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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边缘
世界的中心(随笔)
◎
衣
天
每次跟人谈起中国的现状，我总喜欢将其比喻成高压锅——一只没有减压阀的高压锅，一只不断沸腾的高压锅，一只极度危险的高压锅。各种各样的社会矛盾，引发着层出不穷的极端群体性事件，让它越来越接近爆炸的边缘，而置身其中的芸芸众生，就像一只只猪蹄，在谎言的麻醉下，正享受着慢慢被炖烂的过程，值得庆幸的是，还有一些猪蹄仍然清醒，它们拒绝被炖烂。
对于一只清醒的猪蹄来说，最幸福的事情，就是能看看高压锅外面的世界。因此，每次到香港这块自由的飞地，我都有一种无法言说的轻松与兴奋。就在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我突然发现，原来
“香港自由行”这个提法，本身就意味深长。内地的游客到了香港，不仅可以购物，还可以感受自由的氛围，呼吸自由的空气。在香港，自由是具体的，是可以触摸的，而在国内，自由这个词语，虽然经常挂在我们嘴边，但它却可望而不可及，是不折不扣的奢侈品。时至今日，词语仍然是敏感的，因言获罪的状况，非但没有改善的迹象，反而愈演愈烈，于是乎，有人在网络上笑称，中共浑身都是G点，话虽粗俗，但却是相当妥贴的。
2011年7月23日，是二十四节气中的大暑，也一年中最炎热的日子。我这只幸运的猪蹄，又一次逃出高压锅，到香港中文大学参加独立中文笔会颁奖典礼暨十周年会庆活动。烈日下的校园，空空荡荡，从太平洋上吹来的海风，带来了些许的清凉，笔会的兄弟姐妹从世界各地赶来，为了一个共同的理想，聚集在雅礼宾馆一间几近逼仄的小房间里。那些从中国官方的文学史上遗失的名字，那些英雄般的名字，曾经遥不可及，如今近在咫尺，我曾经仰望他们，就像仰望天上的星辰，如今听着他们激情四溢的谈话，仿佛置身梦中，能成为他们中的一员，我万分荣幸。
颁奖活动在7月23日下午举行，简朴而又隆重，三张空椅子上安放的刘晓波、刘贤斌、札迦纳的画像，让现场有一种庄重而悲壮的味道，国际笔会和美国笔会的同仁，也专程赶来，我虽然听不懂英文，但能从他们的语气中感受到真诚与情义，亲切与温暖。颁奖典礼之后，举行了“纪念独立中文笔会十周年和国际笔会九十周年座谈会”，座谈会的时间虽短，却意义深远。三位创会会员贝岭、马建和孟浪追忆了笔会的前世今生，梳理走过的十年道路，重新阐述了笔会的方向。对他们的观点，我深以为然。
笔会创会会员的名单，是一串光彩夺目的名字，他们多是六四之后流亡海外的优秀作家，伴随着他们的身体一同流亡海外的，其实是文学的良知，是一种高贵的文学血统，那就是作家的独立精神，文学的自由精神。在流亡的岁月里，他们的肩头都背负着一种沉重的行囊，这行囊之中，装着祖国，在异乡冰冷的天空下，母语是唯一温暖的火焰，他们用母语写作，这是唯一的还乡方式。可以说，没有人比他们更加关心这个国家的命运，没有人比他们更加痛心这个民族的前途。然而在国内，独立、自由的写作精神遭受着一次次的阉割和自我阉割，知识分子走起了猫步，作家变成了政治和商业的奴隶，变成为了自动投币的唱机。马建先生曾在法兰克福书展上的疾呼，这些作家不代表中国，因为在他们的作品中，读不到中国的大事件，而在这些大事件的背后，聚集了多少冤魂，不关注这些，就读不到中国人心灵的挣扎与呐喊，读不到巨大的荒诞与人性的扭曲。这样的写作，是无效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我认为，笔会的创立，表面上说是流亡作家的集结，本质上说一份高贵文学血统的回归。
