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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记忆
一九八九(散文)
◎
张民昌
一
1989年，那个春天开始得很平常，土坡上照常散发泥土的气息，树枝发绿，新的生命迸出。
三叉路口主干道是进城的必经之路，我家就在路旁树林中的山坡上。那年，没想到绿色的春天成了红色记忆。
1989年4月15日，如果不是前总书记胡耀邦突然去逝，人们正热衷于去春游，赏花。当时，我刚从职工大学毕业，对北京的情况一无所知，直到五月初大学生们已大规模地走向天安门广场了，我还在去风景区的路上。
1989年4月17日，率先提出要民主的北大学生，公开向执政府提出了《七条》意见，这正是他们的请愿要求，也是他们淳朴的政治追求：
1、
重新评价胡耀邦同志的功过是非，肯定是“民主、自由、宽松和谐”的观点。
2、要求新闻立法、开放报禁。
3、公布中央领导人及其子女的财产、收入。
4、否定“反精神污染”和“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两次运动。
5、增加教育经费，改善知识分子待遇。
6、取消北京市关于游行示威的十条规定。
7、正确评价这次自发的悼念请愿活动，并要求新闻界公正地报道事实真相。
4月22号胡耀邦的追悼会上，北京有近十万学生聚集天安门广场，他们向国家领导递交请愿书。电视中看到了学生代表在人民大会堂前的阶梯上递请愿书，有学生跪下了。当时，大会堂大门紧闭，没有任何人出来。（当时所有的中共领导人，包括赵紫阳、邓小平、李鹏等都在大会堂里面，整个过程学生都表现得非常和平、冷静，但几个小时下来，没有一个领导人出来说一句话。）
人们惊讶地看着电视，感到不可思议。
那几天，电视播音员不再象过去板着面孔说话，新闻报道出现没见过的自由和客观性，让人看到了北京的真实情况。此时家家户户都打开电视，男女老少都围着看新闻；那几天，商店里的电视柜台前也围满了人，里三层外三层的，营业员高兴地将所有电视打开，都喜欢看真实的报道。
到了四月二十六日，人民日报突兀地发了一篇《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社论，引起北京师生的不满，接着开始了大游行。
五月四日
，200多名新闻工作者在北京加入游行队伍，为建国以来首次。
五月中旬北京上街的学生有几十万了。
五月十六日，静坐的大学生六千人宣布绝食。
五月十九日凌晨四时，赵紫阳总书记等到天安门广场看望绝食学生。
五月二十日北京宣布戒严令，有一部分学生留在天安门广场静坐了。
第二天早上，我出门，路口不见车子，路面空了……有学生在路边值勤，一问，才知将有大批学生队伍要过来，从十几里路外的郊区徒步过来。
人们都屏息静气地站在路边，安静地期待。
好长一阵的等待后，就见人流黑压压地铺过来了！最前面的是整齐有序的方队，挺着几大块白底黑字的横幅标语，写着“打倒贪污腐败，打倒官倒”；“要新闻自由，要民主自由！”；“我们不是动乱，是爱国民主运动！”；“反对戒严！”等等，他们都是郊区各个大学的，有重庆大学、政法大学、师范学院、美术学院、建工学院、外语学院、医科大学等等。他们清晨出校，走了几个小时，近中午才到这儿，一路高呼口号，声音已有些沙哑。
