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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国两茫茫（文论·之二）
——海外中国流亡、自由作家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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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冰心
第六章 郑义论
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郑义这个名字，在中国大陆文坛有着相当的知名度，这不仅是他是中国“伤痕文学”、“寻根文学”的代表性作家，更重要的是，他还以行动知识分子勇气实践对现世不公的抗争，在轰轰烈烈的中国“六·四”民主事件中走上长安街街头，表达对独裁、专制下意识形态的不满，他是中国当代作家中为数不多的赢得思考、行动一致美誉的人，但他的结局也是惨淡的，他遭到他的祖国放逐，迄今已有近廿年，而他在他的祖国创作年月也没超过十年，佐证了在中国从事写作是一件十分危险的事情，一如高行健在短篇小说《母亲》里的回忆父亲一句意味深长的话：“他不同意我写作，说这是危险的工作。”[1]。
郑义也是本书研究海外流亡作家中唯一一位亲历“六四”现场的作家，“六四”悲惨落幕后，他遭到政体的全国通缉，像许多热血沸腾的“六四”参与者一样，郑义也汇入了逃亡大军，他们有的在中国漫长的山林边境线上游弋，有的消失在边远贫困山区，以躲避当局的搜捕，郑义就在大西北山区、黄河两岸逃亡加漫游，得力于许多淳朴憨厚和萍水相逢农民们的一路帮助、关照，自由穿梭、辗转、迁徙于城乡、山村，甚至军队，逃亡三年仍然不忘“交织着血和泪”的写作，完成《红色纪念碑》、《历史的一部分》等百万言惊世之作，前者思考、拷问、忏悔、总结自己所处时代的悲剧性根源，对1949年以来新政权发动的反右、文革等诸多人祸运动深刻反思。《红色纪念碑》用纪实文学手法记述广西“文革”人吃人事件的来龙去脉，给世界强烈震撼。
十余年后，郑义回忆起逃亡之路上所见所闻时说：“镇压后最初一段时间，全国的形势都很紧张，每个城市都在搜捕，十字路口都是军队在把守，到处是警车、军车、巡逻队，气氛非常恐怖。在朋友的帮助下，我离开城市去了农村。过去我在农村插队和在煤矿工作的时候当过木匠，于是我就以一个流浪木匠的身份，到处帮人做家具，这样过了一段时间。后来朋友们说，最危险的时候已经过去了，你是一个作家，还是要赶紧写作。这样，我又回到城市开始写作。我的太太北明出狱后，把我要写书的资料带到我隐藏的地方。我们汇合后一起逃亡。因为安全方面的考虑，我们经常换地方。在将近三年的逃亡时间里，我写了两本书：《历史的一部份》和《红色纪念碑》，她写了一本书《告别阳光》。我们走了很多地方，回忆起来是非常感人。那时中国社会的道德水准和民心，与今天是非常不一样。帮助我们的人很多是素不相识的，从八十多岁的老人到刚懂事的小孩子，没有一个出卖我们。我们真正看到了人心善良的一面，以及人们反抗暴政和对自由追求的一面，他们冒了很大风险帮助我们。”[2]。
刘小枫早在1989年初有一个论断，称作“四五一代”，他曾总结说：“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分为四组代群：‘五四’一代，即上世纪末本世纪初生长，二十至四十年代进入社会文化角色的一代，这一代中还有极少数成员尚在担当社会文化角色；第二代群为“解放一代”，即三十至四十年代生长、五十至六十代进入社会角色，至今尚未退出角色的一代；第三代群为‘四五’一代，即四十年代未至五十年代末生长，七十至八十年代进入社会文化角色的一代；第四代群我称之为“游戏的一代”，即六十至七十年代生长，九十年代至二十一世纪初将全面进入社会文化角色的一代”[3]。刘小枫继而说：“本世纪有三次巨大的‘人震’——地震的死亡人数亦不可与之相比——纳粹主义、斯大林主义和十年文革。‘四五’一代与这三次人震中的一次有特殊的牵缠：参与——退出——反思。……‘四五’一代知识分子大多先有社会历史演变的个体涉入，后有学院的知识教育训练，知识类型之选择的价值意向具有在先的规定性和自觉性。”[4]。
郑义的成长历程满足上述的所有要素，是典型的“四五”一代，1947年出生，成长在文革，曾经是狂热的红卫兵，插过队，1977年恢复高考后考入大学接受大学教育，后以一系列小说和写实文学反思文革对中国文化和心灵躯体的伤害，挺身参加“六四”运动，直至被中国放逐海外。
对于流亡，郑义与高行健有着相同的命运，他们都不约而同的在中国选择流亡。文革十年动乱他们选择内在流亡，他们都从北京出发，高1970年文革高潮时去了淮南山村，郑1968年去了山西太行山山区，稍稍有所区分的是，年龄稍长的高在当时面对血腥和混乱、告密社会时采取的自行逃亡方法，而郑义却是“充满狂热革命梦想”[5]，被动的怀着奔赴新战场的激情前往的。在流亡之前，他们像那个年代年轻人的共同特征一样，都曾是文革的狂热支持者，甚至还参与其中。郑义在“六·四”流亡途中的一段回忆颇能说明他的思想演变过程：
“我不是先知，我对党化社会的认识和普通人几乎是一样的。我们都是在党欺骗教育下长大，开始不可能谈到任何觉悟。真正觉悟是从文化大革命开始，那时离开了学校，走进社会，看看工人、农民的感受，了解到了一些共产党宣传和教科书之外的事情。文化大革命的那种激烈、血腥、对党的愤恨以及对毛泽东的崇拜都是很刺激、促使人思索的事情。林彪事件对党的神话也是一个讽刺。文革后期我们被赶到农村插队，看到的和党讲的完全不一样，实际上，中国真实的农村生活就是对党的控诉。从那时起，我开始了对共产政权的反省和怀疑。但是八十年代又有一些变化。我对党彻底绝望是八九对青年学生和北京市民疯狂的大屠杀之后，那时才认清了，不管它可能有些局部的变化或松动，共产党的那种残忍是一脉相通、不会改变的。”[6]。
