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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若望:光荣的背叛（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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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 也
化大半日读完新出炉《独一无二的背叛者——王若望传》，作者喻智官,溯源书屋出版，田园书屋发行，2011年月12月第1版。兴许是我孤陋，这是我读到的第一种王若望传。有一点可以肯定，这不会是最后一种。不管是毁是誉，单从有人愿为王若望作传并且已经面世这件事来看，王若望先生已成为一位历史人物。
无论是誉是毁，都不能不承认，“王若望”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的文学界与思想界是一个响当当的名字。在一个由党掌控一切舆情资讯工具的国度，头号人物的钦定,
元旦社论点名批判,以及由党实施的组织制裁,
都会严重影响到一位作家的声名。一顶“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老祖宗”的大帽子，遂使王若望这个名字播于众人之口。有组织的集体迫害反而会增强相对弱小的受迫害者个体的精神传播份量，这是一种专属于极权主义体制的奇特现象。
刘宾雁曾在一次采访时提到，87年邓小平点名开除方励之、王若望与他三个人的党籍，其中“王若望”恐是另一位知名的自由主义人士“王若水”先生之误，“或许因为人老口音重﹐或者记忆中出了错”， 因为“当时王若水的影响力比王若望大﹐王若望的影响力主要在上海﹐而王若水是在北京﹐在《人民日报》﹐他的影响力更大。”
王若望与王若水，一字之差，吾人均极具崇敬与尊重。论名头，王若望在上海的影响自然要更大一些，况且王若望的影响早已不仅仅局限于上海，否则，“南王北刘”之说从何而来？当年旅居德国的关愚谦先生即因士林风传，慕名来上海拜访王若望，访谈录早揭载于香港《九十年代》月刊
（1986年8月号）。我在网上看到若望先生的未亡人羊子女士已有所辩正。以邓当时的精神身体似无可能犯如此低级错误。羊子指1986年11月5日发表于深圳《特区工人报》“两极分化之我见——与邓小平同志商榷”，以及同年12月27日发表于美国侨报《团结报》之“舆论能制造吗?”两篇杂文，是导致王若望被开除党籍的主要导火索。
应当提及的还有1986年发表在《深圳青年报》的署名文章：“一党专政只能导致专横”。王若望曾在一次演讲中将共产党用人比作“武大郎开店”，敏感者或以为不无影射之嫌，有人打小报告给邓，终至干犯龙颜大怒。元旦点名翌日，胡耀邦被逼辞去党中央总书记一职，邓所针对者显然正是上一年的学潮，以及自“清污”、反自由化以来，胡对王若望们批逆龙鳞的勇气干预未力。
王若望的文章是导致《特区工人报》与《深圳青年报》分遭停刊的主要原因。在掌控意识形态的戈倍尔们看来，王文或者是如投枪匕首一类的檄文雄文，颇具兴邦丧邦之威力；而在一般读者眼里亦只是杂文——刍荛之见，敝帚之享，野芹之献。
论级别，王若望是共党十一级高干，——这种表面上口口声声讲平等，实则上等级格外森严的体制，王若望延安时的老战友王实味早就看透其“人分九等，食分五色”的封建本质。——因言获罪前，王若望是官办中国作协的理事，《上海文学》副主编，在党国，已经可以算不是一般般的刍荛、野芹与敝帚了。先生之言，抑能兴邦毁刊之力乎哉？！
85、86年之交，确实是王若望先生格外活跃的日子。那时延安中路搞了一个文学茶座，每周都有活动，请来王若望等一干上海文学界闻人演讲座谈。
“王若望”，本地话读若“横竖横”或“横势横”，这是上海人都知道的。王若望的口才是早具口碑的，先君于五十年代听过他的演讲，每一提及都要竖大拇指。
虽忝在同城，与若望先生并无交往。当日年轻气盛，眼睛长到额角头，延中茶座我是一次也没有去，朋友十停中有九停常去。我是避大小名人惟恐不及，因此很遗憾失去了亲炙的机会。
据说王若望一登台就光芒四射，台下的王若望则格外平易近人，如羊子夫人所言，“在日常生活中跟所有人接触，包括跟年轻人，他都会像日本人那样行90度礼。”我觉得，个中透露的其实是一种极强的自信与罕见的超然，一种真正发自内心的高贵。
平生惟一一次见到王若望，是在六四前后游行队伍中，王若望与吴强、白桦、戴厚英等站在同一排，风采果如传中所言“少有的亢奋”、“雄纠纠气昂昂”，
