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家国两茫茫（文论·之三）
——海外中国流亡、自由作家研究
◎ 周冰心
英、法语作家群研究
第一节
“东方主义”下的法语还魂
在第一章里已经阐明了流亡潮的产生都因为政权更迭和独裁专制，如果一个政权能宽容的容忍一切不同见解的人生存和发展，以开放的姿态让多元文化并存，就不会有流亡者产生，而且还会产生良性的政权，历史早已证明，那些放逐知识分子的政权都会迎来覆灭的一天，前苏联、东欧诸多独裁国家政权都早已在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之交灰飞烟灭。现在看来，只有西方的开放、民主政体能作到这一切，加以制衡，特别重要的是，他们有一部关于“政治避难法”的法典供全世界流亡者有一个避难所。
早年流亡法国的学者、画家、作家程抱一，同二十世纪中叶因众所周知政权变更而逗留流亡海外的一大批中国知识分子一样，国族命运改变了他们的生活路径走向，这是他们无法选择的现实，那批人中就有日后享誉世界的赵无极、朱德群、程抱一等年轻艺术家，现在，程抱一和朱德群都分别于2002、2003年当选法兰西学院院士，成为终身荣誉。三人的遭际都大同小异，都因为艺术留学法国，又都因为国家政权更迭而无家可归，如果说他们的流亡是被动的，那么，40年后的1989年“六·四”后又一轮中国知识分子出走海外，则完全是主动“逃亡”，逃离那个到处迫害“异议”知识分子的母国，事实证明二十世纪那两次“流亡”和“逃亡”是中国知识分子历史上的最明智、最有力的对抗，而对抗的对手是那个以谎言和暴政延续中国“后封建独裁王朝”的政权。程抱一是以研究中国古代诗学和艺术而出名的学者型艺术家，在本书里，我对他在这一领域的成就不作研究和评判，只对他的用法语写就的小说文本《天一言》（《Le
dit de Tianyi》）作一番阐释。
拥有自由之身，可以自由表述的一大群脱离“母语”的“中国作家”里，有许多人从一开始就自觉的将“中国语境”用法语及英语等西方强势语言写成，叙述的是地道的“中国故事”。第四章研究的哈金就是在西方英语世界近年来影响最大的作家之一，还有已进入主流英语文学视野的汤亭亭、谭恩美等，但她们叙写的虽也是“中国语境”，但因她们多是第二代或第三代中国移民，早已对中国没有亲身经验，大多是臆想和想象中国，她们小说里的中国意象也被“东方主义”化，本书意在研究有中国大陆亲历经验，流/逃亡后又叙写“中国语境”的作家，汤、谭显然不在此列。对英语文学形成影响的还有张戎、郑念，这两位不同时期出现的中国女性现今生活在英国和美国，虽然她们在西方引起关注的文本都将目光瞄准“中国文革”，但她们之间的差异性也是显而易见的，她们的出生、成长背景也大相径庭，她们的“中国记忆”是非虚构文学，是叙述给西方读者听的，是她们在中国的亲历，而不是虚构性文本。法语文学里有程抱一、戴思杰、山飒、高行健（高有少数几个话剧剧本是用法语写成）等作家,他们的语境特征还是“中国记忆”，虽然，记忆是用法语来记述的。本章将探讨上述作家英、法语营构的“中国语境”小说，虽然，他们没有高行健、郑义、袁红冰等“流亡作家”的绝觉性姿态，但可以肯定的是，他们都是“逃亡之路上的中国作家”：逃离政权压抑自由的大手，逃离意识形态规驯的阴谋，逃离无所不在的监视眼光。
长篇小说《天一言》是程抱一书写生涯中第一部小说，1998年9月在法国巴黎出版。程抱一自1949年赴法国，1973年加入法国籍，这已是他无数本用法文出版的书籍之一，在这之前他只是扮演在西方介绍、诠释前现代中国诗画的角色，很少袒露回望他自身所处的时代苦难和精神乡愁，更没有那种将自己的生命体验置于二十世纪中国诸种荒诞、流离语境的构设叙事文字出现。在耄耋之年，他用法语这个非母语的语言回叙了一个叫天一的中国画家的坎坷一生，古中国文字的灵隽和淡雅，坚实的传统东方叙述，执著的友爱之情，哀伤滴泪的中国梦叙事，荒唐岁月里的真挚情感，都指向一个二十世纪个体肉身体验背后的“集体记忆”复原。《天一言》里没有迭宕起伏的悲剧叙事，只是平缓渐进式的一步步愁绪浸淫；没有日后大陆作家对“反右”、“文革”等残酷戕害知识分子运动的狭隘平面诉苦，只是不动声色的用主人公天一对孙浩郎、卢玉梅亦友亦情的持久默爱，对抗发生在中国大地上那一次次“红色法西斯”运动；更没有停留在用意揭橥受迫害的狭小层面上，而是用流浪画家天一、红色政治追随者浩郎、川剧艺人玉梅这三个运命大相径庭的各自遭际考量整个时代悲剧的源头，用他（她）们之间的铮铮情义消解酷煞铁幕，虽只在小说里反复出现区区三人，但视境不可谓不宏大而深远。那是暌隔故土虚构故国语境的程抱一超然之处，他没有为此前20年风行大陆的讨伐“文革”“伤痕小说”模式所局囿，而是用西方人文主义的“小我”情怀击破了“回归神话”和“大我铁幕”。
程抱一用法语构建的“中国语境”现已回到故土，中文版的《天一言》在大陆以及其它9个语种的版本都已出版，在法国也获得多项文学大奖，但在大陆文学界，似乎并没有引起多大的惊奇和波澜，大陆意识形态豢养的评家和作家都一致缄默，这本是在意料之中的事。他们“受驯”的肉体倘能体察出《天一言》里的呜咽之声和悲情殇歌，倒反而是个惊奇的事情了。
程抱一在长篇小说《天一言》里，用域外之身讲述了一个地地道道的
“中国梦”，中国现当代语境里的诸时段苦涩元素都一一镜现，在本文创作理念上程抱一遵循法国19世纪作家普鲁斯特在《追忆似水流年》里强调的：“真正的生命是再活过的生命。而那再活过的生命是记忆语言之再创造而获得的。”。与其说程抱一让天一活生生的以回忆口吻追忆往事，生活在一个逼真的“中国梦”情境里，毋宁说是他的生命历程与天一重叠在此，也许在作者内心深处，天一就是程抱一，现实经历与文本世界的置身互换已被作者完全溶化为一体，使得《天一言》的本文力量能以独特魅力发散。
对于那个“中国梦”，程抱一在中文版自序有交代：“我们之中有谁，自从投身、长大在那片土上以后，得以忘怀其河山之锦绣无边呢？有谁不曾聆赏其‘千里莺啼绿映红’，领略其‘秋水共长天一色’，倾心于‘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会心于‘此中有真意，欲辩已忘言’？可是我们之中又有谁不曾为那片土上回环不断的大苦大难而困惑，而震惊？那亘古未绝的频频天灾，那比天灾更为惨烈的人祸，那值得自负的悠久文化却五千年未能带来一次持续数十年的平安和谐。历史的深渊，当代的深渊，不可思议的黑暗、专横、残暴、荒谬；无尽的欺骗、冤屈；无底的迫害、酷刑……”。
“‘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行道迟迟，载渴载饥；我心伤愁，莫知我哀！’就这样槁木式地叹息了么？就只这样死灰式地吞声了么？不尽然吧。从万千数不清的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人群间，漫起了形象，脆弱然而执著的形象，平凡却又独特的形象。他们有血有肉地活过，刻骨铭心地活过。……面对生命与创造之大奥，他们尽管卑微，也不懈地发掘过、探求过、质问过；尽管无声，也在苦恋之尽端，拯救了人性，拯救了尊严。……无论那历程是悲剧的，抑或是超脱的。……你也许可能真心地遗忘了那些原生的饥渴与想望，真心地认为如此历程未曾有过。……也许它是为未来世纪的人写的，·····也许他们会惊讶地发现，在这个时代的这角地域上，竟曾有过这样激情的人物以那样激越的方式步过了人间。”[1]。
