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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长的命运(随笔)
——我这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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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 寒
2010年的12月，世界很不安宁。朝鲜半岛的上空，弥漫着浓浓的硝烟味。针对上个月北韩对韩国延坪岛的炮击，先是韩、美两国的联合军演，两天后轮到规模大六倍的日美联合军演。位于巴基斯坦西北部的部落地带，传出自杀式炸弹攻击事件，惨剧造成50人遇难，100多人受伤。翌日，河南渑池县的煤矿发生瓦斯爆炸，矿难中26条生命瞬间消逝。10号，全球瞩目的挪威诺贝尔奖颁奖典礼上，为和平奖得主摆设的是一张空椅子，叫人心情沉重得无以复加。这个月，东非的三国——肯尼亚、坦桑尼亚和乌干达，将合并成一个统一的联邦国家，开启另一页不可预知的历史。这是一个动荡不安的世界，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在离乱中趋近尾声。
2010年的日历即将翻过，世界各国媒体纷纷总结21世纪的头十年，另一种说法叫做，“零零年代”。美国《时代》周刊用了个可怕的词——“地狱10年”，为本国的“零零年代”做了总结，英国《独立报》则选择了“毁灭的10年”、“漂移的10年”作为关键词，以此形容英国的这十年。最别致的说法来自俄罗斯的Infox通讯社，这家传媒用“成长的命运”这一颇为传神的词汇，来概括俄罗斯的过去10年。他们说，这段命运与之前的经历相关，也可能会影响下面的一切，命运本身是无法简单评价的，但一切都在成长中。
说得真好啊。Infox通讯社的这段话让我眼前一亮，感慨良多，追忆和反思如同滚滚翻腾的波浪般在我的内心难以遏止。我的这十年，有着太多的激动和欢欣，有着太多的悲愤和忧懑——好在，这无法简单评价的命运啊，一切都在成长之中。
我在苏北的一个小镇出生、长大。上个世纪的最后一年，我离开江苏独自远赴一个陌生的南方城市为了理想去打拼，从而开始了我的法律职业生涯。我自幼钟爱文学，性本狂骄孤傲，少有凌云之志。少年时代，我立志要去寻找一条救人、救世的道路，欲将此生全身心投入去“仗人间之义”，憧憬着像马丁·路德·金牧师那样在“相信法律和秩序”的前提下为自己的同胞争取自由和人权。那时的我为自己找到了人生的方向和生命的意义常常激动不已。就这样，我怀抱着理想追求和一腔热血选择了法学专业，23岁那年，我考取并拿到了绿皮书——我梦寐以求的律师资格证书。
新世纪的第一年，我在福州的一家律师事务所实习满一年后获颁小红本——专职律师执业证。之后几年间年我承办了当时业界几乎所有类型的法律事务，但最为倾心的仍属与保障人权相关的业务，譬如刑事辩护、代理行政诉讼、代理行政复议及申请国家赔偿、工伤索赔，等等。每日，我不停地在调查、取证、走访、撰文、呼吁、辩护、呐喊、走近访民，走进监所，走上法庭。白天，我为受损害受冤屈的人申辩，夜晚，我为哀哭困苦的人落泪。
当初研读法学时曾立誓要为实现人权和正义勉尽心力，但现实的残酷和荒诞远远超出了我的预料和想象。在众多的案件进展过程中，我与我的当事人一同遭遇不公，一同品尝败果，一同承受痛苦。一个二十多岁年轻人的理想抱负和人格尊严在无情的现实面前遭到无情的摧毁。一度我陷入了失望、沮丧、彷徨和迷途之中。我的梦想在一个法律已沦为权力的奴婢的国度里遭到重创，它像一只断翅的鸟儿，伤筋动骨，血流不止。可是它毕竟还没有死掉。它一边噙着泪水自己包扎伤口，一边挣扎着鼓励我要坚持下去。我们彼此搀扶，在非正义的绳索编织的网罗中艰难地、却也始终坚强地挺立着。