正像原名郑光召演变成笔名郑义一样，郑义在这个侠客化的名字里寄喻了正义化力量的面向。郑光召在没有成为郑义之前，就充满着革命狂热梦想的逃亡精神，他在插队生活中就曾有长达一年多的黑龙江、内蒙古流亡漫游经历。还有一次内在流亡的经历，是在中国大陆八十年代初期的“反精神污染”运动中，他为了逃避那次精神文化的“整风”运动，曾流亡在黄河两岸，与高行健一样，他们都在作着民间文化和人文生态的思考和考察：“在这些流亡的日子，我常常痴痴地想我的黄河。要是能在黄河岸边流亡该有多好！可不行，我不能选择我熟悉的太行山和黄河两岸作我的流亡地！”[7]。这使他“六四”事件后的流亡海外显得顺理成章，前者为了革命迷惘和狂热破灭前奏而流亡，“以天下为己任的革命漫游。”[8]；后者则是被“血的真理”和正义痛苦去国流亡，正如1927年10月，鲁迅离开广州是被血吓得目瞪口呆而走一样，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当年是同情屠杀共产党，而今天，历史却开起了玩笑，那个曾经被屠杀的弱势政党掌权后却开始屠杀起手无寸铁的学生和市民，而他们只是为了争民主、平等、新闻自由、人权，反贪腐、官倒。
然而，中国确实是悲哀的，屡见不鲜的“历史重演”，归根结底只是一个老调子“中国梦”在弹唱，那里，全是骗局。黑格尔在1822年说的关于中国历史的话，至今没有过时，是那样的精准：“中华帝国是一个神权政治专制国家。家长制是其基础；为首的是父亲，他也控制着个人的思想。这个暴君通过许多等级领导着一个组织成系统的政府。……个人在精神上没有个性。中国的历史从本质上看是没有历史的；它只是君主覆灭的一再重复而已。任何进步都不可能从中产生。”[9]。
郑义这个笔名第一次出现在中国文学视野是在1979年，郑光召用这个笔名作为一种象征运动开始了他关注中国现世苦难的历程。
那年他在上海《文汇报》2月11日发表小说处女作《枫》，后来小说被改编成连环画和电影，这部批判现实和反思悲剧的小说一时轰动全国。与曾经引领中国文学时代命名的“伤痕文学”发轫之作《伤痕》[10]仅仅相隔4个月，而此前这小说早已周游列国。
在此之后，小说《远村》、《老井》等现实主义关怀扛鼎之作于1983、1985年发表于《当代》杂志，这两篇小说以对人性和自然困境细致入微的描述，巨大的悲悯情怀，引起轰动性影响，《远村》获1984年年度全国优秀小说奖。1987年，由郑义亲自改编为电影的《老井》获囊括“金鸡奖”、“百花奖”等全部奖项，并获“东京”、“夏威夷”等国际电影节大奖，将郑义的文学成就推向高潮，但随着1989年的郑的出走嘎然而止，郑义在中国大陆的文学声音也就结束了，就像张爱玲当年的处境一样的历史巧合，张爱玲迎来了意识形态管制和不自由的政体，不得不开始面向流亡，而郑义现在也要流亡上路了。
郑义的文学生涯分为流亡前和流亡后两段，这两段互为有机的结合着，并没有太大的叙事趣味分野，他重要作品都没有超出苦难的煎熬和无奈的绝望视阈，对现世（黄河两岸）的传统情结和悲悯情怀，使他早期作品中篇小说《枫》、《老井》、《远村》、《冰河》、《迷雾》等，充满着凝炼的悲剧意识和强烈的现实主义批判精神。
流亡后的记实文学《红色纪念碑》、长篇小说《神树》、报告文学《中国之毁灭——中国生态崩溃紧急报告》、书信体忏悔录《历史的一部分》、流亡书《自由鸟》等，为他展现另一个维度的叙事格局。与流亡前对生态、人性/性饥渴（《老井》里的人与自然的对峙，缺水、封闭、愚昧都是吞下的恶果；《远村》里的无“性”与共“性”的对峙，打伙计、拉边套等变态而合理、同情的婚姻是一阙山村挽歌。），都在人的存在状态“小我”上寻找悲剧因素。流亡后的对峙展现在“意识形态”和“国族前途”、“生态崩坏”的“大我”“感时忧国”上，推崇“揭橥黑暗”、“自由表述”等人类普适精神要点上。与大多数中国流亡作家一样，郑义流亡后的文学生涯已经受到语境、受众的限制而大大萎缩，影响也与流亡前相比天壤之别。
郑义的文学写作从一开始就有着清醒的自觉意识。1979年的中国大陆，极左思潮远未彻底祛除，反思文革对中国国族的伤害还未大规模展开，《伤痕》、《班主任》已出，当时尚是晋中师专学生的郑光召尚未成为日后被称之为郑义的作家。此前，他写作了短篇小说《枫》，以反映文革价值、信仰混乱下的浑沌革命观念对人性的渗透性戕害。这部小说比此前同样反思文革颠倒伦常、真理、信仰的《伤痕》、《班主任》，在美学和情境设置、批判与反思力度上，都要超出，郑义自己说这《枫》是“写自己生命中感受最深的题材。”[11]。在创作《枫》之前，他还有小说《凝结了的微笑》（《花城》1979年创刊号，与高行健处女作同为一期），一个关于流放、逃亡的悲惨故事，微笑是凝结在两个扒火车回归的已成冰雕的年轻姑娘脸上，又是一出无声的控诉，赚取了不少人愤怒的眼泪。在《枫》创作之后，他还写了小说《秋雨漫漫》，控诉“农业学大寨”的谎言、骗局路线。郑义用这三个小说串成了一个叙事链，对文革中操纵卢丹枫、李红钢等畸形信仰、冷漠人性背后的“政治大手”，作了鞭辟入里的喝问和批判，形成一张有关文革癫狂毁灭人性的缩图。
郑义最初的小说，十分具有阐释意义，这表明他思考的前瞻性和深刻性，对解读他以后的小说很有帮助。《枫》讲述的是1967年文革高潮时造反派之间武斗乃至枪战的故事，有一对恋人卢丹枫与李红钢却分属于井冈山、青年近卫师这两个都宣称是左派的造反派，他们的组织是势不两立的。在“文攻武卫”的号召下，一场争夺“正统左派”的枪战已经不可避免，小说一开始就是大战前夕的情景：
“大操场上长满野草，纵横着几道交通沟、战壕。几个新构筑的机枪火力点，互成犄角之势。主楼上弹痕累累，一面破碎的战旗在秋风中轻轻摆动，不时翻露出‘文攻武卫’字样。两排红色的枫树环拥着主楼，在中午的秋阳下象火焰似的烨烨发光。而树下，密布着装满弹药的大铁炉……”[12]。
战争的状态和环境似乎一点也不逊色于抗日战争中南京攻防战时的紧绷、惨烈，如果你不了解中国文革的来龙去脉和政治背景，你永远进入不了“疯狂的中国”，那时的街头杀戮丝毫不输于日本人的残忍，而这只是中国最高统治者为达至个人政治野心铲除异己的“忠诚战争”，年轻的郑义是其中的狂热参与者，在那个年代，不参与是要被视为“叛徒”和“反革命者”的，这是一个天大的罪名，郑义回来回忆围城武斗枪战的场面：
