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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这十年的主导性记忆(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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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 钟
可以这么说，警察是我这十年来的主导性记忆，也几乎是我从青年时代起的主导性记忆。但无疑，这是一种负面性记忆。
我只是一个为文的人，然而在这个国度里，为文者只要不人云亦云，保持非主流意识形态姿态，就有可能成为警察监控、盯梢、骚扰的对象，就会被调查、被“请喝茶”，于是，我眼中的这个国家，就是一个时刻在威胁着我的自由的国家。
我疏于写作已有几个月了。
在中国，在上海，我总是缺乏写作的冲动，和激情，常常会间歇性地陷入失语状态。
中国犹如一个大的铁罐子，虽然这个铁罐子现在已经被戳出了几个透气孔，但从外面进来的新鲜空气还不能主导这个铁罐子的主流气氛，所以，我们能够感受到的仍然是压抑，以及缺乏建设性的热情。
我们是在毛意识形态灌输下长大的一代人，所以，我们知道什么叫恐怖，只要一听到“狼妈妈”说话，就会下意识地哆嗦。在一种意识控制的长期作用下和氛围中，你能自由地写作吗？！
于是，过去的是又一个十年，真是岁月蹉跎！
我在这个新世纪的开端很不吉祥。
那一天的夜晚大概无人入睡，因为午夜12点的那个时刻意味着我们将成为跨世纪的人。我和一位来自贵州的朋友坐在一个小酒馆里，一边喝酒，一边坐等钟敲十二下。
这位朋友当时正在鼓吹中国文化复兴，而中国文化复兴的一个核心观点，就是制度文明，说白了，也就是所谓宪政民主。当时他们几个人编印了一本《中国文化复兴通讯》的小册子。然而，这件事很快便进入了上海国安的视线。
1999年12月31日午夜，或者说，2000年1月1日凌晨零点，新世纪钟声敲打了十二下之后两个星期，这位中国文化复兴运动的积极鼓吹者便被捕了。
第二天，国安也来到我家。
那天天气很阴沉，所以屋子里显得很暗。
四、五个人敲门进屋之后对我说：“我们是国家安全局的。”其中一人向我出示了上海国家安全局的证件，然而他们都穿着便服。
“跟我们走一趟吧。”我感到有点恐惧，但我没有在他们面前流露出我的恐惧。
我跟随他们下楼。
天空灰蒙蒙的，虽然是白天，但街上却行人稀少。
他们的车停在街边，街边有一家玻璃店，几个工人在装卸玻璃。
他们打开车门，让我上去，在我左右各坐了一名警察，我被夹在中间。这种情景通常都在电影里见过。
不一会，车就在高架桥上了。
我当时处于一种迷茫状态，没在意车是怎么开上高架的。我在想他们会把我带到什么地方去。到了高架桥上后，我才意识到，我应该记住行车线路，以便我今后能够判断他们可能把我带去的那个地方。
我从1985年就开始和警察打上交道了。
迄今为止超过二十五年的岁月里，警察几乎成为我生活中的经常项目。
第一次与警察打交道是因为马裕武案。
马裕武组织了一个叫“未名社”的文学社团，邀我参加。
但是，未名社的活动只进行了五、六次，马裕武就被捕了，是因为“投敌罪”。当年的中共上海市委的机关刊物《支部生活》上曾登过一篇《一封投敌信发出以后》的文章，写的就是马裕武案。
我对马裕武的底细并不了解。后来才得知，马裕武被判七年重刑是因为他给台湾写信。
自然在此过程中，警察来找了我。我进入了警察的黑名单，大概是从这时候开始的。
以前，警察对我而言只是一种恐怖性象征，这时开始成为我生活中的现实。
