动的军校教官，是骑在广大劳动人民头上的老爷，虽然他与当时的反动统治有狗咬狗的矛盾，也对我们谈过蒋匪邦的反动腐败，但解放后，他对党和人民政府，仍然是不满的，认为没有重用他这类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反动家庭，从小就给我们灌输，知识是万能的，要苦读书，将来成名成家、光宗耀祖，他的反动思想又是很矛盾的，是同刘少奇的读书做官，和读书无用同出一辙的。60年以后他探亲回家，又教我们将来不要去爱好文学艺术，凡是与政治有关的工作都很危险，象我们这样的家庭出身，最好是学一门技术，当工人、农民一辈子安安稳稳、毫无忧郁。……那段时间，我对我的反动父亲，划不清界限，站在同一反动立场上，对他十分同情和崇拜。他自我吹嘘、满腹经纶、一肚子诗书，年轻时能背诵一千多首唐诗、宋词等，现在也能背几百首，每次写信回家不是语云，就是子曰。他既十分自负、猖妄，又非常自悲，以为他大材小用了。而我则继承了他的反动劣根性，对他同情，对自己也感到成绩好、有天才，就是出身不好，就考不起学校，在自修的个人奋斗中十分苦闷寂寞，对自己的前途悲观失望，站在我反动家庭与个人前途的反动立场上必然地就产生了对党的政策的不满和怀疑，对社会上的一些现象也就产生了反动的结论。所以我会写出反动诗。
另一方面，从我当时、接触的人、读的书、接受的影响来看。我所接触的人是谢xx这一类反动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们吹捧我年轻、有天才，16岁便能写出好诗来，……当时我到省图书馆看了不少五四时代资产阶级作家的诗文选。如：闻一多诗文选、蒋光慈诗文选、冯至诗文选、王统照诗文选、汪静之的诗集，“惠的风”，郭沫若的诗选“女神”，何其芳的诗歌选“预言”等，还看了许多外国资产阶级作家的作品，如：普希金诗集，莱蒙托夫诗集，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复活”，泰戈尔诗选。等等（也看过一些较好的书，如鲁迅先生的文选）但由于我的世界观是反动的资产阶级的，所以接受了许多修正主义的毒素，成为资产阶级的继承者、接班人。……通过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特别是通过同志们对我的批判，我充分认识到，我收听敌台，就是里通外国的反革命罪行，我写出的反动诗，就是恶毒攻击党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反动诗。
三、场景
加上这一节，我有点犹豫。没有征求蔡楚本人意见，把他“交代”（注意非“揭发”，文体有所区别）与文学领路人谢xx“接触”、来往的内容予以披露，会不会对他造成某种伤害？却又不想割爱。毕竟这个文本太珍贵了！近年来，关于“文革中的地下文学”、“文化大革命中的地下读书运动”、“一九六〇年代的文学追忆”之类，人们写了许多，我们也读了许多。可那都是时过境迁，才写出来发表的。而6月13日交代，属于原生态、现场报道。
我想，假如超脱一点的话，则它不止属于当事人，也属于庄严时代，属于历史文献。——写好了呈蔡楚审阅，他如不同意再删？
最高指示
坦白从宽，抗拒从严。
交待
我与谢xx接触得较多的时间是62年至65年那段时间，65年8月我参加石油会战后，只是我因事回家才同谢接触。因为在那段时间内我接受他的资产阶级文艺观同人生观的影响较深，文化革命中又不能主动划清界限，所以他叫我去吃茶、吃饭我也就去了。
谢xx借过一本《代望舒诗选》给我看，代望舒是五·四时代后期的所谓“现代派”的作家，这书是解放后出版的。书的前面还有吹捧代望舒是爱国的坐过日本人的监狱的序言。而从现在来看，代望舒的作品都是资产阶级的无病呻吟、悲观丧气、怨天尤人的反动作品，并不能在当时的青年中起进步作用。我自己在国家困难时期看了这本诗，在自己个人主义的心灵中引起共鸣。当时的我，也是悲观丧气、无病呻吟的。因此模仿戴望舒的诗，写出了自己的反动诗作。