有学生拉着一根麻绳子，那上捆着一串小瓶子走过来。一路上那瓶子一时被拖地一时又被鄙视地提起，有的已被撞破，只剩圈胫。
学生的队伍浩浩荡荡地奔往市中区。路过之处都赢得鼓掌喝彩，路旁群众跟着呼喊口号，振奋人心。
激动之余我再也站不住了，在这样的人流前，我没有其它选择。我走下人行道，与学生队伍一起朝城里走去。
一路上人头攒动，两旁人们鼓掌，夹道欢迎。一路不断地有人加入队伍，只见人挨人，人挤人，队伍和人行道上欢呼的人群融为一体，已分不清楚哪些是学生哪些是市民，都被推着向前，巨大的人流朝一个方向慢慢地移动，象一块山川浮在水面缓缓向前。最后，到市中区“抗战胜利纪功碑”时已是万头攒动，人山人海，水泄不通地四面八方都走不动了。
浩浩荡荡的队伍围绕碑座，只见平台上学生们挥舞着几十面旗帜，漫天飘扬。两旁沿街的大楼上伸出无数双手鼓掌、挥舞，人们争相从窗口探出，呐喊着，欢呼着，虽然彼此听不清在喊什么，都明白是向师生们致敬。
突如其来的自由让人们欣喜若狂，人们呼喊出各种语言，各种声音汇合在一起，融合在一起；马路上，无数的眼睛眺望着，闪烁出激动的泪花，到处是热情洋溢的人们。
如此大规模游行，如此热烈，万众一心的场面我只在1976年“四人帮”倒台时见到过一次。
文革期间我也激动过，还举着红卫兵旗帜，徒步一个月走到延安，以为找到了“延安精神”。可它究竟是什么，自己说不明白。而十几年后我才知道了延安有王实味，知道了《野百合花》，也知道了《“三八”节有感》，知道了延安的不平等之等级制度与黑夜里的冤魂。回想起来，当年只是体验了一回在黄土高坡举红旗的莫名自豪感，那是被愚弄，图感官刺激，图莫名的“壮举”。回想起来，已不可同日而语。
听说当时在大楼上有公安人员拍照——那时我想，就让他们拍吧，能记载下真实的事件也好，这是后话。
从此，三岔口主干道上每天师生队伍来来往往，人流如潮，几天后，听说大学生们在市区的人民大礼堂前静坐了，我就匆匆赶去了。
二
本市人民大礼堂建成於1954年，是一座仿古建筑群，由大礼堂和东、南、北楼4部分组成，占地总面积6.6万平方米。
礼堂前围墙环绕，其中心广场，不算很大；正对广场有近百级长条阶梯。而对面的一栋大楼就是市委、市政府、市人大等机关，门口有荷枪实弹的警卫。
还未赶到广场就见人们纷至沓来，走近广场，见倾斜的台阶上已坐满成千上万学生的方队，整齐有序。中间拉着醒目的横幅，各个学院的旗帜参差地插在中间，在暮色中熠熠生辉。
广场上站满了男女老少，各行各业的人都有，一圈圈地围着相互交谈。人们讲着心里话，真正地畅所欲言。听众更是全神贯注，不住地点头称是。
我在广场想找熟人，一眼望去的陌生人里，似乎都是熟人：有熟悉的眼光，有熟悉的微笑，有熟悉的鼓励，你发现每个人都不孤独。
我知道，过去的人都生活在假象中：人也不是自己，是套子，是木偶；回到家里，和亲人、朋友才放下厚厚的外衣。那是两套生活用具。
在此国，许多人只有一个思想，一条路线，人们被“统一”着，禁锢着，大家已习以为常。因为有人盯着你，为了饭碗的生存之道，侧身于专制的社会，其实还生活在中世纪。
如今，人们把虚假的外衣扯了下来，大家无拘无束地围成一圈一圈地交谈。远的谈“反胡风”、谈“反右”、谈“庐山会议”、谈“自然灾害”死几千万人；近的谈“四清”，谈“文革”的浩劫，数落着“坏人”。他们谈林昭，谈遇罗克，谈张志新等，谈背景，谈历史，把心中无数的积怨倾诉出来，不吐不快。