之所以引用较长篇幅的程抱一序言，就在于指出作者在二十世纪末写作《天一言》时的内心衷怀，对他的“中国梦”作一个开宗明义的交代，并把程抱一笔下的“中国梦”放置到所有海外中国知识分子们对母国的精神牵系、回拽的忧心层面上，这在本书所有论及的文学作品里都有体现，这是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特有的“感时忧国”传统。
《天一言》通过天一这个流浪汉一样的天才画家一生坎坷境遇、情感变异作为叙事主轴，再现了个人在历史潮流无情播弄下的孱弱和无助镜像。整个小说叙事空间跨度几乎涉及中国二十世纪苦难的全过程，其中有军阀混战、日寇侵略、流亡陪都、国共内战、大跃进、破四旧、反右、文革……。三个来自中国东北、四川、江西东南西北不同地域文化的年轻人天一、浩郎、玉梅因为战争走到一起，三个人身上都具有流浪汉精神。浩郎具有在那个年代时髦的进步思想，他是个诗人，满脑子革命理想，读革命进步禁书，读傅雷、盛澄华翻译的罗曼·罗兰、纪德的法国小说和诗歌，向往革命圣地延安，听《田园交响曲》、《大提琴协奏曲》和《新世界交响曲》等欧洲古典音乐；天一是一个天才画家，他多情、重诺言，向往欧洲自由主义；而玉梅则是地主乡绅家族里一个敢于表达自己独立爱情愿望的小姐，她爱上了一个飞行员，为此她不惜抛却旧家庭出走他乡，并成为一个著名的川剧演员。然而，动荡年代加情爱变故将三个追求不同命运的少男少女送上了三条截然不同的悲剧人生道路，缩绘了当代中国人普遍遭遇的无奈人生。
在《天一言》里，天一从不表达地深深默恋着玉梅，即使他带着浩郎流浪漫游一个多月，去四川偏远的小县看望逃走的玉梅时，也没有表达爱意。流浪路上两人像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美国人凯鲁亚克写的《在路上》一样，吃尽苦头，却喜乐融融。打短工、睡猪圈、讨饭、比拼酒量、躲抓丁，见过乡土中国形形色色的人，云游道士、革命分子、隐士画家、流浪艺人、黑社会土霸主，一路妙趣横生。其时玉梅已成为川剧名角，对天一的友情日益增加，却浑然不知天一暗恋自己，三人在一起过了一段全书最为清纯而无忧的快乐时光，战争似乎被淡化了，友情、爱情夹杂在一起不分彼此，而敏感的天一却发现好友浩郎与玉梅已倾心相爱，天一面对这个结局，只好痛苦的选择离开，最后性情豪放的诗人浩郎则理所当然成为玉梅的情爱选择。抗日战争后期，天一因缘际会的有了一个去敦煌临摹壁画的工作机会，浩郎则去了他向往已久的延安解放区，玉梅在重庆依然唱川剧。1948年，天一有机会留学法国系统学习壁画，于是他离开中国远赴巴黎开始了更大规模的精神流浪，其间，“中国共产党取得了政权，彻底改变了古国的面貌。”[2]。中国大规模的一轮轮“洗澡”、“洗脑”运动随之如火如荼上演，当年的进步革命青年浩郎也因“文字狱”[3]被送进了一片沼泽区里的“劳改农场”。玉梅惊恐万分地来信让我千万别回信。天一意识到“中国对我已经关上了大门，我回不去了，我也不会再回去了。从此，我将流亡异国，这是个不能上诉的判决。”[4]。
被玉梅拒绝回信的天一从此在法国过着无根、魂不守舍的生活，因为回信意味着玉梅有“里通外国”的嫌疑，天一只能痛苦地看着纸上好友、恋人受到执磨而不能去信安慰，他日日痛苦，直到一个法国年轻女横笛乐手蔚荷妮克出现才改变了天一的颓废，他们热情的爱恋使得天一暂时相忘了东方的玉梅。1957年，一封告知浩郎已在劳改营病故的信件又让天一的目光瞄向远东，友情、爱情一起作用在他心头，他决定放弃在法国的一切，包括与蔚荷妮克刚刚建立的爱情，回到中国，去同少年时就煅就的爱情会合。
回到中国的第一件事便是去找玉梅，而玉梅已不堪各类运动折磨、迫害已经自杀，这样一来回国已变得毫无意义，但自由的彼岸已切断了归途，天一也被卷入中国“红色法西斯”运动中。1958年，“反右”运动将天一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在劳改农场，天一无意之中从难友口中得知好友浩郎并未病死，那个体格健壮的东北人在罹患传染病后却神奇的活了下来，但已被送往边疆苦寒之地北大荒，天一为了寻找浩郎，也主动申请去北大荒劳改营。浩郎确实在北大荒，而且像浩郎一样的难友实际上都是当时中国的精英，他们都因为本身的人格优点而被判刑。在那种像西方奥斯唯斯集中营式的劳改营里，天一和浩郎以及许许多多当时中国追求独立自由精神的知识分子，受到了身心上的极大摧残，而天一和浩郎的友谊成为那个酷烈社会、人性堕落中的一段绝唱。“文革”中，劳改营里的天一和浩郎们更是一群受到红卫兵强烈诅咒的族群，浩郎被打为“最顽固的老右派”受到百般毒打，浩郎被生生打死，天一看着那场面崩溃致疯。《天一言》叙事至此嘎然而止。天一的结局，无疑是大多数中国人的现实结果，天一回访的是中国人的普遍经验，而非他的个人痛苦。
程抱一在用法文写就《天一言》里，东西方文化的互动、交融，成为一个明显的特征，在描述现代中国深重苦难、人祸运动、集中营生活里，他仍不忘将中华文明渗透其中，对中国人传达西方人文精神，对西方人则传达中国的虚无精神。“强盗和道士”
[5]精神追求对中国的诠释、象征，让西方人传神地看到中国“东方主义”的暴虐/归隐两极，一体两面；“黄河与长江”地理性格对中国历史演绎的解读，让西方人进入中华文明隧道距离大大缩短：“这两条河，一条粗犷阳刚，是儒家的摇篮，另一条丰盛而女性，是道家的滥觞，它们有同样的源头。”[6]。
毫无疑问，《天一言》描写的是乱（暴）政下一段中国真情，它具有全人类(全球化)普适意义，这也是华裔作家程抱一去国50年后魂牵梦萦的一个中国语境里的“中国梦”，他倾12年之力还原了这个梦，他摭取的战乱、暴政中国里渺小生命的挣扎——寻梦——追求自由——湮灭路线是西方视野里最惆怅的“东方主义”观。
2000年，法国伽利玛出版社（Gallimard）出版了一部用法语写成的叫《Balzac
et la Petite Tailleuse Chinose》（《巴尔扎克与中国小裁缝》）的长篇小说，这部描写典型“中国语境”（上山下乡、知青生活）的小说在西方畅销一时，已译介到二十多个国家，并先后2次获得法国文学大奖，此前作者戴思杰却鲜为人知。
戴思杰1954年生于中国西南四川成都，那里至今仍然是中国人口最多的省分，同那个年龄段的许多同龄人一样，他经历着中国当代史上所有的苦难和荒诞，在文革中（1971——1974）有上山下乡的知青经历，恢复高考后上大学，八十年代留洋风刮起时的洋插队……，毫无疑问，《巴尔扎克与中国小裁缝》是戴思杰的下乡插队经验的再现，这也许是戴思杰们内心世界最为留恋的一方圣地。在大陆文坛，这场“知青风”、“寻根风”，早已在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刮过，有忏悔，有无悔，有控诉，有留恋，有自得，还有梦想回到那个纯真年代的落后野蛮荒诞想法，林林总总，五花八门，早已不再新鲜，也逐渐退出人们的阅读关注视野[7]。现在，轮到海外“中国语境”迟到的忆苦思甜了。也许，在海外的超现代性生活中，那种政治铁幕下的单纯生活与淳朴山乡民风能让他们“梦回唐朝”。中国当代女作家茹志鹃之女王安忆曾极端的说过：“这个时代是一个我不太喜欢的时代。它的特征是外部的东西太多了。物质东西太多，人都缺乏内心生活。我甚至很怀念文化大革命我们青春的时代。那时物质真是非常匮乏，什么都没有，但那时候我们的内心却非常丰富……”[8]。这是非常危险的信号，似乎文化大革命对人的“专制性、封闭性人格塑成”是值得美好记忆的，而多元、准开放的社会反而是令人失望的，这是非常荒谬的论调。总之，新一轮的海外“知青美好回忆”（包括揭露文革戕害人性）两极方向的叙事成为描画“中国语境”
