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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就是我的名师(访谈录)
——访谈芮虎
◎
杨 雨
一
访谈的缘起
２０１０年夏天，我在成都采访了刚从德国回来定居的德籍华人芮虎先生。
我与芮虎先生于２００４年相识于德国，我当时在柏林工作，他是《德国导报》的文化版编辑，因我向该报投稿，就此认识。通过电子邮件来往，得知芮先生也是四川人。异国他乡，偶然遇见老乡，心中自然是倍感亲切。我在德国工作期满，从柏林搭“顺风车”到斯图加特，再转火车，到了芮先生居住的小城哥平根。因时间关系，与芮先生一番学术闲聊后，我便回到了大陆。
时光如梭，一别六年。其间虽与芮先生有电子邮件联系，也继续向《德国导报》投稿，但总没有面对面的思想／学术交流那样的感觉，在信息化技术所笼罩的时代，也有解决不了的精神问题。
自上世纪８０年代末，北京那个举世为之哭泣的事件以来，芮先生流亡海外二十一年，个中的人生／思想转型，聚集了多少８９一代中国知识分子的记忆与失忆，坚守与出走。不过，我始终相信，在转型期的当下中国，权力、群体和话语的三位一体中，话语总是放射着令人心醉的迷人光辉。此时，我就用录音机与文字，记录下芮先生的人生／思想浮沉，镶嵌在这灰色城市的话语峡谷之中。
按姓氏谱系算，芮姓应缘起于今天的山西省。后来，芮先生的祖先迁徙到湖北麻城，然后，再迁到四川。芮先生的父亲生于成都大邑县，抗战爆发后，参加了国民党的青年军，一直做到团长，投身过淮海战役。由于性情耿直，看不惯国民党的腐败，在１９４９年没有跟随大军前往台湾，便和做护士的妻子回了原籍。由于中共刚得鼎不久，根基未稳，大邑县境内时常有土匪出没，中共川西地下游击队负责人便说服芮先生的父亲参加剿匪。我心想，历史真是弄人啊！由于芮先生父亲从中与土匪方面周旋，中共答应如缴械投降，不会大开杀戒。谁知土匪刚一投降，中共军队便将其全部剿灭。为此，芮先生父亲一直心怀不安。“难道这就是政治吗？”芮先生感慨道。
后来，芮先生父亲工作调到成都市政府房管科工作，由于有当年的国军背景，工作上处处受打击。于是，就回到了芮先生母亲的老家荣县当老师，母亲也在县上当老师。但工作上也不如意，处处受压，从县城调到乡上，又从乡上调到了更偏远的山区。
二
教育历程
芮虎：因此，我的童年就是在山区度过的。由于我比较聪明，常常跟着我哥哥去听课。时间一长，其他老师有意见，让我报名才能上学，所以，我直接上了小学四年级，到小学毕业时，我才１０岁。此时，文革爆发了。
父亲当然受到了冲击，被弄到山上劳改。我读初中在荣县。算成分，讲政治条件，我在当地根本上不了高中，于是，在１９７１年，我一人上路，乘火车经成都回到了大邑县老家读高中。毕业后回到荣县。大哥，二哥都下乡去了。三哥没有下乡。我认为我一定要下乡，因为在我看来，一个男子汉，就要去闯荡，我不怕吃苦。
我下乡的地点，就在荣县的山上。插秧、犁地、挑粪……构成了我基本的生活轮廓。我印象最深刻的事情是，有一次，我们到一个距离十几里的地方去挑氨水回来……肉体，在世俗的沼泽里打滚的同时，精神却逐渐成长起来了……
由于母亲的退休，按政策我就回来了，我下乡的时间不长，只有三个月。这段不长的人生经历，在我的精神履历中却烙上了一个记号……心理学术语叫“镁光灯记忆”，一人独处时，某个褪色的画面，会突然闪一下，可真要讲细节，就是抓破头皮也想不起来。命运，留给了我们这代人学人太多的精神资源，同时，也让我们失去了太多的人生际遇。
整体上说，我思想上受西方文化影响比较大。
杨雨：当时，县城里信息比较封闭，哪里来的西方读物？
芮虎：由于我二哥在乡里当过几年邮递员，收集了不少西方读物，如《福尔摩斯全集》《悲惨世界》《在人间》等，我一直在读。从那时起，我就立志要做一个高尔基似的文学家，哈哈哈……