我知道，几十年来他们都是关心这个“国家”的，生于斯长于斯，为这个“国家”喜怒哀乐，也为这个“国家”生离死别。他们都有个莫名其妙的属于这个“国家”、“人民”的情结，尽管这个国家一次次地那么冷漠，那么不讲理，那么颠倒黑白。如今，看到国家仍没有民主自由的制度，看到国家人民的财产被邓家的“康华公司”等“官倒”们窃走，都忧心如焚。
他们只为了来叙说，只为了表达与北京师生同样的心情。在这个铁幕般的国家，要说真话太难了。
天黑尽了，学生们还坐在那儿，他们要静坐过夜。许多市民依依不舍，有劝学生们回去休息的，有建议轮流静坐的，都被婉言谢绝了。听人说清晨会很冷，学生们说，北京天安门的同学们都在那儿坐着呢，我们怎能离开呢。
街上早已是万家灯火，那沿街的窗户和后面那时隐时现的楼栋里许多人家或在看电视，或在灯下缝缝补补，或是已经上床将息……想起我读书时教室上的大字“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今夜我看到了，学生们就是如此，在那黑色的广场上担当无名无利的社会责任。
中国民众为建立民主自由的社会奋斗近一个世纪了，“主义”与“思想”几经翻覆，可民主还是镜中花、水中月，民众还是逃不了一次一次的劫难……在中国，谁家没有一本血泪账啊，十几年的“运动”、斗争，毁灭了多少人本该幸福的人生与家庭！
当天晚上，我想到了我的爷爷、奶奶、外公、父亲等。他们一直盼望能有个自由民主，没有压迫，没有剥削，没有恐惧，没有饥饿，人人幸福的社会，可惜，最终只是梦想，他们一生都没等到。爷爷虽是“民主人士”，可是，几十年里他哪里享受过一天的“民主”生活呢；外公一生勤俭，老了才有一个小商铺，请一，二个雇员，解放后商铺被没收了不说，还把住房也掠了去；父亲是知识分子，他经历过“解放后”一次又一次的“运动”，深受其害，他生前就愤慨地谴责过祸国殃民的社会制度和个人崇拜狂潮。
我仿佛也被先辈们呼唤着，在这个非常时期，学生们也需要民众的支持，第二天我又赶去了。
广场上的人更多了，对面的市委政府大楼门窗紧闭，里面的人都无影无踪了，只留门口两个军人孤零零地站岗，还代受人们的白眼，就象北京的一个德性，领导人都不见了。
古人曰：礼失求诸野。他们比古人还不如；在民意面前，只会一躲了之。
经过一天一夜的静坐，广场上，阶梯上的学生们已有倦意，我看见：有中年男女箪食壶浆，带了馒头，煮了一大锅稀饭抬来了，老人、小孩欣然随后，到学生们中间送碗递食，劝将学生们，那是三代人一同来；一旁还有送开水的，买了干粮的都来了，见学生就递；有人干脆直接塞钱给学生，语重心长地说：“去买点东西吃，孩子们，身体要紧呀！”；也有住在附近的市民非要拉几个同学到家里去休息；来来往往的人都向学生们投去赞许的目光。学生和市民在偌大的广场上亲如一家。
马路上，打着横幅和红旗的声援队伍络绎不绝，从各方朝广场走来，一路不断地博得夹道的掌声，那是各个中小学校的老师和学生。标语上写“支持大哥哥大姐姐的爱国民主正义行动”，“打倒贪污腐败！打倒官倒！”，“反对戒严令”，还有附近地区的工厂、单位、街道居民等也举着旗帜来了……此时，广场前已无空地，人们自动地让出一条路来，让每一支声援的队伍就可举旗而入，然后，夹道两边人们欢呼起来。
后来，实在挤不进广场的队伍就沿围墙边缘的马路上徘徊，高呼声援，激情满怀。
三
不久，广场上有了“还我紫阳”的标语。原来，自五月十九日凌晨赵紫阳总书记到天安门广场看望绝食学生，并讲了一番催人泪下的话后，因赵紫阳总书记反对北京戒严，反对用军队来对付老百姓被逼迫下台了。