的主轴。
《巴尔扎克与中国小裁缝》的叙事背景依然在中国“文革”时期，这是海外大多数作家描述“中国语境”的一致选择，这种中国人的普遍经验，较之于当下经验的多元、诡秘、肤浅和消费性、实时性具有更大的“情感皈依”。《巴尔扎克与中国小裁缝》的叙事主旨一如书名那样直白，就是现代性/乡土性，西方/东方，自由/拘压，改造/被改造，观看/被看，先进/落后，一组永远两元对立的关系，依旧在萨义德“东方主义”的叙写序列里，丝毫没有溢出迎合“东方主义”圈套，甚至有更为积极的叙事细节在执行“东方主义”的某些观点，是彻头彻尾的“原教旨东方主义”。
一定程度上，戴思杰的这部小说于文学追求上并没有多少出众之处，小说所描述的文革时期中国乡村落后奇观、文化饥渴、野蛮愚昧、精神空洞、情爱荒芜，细节上以阿罗与我偷四眼藏书——读法国巴尔扎克等西方作家禁书——听莫扎特音乐——改造乡村小裁缝——讲电影、小说故事改造村长、老裁缝及村民——小裁缝开化后脱离了阿罗和我，去了大城市，寻找巴尔扎克代表的西方自由民主精神。这些细节链条由小到大，逐渐增大，逐渐明朗，呈现一种隐喻但又明显的价值观念、文明程度递增的速度，似乎在实践“东方需要西方拯救”的“东方主义”律条。毫不夸张地说，戴思杰的《巴尔扎克与中国小裁缝》完全是契[迎]合西方全球想象的“东方主义”的。而书名的两个主体寓意中国乡土文化受法兰西（西方）文化诱惑而出走大城市（西方），更是使得“东方主义”[9]预设的语境、定律得到细节链条支持，这就是这部小说在西方大受欢迎的根本原因。毕竟，谁不想家里的家规被外人称道、仿效呢？
《巴尔扎克与中国小裁缝》叙述了我、阿罗、四眼这三个来自于省会成都的知青，去一个叫荥经县的天凤山插队，插队的山村盘踞在高高的山顶上，山高的连鸟儿都无法飞到山顶，山民受着穷苦、落后、无知、荒芜、贫瘠的肉体和精神双重折磨，现代性的一切成果他们都无从知道，连阿罗带去的小小“闹钟”都成了他们眼中的“凤凰”，知青的一举一动成了山村村长、老裁缝等村民的一个瞩目中心，至于他们带去的小提琴弹奏出的莫扎特奏鸣曲就更是闻所未闻。他们吃不饱饭，没有任何精神生活（当然，《翻身农奴把歌唱》、《想念毛主席》这些‘政治知识’歌曲还是难以抗拒的被渗透到山顶上，以皇权崇拜取代民间文化），我和阿罗大多数时间是到镇上看电影，以回到山上给山民们讲“政治知识”电影……这种类似西方传教士叙事口吻的“亚传教士口吻”是小说的叙事主调。
天凤山照例有一个向往现代性和骑士浪漫爱情的爱玛式的包法利夫人——小裁缝有待拯救，我、阿罗就想办法去偷四眼从成都偷带来的西方禁书，当然，最初，印象最深的是巴尔扎克的小说：《于絮尔·弥罗埃》，紧接着，一皮箱禁书被他们用啼笑皆非的游戏（装北京干部、采集民歌等）偷来了，雨果、司汤达、大仲马、福楼拜、罗曼·罗兰、卢梭、狄更斯……一一出现了，两人疯狂的阅读。“一帮强盗打开了一只装满钞票的箱子”[10]，他们如是虔诚评价这次阅读禁书的情境。“我心中只感到一种仇恨”、“我恨所有那些禁止我们读这些书的人。”[11]，一个打开的西方的潘多拉盒子，跳出来的不是妖魔鬼怪，而是“光明”、“自由”、“激情”的精灵化身。
“我就没日没夜地看那些西方小说”[12]，“尤其是被女人、爱情、性的神秘世界所征服”[13]，“有了这些书，我就可以彻底地改造小裁缝了。她将不再只是一个普通的山里姑娘。”[14]，“第二天天刚拂晓，阿罗就忠实于他那塑造一个美丽而又有文化的姑娘的伟大抱负”[15]……西方自18世纪有小说史以来，第一次在东方被彻底视若神明，“五四”时期西方小说登陆只是藉以冲击中国强大的封建专制文化，六十年过去了，小说早已对人类精神世界起不到导航作用，并日趋处于边缘衰落地位，在中国的“文化恐慌”时代，居然将一个世纪甚至两个世纪前的西方小说当作“文明读物”期待“改造东方”，对西方读者来说不能不说他们的“东方主义”是何其正确，中国又何其悲哀，值得“垂怜”。
阿罗与我自然将巴尔扎克小说故事夜以继日地宣教给小裁缝、老裁缝、村长听，实现他们的“改造之梦”，于是小裁缝开始渴望外面的世界：“小裁缝正照着小说《包法利夫人》中的文字描述，在给自己做一个胸罩。”[16]，一个向往现代性城市生活的“中国爱玛”已经诞生，被西方/小说驯化和改造已经成功。“咱们几个月的阅读终于没有白费。”[17]，小裁缝从小说里认识到爱情、自由，生活已开化到怀孕并堕胎。“巴尔扎克让她明白了一个道理：一个女人的美是一件无价之宝。”[18]，她体认到了自我，开始寻找自由，并最终离开了天凤山去“爱玛”向往的大城市。
一个男人想改造一个女人，反而被这个女人超越。这是人类最古老的叙事话题。在这个话题方面世界上许多小说家都乐于耕耘。日本“中间小说”领军人物渡边淳一在他的代表作《化身》里就刻画了这样一个故事：城市中年知识分子秋叶倾注全部精力改造好了来自乡村的吧女雾子，当雾子出落的令人刮目相看时，他们的爱情也到了终点，雾子离开了秋叶，有了更大的发展目标。
在戴思杰《巴尔扎克与中国小裁缝》中，不知自由、爱情、民主滋味的山村小裁缝被巴尔扎克小说改造还并不同与《化身》里的改造，《化身》里充其量只是吧女雾子“身份与趣味、习惯”的改造，而小裁缝的被改造完全是东方被西方的改造隐喻，这里有着巨大的所指。
戴思杰的文革文本《巴尔扎克与中国小裁缝》无论与袁红冰的冷峻揭橥真相，还是高行健的文革忏悔反省，郑义的对现实保持批判勇气和激情，程抱一的知识分子为忠实于爱情、友情不惜回国受癫狂年代肉体凌割，本文力量上都显得单薄和过于投和西方趣味。
2003年，戴思杰出版《释梦人》（Le
camplexe de di）（又译《狄的情结》），当年10月，戴思杰凭借小说《释梦人》一举夺得法国文坛最有影响的费米娜奖，此前程抱一的《天一言》也曾获得此奖。在这部引起法语世界轰动的作品里，戴思杰尝试将西方黑色幽默和心理分析渗透在小说叙事中，虽稍嫌僵硬，但插科打诨的叙事趣味倒也为之弥补缺失。《释梦人》之所以引起西方特别是法国轰动，除了主人公偏执狂般的理想对现世投射的骑士行径，令人忍俊不禁的遭际，还有行文的幽默和诙谐语言外，依然还是《巴尔扎克与中国小裁缝》里拥有的所有叙事元素：法国浪漫性、思想优越性、主义先进性、强势俯瞰性、文化拯救性……，让先进遭遇落后，让理性遭遇愚昧，让开放遭遇封闭，让纯真遭遇变态，让坚守遭遇沦丧……，法国性特征在《释梦人》里俯拾皆是，有时已经演变成令人生厌的文化夸耀。与上部小说巴尔扎克在遥远的法国俯瞰中国、拯救中国相比，这次变成了让弗洛伊德堂·吉诃德骑士般闪现中国，达致映射现世中国的乱象。在《释梦人》里，还有更多的法国文化、思想名人参与揶揄现世中国（东方），法国作家、思想家还是拯救者，而中国（东方）是由千奇百怪、不可理喻的畸形、怪异欲望（追逐处女情结）组成。在《释梦人》行文特色上，《巴尔扎克与中国小裁缝》的浪漫主义情怀完全没有了，变成了诙谐与幽默的现世讽喻，堂·吉诃德（心理学家老莫）以风车为赫赫魔阵（荒唐的寻找最后一个处女）的“骑士之旅”，在“延迟怀疑”里慢慢咀嚼中国消费社会里的苦涩和荒诞。