随着我母亲的退休，我就顶替我母亲的工作，我的专长是文科，当然顺理成章地在荣县顺河乡中学教初中语文。
１９７７年恢复高考，中学教师稀缺，参加了高考被录取，学校不放人。１９７８年，我又向学校提出考大学的要求，由于我是教师身份，按规定，只能上师范。所以，我的第一志愿就是四川师范大学中文系，企图实现我的文学家梦想。很多年以后，我才发现，这个想法是绝对错误的——中文系，出不了文学家。
１９８１年，全国各高校掀起一股选举人大代表的风潮，我没有参与，因为我始终对具体的政治活动兴趣不大。况且，我的主要心思还是在文学层面。
大学时期，我的课外读物主要是西方名著，如巴尔扎克，司汤达等。我个人的研究方向是中国现代文学，尤其是对郁达夫感兴趣。我当年的毕业论文就是写的郁达夫，特别喜欢他的真率性情。
我认为，我最大的遗憾，就是缺乏名师指点。我的名师就是生活。
杨雨：在有些时候，“祛魅”也是好事。
三
神，拣选了我
芮虎：大学毕业后，我分配到四川邮电局长途总站做秘书。业余时间自修英语，翻译了一些英语文章和小说，发在《读者文摘》《四川青年报》等报刊上面。
当时，我也写了一些诗，拿给诗歌评论家杨远宏看，结果，被“枪毙”了，哈哈哈……远宏说，你不是写诗的料。我认为他说得也对，我先天缺乏写诗的灵感与灵性。既然写不成诗，那就做翻译吧。
从那时起，我个人的主要学术方向就转到翻译上面了，其间也从事文学评论写作，发在《当代文坛》《抗战文艺研究》之类的刊物上。
１９８５年，我参加了一个英语培训班，老师是美籍华人，从台湾去的美国，神学院毕业。他实际的工作是通过语言教学来传播基督教
，教材是英文版《圣经》。我们每周还要聚会一次，讨论与基督教有关的各种问题。用今天的话说，老师采取的教学方法是“反论法”，比如，既然你不相信有神，人是从哪里来的？达尔文的进化论能进行实证吗？不能说你没见过的东西就等于他不存在。虽然老师讲得有道理，但我还是半信半疑。
但最主要的是，基督教的博爱精神打动了我，这是促使我受洗的主要原因。自由、平等、博爱是世界主流价值，我认为，中国社会需要这种博爱精神。于是，我就在老师所下榻的宾馆浴缸中受洗了。
杨雨：８０年代中期，正是存在主义思潮风靡中国知识界的时候，当时，你认为你的受洗与这股思潮相悖吗？
芮虎：其实，我从小就有一种对生命透彻的认识。大概是１１岁左右，有天晚上，我和我三哥到田里去捉青蛙，在草地上，我被一条毒蛇咬了一口，在躺在病床上养伤的那些日子，我孤苦无依，心头开始琢磨，人生不过短短几十年，是无意义的，既然无意义，可我还是要“活出意义”来。能活多少年算多少年，能做多少事算多少事。人，终究是要死的，我还是相信，总会有精神留下来，或许，还有灵魂。基督教精神与存在主义，它们之间有些东西还是相辅相成的。从某种意义上讲，无论是存在主义、虚无主义、还是基督教，他们只是从不同的向度对人类提出的追问。有些东西是无法言说的，他们只能存在于自己的思想当中。就我而言，思想，如同邮票，有些是拿来使用的，以汉字或外文显现；有些则是拿来珍藏的，一旦成为话语，就走味了。
通过与外籍教师的接触，在我的精神空间中对西方文明有了进一步的感性认识。当然，我同时也认为，我不是一个所谓虔诚的基督徒，也不是一个基督教的教条主义者，我更多的是对基督精神的认同与追求。
四
１９８９：红色的逻辑，黑色的武器
杨雨：在邮电局长线总站工作了几年？
芮虎：后来，《四川邮电报》成立，我去了邮电报做编辑。１９８５年，我又调到四川美术出版社任编辑，给连环画写脚本，并认识了一些艺术家。我个人主要还是从事翻译工作，并翻译了一本小册子《进化论质疑》，４万多字。于１９８9年由香港圣公会出版了。这本小册子我1990年10月在德国才看到。
你知道的，在这个体制下，凡个体有点特立独行的思想／人格，都很难受到重视。由于不满这个体制，我１９８７年便从美术出版社辞职出来了。先在广州一所学校教书，然后又去做贸易。１９８８年底又与朋友在成都天祥寺街办书店。
