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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居民史课程在哈佛不再出现(文论)
——政治正确介绍之四
◎
张桂华
激进女权主义裹挟着社会声势进入大学，重获灵感而愈益扩大了批判视野；反种族主义因有女权主义加入增强了力量，更加深了其长期受压迫、遭伤害的悲情色彩。两者合力并广泛结盟，发起了一场反种族主义、反性别歧视、反同性恋恐惧的校园政治运动。
他们以政治正确标准批判大学各种制度，从招生规章到师生关系，从课程设置到讲授内容，从日常用语到学术概念，直至美国的社会结构和整个西方文化。从校园内蔓延到校园外，蔓延到媒体影视、新闻报道、广告……
无论愿意还是不愿意，无论是心存讽刺还是心怀不满，1990年代以后，政治正确与否，已成为大学师生乃至一切文化知识界人士不得不考虑和谨慎选择的言行规范。
一，语言禁忌
政治正确在大学校园内顺利推展，许多大学颁布了校园言行规范，斯坦福大学是其中一个典范：
1．斯坦福致力于自由探索、自由表达原则。学生拥有坚持、维护和促进个人见解的权利，……尊重这种权利需要学生容忍甚至是令人憎恶的意见。因此，学生在行使权利时，若遭胁迫、暴力或暴力威胁，都视为对该原则的侵犯。
2．斯坦福同样致力于机会平等和非歧视原则。每个学生都有同等权利接受教育而不受基于性别、种族、肤色、身体障碍、宗教、性倾向、国家和种族来源等特征的歧视。……因此，任何歧视性骚扰都视为对该原则的侵犯。
3．对基本原则的解释，目的是为了清楚指明受保护的自由表达终于何处和被禁止的歧视性骚扰始于何处。被禁止的骚扰包括暴力威胁，也包括基于性别、种族、肤色、身体障碍、宗教、性倾向、国家和种族来源等特征的人身污蔑。
4．如有下列言论或其他表达，即视为人身污蔑而造成歧视性骚扰：
a)
基于学生的性别、种族、肤色、身体障碍、宗教、性倾向、国家和种族来源等特征地侮辱、污蔑个人或一部分人；以及
b)直接针对个人或一部分人表达侮辱、污蔑；以及
c)使用侮辱或“挑战性”语言（fighting
words）或非语言符号。
在语言使用上，涉及的规范很多，比如，应将“非裔美国人”替换“黑人”、“Negro”，“原住民”替换“印第安人”，将“性别中性”的名词如“firefighter”替换“fireman”，涉及残疾人的如“视觉受到挑战的”（visually
challenged）替换“blind”，“假日”（Holiday）替换“圣诞节”（Christmas）等等，如此替换即为政治正确，反之则是政治不正确。
在观点、见解方面，比如说黑人和白人在智商测试上的差别主要由遗传因素决定，这种说法就是政治不正确。密歇根大学一个学生写了首五行诗，开玩笑地推论一位著名运动员有同性恋倾向，即被认为对同性恋过于敏感而怀有偏见，因其政治不正确，不久他被责成参加一个同性恋“脱敏”课程并在学生报纸上公开作了自我批评（self-criticism）。
二，种族和性别
种族问题最为敏感。有的大学为此采取了一些专门措施，如设置黑人学生宿舍、建立美国原住民学生中心等等，但仍不时有冲突事件发生。北卡罗来纳大学邀请恰维兹（Linda
Chavez）来校讲演，恰维兹，西班牙裔，曾是里根政府班子成员，她反对平权行动并认为应鼓励移民学习英语。学生抗议，指其有种族主义倾向，学校只得取消邀请。参议员莫尼汉（Patrick
Moynihan）在瓦萨（Vassar）大学举办的一次讲座中说，美国是“一个理性而成功地实行了多种族社会的典范”。一位黑人妇女不赞成他的看法，两人发生争论，黑人妇女声称参议员侮辱了她，学生立即占领了学校一座大楼，直到莫尼汉退还了讲座报酬才罢休。