1986年发生了一次全国性的学潮。警察找我谈话，说是要听听我对学潮的看法。我至今没有想透那次警察找我谈话的用意，难道他们真想知道一个年轻人对时局的看法？我当时告诉他们，我对学生的行动是持同情态度的。
这次学潮的一个直接的后果是胡耀邦的下台，和方励之、王若望、刘宾雁的被开除中共党籍。
此后警察在我的记忆中越来越被强化，直到最近若干年来被定期地“请喝茶”。
回到前面的话题。
车开到一家宾馆的门前停下。我当时确实没有意识到这是宾馆，但如果这是警方的某个部门的话则未免显得太豪华了，此时我才看清楚这家宾馆的名字：上海建工锦江大酒店。这是一家4星级的宾馆，大堂里进出的人很多，其中一个警察走到前台去办理开房手续，我和另几个人则站在大堂中央等候。
这时，我才算心神稍宁，感觉事态并不严重。
那位开房的警察拿了房间钥匙，带着我们一起上楼。我当时试图记住房间号的，但还是没有记住，因为我的注意力都集中在应对警察的提问上了。
那是一个标间。我查了一下建工锦江大酒店的数据，如果不打折的价格是在一千元以上。房间里，四个警察都在，其中一个女警察，坐在写字台前，铺开纸笔，准备记录。然而我注意到她并没有写下一个字，因为整个问话过程中，没有问出什么他们想要的东西来。事实上，他们以为我知情的事情我本来就一概不知。
以下是我当时记录的谈话要点：
1·“中国文化复兴联合会”是非法组织，我对此是不是知情？
2·在×××处搜出了一份名单，在这份名单上，×××是主席，而我则被列入文艺部的负责人。×××在事先有没有就这份名单与我商量过？
3·创办《中国文化复兴通讯》，经费从何而来？
4·×××会不会和海外组织有联系？他们和王希哲有联系吗？
对这些问题，我都无法回答，因为我对这些事根本一无所知。
整个谈话进行了约四、五个小时，他们绕来绕去的盘问，使我失去了耐性，我说：“你们不要再问了，我什么都不知道！”于是出现了一阵静默，这时其中的一个警察的手机响了（也许是BB机，有点记不清了），只听他对电话的另一头说：“没有……”。我想，这大概是意指他们没有问出什么有价值的东西来吧。
谈话已经没法进行下去了。几个警察小声商量了一下，于是我们便下楼来，警察对我说：
“你可以走了。”
……
回到家后我给王一梁打电话。
他也刚从锦江饭店出来，几乎与我在同时，警察也把他弄去谈了几个小时。
王一梁说：“出来吧，我们一起喝酒去。”我说：“现在我们碰头不合适吧。”一梁说：“这正说明我们没事，要是我们不敢见面，反而显得我们有什么秘密似的。”他说得对，于是我们就在云南路的一家酒馆里，一直喝到午夜。
然而，此后事态的发展却转向了另一个方向，那个贵州朋友被警方逐出了上海，并被警告以后不准再进入上海。
而最令人感到意外的是，上述被警方弄去谈话半个月后，王一梁被捕并被判入狱两年。警方判决书下达的那天，距中国新年只剩几天时间了。
新世纪竟为我们开了这样一个头。
我在这十年的主导性记忆只能以这样的方式来叙述：21世纪对我而言，始于王一梁坐牢，而在第一个十年结尾的时候，独立中文笔会前会长刘晓波被判十一年的重刑幷获得诺贝尔和平奖。我之所以要提及他们，并把他们与我关系在一起是因为我们都是独立中文笔会的成员，我们也因为司法公正的缺失而受到不同程度的伤害。于是，我把自己的命运与他们联系在一起进行计算，我感到自己也是历史进步的因素之一，而所有的历史进步都是各种因素累积的结果。因此我相信，中国进入文明进步的时代已经并不遥远，真正自由写作的春天也许正在悄然到来。
许巍是中国最抒情的摇滚歌手，我这几天一直在听他的歌，他在《蓝莲花》这首歌里这样唱到：
没有什么能够阻挡
我对自由的向往
毫无疑问，这应该是我们这个民族内在的主导性声音，同时我也视此为这个时代的最强音！
2010/12/1
《自由写作》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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