随着中国在经济上的强大，中共也变得越来越傲慢，经济不仅成为掩饰国内矛盾的遮羞布，也成为了国际谈判的法码，与此同时，言论自由的境遇却在不断地恶化，自由表达的作家，成为他们的眼中钉，肉中刺。因为，这座貌似宏伟的大厦，其基础是用谎言修建而成的，一旦这些谎言被戳破，整个大厦都将坍塌，那些看似坚固的东西，瞬间将烟消云散。
布罗茨基说，“自由/是你忘记如何拼写暴君姓氏的时候”。自由是人的一种天性，也是一种与身俱来的权利，对于一个作家来说，自由的表达更是写作的前提，小说的精神从本质上说就是一种怀疑精神，小说家不能与时代通奸，不能与统冶者通奸。作为一个青年作家，我是幸运的，因为从一开始，我的写作就是自由而独立的，我的灵魂就是纯洁而高贵的。十年来，许多像我这样的年轻作家，进入了笔会，壮大了笔会，成为源源不断的后续力量，我们都是幸运的，我们继承了一笔文学的秘密遗产，我们越过了一个平庸媚俗的时代，与一个伟大的时代实现了无缝对接。
在座谈会上，贝岭一再重申，笔会是一个作家组织，其首要任是保护作家的言论和创作自由。而马建先生认为文学与政治是作家的两个翅膀，缺一个都飞不起来。应该说，小说诗歌与政治随笔确实是笔会中客观存在的两种写作方向。我认为，站在对民众启蒙的角度上说，这两者的差异有点像中医与西医的差异，中医的特点是整体的调理，而西医的强调的是对症下药。当下的中国，谎言像铁丝网一样坚硬，统冶者热衷于制造词语，并用这些词语迷惑民众，作家应该像《皇帝的新装》里那个小孩，用文学的方式，戳破谎言，说出真相。每一个词语都包含着作家的态度，每一个人物都包含着作家的思想，每一个作品都包含着作家的立场，而这本身就是一种政治，文学离不开政治，但文学要以自己的方式介入政治，否则，必然陷入教条主义。文学的疆域无限辽阔，文学的力量是强烈持久，它是灵魂的改造一帖良药。而政论的特点是非常精准，攻击力强，在短时间内，可以形成一种爆炸的效果。这两种方式，并不冲突，是自由的土壤里长出的两棵大树，体现着笔会的自由、包容与多元。
十年来，我们的笔会获得了长足的发展，刘晓波先生获得诺贝尔和平奖，让世界看到了我们的勇气。
廖亦武先生，也将用他的《证词》，再一次震撼了世界。对于一个摇头乞尾的作家说，他的每一个作品，都是伪证，对于一个自由、独立的作家来说，他的每一个作品，都是时代最有力的证词。刘晓波先生无疑已经代表着一座高峰，但们我同样期待着廖亦武，期待着笔会的各位大家们能成为另一座高峰——文学的高峰，如果有了这两座高峰，我们的笔会将会变得更加强大。前不久某报曾在社评《不流亡，也能去德国》中写道：
“西方国家这些年关注的中国‘异见人士’，可谓换了一茬又一茬，但这些人在中国轰轰烈烈的发展和变革大潮中，实际上处于非常偏僻、边缘的位置。”只要对中国的基本情况稍有了解的人，就会发现这样的结论，是多么的可笑，多么的苍白。这样“偏僻、边缘的位置”是谁的功劳？不正是中共控制言论的结果吗？不正是中共打击自由作家的结果吗？我要说的是，中国的边缘，其实就是世界的中心，廖亦武先生是如此，其他自由表达的作家也是如此。我们非常乐意成为中国的边缘，因为那意味着，我们远离了谎言，接近了真相，远离了专制，接近了自由。
2011.7.28
《自由写作》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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