反对性别歧视是又一个重要主题。长春藤大学联盟一女权主义理论家组织了一个讲座，对时尚摄影和广告图片中潜隐的性压迫进行“解读”，她一边展示，一边以拉康式的心理分析向观众阐释它们中所包含的暴力性性别歧视。一张Revlon广告，一位脸上化了浓妆的妇女站在水池中，水淹到她的下巴，理论家指着广告向观众大叫：“杀头！”随后她又出示了一张时尚照片，一位戴着飞行员目镜的黑人妇女，用手把套领毛衣上的领子拉掉，她又大叫：“扼杀！”“奴役！”整个讲座就这样持续了两个小时。当讲座结束时，一位女权主义者（Paglia）站起来发表了一番不同意见，她认为过去四十年的时尚摄影是伟大的艺术，刚才的展示，她看见的不是杀头而是维纳斯的诞生，不是扼杀而是King
Tut的证明，而理论家的这种政治正确解读，只是一种精巧的理论僵化。她指出：“激进女权主义者蔑视除她们自己价值以外的一切价值，她们正在鼓动学生对世界抱有一种愤怒的情绪。”
激进女权主义的基本认识是，西方社会由不平等的“性别系统”组成，用特拉华大学哲学教授哈丁（Sandra
Harding）的说法，该系统是“由男性占有优势地位、也只可能由男性控制的妇女的生产和再生产”。辛辛那提大学教授、美国哲学联合会妇女地位组织负责人贾格（Alison
Jaggar）将家庭看作“妇女遭压迫的基础”，家庭“加重了异性恋的性倾向”并“将占有优势地位的男性特征和妇女特点的社会结构强加于下一代”。那些决定结婚和想要成为母亲的妇女，则是这个性别不平等社会强加的“虚假意识”的牺牲品。激进女权主义最喜欢引用的，就是女权主义先驱西蒙·波伏娃（Simone
de Beauvoir）所言：“没有妇女应被认为就该待在家里和抚养孩子……准确地说，如果有多种机会，许多妇女就会作出另外的选择”。
将所有妇女看成受害者、所有男人看成潜在的企图强奸者，这种看法令人惊骇，不过，却可能从另一方面说明为何校园内约会强奸的数字奇高。有报道说，校园中近1/4女生在约会中被强奸。有人质疑，这究竟是实际发生的，还只是随意估计的？有记者（Stephanie
Gutmann）发现，对约会强奸事件的调查证明，原始统计存在问题：“大学校园中的强奸并没有任何大的增长，至少在可获得的数据基础上，只是‘强奸’这个词的意义被扩张并超出了性活动类型的界限”。因为，按女权主义新的阐释，强奸，已不必包括任何身体的攻击。芝加哥大学心理学家凯瑟琳·奈（Catherine
Nye）也发现，在对著名强奸案研究中，有43%的女性“并不理解她们已被强奸。”但根据激进女权主义解释，所有两性接触，只要其中包含了糊涂、懊悔和自相矛盾心理的都可以形成强奸。“一般弄糟了的性——那种你在早晨醒来会后悔或者就在过程中会后悔的——就被视为典型的强奸。”女人在性活动以后情绪不佳，就是男人犯错。用一位激进女权主者（Andrea
Parrot）的话说，“让男人神经紧张和担心越出界限”这没什么不好，“由于你无法简单通过外表区别谁是潜在的强奸犯，那就让你对所有男人都保持警惕吧！”
三，何不干脆取消这门课？
西伦斯托姆（Thernstorm），是美国种族关系史方面的杰出学者，他已在哈佛大学做了25年教授，有终身教职，出版了四部著作，发表了许多论文并编辑了《哈佛美国种族集团百科全书》。
西伦斯托姆和贝林恩（Bailyn）教授两人合作教一门本科课程——关于美国种族关系发展演变的“美国居民史”，贝林恩教前半段殖民地时期，他教后半段从殖民时代到现代。两人属于学术主流，讲课内容建立在各自的研究基础上，且都具有坚定的自由民主信仰。然而，事情也就由这门课程而起。
1987年秋天，《哈佛深红色》（Harvard
Crimson）杂志出现批评文章，指责西伦斯托姆和贝林恩的讲课对“种族主义的问题迟钝”。文章匿名，指责也模糊，但它们反复不断的出现，终于引起了大家的注意。在另一位教授干预下，最后两位学生站出来承认，他们是文章的资料来源。两人都是修“美国居民史”的学生，他们拿出一份六页的材料，指责贝林恩讲课时从一个南方农场主日记中选用材料，却没有给予奴隶同等的权利，这就相当于曲折地为奴隶制度辩护。贝林恩，这位两次赢得普利策奖的教授，在课堂讲授时已预先向学生说明，到目前为止，没有发现任何奴隶写的日记或信件，所以他只能选用农场主日记来推论有关奴隶的状况。但这个解释并不能使学生满意，既然没有奴隶的材料，那就也应取消农场主的材料。