１９８９年４月，胡耀邦逝世，全国各大城市烽烟四起，成都也不例外。人民南路广场（现在叫天府广场）上人山人海。看到这阵势，能不热血沸腾吗？不久，我便写了篇文章，拿到广场广播站去播，大意是说我们要全面罢工罢学，促使政府对学生的正当诉求作出积极回应。
此时，正好有一笔书款要到北京去收，于是，我在１９８９年５月３１日到了北京。
天安门广场上，人头涌动，“四君子”正在绝食。有个细节，我记得很清楚，在官方的广播中，传来一个小女孩的声音：“亲爱的大哥哥大姐姐们，明天是我们的节日，你们能让出广场让我们搞活动吗？”一个政府，怎么如此缺乏政治智慧，用这么幼稚的方法，来搪塞广大民众的呼声呢？我心里嘀咕着。但我本人并没有直接卷入广场政治，我更多的还是一个观察者、记录者。在和一些学生，市民的交谈过程中发现，“德先生”和“赛先生”已不再陌生……新闻自由、言论自由，乃是衡量一个社会文明与否的基本标尺。可惜，当时做的一些笔记，在后来的流亡过程中遗失了。
我住的旅馆离广场不远，６月３日晚上，我听见了来自地狱的声音。就是这种声音，让“人”消失了。唯一的语言，是从黑色机器里射出的罪恶话语。此时的中国失去了思维。除了机器，剩下的还是机器。一台僵化的机器控制着另一台组织化的机器，这另一台组织化的机器制造出来的产品，叫做——尸体。这种肉身政治学的流水线作业无须说明为什么要制造产品，但它向世界展示了谁是它的敌人，并通过罗织的罪名显示自己释放出来的可怕能量。这种失控的权力，力图用独特的表现场面来恢复自己的权力效应。红色革命政治学的惯性逻辑，刹不住车了。这样一来，既向世界显示出了它的不可一世，也暴露出了它对基本常识的无知。最后，剩下了一群“植物人”和“机器人”。思想／精神都飘进了一个无比庞大的废纸篓——红色城市。
此时此刻，作为一个中国知识分子，是应该去死的！我宁愿死，也不愿待在这个国家！去深山中隐居，也不愿在这块红色的土地上苟且！红色逻辑控制的黑色机器，如同千万只无面孔的目光，对整个社会保持着流动的警觉。在这种严密的控制网络之下，我们活着还有什么意义？于是，我下定决心，一定要逃出这个迷信丛林法则、崇尚成王败寇思维的国家。
６月６日，我踏上了西去的列车，在６月８日回到了成都。６月１２日，我便一人上路，往云南方向漂移。
五
初抵缅甸——金蝉脱壳
杨雨：走得那么仓促，你当时有目的地吗？
芮虎：没有。当时只是一心逃出这个国家。我四处打听了一下，大多数出逃的人都是从广州往香港跑，再前往西方国家。我喜欢独来独往，便朝缅甸方向走。
在昆明汽车站，我把自己塞进了前往西双版纳的汽车。
从昆明到西双版纳，汽车坐了差不多３天。到了西双版纳以后，我便朝边境方向走去。
只身一人，行走于热带丛林之中，其环境和艾芜笔下的《南行记》里描写的一模一样，真的是“瘟疫流行，野兽出没。”好在我身体好，还挺得住。因为从小我就喜欢游泳及其它体育活动，当时的口号是“野蛮其体魄，文明其精神”，大学时期，每年的运动会我都要参加，还参加过成都市第一界马拉松比赛，没想到这次真的派上用场了。
到了一个边境附近的村子，我请当地村民带我到对面去，人家看我是外地人，不肯。
杨雨：那咋办呢？
芮虎：游过去。河面对我来说不宽，大概５００米左右。我找了个塑料口袋，把旅行袋包起来，口扎紧，一头便栽了进去……当时，我也做了两手准备，万一在渡江的过程中出现意外呢？我找了一张纸条，用中英文写下：“如果有人发现了我，请通知我的家人……”，放在衣袋里。还好，可能是上帝对我的眷顾，渡江过程还算比较顺利。
杨雨：那有没有浑身轻松的感觉？
芮虎：轻松？谁知命运又来敲门了。我往南走了不久，发现有三个人在跟踪我。多年的社会经验告诉我，这三人多半要对我实施抢劫。此时，学术，思想全部失踪了，需要的只是江湖经验。跑，还是不跑？这个哈姆雷特式的问题落实到形而下层面了。跑呢，不知前方还有什么不可预测的事；不跑呢，只能坐以待毙。正在策划对策之际，我看见前方不远处有个村子，赶紧加快脚步走了进去。