“男人编进武斗部队，技术工人生产武器，老人妇女负责做饭救护伤员，而武斗牺牲的那些尸体堆积如山，七月的宜宾，空气中弥漫着尸臭，瘟疫立即就要爆发……后来在中立卫队的交涉下，围困者同意让被围困者将尸体送出城火化，出殡的场面我这辈子忘不了。”[13]。关于文革武斗枪战的激烈和伤死亡情况，笔者曾在2001年参观过重庆沙坪坝公园，那里埋葬着一部分武斗牺牲的造反派青年男女遗体，布满了公园一角，足足有几百个甚至上千个坟墓之多，可见武斗的惨烈和代价。
枪战的惨烈正像小说一开始氤氲着火药味的红枫叶那样，具有从颜色到大爆炸的气息传送，像许多戏剧性场面一样，两个恋人在战场上相见了，情感、人性都退位了，只有信仰、派系仇恨，于是她说：“你快清醒吧，快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吧！你快点掉转枪口吧！”[14]。李严正的拒绝了她，卢丹枫在一片高呼中，从高楼纵身一跃，粉身碎骨，但此前她还留下一封致李红钢的信和两片并蒂的火红枫叶，信中还乐观的劝降：“但是在你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之前，我们是没有任何个人幸福可言的！你应当反戈一击，尽快觉悟。否则，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绘画绣花，你会在战场上死在我的枪口下！”[15]。小说就结束了，留下无尽回味和意味。
短篇小说《枫》情节可谓是一个集约式的，结局也是“令人心碎的美”[16]，它在对当代中国实质隐喻意义上，要远远大过《班主任》、《伤痕》同类小说，虽然这两部小说同样是将人性惯性置于信仰战争的显微镜下演变，但它们是机械和苍白、直白、平面的控诉，没有立体、多维、深刻的指认这种信仰战争背后的“政治力大手”对人性的撕裂般戕害，《枫》隐而不发的作到了。
1949年以来，信仰战争早已将中国人人性割裂的面目全非，《伤痕》里的晓华母女决裂——复合的游戏，《战废品》里俞元在战俘营里此/彼岸选择，《班主任》里张俊石与谢惠敏师生的信仰惯性毒药，《枫》里卢丹枫与李红钢这对分属两个信仰派别恋人的撕裂仇恨游戏……，都是信仰战争下的人性变形缩图。在这一系列“伤痕”控诉小说中，《枫》无疑是最具有普适而全面、深刻认识的，它揭示出信仰战争下的“新宗教”的恐怖残忍和剥夺人性，这一点，在《枫》里的悲剧人物卢丹枫身上集中体现，郑义说这是那个时代的群像：“
“卢丹枫的原型，回想起来，开始时并没有一个特定的模特儿，但与她相同的姑娘的形象，在我眼前却有一批。我一闭眼，许多女同学在文化大革命中那种圣洁的殉道者的形象立刻浮现出来，勾起我心底阵阵辛酸。热爱生活，忠于革命，为追求真理不惜抛头洒血，这本是我们这一代最可宝贵的品格，但被林彪、‘四人帮’导向新宗教，竟酿成一个时代的悲剧。我决心要写好丹枫，让仇恨的火焰烧毁林彪、‘四人帮’封建法西斯殿堂，戳穿他们的骗术！直至动笔之后，在丹枫从一批人变为一个人的过程中，我才感到隐隐绰绰地总有一个熟人在我面前，我自觉不自觉地照这个人写。到最后，我终于看清了，她是我一位小学同学。文化革命中，我们是势不两立的两派，同时又是挚友。”[17]。《枫》里的悲剧远远不能止步于卢丹枫的结局，它是一股类似于《狂人日记》似的悲剧和悲哀力量再现。这也为郑义在以后的小说中大张旗鼓的彰显人性和揭橥黑暗留下了很好的示范。
《远村》、《老井》、《冰河》、《迷雾》都是讲述太行山深处、黄河流域人的生存状态的故事，1968年，郑义曾在太行山区山西太谷县任村公社大坪插队落户，直到1977年考上大学，他才离开山区前往都市，在这九年里，他目睹了中国农村极端贫穷落后的一面，但信仰战争也没有放过侵入这些连饭都吃不饱的地方。
《远村》、《老井》都是出色的现实主义小说，它们无论从忧思的缺水生存环境，还是同情变态的婚姻环境，都有很好的思考和理解山乡中国的苦难和绝境，并带着深深的爱诠释那个世界，有极强的艺术感染力和现实震撼力，成为八十年代中国文学的名篇，很显然，因为作者的去国流亡，这两篇小说都没有得到足够的尊重和认识。
《远村》呈现出一个太行山区牧羊人的爱情内心世界，还有地狱般贫困的干涸生存世界，这两个世界横亘在太行山面前，悲壮而怆然，演绎了一段畸形但真诚、变态但纯洁的现代爱情离奇故事，一段“打伙计”、“拉边套”（两男一女）的奇特病态婚姻，却展现出“中国奇观”面具下爱情的现实冷峻性，灵与肉的爱并非是知识者的专利，它们现在被太行山牧羊人有机地融进了面向穷山恶水的对抗里，嵌在苦难的缝隙里呼号。小说叙述的是一段心酸的故事，由一个象征性的人物杨万牛出演，他是一个参加过解放战争、抗美援朝的老兵，身上布满弹片和伤疤，作为一个有着赫赫战功的军人，回到太行山老家杨庄时，心爱的女人叶叶却已经“换亲”嫁人，战场上的勇猛面对山村“柔软的换亲老路”，只有退缩。
为了忘却痛苦，他去当了一名牧羊人，远远的躲离村庄，成了杨庄的波西尼亚式的“流亡者”，流连于山林沟壑。作为穷人和缺钱的光棍，他根本娶不起一房媳妇。终于在二十年前的一天，为了爱情，为了叶叶和她的孩子们，杨万牛开始了“拉边套”生活，与那个叫四奎的男人共享当年的心爱女人杨叶叶，这使他即使在山村，也要忍受莫大的屈辱：
“二十年啦！杨万牛用满是老茧和裂口的手摩挲着小羊羔的头，环顾着这个穷困而井然有序、充满生气的院子，心里充满一种欣慰的凄楚。这个家，这‘挂’一个女人四个孩孩的‘大车’，他已经帮衬着四奎拉了二十年了。一个光棍汉，公开或半公开地和另一个婆姨活，实心实意把她家当成自己家，在这一带称作‘打伙计’，也有人唤‘拉边套’。‘边套’？嗨嗨，不知觉间，他竟架开了辕！‘牛哥，二子该上学啦……’……——事无大小，叶叶总跟他商议，细言细语，用那双依旧清澈的大眼定定地瞅他，竟单等他一句话定夺。”[18]。
叶叶在两个男人间则更喜欢初恋情人杨万牛，虽然她是换亲的牺牲品，她内心却有自由之爱的憧憬，万牛就是她的“自由之爱化身”：“她是心撕成三瓣在活：一瓣是儿女，一瓣是四奎，而那最大的一瓣，却带着牵肠挂肚的怜爱扑在万牛身上。”[19]、“和他一起，她动真情。宁可敷衍了四奎，也绝不敷衍他，让他好活，让他不感到半点孤寂。”[20]。