谢xx崇拜“唯美派”的诗人，他对我也介绍这一类的诗，我当时年轻，喝求知识，听他对我讲这些诗，觉得很新奇、很美。慢慢也就成了这些反动诗人的崇拜者。谢xx说过：“写诗要音韵铿锵、和谐的美。意境要深远，要余味深长，做到余音绕梁三日不绝”。
谢xx对我介绍五四时期的诗人及作品。其中他吹捧徐志摩、闻一多、郭沫若是三大诗人，徐志摩的“再别康桥”、郭沫若的“黄浦江上”、闻一多的“死水”、代望舒的“雨巷”、何其芳的“花环”是五·四以来写得最好最美的诗。因为这些诗百看不厌，能够流传百世。他在艺术上追求的是“唯美”、在政治思想上是追求超阶级的爱同美，吹嘘超阶级的“人性”及爱情是永恒的主题这一套资产阶级文艺观。谢曾说过：“胡适的作品在五·四以来的青年中影响是很大的”他根本不看为那个阶级服务、追求超阶级的“真、善、美”，我中他的思想的毒害，也是较深的。
谢经常评论中国作家、及外国作家的作品。说什么，托尔斯泰是世界的良心，泰弋尔的诗作表现了最深沉的母亲的爱。而“五·四”时期的谢冰心，就是中国的泰弋尔。同谢接触的
尹金芳（笔名：尹一之）等更比他高出一筹，看过的这类书更多。在谈论起这类作家及作品时更是口若悬河。
用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光辉著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来对照，谢xx等人对我宣扬的正是资产阶级的、修正主义的文艺观。我自己接受了这些毒害、写反动诗，成了资产阶级的继承者、接班人。
在人生观上，谢对我宣扬“只要能写出一本成功的书、或诗选，就能成名，成名后就吃得开了。有些作家出名是因为一本书写得好，其它的作品并不怎样，因为成名了，打个屁都是香的”。还宣扬：“写出一本好的作品可以得到很多稿费、甚至上万元，这样既有名誉、地位，又能进一步深造学习了。”我即努力自修，希望自己能在新诗坛上成名成家。
通过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我认识到自己所走的道路是危险的，堕落下去，一定成为一个道地的反革命，我决心用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光辉《讲话》来改造自己的世界观文艺观，使自己能重新做人。能在今后的日子里，不犯罪、不作恶，少犯错误。为党和人民的事业、为社会主义建设贡献自己的力量。
交代人
土建中队
蔡天一
70年，13／6．
四、辨正
看到四十年前“反动诗”档案，不能没有感叹、不能没有思考。所有这些今天看，有何“反动”可言。可能否得出相反结论，今天看它没有意义、没有价值呢？肯定不能。我们做“知识考古”，意义在哪里？还有，深入现场对我们这些历史学爱好者，会有哪些启迪？
还是先扣紧题目，讨论蔡楚先生的诗。
其一、蔡楚一九六〇年代的写作，真实性上没有问题。
当然就具体作品言，不能没有分析、辨证。比如写于60年代初的《乞丐》，究竟哪一年写的？目前有三个版本：“我这首诗大约是63年初写的”（3月8日）；“62年，我写的反动诗《乞丐》……我想现在已经是1962年了，为什么反出现了这种情况呢？”（5月6日）；及“公开出版”的纸质本（我看到的是1993年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所出，蔡楚、陈墨诗歌合集《鸡鸣集》，与2008年中国文联出版社所出《别梦成灰》。仔细对照了，两书诗歌系年是一致的），该诗后标注时间“1961年12月”。当然出入不大，究竟哪个准确？想来该是“后起”纸质本。关键在5月12日交代，“他们吹捧我年轻、有天才，16岁便能写出好诗来”一句。作者1945年出生，16岁是1961年。当然62年初，也不妨模棱成61年冬。可对年轻作者而言，16岁写出一首好诗与17岁时写出，我们知道意义不同。那为什么两次交代，写作时间有所提前？我猜想是一开始时，他想避免给人“年纪那么小就如此反动”的坏印象。人的记忆在反复锤炼，作者也在反复考订。
