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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途漫漫(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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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 苇
可以说，“归”是一个早熟的字。有些字是在慢慢使用过程中，其内涵才渐渐丰满起来的，但是“归”字不然，其在《春秋》、《左传》等典籍中一出现，这个字丰富的文化内涵就已经显现了再来。不能不说，“归”字是为古代女性量身打造的，古代女性的人生路向及其悲欢离合，就不能不与此息息相关。
有些人可能会有疑问，觉着这样说是不是夸大其词了，其实没有。都应该知道种子的作用，正是这个毫不起眼的种子，它会决定日后的植物是一株随风摇摆的小草，还是一棵亭亭玉立的庄稼。“归”字就是这样一粒文化上的种子，它在最初就已经预设男女之间的关系模式，这应该也是女权主义者所不能轻易放过的一个字。
有时候想想，古人真是聪明。就比如明明是男尊女卑、男女不平等、性别歧视，可是一开始就是不说，简简简单单一个字“归”就全解决了问题。这真是又省事又高效，到真正开说的时候，一切的一切都木已成舟，这就是“归”字的厉害。哪怕是后来所宣扬的“三从四德”之类的规则，也莫不建立在“归”字的基础上。基础不牢，地动山摇，“归”字已为后来所有对于女性的立法，打下了一个坚实的基础。
那么，什么是“归”呢？在古代，把女性的出嫁就叫做“归”。这其中就包含着许多潜台词。首先，女人在结婚以前似乎是没有家的，只是寄宿制，只有找到了男人，有了“归”宿，从此以后才开始定居；其次，因为男人是女人的“归”依，男人自然就是女人的“领导”，这样在民间自然就有了“嫁鸡随鸡、嫁狗随狗”的说法，自然就有了“男怕入错行、女怕嫁错郎”等说法；再次，一旦没有的男人，“归”宿不存在了，女人又该怎么办呢？在古代许多女性的悲剧就由此而产生。一个“归”字，就不仅设定了男人是女人的意义，同时也就可以终生性的把女人限定在男人身边。
人生最终要有一个着落，这一类的问题差不多都被“归”及和“归”同音的一些字承包了，这也是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人死为鬼，在古人看来，鬼当然是人的一种“归”。在《列子》一书中有“鬼，归也，归其真宅”的说法，同时还有“夫言死人为归人，则生人为行人矣”的认识。在《礼记》中同样有“众生必死，死必归土，此之谓鬼”的表述。正是在这个基础上生发出了“人生如寄”的观点。这是说的人的躯体的最终所“归”。如果是精神上的“归”依问题，那就产生了一个字，叫做“皈”依，比如有皈依佛门之说。我把“鬼”、“皈”等字都看成是“归”的同类字，这些字都有一个同共点，那就是方向性极强，有的是指向未知而神秘的冥界，有的则是指向西方的极乐世界。
其实还有一种没有方向性的“归”，可以说它自己就是自己的归宿，它自己就是它自己的家，它同时也是把“归宿”与“家”背负在身上的，这种不“归”之“归”就是“龟”。古人在造这个字的时候，不知是否考虑到了它与“归”之间的这种联系？龟最大的好处就是它自己就是自己的堡垒，此外没有更好的“归”依，但问题也在这里，它自己还是它自己永恒的负担。真不知道，这种不“归”之“归”对于龟来说，是一种幸福还是一种痛苦？但是人不可能是龟，人是永远要走在自己的“归”途上的。
在古代，女性一生的命运，就差不多被这个“归”纠缠住了，剪不断，理还乱，一生一世，一世一生，都要以“归”字为指南，寄托人生。文化的力量、教化的力量乃至政治的力量，都是这个“归”字十分可靠的后援团。由“归”字来察看女人的一生，许多事情就会变得很清楚了。在我看来，“闺”一字嫌疑很大，“闺”与“归”字两者之间应该具有精神上的联系，或者可以说“闺”就是“归”的前身。所谓“闺女”就是在家等待着踏上“归途”的女孩；所谓“闺房”就是在还没有找到“归”宿以前的暂住之房。其实，在春秋时代，“闺”更多的是指紧挨着堂（屋）的房间；在唐代有“闺人”、“闺妇”的说法，比如王维就有《羽林骑闺人》一诗，诗中的“闺人”实际上是“羽林骑”的“闺妇”，在诗中是一个怨妇的形象。这样看来，“闺房”与“闺女”在后来成为专有名词，那是“归”文化塑造的结果了。“妇”字就更是深深地打上了“归”的烙印，这个字就意味着已成为有所“归”依的女人，已处于名花有主的状态。由“闺”到“妇”可以看出，女人一生最美好的年华都要以“归”为核心，并要为“归”所笼罩的。
