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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左翼作家到持不同政见者(随笔)
——纪念王若望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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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建哲
前几天，朋友聚会，正好抛出这个话题：王若望。哦，知道，反资产阶级自由化被点的名，基本的反应就是这样，一个旗杆般的名字。再往下呢，他的作品文章，政治作为及论点，大致模糊不清了，甚或有说他业已过时了。当然，是指他对民主的看法，已不太契合当今的中国现实，毕竟二十多年过去了，新自由主义、新左派、国家主义及毛派等观点和主张层出不穷，就民主本身，也非那么简单的几个基本概念。
从学理、思考的角度而言，可梳理的确是很多，我听了一席观点后，为王若望据理力争的一个基本出发点是，他作为知识分子敢于直言的人格魅力永不会褪色。我举了他几篇引起争议的杂文，并力争道，中国民主进程决非取决于哪一个关键支点，在民主化进程中，需齐头并进，除了思想领域建树、共产党内部民主改革的推进、民众的启蒙觉醒等因素外，很重要的环节就是，中国尚缺王若望这样大声疾呼的身体力行者，那种勇气和献身，不是坐而论道可以替代的。
或有人说，这远不足道。我觉得较中肯的看法应该是，今天在王若望逝世十年后，如果思考还仅仅停留在这样一个层面，肯定远远不够。问题关键，我们如何思索王若望的一生给予我们今天的启示，这种启示可以是直接地，也可是旁敲侧击，以某种似是而非的方式予以触发。什么理由要这样认为呢，缘由就在于，王若望的一生象征着二十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罪与罚。
五四以降，西学东渐，各种思潮涌起，不同政制思想在这块土地上，像到了真理的竞技场上争相亮相。马克思主义吸引了热衷探索中国命运的青年们，那种热情，远非今日所能想象。王若望这时从江苏进入上海一个药厂做学徒，受当时风潮影响，或为反叛天性使然，加入了共青团，被国民党判刑，蹲了三年牢，获释后直奔延安。时逢1937年，他入党，办墙报，受王实味事件牵连，险遭杀头。
热爱写作，手痒，是他的作家禀赋所致。也正是忍不住手痒，屡次闯下文祸，文字应和了他多舛的命运，这里的手痒其实印证了他思想活跃，且喜好文字的一面。年轻气盛的王若望开始在《新闻报》发些豆腐干文字，引起左联作家关注，他们或觉得一个工人作者的出现，说不定能培养成中国似的高尔基。我不晓得他是不是有过这样的雄心。
在王若望的追悼会上，有人谈到他作为作家悲哀的一生：“在王老的全部著述中，我以为最有价值的是他的自传。……一位作家，在自己有限的一生中，要耗费绝大部分的岁月来争取思想的自由、写作的自由和出版的自由，而留给文学写作本身的时间就实在是少而又少了。”长达68年的写作时间，作品数量且不说，只有自传最具价值，本身意味深长。创作是极为复杂的现象，时间多少恐怕不会成为作品优劣的决定因素，但没时间去多写，不就丧失了增加作品艺术力量的可能性吗。
作为左翼作家的历史宿命，注定了其文学作品的困境。大抵左翼作家肩负更多社会责任，这种责任意识，在毛统治时期，附加了许多意识形态维度，写作时容易概念化，此乃创作大忌。同样，我们在王若望身上可看到，这种僵化的词汇“社会责任”一旦变成“公民责任”时，也就是肩负的使命是争取民主自由，它们又会如何注入和影响王若望的写作。
1940年发在《七月》杂志上的短篇《站年汉》，是我现在能看到的，他最早的一篇小说。写陕西雇工，在共产党翻身做主的影响下，如何打破旧婚姻习俗。文笔朴实，描写也蛮到位、准确，当然秉承现实主义手法，虽然强调了一个概念性的因素：共产党带来了恋爱自由。倒也不落俗套，小说对话略带陕西方言，不乏生动之处。
带着作家的荣光，王若望随进城解放军回到上海。离开时的国民党囚徒，回归时成为年轻有为的市总工会宣传部副部长，发表了中篇小说《乡下未婚夫》，在文坛也赢得盛誉。一直到“五七”反右前，王若望受困于左翼作家的政治姿态，使得他在反胡风的运动中，写了不少批评文章，这是无须讳言的历史，也是这一代文人知识分子抹不掉的精神包袱。要紧的是，如何在当时的历史语境中，去审视人的极具复杂的内心，和他的信仰局限及政治时局交错盘结的关系。简单地斥之为文人相轻，或投机取巧似乎也不尽然。为何在这样一个政治氛围里，作家会争先恐后地用杂文做匕首，为了纯洁的无产阶级革命文艺，毫不犹豫刺向彼此的胸口。
