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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山下乡”纪(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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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民昌
（今天是我当年“上山下乡”的日子，四十二年过去了，时光如隙，不知不觉。回想起来，记忆犹在，历历在目……其中，一些人已作古，只有音容宛在，令人难以释怀。
我写下拙篇，为昨天、为今天、也为明天，为了没健忘的人们，为那曾经的中国。）
父亲一直在焦虑中，一天，晚饭后，他说：你还是要下乡。
我木然地坐在那儿，没回答，看来父亲也顶不住了。
1969年春开始的“上山下乡”运动从大城市蔓延开来，大、中学生要成为农村的“知识青年”了。父亲让我从桂林市迁到他搞“三线建设”的四川省，西彭镇躲一躲，以为会有照顾当工人的机会。可是，六冶公司也在动员职工子女下乡，他是干部，更躲不掉了。
父亲说，他曾看到满载着“知识青年”的轮货船一驶离码头，就听见船上、江边哭声一片。
父亲心绪沉重地说：十几岁的孩子，该读书啊。
户口迁到西彭镇，就要在陌生的四川农村“上山下乡”安家落户了，我也一阵阵的焦虑。
几天后，轮到我“上山下乡”的日子终于来了。父亲被迫领了一百二十多元的“安家费”，去买了棉絮、脸盆、热水瓶、毛巾、解放鞋等，翌日上午就带上我去公司开会。
我随父亲走田间小路去公司，一前一后的没说什么话。父亲的愤然此时已平息，他已不再提“误人子弟”的话了。他开始安慰我，说在农村或许呆不了多久的。如今，他让别人来安排，我是听命运的安排。
会议室里坐满了人，一进门就听见“轰”地一阵嘀咕，我心神恍惚，低头不语。父亲与我坐在前台。
开会了，先有个比我大点的男青年发言，他代表“知青”（知识青年）表决心；然后，父亲上台发言，代表家长表决心。
父亲拿出讲稿，我断断续续地听见父亲讲出响应号召的话……我知道这些都是过场，都要表态的。
散会了，照例有一阵掌声，这次有二位“知青”要下乡，许多人都过来看我们，并小声地品头论足。有无数眼睛掠过我的脸，有阿姨问我多少岁了，有人抚摸我的头说：“张工的孩子，象啊……”（张工，张工程师的简称），其中，不免有惋惜的口气。
许多的问候我都忘记了，至今，我仍记得一人，他指着窗外的远方山峦对我说：“你下乡的那儿以后要建工厂的”，他暗示我以后会出来当工人——那次大会，我就记住这一句美丽的预言。
听说要安家落户的地方是紧挨西彭镇的元明公社。
中午刚过，两辆大卡车就来送我们下乡了，二位知青家属，一家一辆。
父母亲和二个小妹都来送我。看到母亲很吃力地爬上卡车厢，我双眼涌出了泪水……
汽车迎风奔驰，一家人随汽车颠簸，我心里翻箱倒柜。别人的说笑我听着都是嗡嗡声，我有气无力，随便汽车把我拉到哪里。
不大一阵就到了“元明公社”。公社在镇上，元明镇比西彭镇小，入镇口有几棵粗大的树，路上铺着大块的青石板。公社在一个搭有戏台的古旧院子里，一阵手续后，我们一行人又上车，绕到公路上，听说要去离公社最远的大队。
汽车又在山间公路奔驰，到一小山峰前停了下来，马上，我听见了零碎的锣鼓声……
此时，车下一群男女村民敲着锣鼓，他们迎了上来，一边与人们握手一边抢着拿行李。
尽管是笑脸，村民的脸上却缺少光泽，明显地枯槁、消瘦，穿着比西彭镇附近的村民更旧朴……我随着人们下了公路，朝坡底走去。
天空下起了细雨，小路泥泞，一行人离公路越来越远了。
小路前面是起伏的沟壑，锣鼓又零星地敲起来，锣鼓声在空旷的山谷中多少显得勉强可笑。
又走过了很多起伏的沟壑，才到了一座耸立着几棵高高柏树的大宅院门前，人们大喊到了。
大宅院背靠山坡，面对几块水田。宅院里较宽敞，高墙厚壁，院内几间大瓦房围墙而筑。这里也是大队部。