一段奇特的执著情缘，成就了刻骨铭心的爱情记录，但也是无奈的爱情叹息。叶叶想改变，想离婚再嫁给万牛，但被残酷的“换亲”连锁反应现实击碎了，她背后是多米诺骨牌的推倒，于是，与万牛结婚成了两人遥远和心痛的梦。
叶叶看到一切都没有希望时，她的愿望转变成为万牛留下一个血脉儿子：番狗，自己却不出三日，死于产后虚弱大出血。一场情恨交织的爱情就这样谢幕了。万牛结束了“拉边套”生活，带着自己的血脉儿子番狗四处放牧，成了太行山里的爱情绝想。
《远村》的出色，还在于小说在写人类爱情悲情的同时，用很大的篇幅映射牧羊犬黑虎的勇敢爱情，使的小说叙事整体浑然一体，极具艺术感受渲染力。《远村》1983年在中国最权威的现实主义老牌文学杂志《当代》发表后，当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郑义后来回忆在自己的代表作里最喜欢《远村》，甚至高于给他文学生涯带来莫大荣誉的《老井》，这应该是有他的理由的。《远村》是一部压抑的小说，它要表达的主题，一如《枫》里反复出现的火红枫叶和“文革”信仰战争带来的人性撕裂局面。《远村》里，人的性欲的压抑、自由的压抑、贫困的压抑，歧视的压抑，世俗的压抑，使杨万牛这个数个战场上的骁猛军人被压的喘不过气来，他只好自我放逐，当起了波希米亚的牧羊人，但他渴望纯真的爱情，即使使他坠入到被羞辱的角色里。万牛是悲哀的，一个号称解放别人的人却连自己的爱情都不能解放，就像《等待》里医治病人身体病痛的医生孔林却不能医治他的自由爱情一样，他们都是被淹没的人，不是世俗力量就是政治力量。
《远村》里，那条叫作黑虎的狗却是自由的，它可以毫不迟疑的去爱，跋山涉水的去追求。郑义给了它足够的隐喻，让它的所作所为成为一种万牛扭曲爱情的反观而存在。这是一条没有阉过的黑狗，它从不接近人，更不会摇尾乞怜人，它是自我的王者，傲慢而高贵，它可以为了爱情放弃一切，而人却是不自由的，让人不免掩卷叹息。
两年后发表的《老井》[21]依旧沿袭了《远村》的情爱、人性荒芜叙事路线，这次在扭曲爱情上又构筑了生态的饥渴，使之完成对前者的互为观照。如果说《远村》的畸情震撼是内在的，是世俗化而小型化的，而《老井》里表述的饥渴则完全是外化爆发式的，它成为一个民族、一个时代的巨大隐喻，“饥渴”成为八十年代中国的关键词，以至于当《老井》被拍成电影成为意象形态产品公映时，东西方都感受到了中国一群“饿/渴鬼”带给西方的震撼人心。《老井》用世界性叙事语言巧妙的告诉西方：中国生活着一群“饿/渴鬼”，那里阴云重重。所以，它在西方得到尊重和荣誉。
《老井》叙述的是一个地处太行山巅名曰老井村的村庄，老井村从宋、元、明、清、民国到共和国，千百年间为饥渴和贫困噩梦般缠绕，千百年间，人们祈雨、打井、找水的愿望从没有熄灭过，但他们的虔敬并未感动上苍，雨水从没有降落，一百余口枯井像骷髅样矗立在村庄的各个角落，成为老井村人心头的痛隐隐发作，使得山村千百年来都活在饥渴病的阴影里。山里的野狼为抢口水喝，被打瘸后仍不甘心，直到最后咽气，还挣扎起来，一头扎在水里，死也不当渴死鬼：“村里的大牲畜干渴难耐，常常有成群的牛羊一见拉水的拖拉机，便一窝蜂拥上公路拦截水车，疯魔得不怕骂、不怕打了，村上修建输水管道，由于这山上过于缺水，瓷管但有一个针鼻儿大的眼眼漏水，醋柳葛针甚的就把根子探过去，没几天就摸到那眼眼，很快就把管道堵死了。村里没水，村人们只好破上一大清早或半前晌时间，到五里十里之遥的旺水井抢一担水来家用。本村的妮子留不住，争着抢着往外嫁，外村的妮子不往老井来。老井村因缺水而缺女人。被抛闪下的男人们，在性饥渴中煎熬，性病不绝。有人实再熬不住了便开始“打伙计”，更有甚的是，偷偷去跟驴、跟骡、跟狗、跟猪干”[22]。
很多年后，郑义在他的自传里写道：
“这是一幅何等绝望的人类生存状态！久旱微雨，人与兽皆到村边石滩上的坑凹处寻积水，渴极的狼与人同饮，寸步不让。被殴至死，临死前还挣扎着把嘴伸进那浅浅水洼……每至旱季，缺水县要动用20%、30%甚至50%的人力畜力从远处运水，以解决人畜饮水之需。过去是挑水，孤寡老人挑不动，便用陶罐拎。每村都有如此惨剧∶数十里蹒跚而归，进门时不慎绊倒，老人跌坐在泥水里呼天抢地……现在是汽车拖拉机运水（壶关县先用小火车把饮水拉到铁路沿线各站，各村再从车站拉水往山里运），久而久之，连畜牲们都认得了那些拉水的汽车拖拉机。一不小心，羊群便炸窝似地从坡上冲到公路上，拦路讨水；或是正耕地的骡马拽着犁耙追撵拖拉机，追不上了，只好瘸站着被犁耙碰伤的后腿呆立在公路边目送拖拉机远去；天上的飞鸟则一群群穷追不舍，在村口人们凭票分水的当儿，趁人不备，俯冲下来抢水……旱池水牲口都不愿喝，特别是从外地新买来的牲口，任渴死也不愿饮一口。只有用几十里外担来的"好水"掺和起，逐日减少"好水"量，诱骗牲口适应，终于不得不饮那苦涩的旱池水……某村数里外坡上有一小泉，但水却流不进村。我说可用竹筒引，村人说试过，竹筒易裂。我说可用陶管，村人说也试过：陶管总有孔隙，点滴漏水。旱山上的灌木荆棘，见水就把根探去，渐渐竟用根将漏水处包裹。只要有一细根探进小孔，立即便在陶管里长成一大团，拚命吸水，并终将管道堵死。这里刚排除了，那里又堵了，几里长的管道，启用后没有通过几次水，只好作罢；人斗不过旱山上疯狂了的植物……
这是一个渴疯了的世界！
人也疯狂了。人们不惜以自残，在龙神面前鲜血淋漓地祈雨；为一口浅井，涓滴细泉，世代通姻比邻而居的村庄可以聚众械斗，死伤狼藉；妮子们如流水般远嫁平川，后生们孤守旱土，在水与性的饥渴中苦苦熬煎……”[23]。
《老井》里展现的是一个被饥渴折磨的发疯的村庄，同时似乎也是一个对中国现状镜现的隐喻。1979年冬，村里下决心淘西井，结果井筒塌陷，旺泉爹和四堂被活埋了。旺泉爹的惨死，淘西井的失败，激起知识农民孙旺泉找井的强烈愿望。为争井，他不惜与邻村的石门村党支部书记挑起械斗，为了找到水，老井村人像困兽样无所畏惧。1982年，在县城学会用科学方法看井的旺泉回村打井，虽然代价是一死一伤，但旺泉实现了老井村人千百年来梦寐以求的夙愿：深井出水了。《老井》还有一条主线是主人公孙旺泉和赵巧英围绕打井、理想衍生的爱情悲剧，两人真挚相爱，但在严酷的现实面前，旺泉选定了为百姓找水的目标。因为穷，旺泉不能与自己从小青梅竹马、相亲相爱的巧英结婚，而被迫“嫁”给女方当倒插门女婿，成了“生育机器”，为了爱，他几次欲与巧英“私奔”。这一细节与《远村》里杨万牛失去叶叶，叶叶被用作换亲习俗，万牛执著于真爱，不惜加入叶叶婚姻家庭“拉边套”如出一辙。