“白发在血色中傲立”……
就在那些日子，我读到了王若望《致邓小平的公开信》，为其间“下台后的全斗焕在青灯古佛旁忏悔祈祷”一句拍案称绝！料想这一句也大大刺痛了邓大人的中枢神经。或许正因此引来了又一次牢狱之灾？
蹲大牢留给王若望最惨痛的记忆不只是手铐与脚蹽，更是饥饿。这是《饥饿三部曲》留给我的主要印象。我最初了解作为作家的王若望，正是阅读了发表在1980年第1期《收获》杂志上的这部中篇。我是晚几年在一次偶然的浏览中不知不觉读完的。我承认,
虽然我一直沉迷于阅读，能够让我认认真真读下来的中国当代小说实不多见。所谓“大墙大学”，彼时已然遍地开花，《饥饿三部曲》允为真正的滥觞，也肈始了近年来我特别推崇的《夹边沟纪事》。
国民党的监狱、日本人的监狱，共产党的监狱，王若望一路写来，得出结论是:共产党的监狱最坏！结论之一：“国民党要的是犯人的真口供，共产党要的是犯人的假口供。”
法国的贡斯当百多年前就曾经将僭主政治与绝对专制主义相比较，“专制政治靠沉默的手段统治，并且它留给了人们沉默的权利；僭主政治则强迫人们讲话，它一直追查到他的思想最隐秘的栖身之处，迫使他对自己的良心撒谎，从而剥夺了被压迫者最后这一点安慰。”
王若望精辟处似有过之，惟其小说家言，更具体更形象。王若望无疑属于体制内不多的较早看穿毛与邓的僭主本质，并自觉与之划清政治界限的有识之士，亦即近年所谓“两头真”一类的人物。惟若望先生清醒更早，反叛最彻底。
当我不无犹豫地写下“叛徒”这个词，我很清楚在一些人心目中，或许会将它跟达芬奇笔下、躲在角落里为了几个小钱出卖耶稣的犹大形象联系在一起。这一切，跟可敬的王若望先生又有什么关系呢？
但就王若望与共产党的关系离合而言，“叛徒”这个词不失为一种传神写照。
王若望的确是共产党的叛徒,
只不过，他背叛的是一个日益堕落的利益集团、以及它那早已千疮百孔无法自圆其说的“信仰”。甚至连王若望自已都不惮于承认：是的，我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邓小平的叛徒，做这样的“叛徒”是我的光荣！
对共产党而言，这的确是背叛。但我要说，这是光荣的背叛。
布尔什维主义允诺的天堂从未曾降临大地，相反却制造出了一个个人间地狱。迄今为止，营造乌托邦的努力只是造就了一个个反面的乌托邦，一座座孤岛般的劳改营集中营构成一整个罪恶的“古拉格”。
一生近十年牢狱之灾使王若望既与监狱结缘，也与文字结缘，亦且擅长于将监狱体验化为文字经验，从而成功地表达出我们共同生活的这个时代之痛苦经验。
囚禁身体的监狱与束缚心灵的体制是同构的，争取身体的解放与心灵的自由，因而成为王若望为之奋斗大半生的终极目标。为此，他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一次被开除公职，二次被开除党籍，三次入狱；看守所、监狱、劳改农场、牛棚、五·七干校、审讯室……
最终王若望决然以古稀待罪之身逃离一个国家的牢宠，奔向通往彼岸的自由之路。
或许，只有与投奔自由相结合才构成完整的监狱体验。但其中毕竟似乎还缺少一点什么。莫非是——逃避自由？
吊诡的是，投奔自由不等于投奔幸福。如果说自由是幸福的必要前提，它并不允诺全部的幸福。这就要看对幸福如何定义了。
或者更应该区分不同的幸福——被豢养的幸福与脱离牢笼的幸福。然而，没有自由的幸福是那么可疑。
有人认为，王若望最后一步走错了。有一点可以肯定，对一生酷爱自由的王若望们而言，失去自由才是一种真正的不幸。
山东王实味、右派分子，现行反革命，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老祖宗、六四黑手、异见人士，民运领袖，流亡作家……诸如之类形形色色的帽子，不是任何一个什么人都能全部担戴得起的。
王若望为此抛下了共产党的高官帽子、“离休干部”待遇——相应配套的大房子、小车子，疗养院、特护病房、公费旅游；安定的晚年，儿女子孙绕膝的天伦之乐……
顶天立地的王若望,——“横竖横”大名鼎鼎在上海，谁人不知，何者不晓?——这一次他真的豁出去了！
直到生命最后，兴许我们可以轻轻问一声王老：你幸福吗？
以王若望多苦多难的一生，或许未能如维特根斯坦那般从容地向后人道来：告诉他们，我度过了幸福的一生。但面对最后的死，就像那一年他偕羊子夫人在衡山电影院观看《悲惨世界》出来，回味那一句从此给他们留下永生难忘印象的旁白：“冉阿让幸福地死去，因为他真正地活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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