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8964(散文)
◎
汪建辉
五点三分的样子，成都下了一点小雨。十分钟左右雨停了。太阳又钻了出来。但是很弱的样子。可以和它直视。不会觉得刺眼，也不会流泪。久了眼睛会有一点儿胀。看任何东西，久了都是这个样子。
初秋，在这个时间，离天黑下来还早。而这个时间，我也应该上班去了。我在家里，想了一下，决定不带伞。一是，我喜欢空手。另外就是，我没有一把漂亮的，终始可以拿在手上的雨伞。即可以实用，又可以成为身份的一种妆饰品。
半小时之后，我就可以到报社。我选择的交通工具是双脚。走路的主要原因就是为了煅炼身体。还有，可以进行一些天马行空般的胡思乱想。一路走着时，我在想1989年时，我在想共产党撑不到几年了。可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发现我们都太幼稚了。共产党的命数好像还长的很。很多看得清楚的人不是选择了隐逸就是干脆选择了“入流”，加入到体制之中，跟随其一起烂掉。我对前者的认识是他们是默默的“牺牲者”；而后者呢？我决定送他们一个好的词汇——“觉悟者”。中国古代有一种思想叫着天人合一，里面主要的精髓就是顺从自然，不违逆天意。“觉悟者”中大概就有这种含意吧。
我认识的一个朋友，就是“觉悟者”。他是一个律师，曾经给我说过，共产党现在给他们的路就是只有两条：一是顺从政治的需要，那么你从此就踏上了一条钱铺成的大道；二是想让社会朝向你理想的民主、自由方向走，那么你就走上了荆棘从生的恐怖之途。
如何选择？从人性的角度来讲，“觉悟者”是一种正常的选择。这种选择更加证实了他们是“人”。而选择“牺牲者”呢？他们应该是英雄。是英雄又能怎样呢？有多少人会知道呢？在这个传媒发达，却又被精确的控制着的时代，“牺牲者”只能是“默默的牺牲者”。甚至有可能绝大多数——百分之九十九以上——的人连名字都留不下来。
看穿了这一点的人无疑就是“觉悟者”的理论根据。原因很简单，因为人从本质上来讲都是利己的。有一位古人就说过：“人不为己，天株地灭”。虽然我不喜欢这位古人，但是这一句也许话是对他自身映照的一句话，正体现出了他的诚实的一面。当然，这句话对我也是一面镜子。
有一次，我问我的那位律师朋友：如果每一个人都是“觉悟者”，那么共产党还不就这样轻轻松松的独裁下去？
他说：不会的，世界不会那么的干净——这个世界上总会产生职业的革命者，而后才会有职业的“牺牲者”的。比如说有些人因为各种原因走上了这条路，他们就再也回不去了。
我说：只能吃这碗饭了？
他说：是的。我接触过一些职业的革命者，发现他们很多人除了革命，什么也不会做。
我说：这就是传说中的那种永远的反对者？
“是的，”他说：“我曾经到过美国，在那里的国会广场前看到一个80多岁的示威者，我问他在这里呆了多久了？他说，他也记不清了。他是很小的时候就跟随父母来到这里示威了。我问他要反什么？他说，谁当总统就反谁。他还自豪的对我说，他以前就反过老布什，现在反的是小布什。”
我问：他们怎么生存呢？
他说：国会山每天要给这些示威者提供两餐免费的饭菜。哦，对了，那个老头还说，经常会有一些反对美国政府的国家会给他们赏金，要求他们按照他们的需要来打出反对美国政府的牌子，并喊口号。
我说：比如中国？
他说：是的。也许是这样。那个老头听说我是从中国来的，对我显得特别的亲热。好像我就是他的衣食父母一样。
我说：我敢说，我们即使不是他的全部衣食父母，那么也至少是他的半个衣食父母。
想着，想着，就过了东风大桥，有一个熟悉的身影从我的身后跑过来，并超越我向前面跑去。我看了一眼，就知道那是老威，他每天傍晚时都要跑4公里，煅炼身体。
我喊了一声：老威。
他停下来：你怎么在这？
我说：上班。
“怎么不开车了？”
