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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国与悔过(随笔)

——纪念王若望

◎ 张桂华    

 

 

 

   这是一个我们这一代行将忘却的前辈。

这是一个我们下一代中国人几乎没听说过的老人。

他的同代呢?

如果不计较用语礼仪的话,那是行将就木或已经落土的一代,风雨飘零,形散神失,无论崇敬还是轻蔑,同情还是可怜,于今都无足轻重了。

 

 

   

   这是就中国大陆状况而言,海外,自是不同,在海外民主运动人士中,王若望的声望功名另有一番景像。

  可,大陆是根本,王若望的名声在大陆造就,王若望的业绩在大陆铸成,王若望晚年虽远离大陆,但其心兹念兹仍是大陆,他所投身的民主事业的最初出发点和最终落脚点也始终在大陆。

  王若望却没有返回大陆,直至魂归西天。

 

 

  

   如大多数人一样,我与王若望没有亲身接触,只是通过报章杂志以及朋友熟人间的传闻了解的,但就是这些了解,现在也淡忘到只剩一点模糊的影子。

   王若望名声大振主要在改革开放之初,挟有老党员、老干部、老作家的“三老”以及在当年更具标杆意义的“老右派”名头,又敢想敢说敢写,名声也就越弄越大,名声大的好处是,其言论效果在时间空间上能成百上千倍地扩大扩散。不过,无须今天,即是当年许多人也已看出,尽管他大胆直言且尖锐而刺激,却并没有多少理论色彩,更缺乏深度。

   既为作家,王若望发议论之外也写小说,可,就小说论小说也乏善可陈,若比较的话,比我们笔会会员写的平均水平稍好一点,但也只是一点而已。若不从小说看,那么他的小说还是蛮有意思的,仅仅从一个老共产党员坐牢的经历,就生动形象地提供了一个“吃自己孩子”的个案,这是其小说价值所在,也是其用心所在。

文章和小说,也就如此了。

那么事功方面呢?

   仅就其去国之后在海外参与的民主运动而言,像是也没有大成就。机会有过的,似乎各派各团体酝酿举大业树大旗联合成立一个大组织,将王老推出,作为名义上的领袖。可最后事没成,王老被人摆了一道,因而很生气……详情不知,不过就是知道,今天再讲除了徒增口舌也没有太大意思。在此只为举例,说明王老事功方面至少晚年在海外是无甚建树的。

   既无立言,又没建功,那纪念什么呢?

 

 

  王若望不是“六四”后亡命他国的,王若望差不多是被放逐的。

   当年,据说是前外贸部长李强的儿子向邓小平献策,如果政治上的反对分子愿意去国外去西方,那就让他们去好了,不用阻拦。这就是许多人去了西方的大背景,应该也是王若望去美国的大背景。

   这一特殊政策,在当局者,无疑是极高明的一着,两方面均可交代。

对政治反对者,你们不是向往西方,我们就遂其所愿,你们去好了,既然不能如过去那样彻底打压,那就礼送出境,省得你们在国内捣乱。对西方政府,你们不是说我们压制反对派?我们现在摆出高姿态,将他们完好交出,你们接受吧,你们愿意怎样就怎样,那是你们的事了。

但,这里有个关键,把握在当局手里:

你们尽管出去,但是否还能回来?那就再说啦。

  当年出去的人,是否明白这一点?应该是明白的,但是否明白这不能回来、生活在西方所包含的所有意义?

未必。

  有个别人,甚至是欢天喜地出的门。

 

   

   王若望肯定不会。

   即使初出国门时有过一段风光,即使当时的国内外情势似乎也给人以希望和憧憬,可风止浪息,一切返归正常,生活便立刻成为巨大的压力。

   年轻一代,不成问题,“六四”以后出去的一批,不是大学生就是研究生,尤其学理工类的,学有专长,很快就能找到自己合适的地位。一般人,如果不专业民运,不专业政论,不专业文学,找到的生活大体也过得去,即便再没有专长,仅凭年轻,打工也不会差到哪里去的。

   可如王老者,何以为生呢?