有人领我们到院内一间屋里，只见此屋空间很高，屋顶房梁高架，小窗，光线昏暗，屋内空空，仅有的一张小桌子上放着一盏煤油灯，两张木床上已铺满稻草，这就是我们的“家”。
村干部和六冶公司的领队交谈着，父母亲也不断点头，心绪复杂地听他们谈“知青”的安排。或许谈到山村的明天，或许谈到生产队的照顾，或许谈到了粮食和蔬菜，或许很多……送我们的人东瞻西望，好奇地在院里转悠，我黯然地站立一边，没有一点兴致——我想：我的未来就在这院里？
时间过得很快，天空黯淡，送行的人要回去了，父母无奈地看着周围的一切，母亲眼中噙着泪，拉着妹妹与我挥手告别。看到一行人离去，我伫立在门口，也挥手告别，苦涩地微笑，努力装作无所谓的样子。
他们都走了，偌大的院子顿时静下来，天空也暗下来，想到他们不会再来了，我鼻子一酸，泪水盈眶……
随后，我坐不住，心烦意乱地在院里转：母鸡正在领小鸡归巢，我不敢多看；转身去牛棚，牛犊在吃奶……我想，她们都有家啊！我辗转又看到院里的小卖部，小卖部很简陋，就是住房的床前摆两个柜台，墙上有两排货架，几个酒瓶与几包烟摆在那里，空荡简单。
正是十一月，已有寒意。细雨仍在飘落，落在水田里；细雨也侵湿了远近连绵的丘陵，无声无息。秋雨秋风，风雨如晦，这是我梦里都没有到过的地方，一切都是那样的生冷，格格不入，我打了几个冷颤。
我极力设想这不过是又一次学校“学农”罢了。“学农”时再苦再累也不觉得，因为想到是来锻炼，是要回家去的。可是，现在呢？我不敢多想。
小时候羡慕苏联宇航员加加林，写作文想当科学家；后来又想当画家、文学家；文革来了就想当兵；之后，只想当个开汽车的司机了，没想到如今竟当了农民。一次一次地“革命”，理想一次次地被打折。“紧跟”毛主席轰轰烈烈搞“文化大革命”，一腔热血竟被跟到农村，要挖泥巴，种蔬菜，种粮食，自生自灭了。
如此革命似乎就是要“运动”得颠三倒四，最后，“紧跟”者却不知道自己的命运。那一刻，我有莫名的疼痛——我才十六岁，我想读书啊。
六冶公司就我们两个“知青”到这僻壤山乡。
当我看到别人家端一碗红薯稀饭下咸菜，再看我们那冰冷的灶台、空空的屋子，都寂寞得可怕。我一阵阵地悲哀，这儿何时才能建工厂？我竟怕陷在这山沟回不去了。
天晚时分，我按捺不住，一股难以割舍的牵挂涌来，我找个借口，请了假，带上手电筒，不在乎一路的雨水泥泞，不管一路的恶狗狂吠、追咬，赶了近三个小时，最后竟顶着星光回到家——父母见我，又惊又喜。一番询问后，父亲摇着头说：“不该回来呀，刚开始要注意影响啊。”
我哪还能管什么影响？一个人理想的破灭就已被抛弃，其它的什么都无所谓了。我只想家。离家了才倍感思家，此时，屋里的一桌一椅瞬间那样亲切。
晚上，我躺在被窝里裹得紧紧的，希望天不要亮，就这样，那怕茅屋陋室……
天还是亮了，听父亲的话我要赶回农村去，父亲说会有希望的，全国那么多知青都下去了，别人不是没回来吗。他还说给我买个半导体收音机，以解寂寞。
离家的路上，我几步一回头，看西彭镇慢慢地远去。只能望到工厂房顶了，我还伫立了一阵……
回到队里，我披上新蓑衣，戴上斗笠。我跟妇女们在细雨飘扬的小山堡上挖红薯，她们在前面挖，我跟着后面捡，旁边还有几个小孩。我扒去红薯上的泥土（不能用手套，否则被说成怕苦），堆在一边的箩筐里，然后有人挑走。这样轻松的活都是为照顾我，男人们都在地里犁田或挖田坎。
队长是个癞头，头上戴一顶旧帽子。他叫陈开路，快三十岁了，还是单身，也许主要原因就是头。可他并不丑，他很善意地对我谈笑，说缺什么就找他。
在小山堡边干边说笑的妇女们，看到我忧郁着脸，自然也不来打扰了。我埋头默默地做着事，开路队长不时地走过来，指导我怎么做。
时间过得很慢，许久，我看红薯藤蔓铺了一地，我站在地头，手上尽是泥。
小山堡连绵在丘陵中，贫瘠无奇，我笨手笨脚的又抹着红薯，旁边几个小女孩不时地瞄我，他们也有说有笑……他们哪知道我内心的苦，我直想哭。
估计这山头最笨的人就是我了，最简单的农活我都干不好。后来，队里一天算我八分五的工分，接近十分的全劳力了，这是因为有“知青政策”吧。
