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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上最疼爱我的那个人去了”(散文)
——悼母亲
◎
小 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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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我最亲爱的母亲永远离开我们了！快得令我们全家猝不及防！而那时，我正在离家万里之遥的异邦，什么都来不及为母亲做。
（妈妈年轻时）
母亲离世前半月，我才从打给妹妹的长途电话里得知她的病情。之前我知道母亲住院诊治已有一段时间了，可因为母亲一年前刚做过一次胆结石手术（切除了胆囊和部分肝脏），当听说她感觉胸腹间疼痛，我总是思维定势地以为她是术后恢复得不好有后遗症，或最为严重的是结石又在身体的其余部位发作，却怎么也想不到她会得了其他更严重的病。妹妹在电话里告诉我，母亲上月确诊是肺癌晚期，且医生说已经不宜手术或化疗，父亲无奈之下给母亲转进上海一家中医院“中西医结合”治疗，但求心安。母亲确诊时，只有父亲一人在她身边，远在德国求学的妹妹得知消息后于10月初飞回上海照顾、守候母亲。
我在一瞬间被生命中必须面对的如此残酷击中！我是一个被自己的祖国“流放”的人，一个有家不能回的人，与故土亲人远隔万里，无法团聚。父亲就是怕我回不了国伤心难过先前未告知我实情。
我从痛苦中冷静下来，在网上查询了相关资料后，我还以为，母亲可以坚持几个月时间，应该能撑到明年的。我向朋友求援为母亲筹措明年的治疗费用，因为知道家人手里的钱不多了。我再次去中国使馆要求他们依法发给我中国护照，我要求回国陪伴母亲最后的时光。
就在之前的几天，妹妹还在电话里告诉我，母亲用了中药和西药以后，似乎病情比刚进这家医院时有所好转。我也与母亲通了话，母亲的听力已经很不好，电话里我要很大声地说话，且要说上好几遍她才能听明白几句，她对我说：“你别回来！千万别回来！你回来了他们会抓你，那我就活不成了！”
（妈妈和小妹）
我的泪水顿时涌出！不想母亲听出来我在哭，我竭力忍着，安慰她说：“我不回去！你要多吃饭，听医生的话按时吃药，你会好起来的，等你好了，我们就带你到外面玩，就可以见到了。”
在被瑞典移民局核准“难民”身份、获得永居后，我曾于去年尝试申请办理父母来瑞典探亲旅游，但因保证金不足等原因被使馆拒签。我就一直计划找一个东南亚我可以去、父母也可以去的国家带他们去那里团聚小住一段时日，但未及实施，去年夏天母亲就病倒了，9月她因胆结石住院治疗，接着做了手术。我一直在等待母亲的身体状况好转，就可以带他们出来团聚。
善解人意的妹妹告诉我，她从网上查到韩国的济州岛对中国公民实行落地签证，从上海到济州岛乘飞机只需一个多小时，她说只要妈妈的情况好转可以上飞机，就到旅行社办理带妈妈到济州岛玩几天，我可以从瑞典赶去那儿，这样我不用回国也可以见到妈妈了。我热切地期盼着，觉得我们母女一定有相见的机会。
因独立中文笔会正在开网络大会，最近每天清晨一起床，我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电脑，进入邮箱查看邮件和笔会会议的进展情况。