谁知进村以后，才发现这个村子是游击队占领区，连小孩都扛着枪在拨弄着玩。村里的高音喇叭中又飘来一阵我听不懂的缅甸语，从周围人注视我的眼神看，大意可能是“村里来了个外地人，请大家提高警惕”之类的。这时，有两个人上来向我比画着，大意是要查我证件，我也比画着回答：没有证件。
到了村口，那三个人跟上来了。我使了个“金蝉脱壳”之计，将装有零碎的口袋给他们三人看，趁他们看我口袋的同时，我一撒腿就往前面山上跑，并料定这三人不敢追来。如果他们一旦前来追赶，必定会引起游击队的注意，况且，村口还有过往的人群。做贼必定心虚嘛。
我如同阿甘一样，只顾向前跑，什么都不管。不知跑了多久，一轮明月已经挂在了头顶。一个草棚出现在我面前，我身子一歪，便躺了下来。我累了。此时，我身上唯一的“财产”，就是一台小的短波收音机，打开一听，正好是一个香港的基督教电台。神又给了我精神力量——哈利路亚，躲过了一劫，心头踏实了。我没有一点恐惧感。“不义的，叫他仍旧不义；污秽的，叫他仍旧污秽；为义的，叫他仍旧为义；圣洁的，叫他仍旧圣洁。”这是神的话语。
稍事休息，我便继续向南前行。
又走了大概十几里地，到了另一个村子。村口有一口水井，我凑上前去，打了几口水喝，心想，不能再走了，我得找个地方住下来。
我四处打量，见一高大的竹楼，便移上前去。竹楼下面是喂养的牲畜，上面住人，木门紧闭，但没有上锁，那证明里面有人。我从门的旁边伸手进去，将门栓拉开，走了进去。眼睛一扫，上楼的楼梯旁边有个装水的瓦罐。我舀了几口水喝，在竹楼平台上躺下了。一阵犬吠把屋里的女主人引出来了，我起身向女主人点头示意，她们打量了我一下，也向我点头示意。然后，又回房间了。大概过了几个小时，男主人们回来了。
他们见我是中国人，便招呼我到屋里休息。他们点燃了火塘，开始做饭。留给我印象最深刻的是，这里吃饭不用筷子，全是用手抓着吃，我也只好入乡随俗。不知现在有无文化人类学家的足迹到过此处？
有一点还须补充一下，这里实行的是一夫多妻制，一位女主人主内，另一位则跟着男的在外面干活。这家人有两个儿子，其中一位会讲一点简单的中文。
我在这里住了几天，希望他们能把我带到泰国去。他们那个大儿子比较狡猾，把我身上仅剩的一千元人民币要了去，说可以带我到泰国。又给我穿了一身当地人的行头，一顶草帽，一条腰很大的裤子，没有腰带，直接抄过来的那种。就这样，我们赶着几头牛，借卖牛的机会，前往景栋方向。景栋在缅甸东北面，与泰国接壤，然后他们以为能伺机把我带往泰国。
杨雨：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学者朱学勤先生将精神生命比做人的第二生命，这个看似软弱的第二生命有时比刚性的第一生命更为刚性。从某种意义上说，展开肉体与精神的双重流亡，就是为了维护这第二生命的尊严。
六
流亡中的异象景观
芮虎：我们一行三人，在缅甸的原始丛林中走了两天，餐风露宿，其间还过了几个游击区的关卡。游击区的关卡倒是容易闯过，他们讲话便能糊弄过去，但正规军的关卡就不行了。
第三天，有个正规军的关卡正好设在桥上，过不去了。他们二人的意思是让我回去，以后再说。我也不愿为难他们，便让他们先过去，我自己想办法。
原始丛林，湍急的河水，桥，军队关卡，铁丝网，各种热兵器，流亡者，构成的这一幅异象景观，将又一次改写我的人生轨迹。
到了晚上，我手持一根大木棍，作防身之用，万一有野兽袭击，这就是武器。沿着河边的小路，一个中国身影在丛林中穿梭不停。方位感告诉我，前方应该可以有地方能游泳过去。果然，在一处地方，我看可以游过去。河面虽然不宽，大概１００米左右，但水流很急，而且，这河里有没有具攻击性的动物，也不知道。但我一定要游过去。镇静，是我判断这类问题的精神武器。