深井打成后，他本可以与他心爱的巧英到任何地方去，可是，他现在发现自己像“嵌砌在井壁上的石头”，无法挣脱掉理想和故土。与旺泉的选择相反，巧英选定了“回城”的目标。她爱旺泉，她不但把自己的身子，而且把自己的心完完全全交给了自己所爱的人。她一心想着和他结婚，和他一起考大学，一起离开这缺水贫苦的山村。为了爱，她几次出走，几次又回来。她不仅在穿戴上向城里人学习，追求时髦，而且在思想上也向城里人学习行为开放。她首先在老井村实行科学种田，花最少的力气，获最好的收成。她又试种专吃青的优种甜玉茭，一茬庄稼卖的钱，让乡亲们听了都眼红。她在自家门前招徕男女青年打羽毛球，她用卖甜玉茭的钱买回第一台电视，她一心想改变老井村愚昧落后的面貌。然而，她的一腔热情，一腔爱，都被现实浇泼得透心凉。巧英绝望了，她一言不发，义无反顾地走出了老井村。她怀着自信，怀着希望，走向城里，一个难以辨认的隐喻去向。
就郑义流亡前的小说而言，所有小说都赋带浓重的的悲情色调，短短六年间，他分别侧重地写出了政治（《枫》）、命运（《远村》）、性格（《老井》）三个色彩浓重、意味深长的爱情悲剧。《老井》里的主人公旺泉，一直处于无奈爱情的三角关系中。一边是与他心心相印、两相无猜的巧英；一边是家庭背景为他选定的喜凤。同《远村》里万牛对叶叶一样，他对巧英的爱有发自内心的刻骨铭心，而对喜凤几乎毫无感情可言。他合乎人性的愿望却遭到无情拒绝，导致了“理”与“法”的冲突，情节的悲剧性也就从此而生，缺水与无爱在互相置换。如果说，这个悲剧的产生是由于极度贫穷，“将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起因于社会性，那么“回城”与“留乡”的思想冲突又构成了旺泉与巧英性格悲剧因素。这一悲剧情节的发展，集中体现在孙旺泉的两次抉择上：前一次，他受制于外力而无可奈何，委曲地与喜凤成婚，行为是被动的；后一次打井成功，他决心终生留在故土而与巧英分手，又是自觉的、主动的。《老井》的现实主义艺术魅力是强烈的，它的批判锋芒也是深含现世隐喻意味的。它不仅保持了《远村》冷峻而沉郁、雄健而浑厚的艺术笔触，不惜笔墨，形象逼真地再现太行山区农村的自然环境、风土人情，以烘托渲染山区农村的文化背景，造成一种浓烈的艺术气氛。而且艺术表现又有创新。诸如：情切切、意绵绵的山歌的运用为作品增添了抒情意味。几篇神话传说的嵌入，既暗示历史，又表达理想，同时还为显得过“实”的作品吹进了一点空灵之气，注入一股浪漫气息。祈雨、龙王庙大戏、瞎子演唱队、神婆子三婶的“问神”等等，使小说更具浓郁的地域风情。与《远村》比起来，它的平面性拷问更加直观，但对时代立体感的把握稍稍趋缓，这使它在主题上过于“主题先行”，忽略了艺术的悠长、缓慢进入达致对时代的终极悲情关注。
随着1989年“六四”事件在全球瞠目结舌的悲惨结局下，作为当代作家亲身参与其中的郑义，遭到全国通缉的命运，在国内流亡三年后，不得不于1992年流亡美国，从此他再未回到魂牵梦萦，用现实主义批判和悲情描述的黄河两岸和太行山区，他的小说也进入了流亡后小说圈语境。流亡后出版的文本，如《红色纪念碑》（1993年）、《神树》（1996年）、《中国之毁灭——中国生态崩溃紧急报告》（2001年）、《自由鸟》（1998年）、《历史的一部分》（1993年）等，对政体意识形态批判的程度愈为全面、加重、深刻、直接，干预“彼岸”现世的勇气也使得其“流亡作家”身份彰显无疑，从他一系列各类文体写作的倾向来看，不难看出他身负有“五四”“感时忧国”知识分子精神的延续，与同为流亡作家高行健作品相比，郑义的本文更为直接和血性、入世，而高则隐逸和隐忍、出世、禅性。
《红色纪念碑》是一部纪实文学文本，是郑义为躲避通缉，在大陆逃亡流徙途中于1991年写成的一部宏大作品，它调查记载了中国边远地区“文革”和“阶级斗争”的惨状，全面描述了“文革”期间广西人吃人狂潮的生发和结局，其中细节的令人发指是对人类文明的巨大挑战，而此前我们完全没有将这种人性的极端丑恶纳入关注视野。
《红色纪念碑》是一部大写与小写、局部与全面、细节与分析、宏观与微观、叙事与历史并列的跨文体作品，是一部很难归纳文本特征的巨大著作，它是一个曾经的“毛泽东主义”狂热分子对其残暴历程极其精彩的全面罗列和罪恶揭橥，是一个被狂热、造反、忠毛、打倒、革命、武斗、砸烂等词链喂养大的中国小说家的彻底清醒文本，就像一个硬币的两面，上述词链可以熏染“影子造反者”，借以实施毛的“乱中统治”和“打倒异己”的阴谋，却也可以产生“掘墓人”，这一点，恐怕连发明者毛都始料未及。书里记载着的细节足以全面崩溃中国人对“毛主义”带给中国解放的认同。历史的细节是惨痛的，正如作者年轻时也是沉浸其中的“破坏者”之一一样，人们看不到全部，还友善的替它辩解，《红色纪念碑》很好的回答了这个问题。《红色纪念碑》是一个流亡小说家用激情和冷静展示的包括“广西人吃人狂潮”在内的一系列“共产主义残暴大全”，其中不乏小说家的愤怒激情和历史学家、哲学家的冷静、细致分析呈现。流亡作家刘宾雁称它为“这是迄今为止最系统地揭示一九四九年以来中国人所受苦难的第一本书。”[24]。“刻画了一世代中国人的苦难和统治者的《红色纪念碑》，终于问世。郑义为中国大地上一段惨绝人寰的痛史，作出了怛恻而迫切的见证。……一桩桩令人发指眦裂的暴行，一幕幕令人不忍卒读的惨剧，使《红色纪念碑》成为比索忍尼辛的《古拉格群岛》更震撼人类良心的血泪之作。”[25]。
郑义自己在自序里这样阐释这座“红色纪念碑”：“每当我一沉浸到当年的史料中，便可见广西十万冤魂穿越时空，冉冉而来。他们围拥着我，注视着我，却默默无言。我深谙这无言的嘱托。他们和他们数十万遗属以及三千万广西各族父老兄弟，委托我以他们的名义，以人类的名义向共产暴政提出控诉。我无权推脱。知情而保持沉默，我便可耻地犯下了同谋罪。数年前，在广西采访时，我不止一次凭着罹难者的亡灵含泪起誓；今日如释重负，我终于可以告慰同胞于九泉之下了：我为你们建立了一座永远的纪念碑。”、“红色纪念碑，它是由十万无辜者的头颅堆积而成，筋肉填充而成。”[26]。