我决心突出重围。可是很长一段时间，我并不知道该往哪个方向行走。直到有一天，一个声音在另外一条道路的路口呼唤着我。那个声音来自我的整整五箱子藏书中那些人类思想史上的伟大心灵，来自我身处的时代那些持守良知且自由思想的独立知识分子。在两条道路相交叉的十字街头，光明与黑暗正进行着激烈的争斗和抢夺。那一刻，数年来我亲历亲睹的场景一一在脑海浮现：那是一个个冤苦无告的生命的凄厉哭叫，那是国家机器肆意侵夺的骇人场景，那是我逐渐意识到自己“暂时做稳了奴隶”的真实生存处境。灵魂经受着前所未有的拷问，于是我不再犹豫，我像春蚕般奋力挣脱开层层的束缚，坚定地朝着另外一条道路走去。
从此后，我再不相信傲慢而冷酷的权力之手操控下的“法律和秩序”，而是决意要像梭罗倡导的那样——“立即地抵制”。德国法学家拉德布鲁赫曾说过，很多诗人都是从法学院逃逸的学生，我也成了其中的一员。我钻进去了，或者说，回归了文学的一方天地，那儿是我的精神栖息地和灵魂疗养院。我开始做单兵作战式的文字明志和抗争。在从法学走向文学之路的关口，我反复诵念着但丁在地狱出处的那句话：“从这里我见到繁星空”。我也想见到属于我的一片繁星空。现实世界已是如此的弯曲悖谬，而在文字堆砌的纸上世界里，我的梦想又能夠自由地翺翔，飞向浩渺湛蓝的苍穹。
我开始了不断写作投稿发表的新生活。我写自己熟悉的时政评论、学术文章和杂文政论，也写我一直以来苦于无暇动笔的文学类作品：散文、人文随笔、诗歌、散文诗和短篇小说。我写的文章若囿于“国情”难以刊发的，就投往港澳台媒体或者海外。我在这条写作的道路上孤独地辛勤耕耘，渐渐地读者多了起来，直至后来有了自己的专栏，受到传媒的关注和报道。到了2006年，看到杂文政论类的文章在报纸和杂志上发表的累积地多了，我就着手编纂了一个文集，受法国学者路易斯‧博洛尔的政论名著《政治的罪恶》的启发，我将那本文集命名为“政治，你有多少的罪恶？”，然后去找出版商寻求出版机会。在遭到婉拒之后，我就自己将文稿打印出来，然后复印、装订成册成为“自选集”，送给我的老师、同学、朋友和义工伙伴们。我在这本自己“出版”的文集扉页上印上了两行粗大醒目的大字，那是法国作家拉伯雷的话：“学术无良知就是灵魂的毁灭，政治无道德就是社会的毁灭。”。这两句话尤其是后一句是我那本文集最想表达的主题，也是我的五年零五个月法律职业生涯中最深切的体验。
投入写作的这些年来，是我的思想和意志、及对文学和学术的理解得以提升的重要人生阶段。我要对写作献上答谢辞，是它重新放飞了我的梦想，在我的内心注入了一粒希望的火种，让我一度濒临熄灭的信心的火花再度点燃。写作也给了我一个机会，让我得以选择自己当行的人生道路和争战方式，它同时在洗涤我、锤炼我、启发我，督促我每日与自己奋战，敦行不怠。德国哲学家齐美尔阐述生命时曾说出了两个命题：“生命比生命更多”和“生命超出生命”，对我而言，拥有写作生涯的生命，就是属于他所说的前一个“生命”之列。我时常觉得作为一个写作者是幸运的，因为这是一项“无限可能的艺术”，能够活出不同于肉体生命的另外一种精神生命，书写出另一部生命之书。在当今这个信息畅通到无远弗届的时代，我的文字或许无法达到“经国济世”之功效，但至少能如捷克作家格鲁沙所说的仅仅是“一种自救，却不能救世界”，只因为——我说了，我写了，我的心灵平安了，我的灵魂得救了。
百战苦风尘，十年履霜露。十年来我在岁月的旅程中征战不已，历经风霜遍尝艰辛，但从未拱手而降。我慢慢地、慢慢地彻悟到，无论是法律工作还是文字写作，失落也好，收获也罢，都是我的生命之书中最珍贵的一个章节，我自当视同拱璧。命运于我，仍是厚待的，我已然不再浩叹。在这个动荡不安的尘世间载沉载浮，我的感恩，与命运同行，与命运共成长。
写于二零一零年十二月十日
《自由写作》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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