“还不是为了将这副臭皮囊折腾一下。生命在于运动嘛！”说着，我又反问道：“你还在坚持跑步？”
“是的。我没有能力直接打翻共产党，那就只有跟它比时间了。”
“看谁活的更长？”
“是的。这是我唯一能赢共产党的希望。”
“我们想的差不多。开始时，我觉得跟老僵相比自己还年轻，我有足够的时间。等到他消失。后来他把权力交给了小糊，而我也已经不再年轻了，我的资本变得不是那么的充足了。于是，我就开始走路上班，煅炼一下身体。争取多活几年。争取能够亲眼看到共产党垮台。一直到现在，小糊的接班人小吸又冒出来了。他妈的，他们是在跟老子玩车轮战啊。我现在真有些绝望了。唉，玩不过他们。”
说到这里，我猛然想起一个问题：你平时不都是七点钟左右才开始跑步的吗？
老威说：今天余杰来了。晚上约了一起吃饭。吃完饭再喝茶，可能就要到半夜了。只有先把这跑步的功课给做了。
我说：你快点跑吧。一定要跑赢共产党。
说完，老威就已经跑远了。远远的看过去，他的身体还真是不错。结实而有活力。而共产党呢？虽然老朽老朽的，但是好像还挺能扳。真是百足之虫死而不僵。
如果不算上外部力量的作用，中共能坚持多少年呢？以前我想：中共能够将军队警察养多久，它就能够存活多久。现在我要纠正一下：中共能够维持腐败多久，它就能够存活多久。
如果有一天，那些官员们已经没有办法从党的身上吸到腐败而有滋味的奶水了，那么就没有人会真认的给党办事了。那么，这个庞大的机构就会自然而然的垮塌掉。
今天由于路上碰到了老威，走路的时间用的长了一些，大概快到40分钟的样子，我到了我所工作的那家报社。
出了13层楼的电梯，就听到一大群人兴奋的叫喊声音。我不知道出了什么事情。但是只要再向前走三步就可以看到一个事物的表面：大概有5、6个人围在电视机的前面看奥运比赛。从人缝里可以看到是女子射箭的决赛。中国最后的几箭。中国的那个姑娘射了一个10环，所有的人都兴奋的高呼了起来。我不想加入到这此快乐里面。我自己也觉得这样不好。这种性格很难在一个单位里混的好。管它呢。性格决定命运。只要认命一切都好。
我向大楼透明的玻璃外边看了一眼，太阳周围的云彩开始变的绚丽起来。很好看。但是没有人注意这些。人们全部都被比赛吸引了过去。
猛然间，人们爆发出阵高潮一般的欢呼声。再没有什么声音可以超越这种快乐了。我知道，是那个射箭的姑娘赢了。我看了一眼大屏幕的电视，很容易就可以看到中国的选手以一分的优势胜出了。欢呼的人们的脸上，露出了一种自豪。看到这里我才算是真正的明白了，中共为什么要争着在自己的手里举办这么一次奥运会。
我没有加入进欢呼。不知道有没有人觉得我有什么与别人不一样的东西，影响到了别人的快乐。
快乐并没有什么不好，我承认。高兴并没有什么不好，我承认。笑一笑十年少。这个道理我也知道。
可是，我就是不能让自己快乐起来。我有一个根深蒂固的认识：生活在一个独裁的国家，是一种耻辱。这种耻辱可以盖过一切。从此，我就再也没有找到了一丝的快乐。从此，为了减轻这种耻辱感，我就只有在下班时，一个人偷偷的躲在电脑前，写一些反抗的文字，以此来减轻自己心中的那分耻辱感。
有一句话说：“有什么样的人民，就有什么样的政府”。这句话就像是“存在的就是合理的”那句话一样，让我无法辩解。因为一个事实清清楚楚的摆在我的面前。我没有起来反抗。我只有偷偷的为了减轻内心的耻辱而敲打下一些文字：“如果，那个女运动员，的那支箭是射穿了一个独裁者的心脏，那么她才是真正的英雄。才值得人民为她欢呼”。
“每一个人都希望别人成为烈士。”而我也正是其中的一员。
此时，欢呼的人群中有人说：“这才是真正的一箭三雕。”一开始我没有搞懂这句话的意思。后来才知道原来是进入决赛的有三个韩国选手和一个中国选手。她一个人打败了三个人。