27日早晨，当我进入邮箱时，看到十几封新邮件中一个刺目的标题：“姐姐妈妈昨晚走了”。
那是妹妹的邮件，我的心顿时坠入冰窟！大脑一片空白！我用颤抖的手，点开那封邮件——
姐姐，妈昨天中午开始不能说话了，医生说是血中二氧化碳太高，酸中毒了，没多少时间了。当时妈一直呓语的样子，呼吸很困难，但还是能听到我们说话的。晚上七点钟，妈妈已经昏迷，没有意识了。爸爸不想让妈在医院走，我们后来叫救护车把妈送回家了。妈是十一点多去的。走时平静。我们给她洗好穿好衣服，放在床上。今天早上看着像睡着了一样。小姐昨天下午打电话来了，都和她说过了，当时妈昏迷。她改了机票，今天下午三点到家。今天爸家里的人和舅舅家里的人都会来。后事该怎么办，爸会跟他们商量。妈以前就说要葬在小羊哥哥（表哥）家的棉花地里，我们会送她骨灰回去。姐姐不要太难过，当时我们都走的时候可能就会有这一天，只是没想到会这么快。我那时想给爸妈买了大房子让他们在这里住得舒舒服服的，等我们好了，就把他们接走。可是妈妈等不到啊！
未及读完妹妹的信件，我的泪水已止不住奔流！世界上最疼爱我的妈妈，竟在我毫无知觉中已经去了！妈妈妈妈，您为什么不等我？妈妈妈妈，女儿什么都没来及为您做……
我拨通妹妹的手机，未语已泣不成声！妹妹哽咽着把邮件里已说明的情况重复一遍，告诉我不要太难过，他们会办好妈妈的后事。然后我听到父亲的声音，我哭道：“爸，我回不去……”已经说不下去。
电话另一端很少流泪的父亲也哭了，他说：“你不要太难过了，照顾好你自己。我们都知道你不能回来，我们都能谅解你。”
“对不起，对不起……”我连声地说“对不起”，心中痛楚难言。
父亲说：“你放心吧，两个妹妹都在，我们会好好送你妈妈，把事情办好的。”
挂了电话，任泪水肆意地流淌，我在心里一遍遍呼唤：妈妈，妈妈！女儿真是不孝！我不能看您最后一眼，也不能送您入土为安……三年前出国离别时，万没想到这一去竟会是生离死别！
二
打开记忆便是打开痛苦的门……
母亲的一生很平凡，为了家庭，为我们姐妹操劳一生。母亲一生生育过4个子女，可惜我唯一的弟弟只来到人世间百余日，便被一场大病夺去幼小的生命。只有我们三个姐妹长大成人。小弟的夭折令母亲创巨痛深！母亲后来不止一次向我们姐妹提起，这个比我小一岁多、我已经不复记忆的弟弟和妹妹们更无缘得见的薄命的小哥哥，说他如何可爱，如何地乖巧伶俐，怕是上天也妒忌这个虽清寒却温馨的四口之家的幸福，因而残忍地夺去了我幼小弟弟的生命。恐惧于失去小弟的记忆，每当我们姐妹有任何一点小小病痛，母亲总是格外地紧张、焦虑，也格外地为我们操心，我们生病时她经常吃不下睡不安。依稀记得儿时，母亲抱着病弱的我四处奔波求医（我上学之前比同龄的孩子生得弱小，不肯吃饭），“事假”请不出时就“旷工”带我上医院，之前母亲一直是纺织厂的“生产标兵”、“三八红旗手”，在流水线上三班倒承担着辛苦的工作。在那个普遍匮乏的年代，我们家和除少数“丰衣足食”的权贵以外的全国人民一样，生活在清贫里，母亲总是把当时需凭票才能买到的鸡蛋和逢年过节偶尔才见到的肉食留给我们姐妹，自己吃最简单的饭食充饥。我和妹妹穿的衣服，大都是母亲亲手缝制，母亲的手很灵巧，我们家贫买不起缝纫机，但她自己裁剪、手工缝制的无论是单衣还是冬天的棉袄、棉裤，做工之细腻整齐可与机器媲美。母亲还一针一针地为我们编织毛衣、毛裤，至今我随身携带着母亲亲手为我编织的毛衣，看着母亲为我编织的毛衣，我难过地想，这是母亲留给我的最后的纪念物了……母亲还会做很多精美的面食点心，可惜一向不爱做厨房家事的我和妹妹很少学习母亲的这些手艺。