《释梦人》讲述了一个在法国学习十一年心理学的老莫，在回到中国处处陷入窘境和遇到种种荒唐现实，一连串故事在小说里是那样的令人喷饭和发人深省，让秉承法国心理解析理性文化的老莫游走于“后现代”中国，使碰触到的种种窘迫成为东西方文化对垒的可笑映像，加以“骑士般”展现和嘲弄。在《释梦人》里，戴思杰以喜剧的形式把这种荒诞感成功地表现出来。
小说里男主人公老莫是个四十岁的中国人,是弗洛伊德的忠实信徒,对析梦具有浓厚的兴趣。在法国学习十一年之后,他带着心理分析理论于2000年回到了中国：
“内裤暗兜中的美元，还有上衣内兜里的法国居留证。”[19]。作者很为老莫的这些“法国性”而自豪，在小说叙事里反复提及。被反复提及的还有“法语”和法国术语、民谚、物质产品等。
这位衣锦还乡的“海归派”，知识渊博,头上闪耀着令众人仰慕的学术绚丽光环。本来,他可以过上舒服的理想生活,但不幸的是,他的未婚妻,那个高深莫测、神神秘秘的未婚妻,因拍摄裸体照而身陷囹圄。为了救出狱中的未婚妻,他巧妙地运用心理分析法,成功医治了一名患神经官能症的法官。起初,他打算以贿赂的方式打通一个名叫“狄”的法官,但是狄十分好色,对小恩小惠根本不屑一顾,他所需要的是一个处女,一个从未受到玷污的纯情姑娘。于是，老莫就踏上了寻找“处女之旅”，但很快，他发现，在中国，根本就没有“处女”，连火车上邂逅的面目淳朴的十余岁褓姆都已经不再是处女，不但不是处女，而且还是一个娼妓兼小偷，用惯偷伎俩偷走了老莫的旅行包。于是老莫发出喟叹：“老莫呀！你简直太不了解你的伟大的祖国了。”[20]。
在这部小说中,对处女的渴望成了狄法官挥之不去的“情结”,与其说是一种变态的举动，不如说是对这个社会的疾病“隐喻”式讽喻。而这个“情结”,成为戴思杰刻意与“1989年出走”这个特定符号来对接，是对“纯洁、淳朴、启蒙、激越、理想、浪漫”八十年代的一种怀想：“八十年代末发生的政治事件无疑是一个分水岭……大批知识分子面对精神追求的“出局”，失落之余，不再赋予文学更高的精神标尺和指向，文学成了日常化和颓废的记录器，某种特定的阅读需求适时“转局”为之推波助澜，全民下海经商之风成为那个时代的重大特征……在那个政治事件宣告退场后，中国人对精神需求的热情转为对物质、欲望消费的畸形蓬勃追求”[21]。从小说叙事内容穿插来看，“狄的情结”是一种从弗洛伊德学说派生出来的“处女情结”。作为离开中国十余年的中国人，实际上已经辨认不出“消费社会途中”的中国的怪异形状，戴思杰在自己/老莫之间互为置换，以
“性”的想像翅膀为叙事外化，借以观照“中国的堕落”的实迹，并产生深深的隐忧，这就是小说的主核。
在《释梦人》中,戴思杰用诙谐的笔调和自我嘲弄的叙述口吻,显示了他领悟中法文化差异，但又可以互为置换的异乎寻常的高超写作水准。但他对离奇故事的高蹈想象,时常在驰骋的过程中却又迷失方向,使之溢出主题的边界，但另一方面，一种绝对神奇的多边叙述魅力始终在跳跃。小说里，戴思杰让老莫通过开设心理学诊所去巡弋中国的种种尴尬现状，对各种人群的离奇梦作出解析。在行医的过程中,他亲眼看到了处在大转型后期中国社会的种种丑态、弊端，发现这个现实世界比梦境远远要荒诞和丑陋。老莫虽然生在中国,长在中国,但十年的留法生活使他对中国产生了疏离感、陌生感。为了救出自己的未婚妻,他克服了重重困难,经历了令人难以想像的波折和坎坷。但是他没有颓唐和悲伤,更没有失望,他对未来仍然充满信心,因为他希望在变化中的中国能够寻回逝去的纯真初恋。老莫不但对爱情充满天真幻像,还幻想着在中国传播他在法国学来的弗洛伊德学说，在中国“大分裂”、“大转型”的“消费乐”文化背景下,老莫的幻想行为当然只能是堂·吉诃德式的不切实际。
戴思杰对弗洛伊德情有独钟。在法国期间,他阅读过弗洛伊德这位精神分析大师的许多作品。在《释梦人》中,他畅游于精神分析法之中,把性分析与中国的俗世文化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他追求的是西方文学与东方意识的碰撞,是极端个性化的西方心理分析与极端集体化的中国文化摩擦。在谈到《狄的情结》的创作目的时,戴思杰曾说:“中国正处于一段引人注目的时期……我认为所有的中国人都有对目前中国表达自己想法的欲望。”。戴思杰想要表达的,是没有纯真和正义、信仰、真理、向下沦陷的中国，在“寻找处女”的荒唐游戏中凸现着、沉沦着一个“中国道德黑洞”。
狄法官是一股邪恶力量的外化再现，他有饿鬼——嗜血——变态的全部特征，他甚至喜欢吃“血冻”，要享用“处女”：“以满足他那饿鬼一般的饕餮食欲。”[22]、“他做的事情，是惩罚他人。每天晚上，当他回到家中，想到他又消灭了几条生命，粉碎了几个家庭，他感觉自己又年轻了许多，他的步子就变得稳当多了。”[23]。他是众多邪恶幻影的汇总，是堕落中国的中枢和导引，小说叙事很明显的确认了这一点。最后，他能否享用到老莫苦苦寻觅的“处女”已不显重要，因为他本身就是木乃伊式的以折磨人为职业的活死人，没有正常男人的一丝“阳物生气”[24]。虽然老莫还在魔症般的寻找“处女幽灵”晋献，以至于小说结尾，老莫还在说：“你是处女吗？”[25]这样别有意味的话。《释梦人》是一部隐而不发的面向中国现实和批判现世的小说，它用荒诞外表裹挟起真诚的“感时忧国”之心。虽然，它在迎合西方强势文化上有些过于热衷，并刻意为之，但仍不失为一部好小说。从《巴尔扎克与中国小裁缝》的“拯救、改造”主题到《释梦人》的“寻找纯真”，戴思杰的叙写主题在日趋全球化。另外，高行健的《灵山》也是找寻所谓的“灵山”圣境，但那是一个乌托邦存在，到小说结束都没有接近“灵山”。两部横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至二十一世纪初的“寻找”主题的小说，划出一幅中国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道德、欲望、精神、信仰、正义、真理、价值观沦陷地图，并以异曲同工的叙事能指达致小说的终极忧患。
同程抱一、戴思杰一样，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出生的年轻女作家山飒也以法语在法国从事“中国语境”写作，不同的是山飒在忧患意识上明显要少于程、戴，后现代的年龄使得她没有力透纸背的能力书写“文革”这样宏大的民族“集体记忆”，“毛后”出生成长的背景和女性主义的性别特点，使她没有办法完成程抱一所构设的天一、玉梅、浩郎抗拒无边强力漩涡时的种种个人悲剧无奈缩图，也没有戴思杰用感同身受的中国西南山区插队贫瘠生活曝光“东方主义”里的“西方主义”向往。前者想象沉湎神游于从西方回到东方，参加革命浪潮完成无望爱情与友情之美的最高境界，后者则是用来自都市的知识青年阿罗、我、四眼，对以小提琴、巴尔扎克代表的西方文化强烈认同，来反观中国西南与世隔绝山区的落后和前现代状况，并用改造小裁缝的“现代化”梦颂扬“西方主义”的伟大。
