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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四体不勤，五谷不分”(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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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 苇
孔子是一个曾经遭受过辱骂的伟人。有些伟人一生一世都没有遭遇过攻击与辱骂，这恐怕没有别的原因，只是因为这些伟人还不够伟大。孔子曾经的“罪名”有很多，其中有一项不大不小的“罪名”便是“四体不勤，五谷不分”。这项“罪名”同时也是可大可小。说它大，可以从意识形态与阶级立场的角度去认识，这反映的是对于劳动和劳动人民的态度；说它小，它流露的是读书人的臭毛病，手无缚鸡之力，好逸恶劳，奢谈清高，一点生存技能都没有，只能是一个头脑相对发达的寄生虫。远的不说，“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在整个二十世纪都没有也不会有什么好名声。如果再遇到“劳工神圣”或者是张扬劳动致富的年代，“五谷不分，四体不勤”那便如过街老鼠人人喊打了。
这就有一个问题需要澄清：孔子与“四体不勤、五谷不分”之间到底存在一个怎样的关系？孔子在这个问题上究竟是一个怎样的认识？
那就先从“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来历说起。“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出自《论语
微子篇第十八》：“子路从而后，遇丈人，以杖荷蓧。子路问曰：‘子见夫子乎？’丈人曰：‘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孰为夫子！’植其杖而芸。子路拱而立。止子路宿，杀鸡为黍而食之，见其二子焉。明日，子路行以告。子曰：‘隐者也。’使子路反见之。至，则行矣。”从此以后，“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就与孔子之间产生了纠缠不清的关系。孔子的批评者们就以此作为抛向孔子的匕首和投枪。问题是，这种匕首和投枪对于孔子会产生多大的杀伤力呢？
先从孔子对待类似问题的态度说起。樊迟曾向孔子请教种庄稼的问题，孔子的回答是“吾不如老农”。又请教学如何种菜，孔子依旧冷冷作答“吾不如老圃”。孔子厌烦的是樊迟所关注问题的格局太过狭小。对于樊迟，孔子还算留有三分薄面，对于自己的爱徒子路，孔子就不客气了。好勇的子路有时也好战，他谈论战争方面的问题总是兴致不减，每当这个时候，孔子总是一盆冷水当头浇下，有时甚至当着其他学生的面“哂之”，其实孔子耻笑的不是子路，而是子路对于战争问题的投入。卫灵公也曾向孔子请教过兵法一类的问题，孔子依旧回答得是不情愿不耐烦。一般说来，对待一个出家人，奢谈女色，就有些不恭；对待一个隐士，大谈功名利禄，就涉嫌不敬。樊迟一类人的问题，在孔子看来那就是对自己的贬损与不理解。
一般情况下，孔子接人待物总是彬彬有礼的，若有求教问询，孔子总是知无不言，诲人不倦的。但一碰到诸如如何种粮种菜、能否增加税收、有关战争兵法一类问题，孔子立马就像变了一个人，让人不知所措。他对于那些功利的盘算与世俗的趣味，是不会容忍的。他有时就把他的这种拒绝与不屑的表现出来。
孔子的这些做法，实际上反映了孔子的深深的焦虑与忧虑。孔子见识过太多太多好色好利之人，孔子就曾感叹道：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孔子一生的政治报负未能实施，恐怕也多少与这个因素相关。对于孔子或孔子学说感兴趣的君主大致有四位，他们是齐景公、卫灵公、楚昭王和鲁定公。孔子黯然离别鲁国的代理丞相职位，就是由于齐国别有用心地送来八十个人的女乐，一下子就把定公雷倒了，竟然好几天不理朝政，这让孔子别无选择。卫灵公与鲁定公相比，也是有过之而无不及，齐景公与楚昭王也并非是什么“好德”之人。不打破世人各种各样的“好色”想法和做法，他的道德规划与仁政理想就难以实施。这恐怕就是孔子对各式的“好色”问题态度激烈的原因所在。
这里牵扯到君子儒与小人儒之间的关系。有一次孔子对自己的学生子夏说：“女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在孔子心目中有一幅较为完善的道德礼乐构想，在孔子看来这一社会改造计划，应该能够改变东周以来的礼崩乐坏的社会现实。所谓君子儒，就是要在社会国家这一层面上要发挥读书人的教化作用，建功立业，同时修养自身。而不要像小人儒一样滋滋以求于小名小利、在炫耀小的技能上打转转。君子儒强调的是在“毋我”的基础上建立大我的格局，而小人儒则很难勘破世俗的窠臼。君子儒要做的是“学而优则仕”、“知其不可而为之”；小人儒对于如何种好粮食、管理好菜园这类事情的积极性可能就更高。
除了人生格局意义上的不同以外，君子儒与小人儒还存在社会立场上的差异。君子儒把其兴奋点放在思想文化领域的事情上，而小人儒则会把着眼点放在可能会伤及礼义的世俗层面。君子儒很有可能把精力放在“泛爱众而亲仁”等方面；小人儒在对待战争一类的问题上可能就会有许多奇思妙想。孔子对小人儒所热衷的一些事情是嗤之以鼻的。孔子还曾教导子夏，在为政时要“勿见小利”、“见小利则大事不成”。
就在孔子的观点有点接近他的批评者时候，问题产生了。
从其批评者的角度说，以为抓住了“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就抓住了孔子的某些特征，或者是孔子学说的某些内容。孔子拒绝樊迟学穑的事情，也许荷蓧老人曾听人说过，他就以为“四体不勤，五谷不分”是孔子的主张，其实恰恰在这里产生了貌合神离的情况。其批评者正是抓住了芝麻，丢掉了西瓜；抓住了表象，丢弃了问题的实质。
在孔子看来，四体勤，五谷分这基本上是属于小人儒的范畴，他总是以激烈的态度加以拒绝，加以回避，以求矫枉过正，引发人们对于君子儒所涉及的诸方面问题的关注。而世人却把属于小人儒层面的东西，反而转过来用于评价孔子自己，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历史的误会。而这种历史的误会在以后的世代就曾不断上演，这恐怕是孔子自己无论如何也想不到的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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