王若望在美国曾讲过：“我们从大陆来的，每人身上都有个小毛泽东，我是个资深的共产党员，恐怕小毛泽东比较顽固”，且不管当时说这话的场合，是为了反对更多的所谓大毛泽东。起码，他具备一种反思的魄力和能力。或可说，他意识到，是身上的那个小毛泽东，驱使他举起刺向胡风的匕首，而胡风的身躯里，难道没有藏着另一个小毛泽东吗。
王若望跟其他参与文笔混战的人一样，最终落入真正的大毛泽东囊中，统统被打成了右派。《步步设防》《一板之隔》等杂文成了引蛇出洞者的猎物。其实，他的思路清晰，文笔老道，宗旨就是看不惯百花齐放中出现的教条主义倾向。这时，他身上的小毛泽东，变成了诗人毛泽东，无所顾忌的抒发感想，为了更好的建设社会主义。如同其他右派一样，出发点都是如何完善社会主义制度。王若望同样秉着这样的批评善意。
我们弄堂里有个五类分子，是个右派。记得小时候，我跟他儿子关系挺好，他爸常常要去里弄参加监督劳动，打扫阴沟之类的活儿，我们还神秘兮兮在背后议论。就是那时，我的这个右派邻居依然衣冠整齐，一双皮鞋总是油亮亮的，改革开放后，全家移居国外了。我直感中的右派不但思想讲究，坚持理想，还衣着讲究，颇具文人雅士风范。
我常想，决不能用我们今天的后知后觉，轻而易举去批判反胡风、反右期间知识分子心态和作为，那么，怎样才能恰如其分地反思和梳理呢。什么又是当时的政治语境，我们能不能像嗅到气味一样，闻到五七年街道的空气里，弥漫的政治语汇，如何刺激你的胃分泌，顿觉胃部在隐隐作痛。或许，那是我们感受政治压力和处境的唯一途径，所谓身临其境吧。
中国知识分子真正开始质疑毛行为的正当性，应该在文革后期。王若望因讥讽毛与江青，获“现行反革命”罪名入狱四年。出狱后也在里弄接受群众监督劳动。后来，中篇小说《魔笛记》中那位“年轻老太”就是江青的形象，他塑造了张健和胡小明两位上海红卫兵小将，怎样在大串联召唤下，前往北京被“年轻老太”委派，回上海清除她在上海滩蓝萍时代结怨的邻居。其中运用了魔笛这么个神奇工具，欲求小说的寓言体成分更浓。除了写到环龙路，即今日南昌路蓝萍租借的房屋外，其情节对话大都用纯粹的革命语汇，可能用意是想以寓言的象征性，直射昔日的红都女皇。
此时，作为“自由化”作家的王若望开始成形。他回忆道：“上海响应西单民主墙，在淮海中路，人民广场南京路一面的大楼，贴出了长幅的大字报，第一回合的语句比起魏京生的几张还要激烈，我赶热闹前往观看，至今尚有印象的大字报，是在淮海中路中百二店对面：毛泽东不是神，是人。四人帮倒了谨防新的四人帮重来！”。（《王若望自传》第三卷）
作为那时一个稚嫩的中学生，我依稀记得淮海中路中百二店的围墙比现在要凸出一些，上面贴着不少打倒四人帮的大字报。学校为了把写周记与四人帮垮台的时事联系起来，建议我们到外滩和康平路现场摘录大字报。我没法确定，那天看见康平路人山人海的场面，是王若望自传中说到的知青回城申诉之前，抑或就是那一次。只见批判四人帮的大字报铺天盖地，从康平路街面围墙，一直延伸到里面的别墅，阴森神秘的大门敞开，人群亢奋，仿佛过节一般。
某种意义上，每场政治运动不正是我们民族的集体狂欢吗。在政治体制的循环轮回中，大自然的节律和社会意识的激变，都会向我们分泌一种狂热的不可抑止的激情。78年相对放松的政治空气，激起王若望久违的政治热望，他与同仁在上海发起成立“中国人权协会”，王若望在自传中仍记忆犹新：“人权协会每周在复兴公园举行座谈，公安人员站得远远的，用摄像机拍下在座的英雄好汉。在座的神态自如，只当没这回事”。（《王若望自传》第三卷）
他逝世后，海外编纂的传略里有这样的评价：“王若望在海外的任何时候，凡是民主运动，无论大小，无论是集会演讲、游行示威、绝食声援……，无论是大是小、是轰动是微弱，无论是主角是跟班，无论是被重视被无视……都一如既往热情积极参与。他是唯一这样做的老人，唯一这样做的名人，也是唯一这样做的民运人士。”如此踏实、谦卑的姿态，不啻给了我们一个直觉上的启示，中国的民主实现，不管从何种角度而言，都需要这样殉道
般的使徒精神，它散发着至高无上的神圣感，同时又匍匐在地面，清扫着人间的垃圾。
王若望从颇有争议的报告文学《饥饿三部曲》，到“一党专政只能导致专横”“两极分化之我见——与邓小平同志商榷”
等文章的发表，完成了从颇具争议的“自由化”作家到著名持不同政见者的转变。某种程度上，类似于苏联的持不同政见者索尔仁尼琴。为抗议当局取缔《世界经济导报》，他带头走上上海街头，身披写着“棱棱风骨”的黄布条游行，这样的无畏举动，
更是八十年代中国民主启蒙思潮的一种永不泯灭的精神征象。
从一个左翼作家，到持不同政见者，这样的戏剧化历程，折射了整整一个时代的精神炼狱史。一个完美的作家，和一个完美的人，哪一个更有意义，恐怕此问题本身意义不大，重要的是，王若望做了他一生该做的一切。
《自由写作》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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