《别上一朵憔悴的花》较复杂。3月8日交代，“是63年8月调成都砖瓦厂前写的”，而且过程很具体，“把自己比作憔悴的花”。问题在于，标题“别上”怎么能说通？2008年12月8日，蔡楚先生跟笔者邮件讲，“《别上一朵憔悴的花》是64年，街道上逼我下乡的感慨”；2009年4月9日邮件更讲：当年“交代”不一定都真实，那时避重就轻是能理解的。他认真写：
……《别上一朵憔悴的花》是1964年时，小天竺街道办事处的周主任和派出所的董所长逼我上山下乡时的矛盾心情的写真，他们威胁我若不去就送我去劳教。当时我身体有病，到川医附属医院诊断，医生出具了“风湿性心脏病”的证明才避免了下乡。“交代”中把“你的儿子到农村去了”，改成到社会去了，年代也改早了一年，就是害怕被上纲为攻击上山下乡运动。想想看，只有上山下乡才可能戴花，就会明白我的指向是上山下乡运动。
总之，我六十年代初开始写作是事实，具体的写作日期不一定完全准确。
——该怎么看呢？一般情况下，伪“地下文学”、假“潜在写作”，倾向于把自己写作说成越早越好，可蔡楚先生坚持此诗比档案中“交代”晚一年。网络版《别梦成灰》更在诗后标注“1964年10月”。看来此事他很在乎。经过多种材料、综合判定，我现在倒向了作者意见。理由么，有几点：一是1964年，全国大张旗鼓推动上山下乡。像蔡楚那么出身不好的青年，不受胁迫基本不可设想。而从专案人员在此诗标题后加的小三角符号看，《别上一朵憔悴的花》在“反动”程度上，似乎与《乞丐》同类。二是作者那时，确实有那种危险或嫌疑。据档案中小天竺派出所《蔡天一的单行材料》（整理时间：1964年12月24日）：在18岁时蔡已有“主要犯罪事实”：一是收听敌台广播，散布广播内容；二是大肆造谣破坏，攻击污蔑知青上山下乡运动等。其中有一条：“今年上半年，蔡污蔑青年上山下乡运动说：‘好多学生都跑回来了，下农村是受罪，农村是杀广阔天敌。’”如真的“上纲为攻击上山下乡”，在那个时期，将“吃不了兜着走”。三是不要忘了，就在蔡楚被关押、审查的同时，南京知青任毅因为一首《南京知识青年之歌》，也以“创作反动歌曲、破坏知青上山下乡、干扰破坏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战略部署”罪名被捕，最后“一曲知青歌、九年牢狱罪”。而且人们还说，在那草菅人命的年代，这简直算是一个轻判。如果考虑到此类“上下文”，则作者交代时避重就轻，对本人是刻骨铭心的。
其二、对照前后版本，则蔡楚诗歌文本几十年无大改动。馆藏“交代本”与后来纸质本确有不同，很难说是“重要修改”。
略微细看的话：《无题》只有一处标点位置挪动，可以说原封不动。《乞丐》、《给你》略有改动。《乞丐》的标点符号，有几处不一样：“彻夜裸露着、在街沿边”，在句中加了顿号；“自从田园荒芜后……”、“这双手原可以创造世界……”，后面加了省略号；“没奈何，抢！……几个小小的饼子”，标点调整成“没奈何，抢几个小小的饼子……”。句子方面有两处变化：交代中“褴褛的衣襟，颤抖的手，人们瞥见就躲开”，变成了“不住颤抖的手，人们瞥见便躲开”；“他等待着呵，蜷伏着，他在等待。”变成了“长夜漫漫，他在等待！”应该说，更凝练了。《给你》一诗有六处改动，五处属于细微的：题目改为“给zhan”,“媚月”改为“眉月”，“您！”变成“你？”，“天真的面容”变成“纯真的笑容”，“不，”变成“不！”，都属于推敲的性质。只有末句，“明月下久忆你深情的黑眸”，变成“波光里你的倩影光灿熠熠！”属于什么性质呢？
相对而言，《悼——写在一个骨灰盒上》变动较大：题目变成了《题S君骨灰盒》，“雕满了呆板的荷花”去掉“了”，“一切都全部装下”变成“一切都轻易地装下”，“静寂”改成“死寂”，“高亢的亲切的歌”变成“亲切而高亢的歌”，都属于锤炼的性质。只是结尾两句完全换了：“用斗争去迎接生活，生活就是一匹驯服的骏马！”变成“再见吧，妈妈……祝福我们一路平安吧……”，基调从高亢变为亲切，为什么有这个“重要修改”？而且，既然此诗是题在骨灰盒上寄托哀思的，应该说无修订之必要与可能？且存疑。