如果说“文革”是中国乃至人类永远的痛，那么，《红色纪念碑》里记载的“文革期间”广西人吃人狂潮则是人类文明莫大的耻辱，想想吧，二战期间德国人对犹太人、日本人对中国人最丧心病狂的残暴，也没有到“人吃人”的程度，因为他们吃的是活人，流传的却是人类共同的耻辱，以至于《红色纪念碑》有章节在欧洲、瑞典报纸发表时，瑞典人大声抗议报章竟登这些杜撰的人类不齿的文章，完全不相信这些事情会在人间发生。
《红色纪念碑》里所记述的都是作者在田野调查基础上作的真真切切的描述，叙述了“文革”期间，中国边远地区武宣、宾阳、上林、钟山、南宁、融安、环江、来宾、蒙山、钦州、灵山、合浦、浦北等分布广西全境州县发生的一系列“杀人吃人惨案”，作家于1986、1988年分两次踏访实地，用各级文件、判决书、当事人口述实录、档案卷宗、地方志、地方“文革”史、图片等翔实的资料再现人类历史上的惨剧，读来令人不寒而栗，丝毫不输于《古拉格群岛》中描述的阴森场面，后者意在隐喻苏联是一个“秘密警察和秘密监狱遍布全苏的国度”，强力与独裁来自残暴的统治者，普通大众只有接受单向道式的“残暴赋予”；中国“文革”却是统治者以“无产阶级专政、阶级斗争的名义”发动的群众“自我战争”，实施的是肉体“自我消灭”、精神无顾其它的策略，统治者却在背后暗自高兴。
郑义是一个具有强烈责任感和使命感的中国当代文坛鲜见的作家，他此前的一系列小说言说方向已经说明了这一点。如果说，《枫》、《远村》、《老井》表现的是人性、环境的生态交杂恶化；那么，《红色纪念碑》表达的则是历史、政治的血腥生态。前者虽已无望，还有美好的人和事物、理想在荒原召唤，后者简直就能使人对人类绝望。郑义在《红色纪念碑》里记述的广西人吃人历史，将“文革”的人性丑恶和政治家的险恶实质和盘托出，使得这部书、这段历史成为研究“文革政治人癫狂史”的重要组成部分。这部书的意义还在于，作者不但在1986年有目的的踏访事件的细节，更预见性的在1968年即已参身“吃人事件”其中。
“农村到处乱杀人，只要有三个以上执枪民兵，便可以无产阶级专政的名义对任何人宣判死刑，并立即执行。”[27]、“某地全城吃人，某商业局长扛一条人腿，招摇过市，回家煮食，那腿上还穿着袜子。某农民被一群人追杀，逃到公社武装部，跪下向武装队长大呼：救救我，他们要吃我！肥胖的武装部长颇不以为然：吃就吃吧！某农民迅即被执，分而食之。某校长被学生打倒在地，每人割一条肉，两砖支一瓦在校园里到处烤食……”[28]、“到处都在狂叫‘不要浪费子弹，要用拳头、木棍、石头’！数以千计的无辜者都被疯狂地殴死，乱石乱棍之下，骨折筋断、血肉横飞，惨况空前。”[29]、“王建勋授意在最热闹的县城中心地区游斗大批‘二十三种人’，煽动乌合之众当场用木棍、砖石打死八、九十人。其中有县医院院长、副院长及内科、外科、妇产科、药剂科主任等一批知识分子。”[30]、“1968年7月26日——8月6日十一天时间内，宾阳全县被打死和迫害致死三千六百八十一人。……一批被打死的最多有三十四人，被枪决刀刺、绳勒、叉戳、棍打、水溺、石砸还有个别活埋，手段十分残忍。有三家（三兄弟）全部男性十人都被打死：有一百七十户妻离子散，家破人亡；有十四户被斩草除根，全家灭绝。一家被杀害两人以上的有一百九十一户，四百三十五人。”[31]、“武宣则吃人成风……女人专吃男性生殖器”[32]、“吃人最残忍者活剖、活割。人还活着，一块块割下来油炸吃”[33]、“武宣，顿时变成一个处处是杀场，处处开人肉宴席的人间地狱！”[34]、“陈志明用大板刀将这三人砍死，并剖腹取肝。与村人一起煮食。”[35]、“用五寸刀割心肝，回去后用瓦罐煮吃”[36]、“用尺八直径大锅头煮，十余人聚餐。”[37]、“武宣中学吴树芳在批斗中被打死后，肝被烘烤药用。”[38]、“一九六八年七月，……批斗甘大作，……一棍往甘大作头上打去时（后），尚未死，即动手割生殖器……惨无人道的割去甘大作的阴部，甘大作在撕人肺腑的惨叫声（中）挣扎，令人毛骨悚然。争着割大腿肉，剖腹取肝，蜂拥而上，将甘大作的肉割光，生割活人残忍至极，触目惊心，惨不忍睹。”[39]、“一九六八年七月十日，在三里区上江乡门前开批斗大会，在批斗中乱棍打死廖天龙、廖金福、钟振权、钟少廷，四具尸体肉被割拿回大队部厨房煮两大锅，有二、三十人参加吃。……在区、乡基层政府所在地烹人肉，集体会餐。”[40]、“教师们也大啖人肉！……我见谢雄标（生物教师）屋里煮人肉”[41]、“黄校长尸体在操场外厕所旁……头被打得黑肿，大腿、小腿、手上的肉全部割光，生殖器、心、肝割光，胸腔里空洞洞的，肠子流出来。”[42]、“这一日，桐岭中学一片繁忙烹调之景象：厨房在煮人肉，教师宿舍在煮人肉，教室前屋檐下在烤人肉，校园里在烤人肉，到处可见两砖支一瓦再复一瓦的自制‘烤炉’”。[43]、“无产阶级专政的暴虐、残忍，超出人类想象力十倍百倍！”[44]……
够了，诸如此类的细节在《红色纪念碑》中简直俯拾即是，举不胜举。到处在上演杀人样板戏，“红色恐怖”运动将疯狂的屠杀推向高潮，成就了屠杀者的天堂。连官方文件保守估计无辜被杀害的群众都在九万之众，这个数字已接近广西在八年抗战中死亡、失踪的十一万五千一百五十九人，可见屠杀状况的酷烈，比日本人当年屠杀中国人来的还要残忍，其中有多少人被煮而食之就不得而知了。抗战中战死者为国捐躯，死的其所，而这些死于文革“自我战争”杀人样板戏的人，只会让人感到恐惧感和阴森感。
《红色纪念碑》里最为骇人听闻的是取人肝、肺、心而煮、煎、炸、炒而食之的细节，在第一部第一、二章里作者抄录犯人卷宗材料记录来还原事件本相，真实性不容置疑，连作者都为卷宗记录而不寒而栗：“连日来，所见所闻，全是挖人肝、煮人肝、吃人肝、烤人肝，心里承受力似已达到极点。”[45]。郑义造访过的武宣甚至编有一本《武宣县被吃人肉者名单》（武宣县处遗办编）[46]，书中的文字记录是人类历史上最残暴的文字组合，甚至连带中文都变的暗无天日，流淌出血来：“……吃肉后砍头的一人，挖心肝的五十六人，割生殖器的十三人，全部吃光（连脚底板肉都被吃光）的十八人，活剖生割的七人……”[47]。