北京戒严，军队围向北京，各地的人们都在注视着北京。而邓小平等几个老人不露面，却暗中掌控着中央。
从那时起，中央电视台也开始吞吞吐吐，语焉不详了。此时，大家就倾听短波，在大街上、广场上，人们都大声地播放那厚重的美国之音和英国“BBC”，整个城市各商场的短波收音机都卖断货了。
五月二十二日，有人将复印的北京市民阻挡军车的黑白照片贴到广场，引起轰动。那是头天傍晚北京市民从各个路口拦截军队的情景：
几大排北京市民在马路上的照片，不太清楚。前面两排坐在地上，后面的几排站着，手挽着手，再往后还有许多高高低低、黑压压的人头。
迎面几排坐着站着的神态若定，坚定不移，面对军车的身前有标语写着：人民军队爱人民。
人们都相信人民军队爱人民的佳话；他们用血肉之躯面对着二十世纪的钢铁坦克和荷枪实弹的军人车队（那是几十万的军队，在看不出有何战斗的迹象时，如临大敌地围上北京城）。
何等气概！对着轰隆而来的军车，民众潮涌般迎上，世上还有什么更英勇呢？我想，过去那些舞台英雄们都相形失色了，在电影上也没见过这样的场面。1989年5月的北京出现了史无前例的镜头。北京市民只是凭着良知，凭着责任感。中国终于有了为追求民主自由，为他人安危冷暖而担当的公民了。
后来，知道北京的中学、小学也不示弱，老师们也带领着学生们去拦军车，并告知军人们北京的事情（当时，四方赶来的军人不让听收音机，不让看报）；还知道三十八军军长徐勤先将军因反对出兵镇压学生，被撤销军长职务。
过后的几天几夜，我看到去人民广场的人更多了。人们开始画漫画嘲讽邓小平、李鹏、陈云、杨尚昆等人，漫画纷纷扬扬地贴挂在广场四周的墙上树上。
有讽刺中国的“老人政治”的：“几个八十岁的老人召集七十岁的老人讨论六十岁老人退休的问题”；有讽刺庸人政治的：叫邓颖超快把平庸的李鹏总理抱回家；还有讽刺新闻界的，北京的记者上街游行：“不要逼我们说谎”，要求制定“新闻法”等等。有讽刺我国不过是打着社会主义旗帜实质是封建官僚专制主义，所以才有“官倒”。想到前几年北京个别的大学生写“小平，你好”，到今天提起小瓶子乱摔，已是今非昔比。
有学生在头顶捆上一圈白条子，以示决心。有急切的市民呼吁给学生们捐款送到北京，因为香港的市民工商界人士已经捐助了，世界许多国家的华侨等都已捐款捐物了。后来，我就看见有学生们扯住红旗的四角过来募捐了，人们纷纷捐款，慷慨解囊，十元、五十、一百元的，不一会红旗内就兜有很大一堆了，学生们一边簇拥着一边含泪不住说感谢。
我摸了二张十元的扔下去，这已经是口袋里二张最大的票子了，当时大多数人工资不到八十元。
傍晚，雾霭下的广场仍然人来人往，在西南政法大学旗帜下，我听到几个学生与市民谈话：
有人提到报纸上说什么警惕闲杂人员捣乱，他们批驳说：“‘闲杂人员’也是公民，公民就应该有参政议政的权利”。
关于学生运动被说成是“动乱”，他们说：“结论不能下在事实之前，要有程序，应该开人民代表大会，那是最高的权力机关，要听各个部门，各个阶层的申诉，要直播，要透明，让人民大众参与，而不是由几个老人在屋里商量……”
“……政府的权力要限制，越小越好，要小政府，这样才是人民当家作主。”
“……国家要有言论自由，要有新闻法，要有法可依，几十年了，一个国家还没有新闻法，真有点滑稽……”
他们的叙说，把个国家的法理法律讲得通俗又易懂。夜幕下，他们的话一句一句地如夜空的星星闪闪发光。