第二节
“癫狂文革”中的英文愤怒
在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之交的英文文学界，有两本有关“中国语境”的英文书在西方世界畅销不衰，时至今日依然故我，这两本书现今已是英、美著名大学文学专业的必读书，与莎士比亚、福楼拜等经典作家的著作开在同一张书单上，这是来自大陆的两个中国女人郑念（Nien
Cheng）、张戎（jung
chang）一前一后出版的《上海生与死》（Life
and Death in Shanghai）（1987年）、《鸿：三代中國女人的故事》（Wild
Swans:Three Daughters of China）（1991年），后者出版后被翻译成三十余种文字，行销一千二百万册以上的天文数字，在西方世界引起强大影响力。《上海生与死》也被翻译成多国文字出版，亦曾在《时代》杂志发表摘要及评论，震荡欧美学界，这两本书都被视为了解中国“文革”的必修课。上述两本书都是英国老牌出版社柯林斯出版公司出版。
郑念与张戎来自于两个完全不同背景的家庭，郑念1915年出生于北平的崇尚西学的知识分子家庭，早年留学英国，1949年后渴望为新政权服务而留在上海，文革身陷囹圄达六年半之久，唯一的女儿也遭政治运动整肃活活打死，1980年离开上海前往美国，再未回到中国。而张戎1952年出生于革命政权的新权贵家庭，其父曾是高级干部，其也长期享受高干子女待遇，文革中其父遭冲击致疯而死，高干待遇也随之中断，1978年后，她也离开中国前往英国公费留学。
了解这两人的文化背景极其重要，因为她们都不是写作“虚构文学”的作家，她们都无法走出“小我”家族的阴影而达致民族“大我”的反思，但意义在于，她们提供了一个个遭摧残的生命标本和大时代下各类中国人的劫难缩图文本，这就够了。《上海生与死》、《鸿》都是“非虚构”纪实文学，前者是作者在文革中挣扎和沉浮、煎熬的实录，后者则是家族三代女性的接力棒式辛酸往事再现。正如张戎所说：“书里每一个细节、每一个人的描述都是真实的，出版十几年以来，没有一个书中写到的人提出疑义。”。毫无疑问，这两部书并非小说，但却有小说具有的迭荡起伏、扣人心弦的所有元素，前者回忆自己坚持西方人道主义、法治信仰观念在癫狂中国的崩溃过程，虽然她本身是足够渺小的，但靠一种有宗教感支撑的人权立场活下去，宗教感使郑念有足够的道德勇气，不顾利害地坚持她西方近代文化背景下的人道主义原则，使她在文化心理上不向迫害她的政治文化秩序认同，所以小说从一开始就割断了与快乐的所有关系，全是迫害和自我的申辩，让人有足够细节瞻仰中国癫狂岁月的恐怖。后者更是在叙事版图上延展至一个中国百年（1909——1978年），将百年中国人“能动性”被动——主动——再被动——再主（被）动循环勾勒出来，从姥姥的被动嫁人为妾，到父母亲的主动参加革命成为政权权贵，再到人身失去自由的文革，最后落幕到主动被动兼具的改革开放，一个充满戏剧性和轮回感的中国世纪就在眼前。从两者叙写面向来看，前者充满着被欺骗感和愤怒，后者在戏剧性之余，还兼具对中国的本质性认识。
郑念,
原名姚念媛，郑念这个笔名取自她丈夫和自己名字的组合，她丈夫郑康琪是中国近代著名维新思想家、改良主义思想家、实业家郑观应的后代。郑观应在中国近代史学思想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他先后写下《救时揭要》、《易言》、《盛世危言》、《南游日记》、《西行日记》等著作，其生平活动与近代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密切相关。其著述涉及政治、经济、哲学、军事、外交、文学、教育、法学、新闻等诸多领域，曾对康梁、孙中山、毛泽东等人都产生过巨大影响。
郑念从小接受西式教育，中学、大学就读于天津南开中学、燕京大学，留学于伦敦政治经济学院，获该校硕士学位。1935年她丈夫取得博士学位，1939年回国，郑康琪在国民政府外交部供职，任职外交部派驻澳大利亚官员。一九四八年十月一日，回到上海，那时候他们的孩子六岁，她丈夫任国民政府外交部上海办事处主任。国民政府溃败后，她一家未随前往台湾。1949年后转任上海市政府外交顾问。再后来，他离开新政府成为英国壳牌石油公司（Shell
International Petroleum Company）上海办事处的总经理，直到1957年死于癌症。郑念1957年到1966年在英国壳牌石油公司任职，1966年到1973年被关押在上海看守所，1980年9月27日取道香港至加拿大，后定居美国。郑念的独生女儿郑梅萍死于文革迫害。
上述是现实世界中的郑念人生地图，纪实文学《上海生与死》即是郑念对文革的个人亲历自述。1987年出版后成为英语世界畅销书，好评如潮，连日后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南非作家约翰·马克斯韦尔·库切(John
Maxwell Coetzee)都忍不住在《纽约时报》上撰写书评，推荐这本书。使库切感到惊异的是女主人公的勇气，他评价道：“在人的水平上，她的回忆录最伟大的可贵之处，在于她对自己抵抗心理和身体的压力记录，这种压力可能使大多数人崩溃，而她的抵抗加续到一个重要无比的时刻，在那刻，她手带拷镣，牙龈溃烂，体内不停地大出血，被疑是子宫癌，在这个时刻，她被通知说，由于无产阶级的伟大力量，她被释放了，可以回去重过以往的日子了。她拒绝了自由：她宁愿待在狱里，她说，直到这个政权向她道歉，并在北京和上海的报纸上公开。她拒绝屈服，直到她被强扭着扔到街头上去。”
库切称赞这是一本“信息多，充满了勇气的，吸引人的书。”。
面对同样的压迫（外部、内部和民族殖民），瑞典皇家颁奖委员会在其2003年颁奖辞中，指出库切的获奖理由为：“在人类反对野蛮愚昧的历史中，库切通过写作表达了对脆弱个人斗争经验的坚定支持。”。这似乎也是对郑念一个人面对信仰战争和愚昧压迫抗争的赞同。
郑念的身世在当时中国的背景下有些不同寻常。她是一个中产阶级职业女性。年轻时留学英国，并在那里遇到后来的丈夫。他们一起在一个激进的左翼的社会主义学院里学经济学。学成回国后，丈夫工作，她相夫教子，过着中产阶级平静的日子。她的丈夫曾在民国政府的外交部担任要职（上海市外事局长），1949年，却选择留在中国大陆，期待能为建设新的中国出力。可惜，他并未得到政府重用，幸运的是，他在得到中央政府同意之后，受聘于英国壳牌石油公司驻中国公司。壳牌公司是当时唯一留在红色中国的外国石油公司。红色中国需要外国的石油，需要郑念丈夫这样既受英国人信任，也没有更深政治背景的人工作。在这种幸运之中，郑念一家的生活方式成为新中国危石之下仅存的几个完卵之一（千万人的城市里，只有12户左右的家庭保有以前的生活方式）[29]，继续维持过去的西式中产阶级生活有点像是“单调沙漠般城市中的一点舒适而幽雅的绿洲”[30]。更幸运的是，在1957年，郑康琪因病去逝，免去了后来政治运动的灾难。可是，他的妻女将要为他选择留在中国付出代价。《上海生与死》一开始记叙
