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霞妹，你在哪里？(随笔)
◎ 李贵仁
1987年，她23岁；如今，又过去了23年，她的年龄正好翻了一倍，应该是46岁了。她现在的情况怎么样呢？
我说不清为什么会突然想起她来，而且是在今天凌晨刚睡下不久，突然在梦中想了起来，此后就再也睡不着了。
我在梦中默默地反复念叨：霞妹，你在哪里？你好吗？
事实上，我和她并无深交，甚至没有多少接触。我只同她谈过一次话，不到两分钟。我能够见到她，也只不过是在五六天的某些时段。我们对彼此的了解都极有限。可以说，我和她连普通朋友都算不上，只是比路人稍强一点。
新闻出版署决定召开全国文艺出版社总编辑会议，时间定在1987年6月底7月初，地点定在琼州——这是琼州出版社主动争取的。琼州出版社很大方，不仅负担整个会议的全部花费，而且负担所有与会人员的吃住，算下来总得好几万。他们的社长说，花这笔钱值得，只要出版署回头多给批些书号就行了。既然成了东道主，他们参加会议的人员自可多安排几个，刚工作不久还只是个普通编辑的霞妹也就因此列入了与会名单。
会议只开了三天，不分组，全是大会。几十个总编辑，加上中宣部和新闻出版署的十多名官员，以及东道主方面的几个人，在宾馆大厅里坐成四边形，主要是听领导讲话，只有很短时间自由发言。我坐在北边一排，霞妹坐在我的对面，相隔十米左右。她很惹人注目，这只是因为她穿了一身淡绿色的衣裤，虽然颜色已褪，却毕竟给人鲜亮的感觉。她的相貌倒是无甚奇特，可用“普通”二字概括：皮肤微黑，五官端正，不能称为美人，却也惹人喜爱。看样子是个沉静的人，无张扬之态。也许是喜欢思考的罢，而且好像颇有主见。第一次开会，我就注意到了这个姑娘，但我并不知道她是个什么人——反正不会是哪个出版社的总编辑。不知道就不知道罢，这是无所谓的事情，我无意于打听。
在当代中国史上，1987年也是有特殊意义的。新年伊始，中共总书记胡耀邦就被赶下了台；紧接着，刘宾雁、方励之和王若望被开除党籍；随后，胡绩伟、王若水等人也遭到整肃。所谓“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主要代表人物，就这样又打掉了一批。决策者意犹未尽，还要乘胜追击，肃清这些人的“流毒”，于是，“清除精神污染”成为重中之重，大张旗鼓地在全国范围形成了一场意识形态领域的新的运动。然而改革开放的旗子又不能倒，因此出现了一种很奇特的矛盾局面：在“清除精神污染”的同时，继续强调“解放思想”，促进各项事业繁荣。正是在这种形势下，新闻出版署才召开了这次全国文艺出版社总编辑会议，目的很清楚，就是要求文艺出版界既努力“清除精神污染”，又继续“解放思想”，在这两个方面同时充当意识形态领域的排头兵。
新闻出版署的一名副署长，在其长篇报告中反复强调的，无非就是这个意思。当然，他秉承的是中央的指示。
来自全国各地的文艺出版社的总编辑们，基本上只是默默地听。在随后的自由发言中，虽然也有人表示拥护领导讲话，却并不热烈，也不坚决，显然都只是以官话应付。但是没有人唱反调。恐怕是没人愿意触霉头吧。
就在几乎冷场的时候，我主动跳了出来，将了副署长一军：你反复强调什么“清除精神污染”，还能怎么“解放思想”？这不是自欺欺人吗？
谁也料想不到我会这样跟领导过不去，整个会场顿时陷入死寂。
停顿片刻之后，副署长才脸带愠色反问了一句：“你要怎么解放思想？”
我平静地回答：“应该把真正鼓励人们解放思想落实到实践中，而不是仅仅作为空话挂在嘴上骗人。请谈一谈真正鼓励和促进思想解放的具体措施。”
副署长没有再说什么；我也没有再说什么；谁都没有再说什么。
这也许只是这次会议的一个小浪花吧，没有激起大浪，但是多少会在人们心里留一点痕迹，而且会在某些人的心里引起一些思索。
过后无人再提此事。
第二天上午继续进行平淡的会议，下午集体乘大轿车去一个华侨农场参观。上车后，我正好坐在霞妹身旁的位子上，礼节性地同她谈了几句话，只是简单地询问了一下她的基本情况：姓名，年龄，籍贯，毕业的学校，现在的工作，如此而已。她也简单地如实回答了我。
第三天还是上午开会，下午参观。
7月1日，正式会议已经结束，与会者乘大轿车去海边游览。途经一个黎族村寨时，大家下车歇息，纷纷与当地专门和游人合影挣小费的黎族儿童拍照。一个中央级出版社的老总把霞妹和我叫到一起，又叫了中宣部一名处长和北京某出版社的女老总，随便拉了几个黎族儿童站在前面，拍了一张彩照。
我和霞妹最后一次见面，是在那次会议开完之后，她和她的一些同事到琼州机场给各地的总编辑们送行。她和她的同事把我们送进候机大厅，大家就分手了。就在我们准备进登机口时，我突然发现，霞妹竟从相隔十多米的栅栏外边大步向我们走来。她径直走到我的面前，第一次向我伸出手，把我的手紧紧抓住，一边握一边说：“你是一个大写的人！”说罢就转身离去。我望着她的背影，怔了好一阵子。
几个月后，我到北京出差，顺便去看那位中央级出版社的老总。我没有提起，他却主动拿出两张洗好的照片给我。回到西安，我给霞妹寄去了一张。
霞妹给我写过两次信，称我为“仁兄”，落款即是“霞妹”。我就是因此也以“霞妹”称呼她的。她还给我寄过一本由她担任责任编辑的翻译小说。此外，我们再无交往，我只是在第二年到北京参观全国书展时，碰到她的出版社同事，给她带去了一声问候。
1989年6月，我因参与民主运动而被逮捕入狱。在西安市看守所被关到1990年时，一名看守悄悄地笑着递给我一张信纸，但是没有给我信封。真想不到，信是霞妹写来的。她也许是通过外电知道了我被捕的消息罢，但是她怎么知道我关在什么地方呢？她又怎能把信寄到我这里呢？多亏收到此信的那名看守是个好心人，而且他的妻子是北师大毕业生，因此同情我们这些被捕的“民运分子”，所以他才能违背规定把此信交给我，否则我就不可能知道霞妹的心意了。霞妹在这封不算长的信中，算是惟一一次流露出了一点感情色彩，但也非常含蓄。她没有提及政治，也没有说到我被捕的事情，只是问：你那边的天气好吗？信末则是诗一样的语言：明天，太阳照样升起，霞妹依然年轻！
我把这封信读了又读，心里涌出了热泪。
我当然希望永远珍存这封信，可惜终究未能如愿。
我无法回复，只能在心里对她说：谢谢你，霞妹！
1994年出狱后，我仍无法同霞妹联系。世事多变，我甚至不知道她当今的下落。
近十多年，我连生计也无法保证，而且困在多种严重疾病之中，不断同死神搏斗，也就顾不得去想她了。
谁知就在几乎淡忘她时，她却莫名其妙地突然进入了我的梦乡！
惊喜之余，我只能在梦中默默地问：霞妹，你在哪里？你好吗？
2010年10月2日至5日写于西安
《自由写作》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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