过去，我们听到的除了知道“阶级”、“斗争”、“专政”外，大多只是跟着“社论”跑，（过去几十年，有哪一篇“人民日报社论”经得起时间的检验呢？），我们生活在一个“社论”的国家，人人成了社论的“齿轮和锣丝钉”。
黑夜又来了，学生们仍静坐在广场，有人带头唱起了“国际歌”，也有唱“血染的风彩”，歌声在晚风中如泣如诉，壮怀激烈……
我回到家里，电视上有市民和军车上的军人对话的镜头。军人中有雉嫩的脸，尴尬地躲避在车蓬里，也有老兵坦率地回答市民的诘问；有市民给军人们送水、送报纸，热心地讲解，军人们也表态：我们是人民子弟兵，决不把枪口对准人民。说完，就得到周围群众的一阵欢呼。
有报道在北京的戒严期间治安特别的好，万众一心。中央电视台的采访说，数天来没有一次治安盗窃事件，甚至还有“小偷罢偷的宣言”。
5月23日三名湖南浏阳人喻东岳、余志坚、鲁德成用鸡蛋装油漆和墨水涂染天安门上毛泽东的画像，被广场的“学生自治会”扭送去公安派出所。当时中央电视台采访他们，他们坚定地回答：我们都来自湖南浏阳（是毛泽东的家乡人），不后悔所作所为。
5月24日在天安门静坐请愿大学生组织“保卫天安门广场总指挥部”。同时，天安门广场成立“首都各界联席会”组织。
5月25日人大常委会57名常委签名：要求召开紧急人大会议，罢免李鹏。构成超过三分之一的法定人数，程序合法。戒严大部队应退回远郊区的临时驻地。
5月28日为响应全球华人大游行，北京又有近百万人上街游行示威。为不给政府找到镇压学生的口实，首都市民默契配合，自觉维护社会治安。北京市公安局承认，近一段时期刑事案件大幅下降。
5月30日北京市公安局拘留“工自联”一名领导。同时拘留为市民、学生观察戒严部队动向的摩托车“飞虎队”11名主力成员。
5月31日下午，由中央美术学院20多名师生集体赶制的高十米“民主之神”塑像。北京各界声援市民及广场大学生载歌载舞地举行落成典礼。
6月2日上午，北京长安街、前门等道路上，三一群五一伙民工着装青年向天安门方向移动。这些民工着装的青年例属27军现役军人，奉命化装进入人大会堂秘密集结。中午，在木樨地，一辆疾驶的武警军车，一次压死三人，压伤二人。愤怒的市民抬尸游行，其中一具尸体已证明是北师大女生。
此时，相当数量野战军的装甲车、坦克等军车也陆续包围北京，如此大规模地军车围城在古今中外都是没有的。因此，北京的老百姓都自发起来了，老爷爷，老太太们都坐不住，也上街拦军车了。
当天，在广场参加绝食的“四君子”刘晓波、周舵、高新、侯德健发表了《六。二绝食声明》。
随着北京学生运动的发展，本市的人民大礼堂广场也进入了紧张对峙状态，那几天夜里，有许多警察来拖拽静坐的学生们，把他们拖上车运回几十里外的学院，各学院也宣布了纪律，不准出校园。可是，校园是锁不住的，学生们又陆续地赶回广场。这样反复地“运动”了几次。在拖拽中男警察拖男学生，女警察拖女学生，僵持中双方都流了泪。
随着时间推移，北京的气氛也越来越紧张，其中，北京大学生代表找到了老元帅徐向前、聂荣臻等，找了周恩来的遗孀邓颖超，老人们都保证：人民军队不会向人民开枪。
四
到了六月三日下午，北京市政府严厉的《紧急通告》发布，宣告反复说，晚上十点钟以后要离开天安门广场……否则，后果自负。
傍晚，我赶早回家，听外电广播说北京的军车、坦克正在郊区往城里压缩，真乃“黑云压城城欲摧”了……到了晚上十点钟，在死一般的寂静后，木樨地方向就响起了零星的枪声——开枪了！