  王老是老干部,不是老学者,是老革命,不是术有专攻的老教授,且语言有障碍,无法与西人直接交流,没有他人相帮,各种基金项目也是难于接近的。更大的问题是年过花甲,再有心学技艺也太晚了,气力有没有,还在其次了。

硬性面对的之外,还有软性的,就是大陆背景。王若望在大陆,即使再反面再批判再开除,基本生活还是有保障的,七九年究竟不同于五九年。这种背景下生活了大半辈子的人,怎能一下子适应美国金钱社会呢?大陆以往批评资本主义金钱至上人情冷漠,批评的太过太偏太肤浅是肯定的,但这究竟还是那里的基本生活准则呀。

所有这一切,一出国门即扑面而来,一个老人是难以面对的,陷入困顿,那是必然的。

 

   

   有人回国了,为父母丧,匆匆而归,又匆匆离去,是为堂堂正正,上帝面前都说得过去。

  有人回国了,为什么回,且不谈,为什么能回?外交词令,叫作在双方取得一定谅解之后回来了,这亦不失为英雄或英雌角色。

  还有个别人回国了,却是因为“悔过”。悔过,肯定不情愿,但要回国就只能悔,内心不一定悔,纸面上必须悔,当局需要的也就是纸面上的悔。当局现在做法倒也合情合理,并不大肆张扬令人难堪,你知我知,悔过了,也就回国了。

纸面上的悔,有用么?

有用的。它会限制人的行为,让你自律,因为你已写下,就要为自己写下的东西负责,不管你内心多么不情愿,作为一个说话算话的人,你就必须按纸面上的做。

如果不按着做呢?

那,我想,你必须要有坚强的人格才行,还要有强横的不同于普通逻辑的其他逻辑比如辩证逻辑才能够对自己交代。因为弄得不好,会里外不是人,用鲁迅常常举例说的会“人格破产”的。

 

 

  王老没有回国,他没有取得谅解也没有悔过,因为没有取得谅解没有悔过也就没有回国,他撒手归西,死在了异国他乡,他至死不回头!

    这是什么精神?

   这是一意孤行、一以贯之的精神,这是既经选择也就决然的精神,这是为了信念、为了情操、也为了完整完全的为人行事的风格品性而生死以继的精神。

 

   

   实话说,我不太喜欢为人行事颇多反复的人,不太欣赏经常悔过悔恨的人。没办法,不为其他,只为自己虚拟的美学标准。

   倒也不是绝对,不容忍反复、不接受痛悔,但反复要看何人,痛悔要看何事。

   政治人物反复,这没有多大关系,因为政治本就是利益利害之争,而且更重要的是,政治人物代表的是群体,或放大一点,代表的是阶层阶级、一个地区甚至一个国家,政治人物是群体人格化身,要受多重关系的影响,其反复甚至多变乃是经常的事,与其个人人格无关。

   或说王若望也是政治人物,但他不是握有权力、代表群体的政治人物,他只是政治潮流中的一分子,一个曾有过光彩的水分子。他所代表的不是无数,也不是三个,他所能代表的只是他自己,他的进退出入完全由他个人决定,反复与否也由个人选择。回国与悔过,在他,肯定也有曲折,也有利益情感牵绊,但他没反复,一如既往,全始全终。

  人总有做错事的时候,无论年龄多大,经验多丰富,因此而后悔甚至痛悔也是常有的事。但对于一个精神正常的成年人,有些事上是不能出错的,哪些事呢?就是关系到自己安身立命的、人生走向的、基本价值标准的,如果在这些事上出错,甚至背道而驰,那就等于否定了自己的过去,对于一个老人来说,这样的否定,就差不多等于白活了。在回国与悔过上,王若望是固执的。老人固执,可老人不固执,还成其为老人么?

 

 

   这样说,或许有点轻巧轻佻。不过,我的用意不在否定回国的,甚至也不在否定悔过回国的,每个人的情况有不同和大不同,内中的曲折复杂,个人所面临选择的沉重和痛苦,难以为外人道,冷暖自知,只能自己吞下。对这一切,我大体能体会,也理解和同情。但尽管如此,我仍然要坚持、要讲清楚这一点而不想模糊,那就是,在悔过回国与不悔过回国之间,在悔过回国和不悔过不回国之间,还是有上下高低之分的。

无疑,王若望的形象在我心里是属于上、属于高的一方面的。

  也正为此,对他的晚年困苦,对他的在某些回忆者来看简直凄惨的生活情景,我不同情,对之同情我估计反是侮辱了他。这是选择的代价,一个成年人应该为自己的选择负责,如果只想包赢,里外正反通吃,那就连赌徒都不如了。再说了,困顿、凄惨,那只是他人的观照,在王老,兴许还甘之若饴呢!

 

   

   今天,世界繁复,人生多变,如王老这样的简单,固执,不夸耀、不声张,既经选定即生死以继,可能正是我们所需要的一些为人行事的基本品性。

 

2011/12/5

 

                           
《自由写作》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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