西伦斯托姆的错误就更严重了，而且是系统的，比如他在课上使用“印第安人”指称而不用“美国原住民”，尽管西伦斯托姆早就在课上说清楚，“印第安人”是绝大多数印第安人自己也用的指称，但学生不管，这个名词是种族主义的。另外，他们指责西伦斯托姆曾指定一本书让学生阅读，此书提到，有人将平权行动看作优惠待遇，而学生认为这是种族主义观点。他们还指责西伦斯托姆讲课时赞同莫尼汉（Patrick
Moynihan）的观点，即黑人家庭破裂是黑人长期贫困的原因之一，这也是种族主义思想。因此，西伦斯托姆所用的词汇、看法、思想和历史方法都是种族主义的，他们绝不能容忍。
幸运的是，这门课程此时已结束了。可不幸的是，讲课周而复始，新学期来临还得开讲。当西伦斯托姆计划第二年课程时，他真的忧心忡忡了，如果这一切指控再次出现，将如何对付呢？他感叹：“这就像50年代被称作共产党一样，无论你怎样解释，一旦指控发生，你就永远是一个嫌疑犯”。为了保护自己以免被错误引用或断章取义，他决定在讲课时录音，与学生在办公室谈话也录音。可这样一来，事实上他必须录下他就种族问题所讲的每一句话，这需要昂贵的录音设备，到处安放话筒，磁带始终旋绕，教师讲课需要这么麻烦，实在是个讽刺。西伦斯托姆最终想到，何不干脆取消这门课，那不简单得多？于是，“美国居民史”在哈佛大学从此不再出现。
四，不需要学习哲学
讲课时遇上麻烦的教授远不止他们两位。圣巴巴拉加利福尼亚大学教授纳什（Roderick Nash）在一堂环境伦理学课上说，现在有一种时尚，将宠物作为人的伙伴。“宠物”这个词当场就引起学生反感，认为带有偏见，应称为“家养的驯化动物”。此外，纳什对那些摆姿势为《棚屋》色情杂志拍照的女人仍然被称作宠物发表了即兴评价，想不到，课后几个女学生递了一份正式书面材料，指控他性骚扰。在控诉书上签名的一个学生（Susan
Rode）说：“这样做，可以给其他班的更多的人知道，可以让其他教师监督自己的讲课内容”。
对目前大学中的不容忍气氛，哈佛大学刑法学教授阿兰·德肖维茨（Alan M. Dershowitz）感到震惊，为免沾上性骚扰的罪名，他坚持在自己讲授有关强奸案的课堂上全程录音。作为一个偏左的自由主义者，德肖维茨承认自己“碰巧——在本质上——与大多数‘政治正确’立场是一致的”，但他并不认可现时大学中的许多做法，尤其对现在的学生不满意。这些大学生抱怨，种族主义、性别歧视、同性恋歧视在校园内造成一种骚扰性气氛，使他们难于学习，因此要求设立言论规范。德肖维茨尖锐地批评道：当事情涉及到性、喝酒和学习作业时，学生要求以成人那样对待他们；可就是这同一批学生，当事涉政治、言论冲突时，他们却恳求着像儿童那样得到保护，以免受到令人反感的言论的影响，却不尝试着自己到思想的自由市场上去战斗。
现在，许多教授做事极其谨慎，即使布置学生阅读书籍也仔细权衡，因为，许多过去被认为伟大的经典著作，按政治正确标准，只是一些加强白人男性优越观念的宣传品。杜克大学教授豪厄瓦斯（Stanley
Hauerwas）宣布道：“伟大文学的精品由纯英语创作，笨驴——为他们的社会阶级在下面背书。”有的大学为此而开设了以非洲为中心教育内容的课程。结果却是，这些学校非但没有提高非裔学生的自尊，只是证明了那里的学生比以往更愤怒和更无能。当然，正如非洲中心主义者指责毒品和艾滋病是白人消灭黑人的阴谋，对此他们也同样可以指责，那些沉迷于以非洲为中心教育内容的白人也代表了一种阴谋，就是提供给黑人无用的教育，以便将他们驱逐出劳动市场。
黑人散文家、英语教授斯蒂尔（Shelby Steele）指责道，在大学专门设置黑人宿舍、美国原住民学生中心、同性恋研究项目以及开设以非洲为中心内容的课程，事实上不是减弱了而是增加了种族间的关系紧张，并使教育和文化受到损害。“如果你让一个人敏感，根据种族和性别观察日常所见的每一件事，那么，最后他就会在每一件事上都看出种族主义和性别歧视。”正如有人（Alan