《别上一朵憔悴的花》，两个纸质本都未收入，《别梦成灰》网络版倒有。基本改动不大：“小妹垂手睁闪着眼睛”，成“小妹垂手睁圆着眼睛”，一字之改；“弟弟悄声问我：‘你还回来吗？’”，成“弟弟悄声问我：哥还回来吗？”，一字之改，直接引用没了；“我默念着：‘别了，亲爱的妈妈’”，成“我默念着：别了，亲爱的妈妈”，也是直接引用没了。要说最大不同，则交代中“你的儿子到社会去了，／我会为人民辛勤劳动——对你作最大的报答”，变成了“你的儿子到农村去了，／我将勤奋地为祖国添砖砌瓦”。关于这个，孰是孰非，前面已经涉及。我倒觉得，作者的“后设阐释”能够成立。为什么呢？“增砖添瓦”是那个时代的流行词。而“到社会去”给人感觉怪怪的（因为严格来讲，很长一段时间，所谓“社会上”是个负面的词）跟“报答母亲”之间，会有什么关系？
总体讲，蔡楚先生六十年代的作品比较成型，前后说不上有什么影响整体立意、风格的大修改。至于个别语句、标点方面的变动，只能被认为是苦吟、推敲的体现。属于中国古人“吟安一个字，捻断数根须”的性质。而且我觉得，有无那些更改，其实无关宏旨。
所以，他的这些诗，当然“属于”六十年代。
其三、他的诗没在官方刊物发是事实，在一九六〇年代他也没有涉足“地下刊物”。但不能认为，他的写作是“潜在写作”。他不是放在抽屉里的。多的不讲，起码他的《乞丐》在圈子里得到了阅读，起码他的《悼》得到了何蜀的“批评”，起码他的前面六首诗，在风雨如磐的
年惊动了“组织”，起码他的这些反动货色“通过同志们的批判”。显然不是潜在云云，而是产生了影响的。
关于这点，不拟多说。
五、补充
不，想继续说。
首先，关于蔡楚其人其诗，我想多说几句。
前面“钩沉”出他六十年代的“反动诗”文本，披露了他在专政斧钺下的自我陈述和自我批判。可是对他长达半个世纪的诗歌，我没下专门功夫研究。老实说有时候，受制于一些审美时尚或偏见，觉得他们（到1980年后，蔡楚有了更多诗友）的诗更多青春写作的特点，更多受戴望舒、何其芳、陈梦家乃至饶孟侃……的影响，好像缺少自己鲜明的特色与美学建树。对他的作品缺少全面研读（不能全怪我，当然也不怪他），导致了这一点。
就是现在，我也只能蜻蜓点水地，谈谈对其人其诗的印象。他的朋友陈墨说他是“诗痴”，我倒觉得他是半个世纪以来地下诗坛的尾生。就是中国古代抱柱而死的那位，“常存抱柱信，岂上望夫台”，抒写着海枯石烂的热忱。从他的《乞丐》开始，他就开始等待戈多。这位新中国成立时才几岁的少年，只因为出生在“反动家庭”中，而活得喘不过气来。援用他的朋友九九话讲：“命运像一把黑色的大伞”。到文革爆发不久，父母亲相继冤死。据馆藏材料披露：他曾跟人“狂妄叫嚣”：“我是没有欢乐的。领偿人间的痛苦，吃尽了人间的苦头，我只有痛苦，没有笑，如果说有笑，那也只是苦的另外一种表现形式罢了。”（联合专案组《蔡天一的单行材料》）
古中国的诗人说“不平则鸣”，外国人则说文学是“苦闷的象征”。蔡楚这位一心等待的赴约者则说：“我的文学起于寻求自我安慰﹐归于追寻心灵自由。”看他“交代”出来的诗，《赠某君》的失落感，《给你》的窒息感，都真切而生动。《别上一朵憔悴的花》中，那对蓝天、旭日、朝霞的向往，以及“求知的眼儿睁得老大、老大”，何等真切动人。《无题》更是李商隐一样的让人叫绝。“心温柔地腾跳，／当我们十七岁那年”！何须去考证，这是所有十七岁少年的故事。
文学有个常识，就是诗无达诂。因此上，《乞丐》固然说是写实，我以为更是诗人自况。而关于这一点，恰是他向专案组不能触及的。翻翻他的诗歌集子，长夜漫漫中的等待却是醒目主题。诸如：从“看到你青春的欢乐，便感到我年少的忧郁”（《赠某君》，1961年），到“常常我梦着忆着爱着，/忍受着胸中的痛苦”（《爱与愿》，1973年），再到“多年来总做着同样的梦，/在梦里我们重又相逢”（《梦》，1973），直到慨叹“我已经看了多少次，/多少次我的幻觉和沉思？”（《题像》，1976年），确实可谓“吾道一以贯之”。论者们喜欢引用他1976年写的《等待》：
从鲜红的血泊中拾取，