满族人有一个风俗，在新娘出嫁时，要在其鞋底及礼服上绣莲花，这样做据说有两个意义。其一象征着新娘在自己原来的家庭中已死去；其二则意味着新娘之性的功能刚刚绽放。这其中都是有象征着“新生”涵义的。满族人有一句常说的话：个个女子有她的莲花。这里的“莲花”其实是象征着女性的生殖器官的。据专家研究，满族人的这个习俗是有着汉族人影响的痕迹的。女人要为她的“归”宿投放所有的一切，包括她的“新生”与她的“莲花”，这倒是符合我们自古以来“归”的思路的。女人必须要全力以“归”，但是能否得到想要得到的幸福，身在“归”途，是阳光明媚，还是暴风骤雨，那就不得而知了。
在我国最早的典籍中，“归”的运用已是相当纯熟了。在《左传》鲁庄公二十七年记载有“冬，杞伯姬来，归宁也。凡诸侯之女，归宁曰来，出曰来归。夫人归宁曰如某，出曰归于某”。这段话中的“归宁”、“出”、“来归”与“归于某”，表达的是女人在“归”完成后的不同状态或处境。所谓“归宁”指的是回娘家探亲；而“出”、“来归”、“归于某”，那情形就不妙了，“出”意味着已为了夫家所休弃，而“来归”、“归于某”则意味着回娘家后不再回夫家了。后来又出现一个词“大归”，指的是被丈夫休弃回娘家的状况。所谓“大归”其实是宣告了“归”路的失败，从哪里来回哪里去，最终并没有找到“归”宿。
有“归”的文化，就当然会存在“反马”的习俗。“反马”其实就是“返马”。这一习俗，笔者限于阅读面，只在《左传》一书中所仅见。古代官职在大夫以上的人娶妻时，一般要乘女家的车，驾女家的马。结婚三个月后，如果夫家把女方的车子留下，就表示女子一旦被休就乘此车回家；而“反马”表示男子以后不会发生出妇之事。“反马”其实是意味着古代女子寻求“归”宿的成功，这种“反马”的做法被认为是古代的一种礼节。有“归”就有“反”，似乎是很自然的事情，但若仔细琢磨，就会怎么想怎么不舒服。这恐怕会让现在的女权主义者感到匪夷所思，是可忍，孰不可忍？“反马”就明白地表示着主动权是牢牢掌握在男人手中的。
潇洒而多情的李渔曾写过《哭尸崩城》一文，无意中把古代女子“归”的困惑淋漓尽致地表现了出来。这是发生在春秋时期齐国的一个故事。勇士杞梁殖死在了齐庄公攻打莒国的战斗中，杞梁之妻为之悲恸欲绝，痛哭了整整十天，结果齐国的城墙为之崩塌。在后世，杞梁之妻“哭尸崩城”的故事，就演化成了发生在秦时的孟姜女哭倒长城的故事，关于这个事情，顾颉刚先生有过专文考证。在杞梁之妻哭倒城墙后，李渔用一段话写到了杞梁之妻内心的挣扎和茫然，“既葬，曰：‘吾可归矣！夫妇人必有所倚者。父在则倚父，夫在则倚夫，子在则倚子。今吾上则无父，中则无夫，下则无子。内无所依以见吾诚，外无所倚以见吾节。吾岂能更二哉，亦死而已。’遂赴淄水而死。”女子无所“归”依，就只能身死为“归”。类似于杞梁之妻这样女子的自杀，就不能不说是由于“归”文化的“诱导”所致。
亚里士多德在其《政治学》中曾探讨过运用“父权的技术”和“夫权的技术”的问题，他认为“父子关系好像君王的统治，夫妇关系则好像共和政体”。他在探讨这些关系时，有一个最为基本的前提，不管父子还是夫妇，他们都是拥有自由人身份的。也就是说是在平等的基础上来谈论“技术”的。正是在这种夫妇关系或是男女关系具有这种“共和体制”的情况下，在后来的骑士时代或者是欧洲的沙龙文化中，那些浪漫的女主人或者是贵妇人，才会成为一些自命不凡的骑士或文士的“归”依。亚里士多德怎么也想不到，在他同时代的东方，会产生一种特别聪明的“归”的学问，而且还会有美其名曰的“反马”之礼，在这种情况下，男人所拥有的“生杀”大权，女人如何能够抗衡呢？
在“归”中，其实是有很强的闭锁性的，它一定要把女人送上“归”途，而且是“归”途漫漫。这不是来去自由的双向道，而是自古华山一条路，这条路的终点就是男人。尼采曾说，你要到女人那里去吗，不要忘记带上鞭子。在我国古代，男人忘记带上鞭子也没事，“归”文化是主动会把“鞭子”送到你手中的。而以“归”为题目是可以做很多文章的，比如在后世出现的贞节牌坊、贞节烈女、三寸金莲等等，这都是对“归”字的合乎逻辑的展开，同时又是“创造”性的发挥，把最初必要的男女之礼，演绎成了男人对女人的绝对控制以及女人对于男人的绝对牺牲。这恐怕就是《春秋》《左传》时代的人也想象不到的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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