可能是因为过于操劳，记忆中我还很小，还在上中学时，母亲患上了顽固的“神经性头痛”，不但经常头痛，还常常连续整夜失眠，她无法再坚持纺织厂繁重的工作，不得不在家病休。我读大学时，母亲办理了提前“内退”的手续，此后就在家中操持家务。但我自17岁离家去上海读大学，毕业后又长期在外工作，就一直与母亲聚少离多。
记得我17岁去上海上大学时，因那是我第一次离开家出远门，之前只去过凤阳老家和寿县外婆家，或者和同学参加学校组织的距离本地不远的春游活动，基本没有出过本省，母亲不放心我一个人，一定要送我去上海的学校报到。暑假里她和父亲悉心地为我准备好上学用的被褥、衣服等生活用品，母亲拿着行李送我到学校，帮女儿把一切安顿好，几天后才放心离去。但那时少不更事的我，对外面的世界充满好奇，只觉得离开父母的羁绊，少了母亲的唠叨和父亲的约束，从此海阔天空，外面的世界很精彩！每每暑假里我也经常贪玩和同学相约远行，在外疯跑上半月一月才肯回家，浑不顾渐渐年迈的父母在家里是怎样期盼着孩子们倦鸟归巢，能常回家看看。大学毕业那年，正是89风云激荡之际，毕业前夕学运在北京惨遭镇压，上海也开始清查和“反思”，母亲不放心做事一向爱冲动的我，再次赶到上海来接我毕业。她赶去学校时，我正去往安徽其他地方的一个学校联系落实工作，几天以后才赶回上海，见到正为我担心着的母亲。
此后的日子，工作，回上海读研，研究生毕业以后四处飘零打工，挣扎求存，我离我追求的“成功”目标总是遥不可及，也就总顾不上常回家看望日渐老迈的父母，也一直乏能力没有个相对安稳的环境能接父母过来照顾同住。
两个妹妹也先后步我的后尘，离家外出求学、工作，于是，家乡的房子渐成“空巢”，留两位老人孤独地留守。
三
2007年，两个妹妹和我商定在上海买一处大房子，把父母从家乡接过来同住，眼看着父母快70了，父亲也已从单位退休好几年，我们希望把他们接来身边，能更好地照顾他们。之前因为上海的房子太小，只能每年接父母来小住一阵，或我们姐妹在节假日过年时回家乡探望。
当时，我和小妹住在大妹出国前买在上海浦东的一套一居室里，大妹妹已经远赴德国留学，她不喜欢上海的喧嚣吵闹，觉得这个日益物质化的世界安放不下一张“宁静的书桌”，于是辞去外企的工作，要去欧洲追寻她的“文化梦”，去探究她喜欢的神秘的德意志民族，是如何出了那么多思维理性、缜密的哲学家，却又在一个狂人希特勒的煽动下全民族走向疯狂而给世界带来灾难，这个民族又如何在“二战”的废墟上重新站起，看看德国“二战”以来的分分合合与欧洲半个世纪以来跌宕起伏的历史命运。
我们商定将这套一居室卖出，再贷款买个三居室，在德国的妹妹也回来和我们一起奔波看房，那是一段既疲惫不堪又令人兴奋的日子，我们终于确定买下在浦东花木的三室一厅，装修期间就把也急切地想看到新居的父母接来，一家人挤住在原来的小房子里。母亲看着新居，欣喜之情溢于言表——她喜欢上海的热闹繁华，而生性淡泊的父亲似乎更习惯自己住惯了的老家，但他还是很高兴能天天和女儿们在一起。
然而，他们还没能享受到搬入新居的快乐，心里的喜悦便被另一种恐惧所替代！这种恐惧与痛苦，却是因我而起！