十几岁了，开始干农活了，人生又是从零开始；过去学的东西都等于零，白过了。想想过去，“紧跟”文革号召，“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可似乎都与我无关，自己却在不断地开头，不断从零开始。人生还能开多少个头？我们就这样被折腾。
毕竟不只是几天的“学农”，每天都是难熬的日子。山村里没有报纸、没有杂志，只有几本“红宝书”；没有色彩，没有言语，没有热情，我神思恍惚的出工下地……晚上，在煤油灯下，空洞的屋里显得更昏暗，墙上狰狞的影子就象恶梦，我心烦意乱，躺在床上胡思乱想。我想到可以装病，装一上山就头昏的“高山病”，这样我就可以申请回家……我睡在床上翻来覆去，想法如何离开，不能这样留在这山里。
我们做饭，隔壁的农家一哑巴就好奇地过来看，他帮我拉风箱，看我们煮饭，看比我大的“知哥”很节省地滴几滴菜油在锅里炒白箩卜，红箩卜……
哑巴的父亲是副队长，他有队里库房的钥匙，成份贫农。在我看来，他家现在还是“贫农”，家徒四壁，除了家畜和几张旧床，窗户都用纸糊，没有什么好东西。
副队长是文盲，要写点什么都叫上我们，没事了就聊点什么。一次，听说三年闹饥荒时，他到库房偷偷拿东西回家，被人看到，说他不公正。
一次聊天，他随口对我们说，当年村里“土改”时，他权力大，掌握着公章。那时，为图方便，他用麻绳捆着公章吊在腰间，每逢枪毙人只需他戳一下即可。
正逢挖红薯季节，经常一篮篮的分回来，吃了几天干饭后，我们也学着老乡放点米煮红薯稀饭，后来吃得我肚涨胃酸，看着红薯就犯瘾。那位“知哥”似乎好点，忍耐住肚子翻胀，每天仍往锅里扔红薯。
队里大多是山坡，水田少，粮食产量低，此大队在公社边缘，是山地。因为下乡得晚，此地大约是被选剩了的地方。
出一个整工是一毛五分钱，当时买一个大点的鸡蛋就需二毛钱，我上一天工还不如母鸡下一个蛋。
每天清晨，下乡的大同伴就起来做好了早饭，我看他似乎没事一样，我只好也作平安无事，吃完饭我们扛着锄头就上工去了。
开路队长晚上常来，他关心我们的吃喝，看缺什么第二天就让人送来，他叫我到他家的自留地里去摘菜，说队里的菜地长得不好。还说我开始肯定不习惯，时间久就会好。他提到队里每人只准养半只鸡，多养就是“资本主义”，不过我们知青多养两只没问题，不怕我有“资本主义”。
后来，熟悉了，他还开玩笑问我们是否有女朋友，他故意找轻松的话题，我心里很感激，却只会尴尬地裂着嘴，使劲也笑不起来。
晚上，大队的男女青年们也爱来看看，都是些民兵、队长、团支书记等。他们一来我就去小卖部买包烟，八分钱一包的“经济烟”。他们看我不抽烟，开始还别扭，后来就随便起来。
那一段时间，我们的家就成了聚会点，队干部、社员们都爱来，天南海北地“摆龙门阵”，中间还插一些“荤”笑话，聊村里村外的男女风流之事。
有一次聊到“吃食堂”，就是1958年开始的三年“大跃进”，大队、小队社员“吃食堂”。吃到最后，没有粮食了，只好将红薯藤切碎，打成稀浆状来煮吃。后来饿死人了，尸体就用门板摆放食堂一侧，待有人囫囵吃了藤藤叶叶后，有点力气了再抬去掩埋。后来，连红薯藤都吃不到了……当时，听得我不寒而栗。
秋风渐渐，一天比一天冷，红薯地一块一块地挖完了，农活不多了，我逃离的设想也一天天地被风吹走。在贫瘠无奈的生活中我学会捱。
冬天来了，不久，那年“一打三反”运动来了（‘一打三反’，指按照1970年中共中央发出的三个文件开展的运动，即1月31日发出的《关于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的指示》，2月5日发出的《关于反对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的指示》和《关于反对铺张浪费的通知》。在当时“左”倾思想的指导下，以政治运动的方式，相当多的人被判处死刑、无期徒刑、有期徒刑。）
那年，也有知青成为农村政治骨干。当时，一位知青骨干来到我们大队。据说他是工人的后代，“红五类”，正被培养成“接班人”，已经是预备党员了。