很快，我便举着衣物游了过去。往他们赶牛的方向追去。大概走了五六公里，月光照出一条蜿蜒的大路，照我判断，应该是他们赶牛的方向，便顺着这条大路走了下去。果然，前方不远处，出现了一扇大的木门，我以为是个村庄或山寨，便径直过去了。走拢一看，才发觉情势不对。木门的左边，是悬崖，右边，是几个深坑，深坑里面插上了很多用竹子削尖的竹刺，越战电影的场面在我脑海里一闪而过，这多半是个军事基地。但是，已经没有时间让我离开了。上方，有人用缅甸语向我吼叫，并伴随着拉枪栓的声音。理性告诉我，必须立即停下来。我高举双手，用英语回应：“我累了，我饿了，我口渴，有没有饭吃？”从对方的反应看，他听不懂英语，于是，我便用肢体语言向他表示，我要吃饭。他让我稍候，随即，便给我端来一碗饭和一杯水。我边吃边问：“你会讲英语吗？”卫兵摇头，并向我表示，吃完饭再说。
我吃完饭以后，卫兵就领我进去了。一个穿上尉军服的军官映入眼帘，我便用英语问：“这里谁会讲英语呀？”上尉回答：“我们正需要你呢。”原来，这里还绑了三个中国人，脸上还渗着血迹，因语言不通，正在接受审问。其中一位用带广东腔的普通话对我讲：“原来是中国人呀，快来帮我们解释一下！“我大致向他们三位了解了一下情况，三人分别来自武汉，海南，都因参加学运，流亡至此，被缅甸军方认为是“间谍”，给抓起来了。其中一位是海南开发报的记者。原来，缅甸军方把英语
reporter
理解为”间谍”。接着，我用英语将他们三位的情况向上尉解释了一番，reporter
在英语中有两个意思，一是记者，二是谍报收集人员。他们三个与间谍无关。他们被松绑了。然后，上尉将我带到里面一个房间，见他们团长。
团长正坐在那里，见我进去，便用英语问：“吃饭没有呀？”我答：“刚才在外面吃过了。”“我还没吃饭，陪我一起吃。”便示意我坐下，板凳就是地面，我也只好坐了下来。于是，我把我的情况大致讲了一下，并希望能帮助我到泰国，再前往西方国家。团长回答：“这事我还要请示上级，等待答复。”就这样，我们几个在这里住了下来。在我看来，那几天我们还过得比较潇洒，吃饭，睡觉，在清澈的小溪里洗澡，我们各自讲自己的经历，闲时我还和团长下国际象棋，如渡假一样，哈哈哈……
我的想法向来都是美好的，以为缅甸军方会派架直升飞机来，把我们运往泰国。
七
神迹显现
芮虎：等了几天，直升飞机没等来，倒是派了几辆摩托车来，把我们几个托运到了景栋，一个唤做监狱的地方，罪名是“非法入境”，刑期——九个月，与外界完全断绝了联系。
杨雨：关于缅甸监狱的这一段经历，你曾发在台湾《中华日报》上面，文章标题是《缅狱纪事》。并获得1993年梁实秋文学奖。０４年在柏林，我翻阅过期报纸时阅读的。文中有一段神来之笔——似千万只女神的手，按住生命的键……
芮虎：不错，我在那篇文章中写道：狱中生活使我学会了适应镣铐，在枯燥冗长的拜佛时间里我学会了运气打坐；在彻夜难眠时我让精神遨游在历史之中……只有这样，才能达到一种自由的境界，否则，会碰得头破血流……我在不自由的状态中获得了自由。
是的，正如卢梭所说的那样，人生而自由，却无处不生活在枷锁之中。肉体从一个大监狱到另一个小监狱，如果没有精神的自由，那又有何分别呢？对我而言，监狱只能囚禁我的肉体，却无法囚禁我的精神。
监狱生活是枯燥的，早上起来就是念经，刚开始我不会念，只能跟着他们当南郭先生。接着是做早操，然后唱缅甸国歌，干点消遣性的工作，诸如从井里汲水之类的。
七个月之后，从监狱出来，也就是１９９０年２月，一看报纸才知道，世界巨变了，东欧共产党国家相继垮台，严家其等人在巴黎成立了民主中国阵线……
我呢？却还“在路上”……
此时，按规定，要把我送回中国，但要经过游击占领区，缅军又不能通过游击区。所以，缅甸军方只能把我游击区边境，与我同行的还有难友刘君。这意味着我先前的所有努力都是白干。