郑念在丈夫去逝后以助手的身份接替了丈夫的工作，协助壳牌石油公司工作。原因是壳牌公司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无法从中国人中任命主管，派来的英国人主管不会中文，因此，郑念便被派作协助工作。作为一个三十年代留学欧洲的女性，郑念显然十分胜任工作。在那个时代，她也许是当时中国最富有和最有知识的职业妇女之一。她仍然可以经常出国，来往于香港，英国和中国之间，她有很多机会把女儿送出去，但是，女儿是在新中国成长的，热爱这个新社会，不想出国。女儿因漂亮被选作上海电影制片厂的演员，她们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在自己的洋楼里，保留着中国富裕阶级的生活方式。
1966年7月初，文革的冲击波到了她家，她被抄家，不久又被关进上海第一看管所，等待审判，在监狱里，她呆了六年半，经受了无数精神、肉体的折磨，但是她相信自己的无罪，发愤要与关押她的人斗争到底。这六年半里，她与女儿毫无联系，1972年出狱后才得知女儿早已坠楼死去。据说是自杀，虽然郑念不相信她的女儿，那么热爱生活，与自己相依为命的女儿会在不知道母亲生死的状态之前自杀，郑念坚信女儿是被谋杀的……
中国的中产阶级在红色中国成立后就不断被批判和改造。在一个疯狂地反对、害怕外国的红色中国内，任何与外国有联系的人都被看作是要破坏伟大红色国家的里通外国的间谍，更何况是为一个外国公司工作的职业妇女了。仅仅因为为外国公司工作过，郑念就被认定有罪，被投入监狱，导致家破人亡。新建立的国家时时刻刻担惊受怕地以为外国人要把自己毁灭，内部人想推翻自己的神经质状态，导致的是红色中国一次比一次癫狂的政治运动，结果是上演一次比一次更惨烈的对人性毁灭的悲剧。
1980年9月20日，细雨濛濛之中，郑念离开了上海的码头，前往香港，告别了已经生活了65年的故乡。她过去曾多少次从这里上船，来往与上海和香港之间，此次，却是永别，离开的答案是用漫长31年时间来回答的。当年她接受了丈夫的请求，于1949年带着唯一的孩子梅平，从香港回到新政权统治下的上海，回来参与新中国建设，但是唯一的孩子梅平在23岁的花样年华却惨死于“文革”。“我这一生有许多次都由上海坐船出国，就像现在一样站在甲板上，任凭微风吹拂头发，看着中国的海岸线消失。我从未像此刻这么伤心。我在一九四九年四月应先夫的要求，将梅平自香港带回来，我相信她死亡的悲剧是由于那种历史的关键时刻，我们不幸决定仍然留在国内的结果。所以我对一个人活下来感到罪恶。我希望是梅平站在甲板上，去开创自己的新生活。毕竟，自然的法则应是老的先死，年轻的留下来，而不是相反的啊。同时我感到难过的是因为自己将永远离开生长的国度——这个最后破碎的地方，而且是粉碎的地方。上帝知道我是多么努力地希望保持对国家的真诚，但是却完全失败，而错不在我。”[31]。
在离开之刻，作为一个在新中国生活了31年的中国人，她完全有理由百感交集，内疚、伤心、决绝杂陈内心，31年前她满怀信心的带着孩子回来参加建设“新中国”，而31年后，离开时，却孑然一身上路，丈夫和女儿都永远留在了那个国度，荒凉和落寞的心情可想而知，真实和历史的力量比虚构想象的悲怆力量，远远无法成正比，前者代表着生活在那个国度人民的普遍命运，《上海生与死》在用本文挣扎着回望历史和再现个人真相，当郑念记述的个人往事结束时，画外音的声音在响起：令人心碎的“新中国”在推广“新真理”时，到底伤害了多少中国海外知识分子的身和心？更不要说普遍伤害大陆知识分子内心。没有既定的答案来回答这个天大的发问。
郑念当然是一个坚强的现代东方女性，她一改中国女性的低眉柔弱和自甘受辱、逆来顺受形象。她在《上海生与死》中明确地指出，这是一个政权信仰的骗局和集体责任。并将中国文革十年以来的政治口号、政府、监狱、街道委员会、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细节详备描述，为全世界特别是西方读者，提供了一副生动的中国红色恐怖下多层次立体生活的画面。并试图分析文革的成因，她把这场政治灾难看成是党内的派系斗争，对周恩来怀有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普遍流行的感伤之念，局限性也是显而易见的，但并没有妨碍她对癫狂中国作准确的观察和描述、思考。她对文革现场的客观逼真描述，无疑具有相当的现场标本意义，对自我信念的坚贞和执著，也大大丰富了中国女性坚忍不拔意志形象。
如果说，在《上海生与死》里，生动的描述文革疯狂细节为全世界提供了文革受难标本，具有在场的历史画面感；那么，一个还有自由独立思考意识的知识分子对这个荒诞国家种种机制作西方式分析，并在当时就意识到这种荒唐，则显得更为难得。作为一个直接接受西方教育的自由知识分子，从文革开始、结束到她离开，虽然她被大时代裹挟、冲击、击碎，但她从来没有丧失过独立思考的能力。现实纵然使她失望，但也使她对专制新政权的本质（民族主义的新面孔）[32]也有了新的认识。《上海生与死》一开始，郑念就这样阐述她对这个新制度的认识：“在共产政权统治一开始，我就仔细地研读有关马克思主义的书籍和中共领导人所宣扬的政策。我觉得中国的社会主义还在试验阶段，国家发展的方向尚未确定。所以政府的政策经常变更，像钟摆一样摇摆不定。”[33]、“昨天对的，今天却错了，甚至完全相反，所以低级共产党干部所说的话只有一段时间有效。”[34]。
“由于政府是中国人民命运的唯一的仲裁者，他们对政府代理人的每一个微小的举动都极为敏感，把这些举动解释成自己在权威眼里地位的标志。”、“我认为文化革命(Cultural
Revolution)可以更确切地命名为文化取消(Cultural Annihilation)。”、“在共党中国生活这么多年来，我才体会到一个民主政府允许人民发言自由的好处……极权主义政府反而就无法知道人民真正的想法。”[35]、“我们每个人其实体内都藏有兽性。如果我很年轻、具有劳工阶级背景；如果从小就被教导要尊敬毛、对他绝对信任，我难道不会像红卫兵这样做吗？”[36]、“在共产党员眼中，我们是不吉祥的象征，危险思想的预兆。”[37]、“在共党中国，只有党的政策，而没有所谓的‘法律’”[38]、“‘为人民服务’……每当党要一个人去做他不愿意做的事，官员就会问那个人：‘难道你不愿意为人民服务吗？’”[39]、“在毛共统治下，人类最丑恶的一面是不管何时何地人民都在互相斗争，使得人伦关系为之破坏无遗，丈夫、妻子互相监视，父子疏远，人类所有的沟通方式为之断绝，以致人们不想再有朋友。为了保护自己，人们更学会如何保密与伪装，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思想，可是当有一天他被强迫说话时，说谎常常是他保护自己和家庭的唯一方法。”[40]……《上海生与死》中这些简短但一针见血有独立判断的句子俯拾皆是，对人民和政府之间的关系、对文化大革命本质的理解、对极权主义的思考、对制度荒唐性、对红卫兵的产生、对信仰骗局的揭穿都有深思熟虑的论说，籍以勾勒中国的内貌。
在《上海生与死》里，对造反派红卫兵对我的伤害和反思方式、申辩姿态的描述尤为详细，让人看到完全不同于大陆七十年代末流行的反思文革小说模式，那里都是主动认罪和坦白告密。来看看第一部第三章作者与前来抄家的红卫兵的对话：