枪声不断，外电广播反复着，我躺在床上收听，倾听北京的实况，身体一阵阵发冷，不寒而栗。在对人民说完好话后，军队悍然对人民开枪了！
在这最黑暗的夜，响起了枪声。我想到他们的老一套又出笼了。这个“人民政府”很在乎自己，对“人民”从来都不会示弱，他们总是在必要的时候露出狰狞面目，让人民明白他们的强悍，他们的“绝不手软”，他们漠视生命，漠视民意，几十年来一直如此。今夜有了几十万武装军人，他们的底气更足了。
凌晨一时三十分，北京市人民政府和戒严部队指挥部又发《紧急通告》。《紧急通告》称：“首都今晚发生了严重的反革命暴乱……”
随着二时左右第一辆装甲车由西长安街驶入广场后，已经陆续有荷枪实弹的军队从北方向朝广场进来。
三时左右，只有约三千多名师生围坐在英雄纪念碑周围了。随后，“龙的传人”侯德健、刘晓波等“四君子”为避免大规模流血与军队谈判。
四时整，天安门广场的灯光突然被熄灭……随后，位于广场北端的刚耸立的“民主之神”被坦克毫不顾惜地撞击于地，坦克和装甲车向前驱赶学生市民们。
此时，广场上的数千人队伍在学生纠察队手拉手的维护下，集体向广场的东南角退去。撤离队伍大都举着校旗，唱着“国际歌”，不时喊“血腥镇压！”，“打倒法西斯！”，“土匪！土匪！”也有人骂其它的。而荷枪实弹的军人也整齐地高喊：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
早上的中央电视台就说：北京发生了“反革命暴乱”——赤手空拳的北京师生、市民“暴乱”？
如果说，从中国社会的价值观帝王的争权夺位，同胞杀戮、胜王败寇发展到“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还不算最邪恶外，1989年六月四日，它就肆无忌惮用枪杆子里出“硬道理”来代替了——从此后，黑白是非不用再辨，有枪杆子就行，为了权力可不择手段。
天理昭昭被公然践踏，民众的良知被公然践踏，政府被几个颟邗的狂人挟持，在全世界面前做了个多么粗暴、丑陋的示范。
后来才知道，从六月三日晚开始，北京的木樨地、公主坟等地才是死人最多的地方。当夜有上万民众在堵截军车，他们都有殞身不恤的气概，而军队得令要不惜一切代价抵达天安门广场，为此一令，哪怕冒天下之大不韪，就不惜用民众的生命来抵偿，这也是中国军人的“英勇”之处。
一个政党，一个政府，一个军队，对青年学生使出如此残暴的手段，就是把自己定在历史的耻辱柱上了。
民众也是不可辱的，凌晨，国际广播电台的李丹先生在第一时间大无畏地用英语向全世界广播，谴责了中国军队向人民开枪。
第二天，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中，播音员薛飞和杜宪二人均着黑衣广播，以示哀悼。
人神共愤了，许多人轻易不掉泪的，今天掉泪了。全国许多城市的市民，师生们在过后的几天都上街了，街道路口常被围堵得水泄不通，人们谴责北京军人的暴行。
三岔路口干道顷刻被愤怒的民众堵塞了，那几天，此西南城市许多路口都被群众围得水泄不通，交通近瘫痪了。学生罢课、工人罢工，良心人士佩白花戴青纱示哀。悲愤填膺之际，青年工人许万平先生身后披着白纱长幅在大街上疾驰，上书黑墨大字：李鹏杀人！……
随后，各大学院高楼都垂吊出长幅的黑色标语，抗议北京血腥屠杀，字字义愤，触目惊心。面对大学师生呼吁罢课与“空校”的抗议浪潮，萧秧市长奔赴市郊各重点大学，极力劝说师生们不要离开校园……（事后，北京来人要秋后算账，要大清查、大搜捕，箫市长对应说：本市大学师生没有“动乱”，只有一些“乱动”。因此，本市师生被清算较少。）