《红色纪念碑》里的充满着思辩与雄浑的文字，用中国人生命垒聚起来的血淋淋的事实，对中国人1949年以来受到的所有苦难进行展览、呼号，组成幽暗低垂、充斥死亡气息的一组组“中国空间”，叙事上悲怆而激越，展现作者操纵各类文体的高超技巧和思考深度，是典型的中国版的“古拉格群岛”。《红色纪念碑》还在于用东西方历史叙事，来完成对“共产主义在全世界特别是中国的勃兴”作根本性的摧毁和揭橥，《红色纪念碑》里展现的是一个凶残的世界，人性被癫狂、偏执、邪恶、过度阐释的信仰所统摄。《红色纪念碑》对半个多世纪中国信仰生态的迷信进行全面反思，让一个残暴无比的政权回到历史阳光中来。作为一个以委婉艺术隐喻现世的小说家，郑义以少见的勇气、智慧、深刻对接着五四“感时忧国”的传统，常年流亡在海外，却褒有对家、国的一片赤诚，若干年后，他还在一部对中国环境生态忧心如焚的作品里延续着这种遗绪。
2001年11月，郑义出版了《中国之毁灭——中国生态崩溃紧急报告》，成为他写作生涯中直接干预、预言万里之外现世祖国的唯一一部报告文学，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他是被祖国放逐和永世不能入境的“流亡作家”，一个背着象形文字流亡美国的中国作家。郑义对中国各类“生态”的关注在中国作家中可谓独一无二，早在1979年发表的《枫》里，他就对“文革”信仰战争生态对人的渗透性毒害作了很彻底的思考。到1985年的《老井》对干涸中国水、爱情生态的直面描述，而《红色纪念碑》可视为“文革”斗争生态灾难。再到直接叙写中国环境生态灾难的《中国之毁灭》，郑义可谓从内到外展露中国“生态灾难”的严峻性。
《中国之毁灭》引用丰富的档案、资料、文件、研究成果，分为上、下两篇，上篇对中国二十世纪中叶以来在森林砍伐、水土流失、土地荒漠、地质灾变、耕地流失、水资源枯竭、江河干涸、气候灾害、水污染、大气污染、物种灭绝、资源耗尽等方面的制度性、政策性失误，展开具有强大说服力的论述，观点鲜明，立场忧患，论据充分。下篇则对中国生态灾难的制度进行分析。《中国之毁灭》读来，令人神伤，流亡作家们似乎在用这种全部用实际地理描述的方式来思念永不能回转的家国，在那赤诚的描述中更贴近祖国的山山水水，发出全部由“饥渴”组成的声音，但亲近感却无处不在。郑义自己说：“在遥远自由的空间里，才可能更加切近地瞭解中国。”[48]。郑义是一个具有根性回望意识（文本）和漂泊流亡意识（行动）的作家，两者并行不悖，他为了追求自由表述和真相面向，漂零异乡，只有在“中国语境”里独自徘徊、惆怅。流亡作家的命运就是这样，他们永远生活在他心中的祖国肌体上，对此，谁都无法剥夺，他们才是与“苦难中国”、“真相中国”生活在一起的中国作家，尽管他们都被放逐在外，远离家国。长篇小说《神树》里呈现的黄河两岸近一个世纪来农民悲惨图谱演变就佐证了这一点，家国常萦绕于怀，“感时忧国”之心从不曾熄灭。
长篇小说《神树》叙写的依然还是“中国语境”，还是《远村》、《老井》里太行山区的一群苦难中国人的境遇，这是郑义出走后写的唯一部虚构性长篇小说，是一部地地道道的流亡小说，构思于开始踏出流亡第一步的香港，时年1992年4月，完结于1995年4月的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神树》在某种程度上是一部满含巨大政治隐喻的小说，用千年“神树开花”这一石破天惊的隐喻来直指刚刚以失败落幕的“六四”事件，当然，那棵开花的神树最后还是被强力部门充满恐惧感的砍伐掉了，结局是悲惨的，一如现世中“追求民主、自由、平等，反对独裁、强权、官倒的六四运动”在静寂中失败。但这部小说又不完全是“政治小说”，它充满魔幻和悲殇的流淌出中国人近一个世纪特别是1949年以来的苦难路线图，以一棵老树作为媒介、参照、目睹，逶迤出时代的无声悲歌，将中国人承受的普遍经验一一再现出来，史诗性的赋予它悲剧性来源，但一改流亡前小说《老井》、《远村》的完满结局，让失败和悲怆延宕下去……。
在《神树》里，已看不到此前还有一点希冀之光的郑义，很彻底的将那群中国人抛弃了，悲观的气氛弥漫在小说始终，直到小说完结，悲观叙事还在袅袅徐行在前方，不曾消散。显然，流亡作家已经为自己被祖国放逐这一事实感到沮丧，很多年后，由郑义担纲主编，中国流亡作家为纪念刘宾雁去世而出版的一本《不死的流亡者》里，弥漫在整本书里的气氛，依然还是那种悲剧式殉道士式的沮丧，流亡漂泊的命运让他们的本文也不能开心颜。
《神树》在结构上将现代魔幻和写实传统很好的结合在一起，用全知视角来展现一场注定以失败为结局的抗争，失败意味颇可玩味。小说以太行山深山里一个山村有一棵千年古树某一天突然鲜花盛开，引来方圆百里范围内万千百姓争相来观赏，引为神树奇观，顶礼膜拜，轰动一时，成为一股神奇的力量左右着狂热的人们，官方却认定这是一种预谋的不祥之兆，想一举砍伐古树，切断膜拜之源，但被山村村人阻止，于是当局愈加对此古树开花感到恐惧，甚至出动军队坦克开进深山老林，与村人展开对峙，并进行镇压，古树终被砍倒，但付出的代价是激起村民山洪般爆发的对抗，神奇的山洪、暴雨、地震也参与进来，杀戮之气在这个远离都市的山村氤氲到极点，一场毁灭就在这个山村面前展开，一切都在雷声、暴雨、哀嚎、死亡、血腥中结束了，有古树的山村最后以没有古树和遍地尸体为终结，近一个世纪的梦也在这血雨腥风中醒来，但山村已无人倾听，寓言也随之结束，山村被铲平，像永远不能受孕的史前洪荒社会。一出隐喻中国人一个世纪普遍命运的悲惨迷梦就此谢幕。
《神树》里有两条叙事线，都在古树的俯瞰之下，古树是历史记录器，它包蕴注视着山村所经历的所有苦难。两条叙事线互为交错，一条是魔幻般的古今冤魂穿梭对话，一条是现世镜现无所寄托的狂热对峙。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土改、三反、大饥荒、文革……，古树参与和目睹下的残忍斗争，无数冤魂跨越时序聚集到一起互相诘问，阴阳相见，梦境追问，仇家、亲家、战友、恋人、老少、父子……，都被一幕幕的以写实手法还原，死亡场面悚人，骇人听闻，灭绝人性，他们都惨死在变化多端的“信仰战争”下，现任村长赵家文家族就是“信仰战争”不断变化的受难者/收益者，这要视政体的统治情绪性需要而定。