又爬山涉水，到南累河边。走过大桥，被哨兵拦住。带我去见团长，我与团长看了释放证，聊了会天，又下了一会国际象棋。最终，团长还是公事公办，让我们回到桥那边去，临走还给了我们一些日用品和一袋米。这也即意味着，要到达泰国，还须再次游泳渡河。但这次没那么顺利了，因为与我同行的刘君不会游泳，况且，这一带的水流更加湍急。我们正在沿河四处观望犯愁时，神的荣耀再次显现了，拨开弥漫在河面的水雾，我发现河对面有一个竹伐。刘君还有点不知所措，问：那又咋办呢？我说，我游过去把竹伐撑过来不就行了。很快，我便游到对岸去，把竹伐慢慢撑了过来。
终于松了一口大气……
正当我们在河边生了一堆火，准备把衣服烤干时，来了两个缅甸边防军，认识我的。我和团长下棋时，他也在场。他用英语夹着缅甸话问我：怎么在这里呀？我答：我要去景栋找一个亲戚。他说：我们部队有车，把你载过去吧。我怕夜长梦多，赶紧道谢离开。和刘君在丛林中走到半路，遇上一户人家，吃了饭，把团长给我们的一袋米留了下来。缅甸人还是很热情的。继续赶路，当天晚上，我们便走回了景栋，投奔当地的基督教会，寻求帮助。在缅甸监狱时，认识了何牧师，他因和当地佛教组织发生冲突，进的监狱。所以，我们一到景栋，首先就找这个基督教会。他们同意派人把我们送到泰国边境。
神又帮助了我，阿门！
杨雨：《圣经》上说：义人必因信得生，这句话我有点信了。
八
曼谷的白色温柔
芮虎：我们到了泰国边境城市美塞。这里到曼谷很远，而且沿途也是岗哨林立。此时，我和刘君必须分开了，否则，一个都跑不掉。我独自一人找到当地教会，他们不理会我这种情况，继而找到当地的一个佛教团体，他们说，山上的中文学校正好需要一位老师。那里的校长是从台湾来的，已经７０岁了，原来是国民党的一个团长，在这个地区负责照顾前国军留下来的家属。他让我教物理，数学和英语，还让我做“训导主任”。
学生中有一些是金三角毒枭昆沙部下的子弟，十六七岁的小孩，很不好管，有时我真的要“训导”他们。不久，听到这群小孩放出话来，“找把枪把芮老师干掉，敢训导我们。”我认为这是个危险之地，如果真的死在这里，那才叫冤。于是，我开始寻找机会离开。
不久，机会来了。在我看来，这既是偶然，也是必然。
在和我一起到达泰国的一个难友中，其中一个是前河北省队的篮球运动员，因为有钱，已经到达了曼谷。临走前，他给了我一个中国大陆的联系地址。于是，我就写了封信到那里，讲了一下我目前的处境，没过多久，他来了。并邀请我到曼谷，只有到达曼谷，我才有机会到美国。
所以，我在山上任教三月以后，与篮球运动员谢君乘飞机到达了曼谷。顺便交代一个事，当时，乘泰国国内班机不需要任何身份证明，再说，从我的气质上看，也不会有人查我的证件。
到了曼谷以后，由于谢君生活开销趋于奢侈，很快便用完了所有的积蓄。他又与一台湾团体发生了一段公案，好在我能讲英语，很快便租了另一处便宜的房子。在曼谷的这一段经历，我在九年后撰文发在了《德国导报》上面。我平时忙于与曼谷当地的基督教会及联合国难民署联系，虽然曼谷有华人教会，但我把机会留给一些语言不通的其他同胞，我则利用能讲英语这个优势，直接与其他团体联系。其间，也去图书馆查阅资料及看书。
１９９０年５月底，我写了一篇文章《四平米阁意识流》纪念６４，给曼谷《世界日报》，其中写道：“狠挤腿上疔疮的胧血，蛋青色天空，闪电同雨点闯进窗的罅缝，电风扇摇动风掀起稿纸……温柔的曼谷，人们着洁白的衣衫纪念这个日子”
《圣经》中说，凡得胜的，必这样穿白衣，我也必不从生命册上涂抹他的名；且要在我父面前，和我父众使者面前，认他的名。
是啊，我一心从事翻译／学术研究，不染指尘世的具体政治活动，可政治偏偏要来敲击我的命运之门，这大概是８９一代流亡知识分子的宿命吧。
九
信主的人，都蒙恩惠
杨雨：那你又是通过何种渠道抵达德国的呢？
芮虎：买假护照去的。当时，我在图书馆认识了一位美国人，他的专业是东南亚文学研究，他的哥哥在美国办公司，他同意帮我做担保获得美国签证，但是，这需要一段时间。就在此时，我得知了另一个重要消息，两德统一在即，凡持中国护照到东德免签。这对我来说是个重要机会。
