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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精神的见证(随笔)
——悼念力虹
◎
万
之
力虹去世了，享年仅五十二岁！
这位诗人、自由写作者值得我们深切悼念！
据统计，中国人平均寿命在增长。高官厚禄者，由于享受免费而先进的医疗，苟延至九十岁甚至上百岁已非新鲜事。中国作家协会前主席、国际笔会中国笔会中心前主席巴金，晚年常住高干病房，即使意识已经不清，到了植物人状态，其生命也被延续到百岁以上。
力虹并非死于不治之症，如果治疗及时，不要说高干病房的医疗条件，就是一般病人能得到的治疗，也不至于如此早殇。力虹也曾是中国官方作协的签约作家，也曾担任过作协官员的职务，也是国际笔会会员，如果循规蹈矩，蝇营狗苟，可以名利双收，可以过上舒适安稳的生活，当然也可以长寿。
力虹之死是因为他的言论触犯政治禁忌，触及了当局的痛处，而遭当局嫉恨，陷入牢狱，受尽摧残。所以，力虹是死于非命，死于牢狱，死于政治迫害，死于一个没有言论自由的时代，死于毫无人道不为他提供治疗的专制制度。自上世纪七十年代末中国的文化革命结束以来，作家虽仍无自由，但死于政治迫害者已经少见，而力虹成为中国大陆近三十多年来作家受迫害致死的第一人。力虹之死，因此成为中国当代政治史文化史的一个重大事件，成为中国言论自由状况依然恶劣的铁证，也是专制制度依然作恶逞凶的见证。
丧钟鸣响之时，当让世人警醒！
力虹之死，证明争取自由在中国依然需要付出生命的代价，还祸及亲人。如果你敢直言，敢触犯禁忌，那么就会象力虹还有高智晟律师等人那样，不仅丧失人身自由，不仅会有家破人亡的厄运，而且会受到肉体摧残，甚至丧失生命。正如力虹自己的诗句所言，“一寸自由一寸血”。百年前的诗句，“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居然依旧是今天残酷的现实，是这个时代的真相，自由仍然需要付出生命和爱情的代价，怎不让人感慨！
最近有位国内作家给我来信，谈到我去年十二月十日在大赦国际芬兰举办的国际人权日活动上的演讲。这位作家说，“你的观点大都不错，但别忘了你是在自由世界”。其意思是说，你那些“不错的”话，在国外所谓“自由世界”可以说，但在中国是不能说的。这位作家的话，让我确实感慨，甚至有些激愤。因为这些话里还有一种贬损的意思，好象是说，如果你在国内，你也不敢这么说话，或者不能这样“自由”地说话。这位作家的话，其实代表着相当多的人士的看法。我已经不止一次听国内作家对我强调，“你不了解我们在国内的恐惧”！
我算是一个“不识时务”者！
我当然理解这种“恐惧”，也感受着这种“恐惧”。专制制度的一个武器就是制造恐惧。在一个到处都是警察到处都是国保便衣的专制国家，人人自畏，人人恐惧，不触犯政治禁忌已经成为很多人的生存本能，这我多少可以理解。但是，中共专制的恐惧其实早已超出国界，不分内外。看看还有多少在海外的中国人敢于直言，敢于参加各种抗议中共专制的活动，敢于在媒体上批评中国的问题，就可以明白恐惧感其实到处存在，而没有什么“自由世界”可言。不论你是持有中国护照的人还是加入外籍的华侨，只要你敢批评中共，你的回国自由和权利就被剥夺，你和你的家人亲属就只能黄泉相见。甚至外国人都不能幸免，很多汉学家都深怀恐惧感。只要你敢说点真话，你就拿不到去中国的签证，你的谋生道路可能就被截断。对于有国难归的人，流亡海外同样也是一种牢狱待遇，远不如国内某些人士活得那么“滋润”，不过是住在更“人性化”的监狱而已。其实，至少我认识的不少流亡海外的中国朋友，如魏京生、徐文立、任畹町、胡平等一九七九年北京西单民主墙的活跃人物，卷入一九八九年天安门事件的郑义、苏晓康等作家，还有上海地下自由写作运动的诗人孟浪、王一梁、京不特等，都并非是到了海外“自由世界”才敢说话，而是在国内就敢发出自由的声音，就投入了争取民主自由的事业和自由写作，很多人也曾被长期投入监狱。如今被流放海外，不过是牢狱之灾的长期延续。