我因在互联网上的写作发言和介入一些实际的维权活动，从2005年起便被上海警方不断骚扰，也在警方干预下失业而不得安生。甚至我逃离上海去往深圳求职谋生，也依然逃不脱“老大哥”的手掌心；甚至我应朋友之邀去青岛旅游时，被上海警方劳师动众地“跨省抓捕”回上海软禁。上海警方还派人远赴我的家乡安徽蚌埠，对我的家庭背景展开调查，在当地警察陪同下将我父亲传唤到派出所问话。对此我愤怒又无奈！但毕竟我和父母当时分住在不同的城市，我尽量不告诉他们警察对我的种种欺压凌辱，不想两位老人受惊与担忧。
然而2007年下半年父母来上海以后，警察隔三差五地找他们，要我年迈的父母“配合做子女的思想教育工作”，我一而再、再而三地向国保警察提出抗议，告诉他们有什么直接冲我来！不要骚扰我的父母。我40岁了不是14岁，我对我自己的行为负责。但国保警察显然认准了父母家人是我的“软肋”，对他们施压会比对我本人直接采取措施带给我更大的压力，于是父母亲为了我饱受骚扰与惊吓。父亲因早年为“出身不好”而影响到个人前途发展、60年代初大学毕业时被取消“预备党员”打入另册、“拨乱反正”后才在80年代被重新接纳入党，一辈子谨小慎微，竭力小心翼翼“配合”着警察，看警察的脸色、顺警察的话头说话，回家后苦口婆心地劝女儿“不要跟共产党对着干”，“国家现在是在进步”，我知道他是担心我的安全而不得不如此；母亲则有些不买帐，对着冲上门来抄电脑、搜查的警察大声斥骂：“我女儿究竟做了什么你们要这样对她？是杀人了还是放火了？按照法律条文，你们够抓人抓人，不够抓人以后少来我们家烦！滚！”她不能忍受这样一群号称“警察”的流氓欺负自己心爱的女儿。一向和睦友爱的我们姐妹之间也为此一再地产生冲突争执——妹妹们认为我不该不自量力地和“大流氓”拼，那样只会给自己、给家人带来灾难而于事无补。
连在当年底我们搬家迁往新居时，我都没能帮上家人半点忙，反而再次地让父母家人为我提心吊胆。
当时因独立中文笔会计划冬至日在北京举办颁奖餐会，而笔会同仁为了表示对困境中的我的鼓励和支持，将当年度“林昭纪念奖”颁给我，于是我被国保提前带至宾馆里软禁控制起来。国保还告诉我的家人，他们这样做是为我“好”，否则他们就必须在我家新居门前设置岗哨看住我，那样会让新居小区的邻居产生很多猜疑。为了不给同住的家人添麻烦，我只得忍气吞声在宾馆里待了一星期。
在结束这次软禁没几天，我北京的好友胡佳被捕，国保再次将我绑架到上次那间宾馆，这次我不愿再“配合”，我不想纵容他们以后动不动就把我弄到宾馆里看起来，于是我宣布绝食抗议，让他们或者放我回家，或者送我进医院。在我绝食30余小时后，国保将我送回家，但表示上级命令要在家门口设岗，我要外出得经过他们批准，坐他们的车或者由他们的人跟随。实际上那几天我只去过超市和附近的市场买东西，因为我知道他们是不会允许我见一些朋友的，我也不愿给朋友带来麻烦。我事后得知，元旦新年时蒋美丽大姐试图来探望我，已经到了我家小区门前，被国保阻拦，4个人将她抬进警车送回家。
这一次被软禁半月解除后不久，我得到消息，笔会的朋友通过国际救援机构“国际城市庇护网络”（ICORN）为我争取到出访瑞典在斯德哥尔摩市做一年“访问作家”的机会。由于我的全部通联方式均处于严密监控下，国保很快上门抢走了我的护照，说是否批准我出国要看我本人是否“配合”。其后在与国保警察的谈判中，面临的种种屈辱让我一度打算放弃出国的机会！母亲为了担忧我的安全，流着泪恳求我：走吧！他们要你答应什么，你就答应了吧。对这样的流氓用不着讲信义。你到了外面就自由了，可以按照自己的心愿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不会再有人抓你了。虽然我们看不到你，但知道你是安全的，我们也就安心了。父亲也求我：快走吧！我们都70来岁了，你真要我们每个月跑去监狱探监吗？万一你被抓进去，在里面挨打受欺负，我们一点办法都没有！你就为我们考虑一点吧。