在《神树》里，细节、情节的隐喻无处不在，作为历史长河象征的苍老古树，及其被古树开花震惊的偏僻山村人民，都被赋予一种转喻特征。古树突然开花被郑义将之与现世里的“六四”事件所提倡的民主、自由、平等主旨信息互为置换，还有军人砍伐古树，彻底的凶狠砍倒古树的场景：“在场的每一个人都看清了：在神树新砍出的创口上，血一般鲜艳美丽的树汁涌流而出”[49]，在活生生的摹现镇压“六四”民主运动的场面（自由女神像被首先拆除）。军人开着坦克碾过那个仅仅因为“神树开花”的山村，军队参谋长的一席话也颇值得玩味：
“最近以来，神树底少数坏人，把大树开花的自然现象别有用心地伪称为神迹，非法聚众，公开宣扬封建迷信，恶毒攻击党和政府，大肆敛聚钱财，已造成一定的社会动乱。各级党和政府曾对此加以严厉警告，但是，神树底一部分坏人却以我们的克制为软弱，煽动不明真相的群众，对我执行任务的部队围困攻击，造成严重的伤亡。为此，我部根据上级命令，进驻神树底，迅速恢复社会秩序。如果继续顽抗，我部已被授权自行处置！”[50]。
“杀你这些土老百姓还不是白杀！前几年军队勤王，那是京城大地面，人不比你多？……那年是学生造反，那还不杀！咱造反来？”[51]。
军队参谋长的那些充满杀机的话何尝没有出现在“六四”事件的天安门广场上，只是地点（神树底/天安门广场）、动机（公开宣扬封建迷信/公开宣扬民主、自由、平等精神）改动了一下而已。而神树底人的反应简直就是中国的普遍民间声音再现。
郑义在《神树》里用魔幻现实主义手法呈现荒诞感和反讽感也是极其出色的，它深刻的考量中国历史演变的游戏性和谎言性实质。在第七章里，一场集体幻觉开始降临，叙述的是有一支神奇的幻影军队对抗着当代政府镇压军队，在对阵中，隐性军队充满着愤慨和激怒，那是镇压军队的前身：抗日军队“八路军”，他们都是战死在神树底的军人，长眠于神树底下，现在，他们复活了，他们认为，他们被欺骗了：“老百姓组成的军队居然将枪口对准老百姓”，他们之间有这样的对话：“跑这儿来欺负老百姓？老子们早就咽不下这口气啦！”。一支当代部队与昔日战死疆场的部队对阵，简直像极了《二十二条军规》里的荒诞规则：敌我的隐遁，“疯了”的作战游戏。
当代军队认为都是那棵神树开花的香气作祟，致使幻觉重重，砍倒神树即可终止一切不从，于是那支铁血的杀人部队首先砍倒了神树。
“……神树无声倾倒……神树庙土崩瓦解，夷为平地……当人们从四面八方围拢过来，事情已经结束。失去了神树的神树底就像一首遗忘了曲调的山歌，荒凉而落漠。”[52]。
神树被连根摧毁时，也是中国追求人类社会普适价值民主、平等、自由在中国的断裂之时。
目睹此惨痛场面，鬼魂组成的幻影军队“八路军”悲愤异常，因为据此他们的战死疆场失去了合理的依据（为谁而战？为何而战？），但又无可奈何，因为他们都已死过去了，他们说：
“你们今天向老百姓开枪，比他妈的日本鬼子还坏！你们的良心让狗吃啦？”[53]。
悲剧的结局已经铸成，只有鬼魂的古今对话警示着没有了神树的神树底，苍凉而寂寞。
郑义的小说、纪实文学都是其用生命体验来一路丈量的，从最初的《枫》、《远村》、《老井》，经《红色纪念碑》、《神树》，到最近的《中国之毁灭》，作家的强烈关怀家国、此世的情怀可见一斑，他的文学叙写是悲壮的，流亡后，他的文学生涯也稍稍有些失色，这是语境转换带给他的无奈。无疑，作为作家的郑义将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中占有一席重要之地。
注释：
一、同第三章注释六十八。
二、六、《六四逃亡经历》，见2007年接受海外记者访问。
三、四、刘小枫，《这一代的怕和爱》，第125页、第126—127页，北京，三联书店1996年12月版。
五、七、八、十一、十六、二十三、郑义，《历史的一部分》，第171页、第269页、第256页、第260页、第265页、第272—273页，台湾台北，万象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93年3月版。
九、转引自《停滞的帝国》，同第一章注释十四。
十、卢新华，《文汇报》（上海），1978年8月11日。
十二、十四、十五、郑义，《枫》，收入《伤痕》一书，第357页、第366页、第368页，北京，中国文学出版社，1993年12月版。
十三、施叔青，《郑义的太行山牧歌》，收入郑义《远村》一书，第10页，台湾台北，海风出版社有限公司，1990年6月版。
十七、郑义，《谈谈我的习作〈枫〉》，《文汇报》（上海），1979年9月6日。
十八、十九、二十、郑义，《远村》，第48—49页、第49页、第53页，同十三。
二十一、二十二、郑义，《老井》，《当代》（北京），1985年第二期。
二十四、刘宾雁，见《红色纪念碑》序言，台湾台北，华视文化公司，1993年7月版。
二十五、陈晓林，见《民族良心的表征》，收入《红色纪念碑》一书。
二十六、二十七、二十八、二十九、三十、三十一、三十二、三十三、三十四、三十五、三十六、三十七、三十八、三十九、四十、四十一、四十二、四十三、四十四、四十五、四十六、四十七、郑义，《红色纪念碑》，第108页、第2页、第3页、第11页、第10页、第12页、第52页、第52页、第66页、第68页、第68页、第68页、第69页、第73页、第73页、第81页、第82页、第82页、第92页、第28页、第96页、第96页，同二十四。
四十八、郑义，《中国之毁灭——中国生态崩溃紧急报告》，前言，第13页，香港，明镜出版社2001年11月版。
四十九、五十、五十一、五十二、五十三、郑义，《神树》，第296页、第386——387页、第388页、第480——482页、第487页，台湾台北，三民书局股份有限公司，1996年9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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