问题接踵而来，通过旅行社买假护照需要一千美圆，机票需要一千美圆，哪里去弄呢？于是，我赶紧写信到台湾，向我的一位远房亲戚那里讲明情况求援。这个远房亲戚原来是国民党空军退役的，很快便汇来一千美圆。然后，我又去找曼谷当地的基督教会，讲明情况，最终，由一个当地天主教会赞助了飞机票。
同时，难友彭君也得到了香港支联会即司徒华先生处的资助，与我同机抵达了东柏林。时间是１９９０年８月２５日。
抵达德国的情况我记得很清楚，由于两德统一在即，东柏林的政府工作人员军心涣散，过机场海关的时候，那个海关关员嚼着口香糖问我：到这里来干吗呀？我答：来玩的。就这样，不费吹灰之力顺利过了海关。
抵达东柏林以后，我和彭君乘大巴到西柏林的一个警察局投案，警察说他们不管这事，写下了难民营的地址，让我们去那里报到。
以后的事情就是按程序办，先把我们安置下来，然后再分到各州。在柏林期间，我经历了一个重要的历史时刻——柏林墙倒塌，冷战结束了。当时我也不知道自己前途如何，也跟着德国人在菩提树下大街狂欢庆祝。时任德国总理科尔来和大家一起庆祝的时候，双眼显得十分疲惫。后来，我写了篇文章，描写了当时的情景及感受，发在香港刊物《动向》上面。
十
黑夜已深，白昼将近
杨雨：很多文章都有记录，两德统一的时候，前东德国安局的档案撒得遍街都是，这情景你见过吗？
芮虎：当然见过了，当时东德地区基本上是处于无政府状态，直到统一后，西德才派员接管了东德的政府事务。
然后，外国人管理局就把我分到巴伐利亚那边一个难民营去了。那个难民营是一个大超市改建的，隔成小间，中间是个大厅。来自第三世界的难民都齐聚此处，各种音乐噪音及炒洋葱的气味，四处弥漫开来。
我本来以为，身份可以很快办下来，没想到，法律程序走了两年多。那一段时间，孤独、
压抑，如同一只怪兽，吞噬着我的思想与肉体。于是，利用这个时间，我去学德语去了。我又找到教会，讲了一下情况，牧师同意赞助我读语言班。所以，我长期对基督教都存有感恩之心，直到现在，我每年都在付教会税。
虽然在表面上我懂了德语，但是，由于身份问题的困绕、纠结，什么理想啊，抱负啊，都让世俗生活给腌制了。我想，还是过平庸的生活吧，翻译、文学、学术、思想，再见……我成了一个思想界的“失踪者”
……
从精神履历上说，我属北京建政后的第三代人。没想到１９８９年的一次事变，竟影响了我的“思变”，命运实在残酷，如此将我的精神世界打击得支离破碎。曾经沧海难为水，我真的能放弃我的精神生命吗？
刚到德国的那两年，我也参加过民主中国阵线的活动及会议，那时的民阵德国分部负责人是齐墨等人。1993年，召开了一次“波恩会议”，全球的民阵流亡者大部分都来了，通过那次会议，我认识了彭小明等人，他们正在办一份报纸《真言》，（《德国导报》的前身）我在《真言》上发的第一篇文章是对万润南与严家其的访谈，题目叫《书生与棋手》。从此，和《真言》结下了不解之缘。后来，我便成为该报的文化版编辑。
杨雨：民运不能当饭吃，《德国导报》是月报，也不能当饭吃，那你何以为生呢？
芮虎：后来，我认识了一位来自广州的女子，和她结了婚，开了个餐馆。老实说，我是最讨厌中餐馆的。在德国，关于中餐馆的传闻一直不断，基本上都是令人沮丧的消息。我刚到德国那会儿，我还到西餐厅当过厨师助理，也不愿意去中餐馆干。现在，竟然要我开中餐馆。一切都得从头学起。
自从１９９４开餐馆以后，我就基本退出了民运，连很多熟人都失踪了……
这样沉寂了几年以后，精神上的甘于寂寞又被唤醒，没有偶然就没有历史……
十一
诗，不可言说的神秘事物