我无法承受母亲的眼泪和父母亲“求”我，终于与国保达成妥协。在临行前两日，国保带着我父亲从朋友的家门前抓我回去，破坏了当天几位朋友为我安排的饯行晚宴。因父亲在场我不想老人受到惊吓，只得放弃做任何抵抗。4月28日国保派车“护送”我去浦东机场，只准许家人送行，不准任何朋友前来告别。在机场对我的行李仔细翻检后，我在十几名国保众目睽睽下与母亲拥抱告别——没想到这一去竟成永诀！
一年半以后我经香港回国，在深圳边检两次被拒绝进入自己的国家，不得不在护照有效期内返回瑞典申难。去年申办父母来瑞典探亲失败，随后不久母亲就病倒了，那一次诊断是胆结石，肝里也有部分结石。两个妹妹先后从德国回去照料她手术。我一直期盼着，母亲的身体快快好起来，打算接他们到东南亚我可以去的国家团聚旅游一趟。今年春节过后，为此我征求父亲的意见，父亲说母亲的身体还很虚弱，怕不适宜长途旅行，让再等等看。谁料此后她的身体每况愈下，我终于没能再见到亲爱的妈妈。
四
熟悉我们家的朋友都知道，我们家出了三个与众不同、特立独行的女儿，其中数我带给父母的操心和担忧是最多的，两个妹妹也不让父母省心。女儿们大啦，翅膀硬啦便一个接一个往外飞去。
我大学毕业以后，小我几岁的二妹也考到上海就读于交大，4年以后毕业留在上海工作，6年前她带着自己工作10年辛苦积攒的一点积蓄去往欧陆负笈求学。小妹妹先是在家乡读了英语专科，毕业以后进了父亲工作的国企，父母本想留小女儿在身边陪伴，但父亲所在的那家国企后来效益不好，为了妹妹的前程，父母虽是不放心也不舍，还是同意了小妹妹去两个姐姐所在的城市上海，先在外国语学院自费跟出国培训班进修、强化一年多的英语，后来依靠外语能力在外企找到文员的工作，直到几年后成为一家规模不小的德资企业的行政主管。但未能象两个姐姐那样读过国内一线的大学，一直是小妹心中的遗憾。二妹在德国自己的学业稳定以后，也一直鼓励小妹妹出来，谋求未来人生更高的境界。2008年我出国时，本来我们姐妹有个默契，想在我出国一年后能够回国照顾父母，小妹再出来读书的。但一年以后我无法回国，小妹读书也不宜再耽搁下去，她于当年底到德国跟二妹在一起，先在那边学习语言。两个妹妹都说我：你还是不要回去了，你回去也照顾不了父母，反而让他们天天为你担心。万一你真给抓进去，父母能受得了这样的打击吗？基于此，在我2008年底去澳洲旅行本已订好途经国内的机票，想陪父母过个春节时，妹妹们坚决反对我回国——当时正是《零八宪章》出台、晓波被捕入狱之际，国内和海外得知我回国计划的朋友们也群起而反对，认为我此时回国“太危险”，笔会海外的朋友们劝我：一个刘晓波已经让我们忙得人仰马翻，你千万别再进去“添乱”了，万一你给他们抓了，我们一点办法都没有！你还是留在外面，我们一起想办法救援晓波吧。我只得放弃经国内转机的计划，与母亲错过了那次见面的机会。