“我们是红卫兵，来对你采取革命行动！”（愤怒的眼神）。
“没有拘留令私闯民宅是违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的。”（平静的回答）。
“宪法已经废止了。那是共产党内部的修正主义者所写。我们只承认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教导。”（眼睛里燃烧着怒火）。
“只有人代会才有权利修改宪法。”（冷静的回答）。
“我们已经把它给废了，你要怎么样？”（生气的说）[41]。
下面是郑念在监狱里与审讯官的对话，同样显示了受过法治精神教育知识分子秉承的一贯勇气：
“‘……这里是第一拘留所，一个政治犯监狱，这是一个反抗人民政府反革命份子犯了罪后，被关和被调查的地方’。
‘既然如此，我不应当被带到这里来。’我坚定地说。
他没被我的话搅乱，但是镇定地继续说，‘你确实被关在这里，因为你犯了反抗人民政府的罪行。’
‘这一定是个错误。’我说。
‘人民政府不会弄错。’。
……·‘你必须有证据来证明你所说的。’……‘你不要低估群众’。”[42]。
在西方读者看来，这是一个荒诞的离谱的对话，但在现世中国真切的上演着，甚至二十一世纪还在中国上演。这段受审记录中郑念一直坚持要对方“证实她有罪”，并认为对方不出示任何证据便随意处罚人。这段坚忍不拔的意志描述细节，在所有有关中国文革的文学中都是空前绝后的，面对一个法制秩序全面崩溃到达疯狂沸点的国度，作者理性的西方人文主义道德操守就凸现出来。
郑念力图将《上海生与死》写成一部个人编年史，既记录宏大史实，又详细记录了这些政治事件怎样影响到她个人，并力图分析这种个人和政治事件之间的关系。这部书以编年的方式记录下自己的所有劫难，从文革开始，到抄家，到软禁，到被捕入狱，上海的一月革命和军管，党内斗争和她在监狱中的经历，直到释放回家，尼克松访华和她最终获得离开，历时性与共时性同步，对那些对文革所知不多的人来说，这本书可以是一本中国文革史缩图，特别是上海文革史，虽然是通过个人经历来展现的，但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群像在中国文革癫狂运动中的沉浮一览无余。
作为一个东方女性，郑念个人的勇气浮现在书的字里行间之中。这种个人的勇气是以一个人的抵抗方式出场的，这是何等的悲壮力量。书中一开始，郑念试图保持自己的生活方式。这种保持本身，就是对强制性的“单向道”生活方式的抵抗。抄家的时候，红卫兵要砸那些她收藏多年的瓷器，她以机智保护了大多数的收藏品，抵抗对中国文化品的彻底毁坏。在监狱里，她抵抗当局对她的种种精神迫害和身体折磨，她以极大的忍耐力和毅力，坚持不发疯，不毁掉自己，保持自己头脑清醒，保持自己的身体，甚至以背诵“毛选”来保持头脑的清晰。出狱的时候，她骨瘦如柴，体重不足80磅。在狱中她正值更年期，后来身体常常出血，当局以为她得了癌症，最后才放她出狱。一个个人和一个强大无比的政权反抗，需要的勇气不言自明。这种个人信念和道德坚持的勇气，对高压政治的抵抗，使她从没有背叛自己的良心。而她的弟弟，却在高压下，背叛了她。临出国前，她把自己多年收集珍藏但被抄家抄走了的瓷器捐献给了上海博物馆。对她来说，一生收集的物品都已不值得再拥有。
《上海生与死》是当今描述中国文革中最有价值的文本之一，它由一个坚持法治、人文、人道、自由道德理想的中国女性完成，是二十世纪一个个人的劫难史，它背后是文革带给她个人和这个国家所有人民的普遍灾难和内心伤害，永不能愈。正如她在《上海生与死》结尾中满怀绝望和悲伤所说的那样：“我已决定永远不再回来，我宁愿死在别的接受我的国家。”[43]，祖国不再有梦，他们拒绝中国，那里是令他们心碎的地方，对于中国来说，没有比严重伤害深爱着它的国民更为令人心痛的事情了。“……而且是粉碎的地方……我常常回顾毛泽东浪费的那个时代，为那么多的生灵遭到无谓的牺牲而难过。”[44]。《上海生与死》有如一阙挽歌，伤心痴绝之处令人动容，它写给所有的现在与将来的中国人：集体记忆就在不远处哭泣。
最后的结局是：郑念自1980年离开中国大陆后后，辗转前往美国，最后定居美国华盛顿特区，于2009年11月2日病逝美国，客死他乡的她二十九年间再未回到令她伤心欲绝的祖国，但是，她将她丈夫的骨灰撒到太平洋里，因为这里连着她的故乡——上海。
相较于《上海生与死》，纪实文学《鸿——三代中国女人的故事》就远没有那么刻骨铭心的痛，虽然它的传播面在全球相当大，但显而易见的是，它的深度与在场，对极权主义本质性批判则逊色不少。它有的只是混乱年代的一个“中国传奇”，虽然，它同样是作者的家族编年体自传，且跨度有百年之久，人物跌宕传奇，将中国近代史到当代史都俯视在内，命运也是坎坷、流沛，这一点，丝毫不用怀疑它的真实性，但无论是大时代的人物遭际，还是对新政权的认识深度，抑或对信仰的坚持和质疑，都没有达致《上海生与死》的叙事张力和深刻、悲情。与前者粉碎梦想出走相比，后者主人公结局也是出走，但她是喜剧性和幸福式的出走，当然，她们都一样不再回来，回到祖国，但你能说，后者不是当时中国集体受骗中最幸运的一个？
导致两者出现阐释中国意义失衡的（至少在认识深度上），是作者的身份、教育本源性来处。郑念是长期身受西方法治理性、人道主义、自由思想浸染的中国人，其丈夫家族前人郑观应也是接受西学、宪政思想赫赫有名的维新、改良思想家，其真理信仰追循现代人类文明普适价值观，不会采用极端思维和妥协思维，即使在身处逆境也同样恪守，这在疯狂的文革迫害中尤其难能可贵。而张戎则不同，她本身是新政权高干子女，是长时间的既得利益者（文革开始终止），是土生土长的红色民族主义专制人格塑成混合体，这是她很难改变的事实，虽然她父亲在文革后期被打倒致使他家族沦落，但文革尚未结束（1975年）就已平反，这至少说明他家族受迫害的时间比起其他中国人则大大缩短，中国打开国门后张戎通过公派留学西方，接受郑念在1949年留下来就已接受完毕的价值观，所以，张戎在《鸿》中批判中国文革的荒诞性方面只有平面的愤怒和局部的剖析，没有本质性的追问，但也显示了作者非凡的勇气。十四年后，张戎的另一部著作《毛：鲜为人知的故事》，才出现本质性的求证和思考。
《鸿》叙述了近一个世纪里，由作者姥姥（一个民国早期军阀政府警察总监小妾）、母亲（民国时期地方学运领导、新政权的中层干部）、张戎（新政权地方高级干部女儿、享受第一批跨出国门公派留学英国待遇的留学生）编织的“中国女性传奇”，与大多数中国人相比，她们都是乱世里的“抗争者”和“前瞻者”，得时代演嬗过渡的的先声，书中最大的磨难是身为高级干部的父亲王愚被批判致疯并在文革结束前死去，与郑念坐监六年半受尽折磨相比，文革中，张戎兄弟姐妹和母亲只是再也享受不到高干待遇了。所以，张戎的高干子女身份是写作《鸿》时的障碍和垢病。但她还是表达了对文革这场人类灾难的耻辱性观感：