当然，如果要提名字，还有些人可提，我不能都一一例举就是了。
所以，不论海内海外，要自由就要战胜恐惧，要自由就要冲破禁区，否则，即使身在海外，你也会因为“恐惧”而放弃你的言论自由，在这点上，海外海内其实没有多少区别。所以，人的自由与否，并不是根据环境而言，在什么地方才敢说什么话，而是在于你是否具有热爱自由的天性，是否具有自由的心灵，自由的精神。
记得二十多年前在哥本哈根，瑞典《每日新闻》（DN）和丹麦《政治报》（POLITIKEN）給方励之先生颁发“自由奖”，因为他本人不能出席，请了严家其、吾尔开希等人出席代领，也邀请了正在丹麦访问的中国作家北岛、高行健和我列席。我记得创办中国民联的王炳章先生也特地赶来了，当时还在筹办自由党，想拉人参加。我在会间听到一种说法，刚逃亡出来的流亡者在巴黎成立了民主中国阵线，而和中国民联以及王炳章先生保持距离，因为那是中共明确宣布的反动组织，要是和他们合作，就会被中共“抓辫子”。我当时就有些吃惊，因为一个民主组织的思维，甚至已经流亡海外“自由世界”，居然还是看中共的颜色行事，怕中共“抓辫子”，那么连思想的自由都谈不上，更不用谈言论自由和政治自由了。所以，我当时就发言说，自由其实是分成多种层次的。有外在的自由，也有内在的自由。有形式的自由，也有本质的自由。我们常说的言论自由、表达自由、出版自由、新闻自由，其实都是外在的自由，形式的自由，而思想的自由、精神的自由、心灵的自由，是内在的自由，本质的自由。如果没有精神和心灵的自由，没有内在的自由，即使到了海外这个“自由世界”，可能言论的自由、外在的自由、形式上的自由看上去比国内好一点，但是你照样会束缚自己的心灵和思想，照样按照过去的思维习惯，不敢触动中共设置的思想“禁区”，照样自己禁声，照样装聋作哑，照样没有自由。
我知道，至今为止，很多表面上在谈论言论自由的人，和思想的自由、精神的自由其实一点都不沾边。他们的思维还总是遵循着中共设置的“禁区”打转，小心翼翼，不敢跨雷池半步，甚至可以乖巧地跟着中共的指挥棒跳狐步舞。上溯起来，这和文革中“革命群众”要与地富反坏右划清界限，八九年学生运动要和给毛像扔鸡蛋的天安门三君子划清界限，民主中国阵线成立时要和中国民联和王炳章先生划清界限，等等等等，其思维模式是一样的。这都是所谓的“识时务者”。
我想力虹在很多人眼中也是“不识时务”者，但是力虹具有心灵的自由，精神的自由。这是一种内在的、本质的自由。力虹并非身处“自由世界”，而他依然能战胜“恐惧”，触犯当局的政治禁忌，能不畏专制，不畏强权，敢言他人不敢之言，敢做他人不敢之事，表现出高贵的自由精神，这让我由衷敬佩。这是一种林昭式的精神，也是林昭推崇的普罗米修斯的精神。
力虹以生命为代价，为这种自由精神在中国的存在作出了见证。即使这只是一点自由的火种，却可以照亮暗夜，给黑暗中的人带来希望。真是用得上一句老话了：有些人虽生犹死，有些人虽死犹生。没有自由精神，虽然活着，甚至长命百岁，其实也是行尸走肉。而力虹是虽死犹生，因为他的自由精神不死，将永远激励依然活着的人。
力虹因此不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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