从这样来看。是的，她确实是很优秀。那是她个人的。我知道很快她的个人的成绩就会被我们的那些训练有素的新闻工作者转化为党的丰功伟绩。果然，电视上的画面一转，就切换到了演播室里：认真、欢乐、一脸正气、刚直、诚实、自信，掌握着真理和话语权的面容现了出来。
每一次看到这些个面孔，我的心底就笑了起来。“有谁能够阻止一个人在心底的微笑”？这些个正人君子们装得还挺像。装什么B呀！像模像样的！好像身后没有一只糙黑的手控制着他们一样，每一种表达都是真实的表达，也就是所谓的“表里合一”。
“人面兽心”，这是中国古人在遥远的过去会当下的这种场景算的一个命呀。面对这，还有谁敢说，不相信古老的预测学？“人模狗样”，他们就是中共养的一条狗。披着人皮的狗。哈哈，写出这句话的时候，我的内心舒服了许多。
接下来，就是开始工作。也不知道是为什么，也许是一种极限的到来，我在工作时，总是有一种难言的压抑。这种压抑就像是阴云一样成天笼罩我。我的心情越来越不好了。觉得人生除了是为了简单的“活命”，养家糊口，其它的就再也找不出乐趣与希望了。
养家糊口。这时，我想起了应该给我的女儿打一个电话。于是，我拨通了电话84467253，响了两声之后电话的那头接起了电话：“喂。找谁呀？”一个尚且天真、稚嫩的声音。每一次听到这个声音我的心中便会有一种欣慰。女儿还没有被共产党教育成那种无知的乐观与喜悦的坚定。不过我想，据那个日子不远了，因为半个月之后——再开学的时候，她就已经要上五年级了。教育会慢慢的转变她的——假、大、空——压抑、虚伪、自我审查，这一切是多么的可怕。可是我知道它是要来的，逐级地吞食我的女儿——进入她、占领她。对于这，我有着我的恐惧与无奈。就好像共产党需要将我们的后代加工成火腿肠，那么也只有任他们加工去了。因为我的能力，是没有办法让她在长大之成人之后，独立于火腿肠之外而生活的。“异类”，这在很多时候都是一个可怕的词汇。
我在电话跟女儿讲：汪壹众，你在干嘛呢？
她说：跟你讲电话呀！
我说：跟我讲电话之前呢？
她说：在看电视。
我问：在看什么电视？
她说：奥运会呀。
我问：好看吗？
她说：不好看，可是妈妈要看。
我说：那么你想看什么呢？
她说；我想看少儿频道。
听到这里，我的心放了一点下来。看来小孩子还是以自己相关的喜好来选择答案。跟自己无关的就不去管它。我认为这是最原始的，也是不容易堕入别人圈套的一种思维方式。尽管狭隘但是不容易被人利用。
比如说，这样来运用一下这种思维方式：
奥运会跟我有什么关系？
如果，你是在北京开宾馆、饭店的，那么你可以认为它跟你有关系，因为到时候会有很多的人到你这里来住宿、吃饭。就可以赚到更多的钱。于是，你就支持它。
如果，你是贫困山区的学生，那么你也可以认为它跟你有关系，因为那些盖“鸟巢”和“水立方”的钱可以用来建多少座希望小学？于是，你就反对它。
如果，你是一个普通的工薪族或公务员，那么它就基本上与你没有多大关系，最多就只是多加几天班，多为共产党做一些贡献。不过，这些也算不了什么，劳动人民嘛，多付出一点时间与汗水，真正的算不了什么。可以不必要当作成本计算进去。
当然，也许有人会说我这样看是极其的短视。他们会拿出那句著名的：“什么什么在亚马逊河煽动一下翅膀，将会引发什么什么大洋上的一场风暴”的话来回击我。哈哈，我告诉你，第一，别蒙人了，这种联想，我可以走的比你更远。第二，我还要告诉你们，我也是一个你们教育出来的唯物主义者，除了眼前的利益，其它的我什么也看不到。
哈哈。哈哈。哈哈哈。
我对女儿说：让你妈妈听一下电话。（在女儿叫“妈妈”时，我找了一个避静无人的地方，以便好更无顾虑的说话。）
我接着对我的老婆说：让汪一众看一会儿少儿频道嘛。他们夺金牌，跟我们有什么关系。
老婆说：现在的电视哪有什么其它的节目啊，连少儿频道，说的也都是奥运。他们的目的很明显，就是教育大家要爱国。
我说：告诉你要爱国的最终目的，就是要你时刻准备着为国卖命（说得好听一点就是“为国牺牲”），或者为了国家而牺牲个人利益。而在我看来——个人的利益与国家的利益一样重要、个人的生命与国家的存在也是同样的重要。