Kors）所说：“并不是生活中所有的问题和沮丧，都是因为种族和性别歧视。”
反种族主义、反性别歧视的怒火到处蔓延，指向自然科学，指向逻辑和理性，分析性思考是冰冷的男性思维，是男性中心主义，是压迫，这只会对那些口齿伶俐的人有利，表达不清楚的人则成了牺牲品，因此，分析性思考不应得到鼓励。一位教师（Christina
Sommers）大惑不解：“我的学生告诉我，他们不需要学习哲学，因为它是家长式的，是以逻辑为中心的”。
耶鲁大学一个学院的院长（Donald Kagan）在欢迎新生入学时发表讲话，鼓励学生进入以西方文化为主题的研究，他特别说明：“西方文化已将个人反抗国家的权利、限制它的权力注入到了个人权利之中，并创造了一个私人领域使得国家权力无法干涉。”西方的民权传统已产生了“一种对未知的大多数文化的多样性的容忍和尊重”。但是，许多耶鲁新生认为院长的陈述“极其令人反感”，齐声加以谴责：“家长式权威主义！”“种族主义分子！”“法西斯分子！”
五，影响所及
2006年，哈佛大学校长劳伦斯·萨默斯（Lawrence
Summers）在一次演讲中说：男女之间的先天性差别可能是导致女性在数理领域鲜有建树的原因。这番政治不正确言论立刻引起大哗，遭到激进女权主义的猛烈攻击，在社会各方的舆论压力下，萨默斯被迫辞职，成为哈佛自建校以来任期最短（五年）的校长。
此为显著事件，另一端像是小事，其影响却更为广泛、弥漫且持久。
在美国大学的SAT、TOFEL、GRE的各类考试中，当面对各类选择题时，聪敏伶俐的中国学生已迅速掌握了答题“规律”：女性总是对的，黑人则有好有坏，越是在美国社会遭到冷落的人群如原住民、亚裔越是有理；当涉及西方经典理论，那么，佛洛伊德肯定错误，达尔文往往也是不正确的。
这一切，就这么发生了。
是耶非耶？
但，不管怎样，在政治正确以后，美国大学的教学内容、学术气氛和文化秩序与以往再也不一样了。
诸篇文章主要参考资料：
① Catharine McKinnon,
Pornography, Civil Rights and Speech, Analyzing Moral Issues by Judith A.
Boss，
McGraw-Hill Companies,Inc.，2005．
② Charles Lawrence, If He
Hollers Let Him Go: Regulating Racist Speech on Campus, Analyzing Moral
Issues by Judith A. Boss，
McGraw-Hill Companies,Inc.，2005．
③ Jonathan Rauch, In
Defense of Prejudice：Why
Incendiary Speech Must Be Protected, Analyzing Moral Issues by Judith A.
Boss， McGraw-Hill Companies,Inc.，2005．
④ Bill Lind, The Origins
of Political Correctness,
An Accuracy in Academia, 2000.
⑤ [美]詹姆斯·P.斯特巴，《实践中的道德》，程炼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9月第1版
⑥[匈]卢卡奇自传，杜章智编，李渚清莫立知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6年5月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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