我们全家人都没有料到，母亲走得如此匆忙！母亲走后，我和妹妹在电话里一遍遍检讨、痛悔着我们对母亲的疏忽和关心不够——数月前母亲就说胸腹间有不明疼痛，严重时晚上睡不着觉！我们所有人都误以为，可能是去年胆结石手术恢复不良留下的后遗症，一向隐忍、小病小痛很少去医院的父母同样未足够重视，父亲带她去原来做手术的那家医院，医生也以为可能是手术的问题而未引起重视，直到后来母亲的情况已经非常严重，父亲才带她到别的医院查出肺癌……白发苍苍的父亲独自拖着白发苍苍的母亲在医院里上下奔波时，我被我的国家“流放”不能回去照顾无能为力，两个妹妹也远在万里之外追寻她们各自的梦想，二妹原是硕士毕业前的最后一学期，学业紧张，在向导师提出休学申请推迟毕业后，仍需处理一些事务方能回国，她只得订了11月的机票；小妹也要在开学时先向学校办理相关手续才能回国，因此她也在接到父亲告知母亲病情的10余日后才赶回上海，陪伴母亲最后的二十多天。我们都以为母亲还能坚持住，在母亲走的那天情况不对时，小妹在电话里让二姐立刻赶回！但路上她需10多个小时的飞行跨越重洋，第二天下午才到家，而母亲却等不及了……
如果我们三姐妹中有一人一直留在您的身边，或许您的病情就可以早一些发现，或许医生能为您争取更多的时间……妈妈呀妈妈，您走得太匆忙！两个女儿都未能陪伴、守候您最后的时刻，这是上天对我们姐妹不甘于流俗、各自寻梦的惩罚吗？而今任凭我们如何地呼唤，如何地忏悔，您再也听不到了！再也看不到我们亲爱的妈妈了！
妹妹在博客写下自己的悔恨与无奈：
我从来不知道我会这么的想妈妈呀，这么想，这么想……每次走，我都好像很决绝，头也不回。我一直觉得我好像不想爸爸妈妈，我只是心疼他们。好心疼，好心疼。一想起来就心疼他们呀，所以我就不去想。
我只知道这些都不是我要的生活。我要找我要的生活，就只是向外走、向外走，不停的向外走……我总想着，有一天我会在他们身边，终有一天我会在他们身边的。
可是我笨呀，我能力不够啊！我让他们等太久太久了。于是妈妈她累了。她好累啊，好累啊，她等不了我了。
独自一个人躺在妈妈走的那张床上，好想好想，再感觉一点点妈妈的温度。可是，最后最后的记忆，妈妈是冰冷的……
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如果有转世，做我的孩子好吗？让我好好疼你，好好疼爱你。不用等来世，今生就可以。你答应我吗？好吗？妈妈？
五
母亲走后，我打电话给中国驻瑞典使馆，询问我什么时候能够拿到护照回国，使馆工作人员说已经将我的材料传回国内，但没有答复，让我等待国内的答复。至今他们未给我任何答复。
没能陪伴母亲最后的日子，也没能最后送母亲一程，在我的心底留下一份沉重的伤痛，这份伤痛是任时光流逝也难以愈合的。
妈妈，您在九泉之下安息吧！有乖巧懂事的小妹和几十年风雨同舟的父亲陪伴您最后的时刻，我想，您离去的那一刻，会是安心的。
妈妈，如果有来世，让我再做您的女儿好么？我一定好好地、用心地珍惜母女的缘份，弥补上今生所有的缺憾，所有的亏欠。
妈妈，我们爱您！
2011年11月2日母亲头七日泣诉
注：标题出自作家张洁女士纪念母亲的同题长篇作品。
鸣谢：感谢王水珍大姐、蒋美丽大姐、郑恩宠律师、冯正虎兄、崔福芳大姐、蒋亶文兄等朋友代我送母亲最后一程！感谢其他的朋友在我生命中最困难的时刻给予的温暖和帮助！
《自由写作》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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