老婆说：可是，中共的宣传真的是太可怕了。“谎言重复三遍，就可以变成真理”。看看周围那些被煸动起来的狂热的群众。好像金牌拿了第一了，自己也就是这个世界的老大了。就成为真正的大国了。
“爱国贼”我出口骂了一句。“他妈的。”“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现在我只能是苦笑了——算你们狠。够狠、够毒、够霸道。
老婆在我笑过之后说：我跟你一样对他们夺牌牌不感冒。他们用我们纳税的钱去训练。得了金牌之后，国家要奖、省上要奖，市上要奖，甚至地方、街道还要奖，哪还不又都是我们纳税人的钱啊。共产党这样用钱的时候，跟我们商量过吗？
最后，我对她说：那好吧，没什么好看的，就早一点睡觉吧。
跟老婆孩子通完电话之后，我开始了工作。我做的是头版。工作说简单也简单，说难也难，就是将当官的按照大小，依次摆放下来。说难呢，就是如果同时很多官员都出来活动了，比如说中央的官员、省上的官员、市上的官员，都有稿子，那么就麻烦了，因为要将他们依次摆下来，如果不转版，那么有可能根本就装不下，要不就是排到市上的头头时，就已经是在报角下面了。我们是市级的报纸，如果市里的头头发火了，那麻烦就大了。于是就只有再重新来布局。总之，这是一种毫无创造力的工作。好在，对于这种工作，我也根本就没有想要创造什么的冲动、甚至连想法都没有。只是给那些当官的人交一个差。一切都是为了生活。一切只是为了活下去。
适应、生存。生存、适应。一步一步的走向深渊。尽管有一些恶心，但是如果连饭都没有得吃了，那么你即使是想吐，都没有东西可以吐出来了。
忍耐——而后适应——这是我们祖先留给我们的唯一遗产。其它的都被历代的皇帝、御用“文人”“思想家”们，从的文河河流中剔除的干干净净的了。
我们的这条历史之河是一条干净明澈的河流
一眼就可以看到底
上面的卵石上刻着
“爱国”
“服从”
“忍”
“奴性”
“压抑”
“压制”
“为了大理想、牺牲小理想”
“上级上永远正确的”
在这条河中间竖着一块碑永远不倒
上面飘扬着一面写着“儒”字的大旗……
（前面写了那么多的上班时的过程，已经让我恶心的有些承受不了了。再写下去我也许会吐出来。还是停下讲述那些把官员按照职务的大小，依次摆在版面上的没有创造性的工作吧。记得有谁说过“中共的官员就是一种出场时必须严格的按照官位的大小而移动的动物”。是谁说的我忘了，但是这句话绝对不是我的原创）。
大概两点左右，随着文字编辑兴奋的喊了一声：“签了！”之后，我将做好的版子传到一个指定的出版发排的目录下面之后，我下班了。
坐电梯从十三楼下到一楼用不了十秒。这一个短短的距离、短暂的时间，决定了我从上班的不由自主状态，进入到了一个下班时的自由自在的状态。
出了报业大楼，空气一下子就清新了起来。地下是干的，没有下雨。我抬头望了一下天空，可以很容易看见天空中那颗最亮的星星。如果再认真点，还是可以看到几颗忽明忽暗、若有若无的……五、六、七、八、九……颗的。提醒一下，我没有用“我仰望星空”这个词，足以证明了我是有自知知明的。因为就在两天前，这个词已经被一个我即使是“仰望”，也无法看到真人的党和国家领导人给用掉了。
哈哈！好的词语都被他们用掉了。诸如“伟大”“光荣”“正确”等等。等等。留给我们的就只有日常用语了。诸如“你吃了没有”“今天天气还不错”“猪肉又涨价了”等等。等等。
没有下雨，我又可以走路回家了。
街道的路灯很亮。
路上已经看不到有行人了。
静。
我已经习惯了这种静。并早已经把它当成了一种享受——在街上甩手甩脚的走着——过了停了有十来辆车子的“珊湖海水疗休闲中心”，我知道那是耍小姐的地方。这么晚了，还有有钱的人睡不着出来找乐子。看来是被钱烧的。而我呢，是为了生存、养家糊口才上班到现在回家。