当时，北京严控的中央电视台报道自认死亡三百五十多人，伤者不计数……“六四”的杀戮让世界瞠目，岂止“苛政猛于虎”，几个八十岁的枯槁老人，面目狰狞，是无所顾忌地“勇猛”，为了他们的家天下，竟无知到毫无历史感，也不在乎死后的历史评价了。
人民问：为了自家一类人的既得权力，竟敢冒天下之大不韪，抛开党代会，人代会，召集八个老人在家开会，命令将坦克开进北京城，决定“不惜杀二十万人，保二十年稳定”；何人敢罔顾人伦，视民众如寇雠，枪杀手无寸铁的学生和市民，血腥屠杀反腐败要民主的人民。
人民问：面对手无寸铁的人民群众，共产党为什么要开枪杀人？一十三、四岁的少年因手持半块砖头，竟被戒严部队枪杀街头；一白衣少女为呼吁士兵停止滥杀无辜，挺身而出，独自一人向黑压压的部队走去，竟被击射，倒伏于马路中……
血流于地不是能涂抹干净的。是啊，马克思、共产党上百年的思想和主义辛辛苦苦的道德积累不幸竟被北京的几位老人换成狰狞面目，让它用喋血来终结。1917年十月一声炮响列宁送出了暴力社会主义，1989年“六四”一片枪响，几位北京老人又基本上在全世界埋葬了社会主义。“六四”大屠杀在全世界面前展示了中国专制统治的无可比拟的残忍（随后东欧各“社会主义国家”和苏联的相继垮台，都和北京的屠杀有因果关系）。
在中国人民面前，北京1989年的杀戮比1926年三月十八日在北京枪杀数名学生的北洋军阀走狗们更没有良知，也算是留陋于史了。
当年虽然是杀人如麻的军阀混战时期，但民国总统段祺瑞始终还不敢承认下达过向抗议学生开枪的命令，并在屠杀现场长跪不起，自言“一世清名，毁于一旦”。他随即宣布下台，终身吃斋，并为此忏悔一生。
人民诘问：“六四”这样的事情，慈僖太后不敢干，北洋军阀不敢干，日本帝国主义占领北京不敢干，国民党的军队也不敢干，唯有共产党的军队敢这么干，共产党创造了什么样的历史？
从此以后，中国开始了漠视生命，漠视民意，用枪杆子讲“硬道理”的新历史了。1989年春夏之交让人们见到了血腥的杀戮，在此流血的红色记忆之后，人们似乎只得恐惧、腹诽，甚至颤栗了。一个不敢谈政治，不再讲是非，不再讲礼仪廉耻的时代来了。鸦雀无声的中国，听见有人媚唱什么“春天的故事”了。
事后，有人竟大言不惭说：“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好一个能屠杀学生，屠杀民众，镇压中国民主运动的儿子！——这样的“儿子”怎能得到尊重？
一九八九年，历史能记住那每一个人的嘴脸。
接着数年的“稳定压倒一切”，更是毫不遮掩的狰狞表白，只是为稳定他们权贵的既得利益，稳定他们家天下的掠夺。
在权贵们的淫威下，一些“精英”们也卑躬折节，以效忠来换恩宠，换物质，无良地为虎作伥、助纣为虐，此倒行逆施也造成中国民主与法制的大倒退，“经济改革”成为权贵们肆无忌惮疯狂掠夺的盛宴。
如今，中国的基尼系数0.5，远超世界公认的0.4的警戒线；全国近50%的财富被1%的权贵们拥有。如此不公不义，腐败野蛮的中国——这一切丑陋均从一九八九年六·四开始。
2010-5-30
《自由写作》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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