芮虎：１９９７年的某一天，我翻阅德文报纸，看到一条新闻说：有个中国诗人到斯图加特古堡文学院做访问学者一年。诗人？谁呀？原来是老友欧阳江河。于是，我立即打电话和欧阳江河取得了联系，然后，又从我居住的小城驱车前往斯图加特。聊天叙旧之后，欧阳江河说，还有个诗人张枣也在德国。于是，欧阳江河与张枣便成了我家的常客。（最近，张枣的去世，对我打击很大，他本来可以写更多的东西，可惜，上帝召唤他去了……为此，我专门写了篇纪念文章。）这样，学界中人如滚雪球般的联系上了。后来，北岛来了，贝岭来了，杨炼来了，王家新也来了……在友人们的鼓动下，我又开始从事文学翻译了。欧阳江河说，可以翻译点德国当代诗歌。张枣说，格仁拜因的诗不错。在他们的鼓励下，我尝试着翻译了一些，发在《今天》上面，得到了朋友们的缪奖，于是，我曾经熄灭的精神火焰又被重新点燃了。
我还是觉得，我骨子里终究还是精神性的东西，占据大部分空间，琐碎的世俗生活，走到了大限。我又钻进了书斋……彼时，正值王家新从英文版翻译保罗策兰的诗，他请我合作，我用德文校对，忙得不可开交。
保罗策兰的流亡生涯，在某种意义上讲，和我有类似之处，犹太人，流亡者，翻译，会多种语言，写诗，最后自杀……当然，我不会自杀，因为无论是决定生命的开始还是结束都是上帝的事。前年，我又到维也纳文学档案馆，查阅了不少关于策兰的材料。策兰的经历／思想，注定了他最后的结局……或许可以这样说，诗人的生存始终在众多的谜团、臆测与误解之中。与其说我在翻译保罗策兰，不如说我在我心中投射／剥离出了一个保罗策兰。
后来，我和家新合作的成果成为《保罗策兰诗文选》，是中国第一部策兰的选译本，在国内引起了一阵策兰热。
译事辛苦，但自己乐此不疲。后来，又陆续翻译了荷尔德林，特拉克尔，布莱希特，贝西尔，奈丽
萨克斯，巴赫曼，孔策等人的诗歌以及德国当代的一些小说。
我的大部分心思都用在了翻译方面，餐馆事务基本不管，家庭生活自然出了纠纷。我的前妻说，你那个诗，能吃得饱吗？我回应，诗，不能当饭吃，但我们需要他。
杨雨：90年代，有学者提出，诗，到语言为止；前两年，又有学者提出，诗，流亡的终点。那你认为，诗是什么呢？
芮虎：诗，就是一切不可言说的神秘事物。
十二
结束于未结束
杨雨：在精神／肉体的双重流亡中，你的思想有何变化？
芮虎：说到流亡，我更多的是精神流亡、思想流亡。通过这二十一年的流亡生涯，我这块曾经充满棱角的思想，在四海“滚动”之后，变得圆滑了。这里说的“圆滑”，并不是那种世俗意义的世故，而是思想上更加成熟了。我认为，那种激进的暴力革命作为，在当今社会行不通了，社会改良，需要理性渐进。所以，我们以思想讨论的形式，来表达对世界主流价值的认同，是很好的实践方法。反之，则是与我们的初衷相悖的。
物换星移，世事变迁。现在，我又回到了成都，这个我既熟悉又陌生的城市，仿佛南柯一梦，生活又回到了原点。不过，二十一年的变化，却是丰富多彩的。
对面的楼盘，在我眼里却是异国风情，我看这一片是青色的高加索山，那一片是黄色的阿拉伯山……有时，我也会思念德国那个“家”……
杨雨：我看，这些貌似现代的楼盘，大多都是僵立在灰色城市中的钢筋水泥森林。
芮虎：是啊，我这个“山寨版”的外国人，流亡知识分子，回到成都以后，精神如同外星归来。带回来的，没有大笔的欧圆与商业合同，与我同行的，是生活，是文明与智慧，是对人类终极家园的绝对关怀。深度，中心和永恒，是我灵魂栖息的哲学家园。“零”年代已经过去了，那么，精神这个“一”，是否应该浮出历史地表了呢？
杨雨：就你本人而言，你所秉持或认同的核心价值是什么？
芮虎：对我而言，无论是老子的“道”，黑格尔的“绝对理念”，还是康德的“第一原因”，基督精神对我的命运／思想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我认为，这不仅仅是我精神信靠的坚实支柱，也是一种文化素养
。
《圣经》诗篇有云：因为在你那里，有生命的源头；在你的光中，我们必得见光。
是的，我们必得见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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