“高度发达的中华文化在文革中面临灭绝的危险。”[45]、“我反复想着父亲的一生，想他白费了的忠诚，粉碎了的梦。”[46]、“由于他（毛泽东）煽动、滋养了人性最恶劣的本质，他制造了一个道德荒野、一片仇恨的土地。”[47]、“文革最恐怖的地方——笼罩全国的使千千万万的精神失常、自杀、死亡的高压空气——都是人民集体做出来的。”[48]。毫无疑问，张戎的《鸿》也是侧重文革描述的。在有关二十世纪历史中，也许只有文革代表了中国人最为邪恶和恶劣的荒唐、疯狂和人人自危。除了文革，《鸿》还将二十世纪乱世与治世里的所有中国苦难与家史对接呈现，传奇、理想、动荡、忠诚、田园、特权、落魄、平反……，好好坏坏、反反复复、柳暗花明，一部家史正在演绎二十世纪中国史，正如作者在《鸿》里最后写的那样：“我享受过特权，也遭受过磨难；有过勇气，也有过恐惧；见过善良、忠诚，也见过人性最丑陋的一面。在痛苦、毁灭和死亡之中，我更认清了爱及人类不可摧毁的求生存、追求幸福的能力。”[49]。
《鸿》在西方世界传播很广，同《上海生与死》一样，它引起西方欷歔的是“公主落难、监禁和欺凌故事”式的同情，她们的苦难在中国具有普遍性和代表性，她们的身后是遭到欺凌和欺骗的全体中国人，从这一点上看，《上海生与死》、《鸿》这两个样本展示了中国从封建专制主义到共产独裁主义演变带来的剧痛，而且来自两个参与身体的生命呐喊，应当具有相当的深刻意义。2005年，张戎出版传记文学《毛：鲜为人知的故事》，这次，这个共产党第一代地方高级干部的女儿彻底将其领袖拉下神坛，还原为怪兽式的大鳄。
在西方用英文和法语创作的中国作家还有许多，有影响的如汤亭亭用英文写成的《女战士》、《金山勇士》等，谭恩美的《喜福会》、《接骨师之女》等，在西方影响很大，有的甚至被选为美国大学英语系必读书目。但她们早在父辈即已归化美国，与中国早已割裂文化、历史脐带，只在种族族性和历史想象上还游弋在华人历史里，与本书研究重点“中国语境”相去甚远，所以本章不作研究。
注释：
一、二、四、五、六、程抱一（法国），《天一言》，杨年熙译，第3页、第153页、第156页、第11页、第121页，济南，山东友谊出版社，2004年2月版。
三、胡风事件。
七、关于大陆“文革”小说模式和流变考察，可参见许子东，《为了忘却的集体记忆——解读50篇文革小说》，北京，三联书店，2000年4月版。
八、转引自徐友渔，《关于文学的价值问题》，收入《阳光和玫瑰花的敌人——2003年文学评论精华》一书，第1—2页，吉林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2004年3月版。
九、东方主义（Orientalism）或称作东方学，这是世界上最令人迷惑和充满曲解的学说，是西方世界自18世纪晚期以来创造出的神话，它既非完全杜撰，又非完全真实，是一门用东方（近东阿拉伯世界、远东儒教世界）作为阐释体的想象学。东方主义里的东方是专制政体、山河壮丽、残酷、纵欲的复杂矛盾组合，但却又是世界文明的发源地（四大文明都产生于此），西方对东方是矛盾欣赏与仇视霸占交织的，对东方的“改造之梦”从未停止过。在西方“东方主义”阐释学里：“东方是非理性的，堕落的，幼稚的，‘不正常的’；而欧洲则是理性的，贞洁的，成熟的，‘正常的’。”。东方是专制政体，是残酷和纵欲的的代名词。狡诈、懒惰、性欲旺盛、恐怖、刻板、极权、变色龙的性情等等都是指向东方的。东方人被视为“臣属民族”（subject
races]），在西方人眼里,“好的”东方永远只属于像昔日印度和中国唐代这样遥远的古代，而“坏的”东方则四处游荡在当今的亚洲、非洲的某些部分和整个伊斯兰地区。对美国来说，一开始“东方”（East）仅仅是远东代名词（中国与日本）；而老牌欧洲法、英、德、意诸国却更愿意将地缘上接近的近东（阿拉伯伊斯兰世界）称为“东方”（Orient）。到二十世纪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崛起，远东、近东都在美国俯辖之内，九十年代后，美国更是将东方看作整个“世界”，无论战争、贸易大战大都在此生发。因此，无论欧洲嘱意的近东、美国留意的远东，整个东方都是“待拯救”的,19世纪兴起的帝国“文化霸权”梦给这种拯救留下了足够强大的主观意识，19世纪以来的欧洲写作也呼应加强了这种拯救意识。对西方人来说，东方人就是“再次堕入野蛮状态的文明人”、西方殖民地所统治的是“肉体物质、一株野生的而非家养植物”。只有靠西方拯救：“没有领土、祖国、权利、法律或安全的国度。焦躁不安地等待着‘欧洲’的‘庇护’”、“自由，他们一无所知；礼节，他们根本没有；强力是他们唯一的真神。当他们长时期没有遇到执行公理的正义的征服者时，就好象一群没有指挥官的士兵，一群没有执法官的市民，一个没有父亲的家庭。”毫无疑问，东方（The
Orient）是与西方（The
Occi-dent）相对而言的，东方与西方是相对照的形象、观念、人性和经验。东方主义是西方几个百年过滤框架形成的，里面渗透着人为创造、奇想的概念和实践体系、鄙夷之心。第四章有关“东方主义”的指认亦可参照此注释。引文均见爱德华·W·萨义德（美国），《东方学》，北京，三联书店，1999年5月版。
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戴思杰，《巴尔扎克与中国小裁缝》，余中先译，第108页、第108页、第117页、第116页、第109页、第194页、第195页、第195页、第201页，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3年5月版。
十九、二十、二十二、二十三、二十四、二十五、戴思杰，《释梦人》，余中先译，第28页、第32页、第272页、第271页、第275页、第298页，台湾台北，皇冠文化出版有限公司，2006年6月版。
二十一、周冰心，《“混乱时代”的中国文学地图》，《Beijing
spring》（美国纽约），2007年第九期；《西湖》（浙江杭州），2007年第十期。
二十六、参见第四章注释六。
二七、二八、山飒（法国），《围棋少女》（La
joueuse de go），赵英男译，第22页、第4页，辽宁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2002年7月版。
二十九、三十、三十一、三十二、三十三、三十四、三十五、三十六、三十七、三十八、三十九、四十、四十一、四十二、四十三、四十四、郑念（美），《上海生与死》，陈小安、曾国清译，第2页、第1页、第658页、第11页、第12页、第13页、第66页、第94页、第596页、第603页、第612页、第340页、第84—85页、第177页、第656页、第658—661页，台湾台北，新陆书局股份有限公司，1992年8月版。
四十五、四十六、四十七、四十八、四十九、张戎，《鸿——三代中国女人的故事》，张朴译，第414页、第436页、第452页、第454页、第460页，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2005年版。Jung
Chang，《WILD SWANS----Three Daughters of China》，
Harper Collins Publishers，1991年，London。
《自由写作》首发
回到开端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