从不死的灵魂里采来。
在一间暗黑的屋内，
住着我的——等待。
它沉沉的，不说一句话，
不掉一滴泪，如同我的悲哀。
它缓缓地，不迈一个急步，
不烦每次弯曲，如同我的徘徊。
有时，它闯入我的梦境，
带我飞越关山，飞越云海，
到一个陌生又熟悉的地方，
那里是光明的世界。
但它却从不肯走到屋外
去眺望那飘忽的云彩。
它是缄默而又固执的啊，
懂得自己的一生应当怎样安排。
在那间暗黑的屋内，
它凝住我的恨、凝住我的爱，
凝住我力的爆发，
凝住我血的澎湃。
从鲜红的血泊中拾取，
从不死的灵魂里采来。
在一间暗黑的屋内，
住着我的——等待。
此诗让人想到冯至名篇《蛇》，都是让人惊心动魄的。有论者精辟地指出：跟那些“相信未来”的幸运儿不同，“蔡楚的‘等待’则是死等，是硬碰硬地等，是没有希望地等，是存在本身唯一能够延续下去的等待。……没有希求获奖的起跑姿势，有的只是草根小民在架子车辕下吭哧吭哧爬坡时所能做的选择。（康正果）我以为说得很深挚。即就是里尔克所讲,“有何胜利可言，挺住就是一切”。
除了《等待》外，1976年写的《祭日》同样沉痛：
岁月把日子打个结，
系住人们心中的悲哀；
我把岁月打个结，
系住我长久的期待。
另一方面，则“不平则鸣”。像他自己讲的，“我吃惯了新鲜饭，多了一点野性”。他和他的“野草”诗友在一起，对一切标榜的“路”不信任。《我的忧伤》宣布，“既然没有一个新鲜的太阳，/就让我到太空中去寻访”（1983年）；《选择树》揭露，“那些自称森林的形像﹐其实只是一株红罂粟”，而“只有拒绝森林的诱惑，才不必听兽王的喝呼。”（1994）《再答明辉兄》则砥砺：“此生既定作一棵野草，/岂能不高歌被桎梏的自由!”（1999年）从他的网络版《别梦成灰》，看到了一首极其“反动”的诗：《枪杆子下面》（选自《野草》总第32期，1988年4月）：
枪杆子下面阴风惨——
八百万！一千万？两万万？
民族的儿女从地府齐声嘶喊：
枪杆子下面出皇权！
我敢说，这样的诗在大陆任何出版社和官方诗刊（虽然他们回避“官方”一词），都不会登出来。哪怕从写作的1988年到现在而今，又是二十多年过去了。哪怕现在貌似文学、出版很繁荣。像“潜在写作”、“地下文学”一类题目，堂而皇之在官方、半官方的书刊上亮相。乃至像《我军将士的百年一哭》那样的旋律，堂而皇之进入《食指诗选》，得到了近乎“经典化”的待遇。——可类似《枪杆子下面》这样的诗作，其实难以找到自己的归宿。它是“潜在写作”吗？无论如何都不是。“潜在写作”的定义，按照陈思和先生的说法，指“由于种种历史原因，一些作家的作品在写作其时得不到公开发表，‘文革’结束后才公开出版发行。”(《试论当代文学史（１９４９—１９７６）的“潜在写作”》)
思来想去，它只能归到“地下文学”名下。
其次，想说“地下文学”是一条长流的河。
有论者说，挖掘“异端文学史”，无异于“文学化石的挖掘”。其实仅就蔡楚的写作言，这个等式完全不成立。原因在于，蔡楚及其写作不是完成了的过去，而是延续至今的正在进行式。他和他的朋友们，并没有放下自己的笔杆。哪怕由于种种原因，受到了发表上的限制。你可以说一个人很丑，可不能宣布人家不存在。我想任何人面对庄严历史和荒诞现实，都要保持慎重甚至几分敬畏。毕竟我们的时空，被破碎得太厉害。可还是要看得长远。廖亦武为《沉沦的圣殿》一书写的“楔子”有言：“‘朦胧诗’概念的出现意味着整个六、七十年代的地下文学的‘集体自杀’。……”我想未必如此吧。既然许多人还在、还活得很起劲。我想顶多是重新遮蔽，是“总为浮云能蔽日，长安不见使人愁”。至于更多的，就说不上了。
——但是，重新洗牌、重新遮蔽，或者规诫在一度松弛、局部松弛后重新全面加强是事实。如果用一句老话，则属于“铁一般的事实”。即以蔡楚的诗而言，馆藏“反动诗”共六首。是否他一九六〇年代总共写了那么多？大概不是。很难想像，一个酷爱诗歌的青年，在一个人爱情最旺盛的十六到二十五岁间会写那么少。据档案中谢××《揭发蔡天一》材料称：“……（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