一天晚上，北风凛冽地吹着。大队里将被审问的“阶级敌人”驱过来，他们每人提个小马灯，照例畏畏缩缩地排队蹲在大门口。因为是地主、富农分子，大多已是风烛残年的老人。我看到几位还是白天在一起干农活的老者，一时，我与同伴都觉得尴尬……晚点，“骨干”与另一位知青有事要出去一趟，我送到门口。此时，只见“骨干”迈过门槛，在即将上小路时，将蹲在路边一老者踹到了冬水田里，还骂了一句什么……或许那老人挡了他的路，或许看不顺眼……眼见老人跌落在寒冷的冬水田里，站立不稳，几次挣扎着又跌回到泥水中……最后才沿着田坎爬了起来。老人支撑着，一身泥水，湿漉漉地哆嗦一阵，又老老实实地蹲回到排队的田坎边……
偏僻山村，“阶级斗争”的弦照样绷得紧紧的，敌我矛盾，你死我活。我家过去不是“无产阶级”，在学校就常让我心有余悸，知青在农村是来受“再教育”的，“立场”很重要，否则，后果不堪设想。当时，这位“骨干”已经具有如此“坚定立场”，对敌如仇了。（后来，他竟一路青云，成为党的厅级干部，中年死于癌症。）
山村与外面一样，世俗的尊卑贵贱全在出身了。地富家庭的子女都是干最累的活，工分偏低，出身不好老人也卑贱，任人凌辱；出身好的家人分粮食都可以挑三捡四，分量也足，哪怕小孩子也趾高气扬。
那时，农村里迎娶婚嫁更是“以阶级斗争为纲”，家庭出身导致了许多年青男女的悲剧，也左右了许多年青男女的一生。
年底了，我邀请开路队长到我家，饭后，他跟父母说：响应毛主席的号召下农村，常回家看看没什么关系。
年底了，生产队里各家开始准备过旧年了。此时，家家都会杀猪，养了一年的猪了，也长大了。只有杀了“年猪”才会有肉和油吃，一年的辛苦到这时才有结果了。
此时，“贫下中农”家杀猪都会来叫我们去吃“刨猪汤”，而成份不好的人家可不敢叫我们，怕被扣上“拉拢腐蚀知青”的罪名。那时的规定，每户要上交一半的猪肉给国家。即上交一头猪后，自己才可以杀一头吃，养一头猪的人家只能吃半边猪了。
杀猪时，请亲朋好友，说是吃“刨猪汤”，其实做了很多肉，一碗一碗的肥肉扣在桌子上，从来没有的丰盛，这也是老乡们辛苦一年后为数不多的能吃到肉的日子。只有此时，平时枯槁、消瘦的老乡们，男女老少的脸上才会有些光泽闪烁。
在那肉食品极端匮乏的时期，那真诚朴实的父老乡亲，一定要请我们去吃“刨猪汤”。他们明知道我们两手空空，没有什么礼品送（当地叫“礼信”），也不会有什么回报，可他们仍一再相邀，有的人家一再登门相请，非要我们去作客，倒象是欠了我们什么似的。
那时，我们正年青，尽管也会客气一番，可是，肚里没油，饥肠辘辘，又能吃，白白地吃了十几家，大块大块的肥肉也解了不少馋……
不久，春节就快到了，开路队长眨巴着眼睛，建议要我请大队书记，团书记等干部到家里作客。说起在农村对我的照顾，一定要和他们搞好关系，以后才好写鉴定：什么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虚心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等等。
家有点远，能请他们到家里来一趟也不容易，在饭桌上搞好关系比在地里更容易吧，我点头同意了。
当时，城镇每人每月只配给一斤肉，家里一个月的肉只够吃一顿的，父亲说，没关系，我们以后就多买点鸡鸭吃吧。
那时，不谙世事的我还是明白一、二了，我还明白在吃饭来往的事上没有乡亲们大方真诚。
时光荏苒，不知不觉。二年后我因会唱样板戏，被“特招”调出来当工人。
离开山村那天，我将大多数衣物给了老乡们，被盖、日用品、粮食等也留下了。临别匆匆，没惊动他们，锣鼓声已不再，我孑然一身，几步一回头……看寂静的山村渐渐远去。
“上山下乡”几年，我看到了中国的城乡差别之大，老乡们生活之困苦恓惶，后来，才渐渐明白这一切都是“人民公社”和“剪刀差”所害。我还懂得许多事不是“劳动”，“再教育”能改变的；虽然大多时候要听天由命，要别人安排，可自己的理想不能放弃，我要在那坎坷的路上寻找未来……
2010-11-13
《自由写作》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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