“这个世界真的是不能比啊！”刚在心中发了一句这样的感慨，我已经走过了这个亮着巨大招牌灯的水疗会所……并且随着空间的变化，再加上“眼不见、心不烦”的老祖先遗传下来的，深埋在血液里的文化传统，我已经将刚才闪现出来的不愉快的、有可能会造成心理不平衡的对比丢到脑后了……
向右捌，向前走到东风大桥再往左捌，过了桥，就进入到一个街边的行道树长得较好的区域了。头顶上的光线因为树叶的遮挡，到地面时，已经失落了很多。像是丢失了一样。不过，这并不影响我能够看见脚下的路……顺利的走回去。
在一个路口，刚走到一半，猛地有一架自行车向我冲过来。我躲闪了一下，以我的反应，再加上骑车的人如果可以控制一下，完全可以躲过这一次碰撞。可是，骑车的人好像并没有作这方面的努力。他在我身边擦过时就倒下了。
灰暗的阴影中，他躺在地上，看起来很痛苦。
我问：你没事吧？
他答：没事？我觉得有事。而且，还很严重。
还没有等我再说话，就又有一个看着有一些文弱、戴着一幅细边眼镜的人骑着自行车从后面赶来了。他向地上看了一眼，问：你怎么啦？
地上的人指着我说：被他撞了一下。
我反驳说：我撞了你？我还没有说你撞了我呢！
后面赶上来的人问躺在地上的人：你觉得怎么样？
一听到这，我就知道这两个人认识。果然，那个人对我说：我们还是到前面的那个茶楼去说清楚，看看谁应该负责。
我说：哪里还有茶楼到现在还开着？
那人说：前面就有。
果然，前边电力设计院再过去一点的SOHO还亮着灯。“也许还真的是开着的，”我望了一眼还亮着“旅馆”二字的灯箱想着。而后，就走在他们的前面。他们一直跟在后面，也不太近、也不太远，好像是对我不会跑掉还是有一点信任的。一直到捌了一个弯，要进电梯上楼了，他们才紧紧的贴近了我。我当时就想，麻烦来了。但是再一想，现在要跑已经来不及了，好在我身上也没有带多少钱，给他们拿去了，也就算了。这就是典型的“要钱没有、要命一条”心态。人只要想到了这一步，就什么也不在乎了。在这个金钱至上的时代，没有了钱，也就等于没有了命。
他们两个人把我夹在中间时，便伸手按了电梯。13楼。一个不详的数字。我已经很清楚的知道了，不会有茶楼开到那么高。确实，是碰到坏人了。不过，我还是显得很镇定。我还是想：这也许确实是与我身上带的钱不多有关。
我没有一丁点的反抗。这种态度，他们也许从来就没有遇到过。我甚至还从他们的脸上看出了一点不安与惊慌。如果在这时，我对他们说我是便衣，他们一定会相信。但是我没有冒这个险。原因就是我身上带的钱不多。如果……万一……他们狗急跳墙，掏出一把刀子来……不久前，就出现了一个专杀警察的“民间英雄”杨佳。我知道，如今恨警察的人太多了。还是不要自己往刀口上撞。况且，我也是一个痛恨警察的人，绝对不会冒用这个名字，来弄脏了自己的名声。
我很镇定的被他们夹在中间，走向一个房间。从他们的僵硬的动作来看，他们比我还要紧张些。对于他们来说，这短短的一段路，显然比我的走的还要长些。
终于……终于……进了房间，关上了房门，他们才松了一口气。脸上的表情也丰富了起来。
房间里面，还有一个人。看来，这确实是已经准备好了。
“你说，赔多少钱？”一上来，他们就谈起了钱。这与现在的时代风气一样，言必谈钱。
我指着骑车摔倒的人说；他并没有受伤。他是自己倒下去的。
摔倒的人反问到：我没有受伤？我的腰好像断了。
那个一直呆在屋子里等我们回去的人说：“不要说那么多没有用的话了。”听他的口气，就知道他是他们的老大。果然，他将脸转向我，直直地盯着我的眼睛，用不容商量的语气说：“说吧！你带了好多钱？”
我说：我身上只有六十多块钱。
从我的眼睛里，他已经判断出了我没有说假话。他对另外两个人说：今天还是很背时。
戴着细边眼镜的人说：老许，我们走这条路不行。没有哪个人会在半夜里，揣着巨款出门的。这样，我们的目标什么时候才能够完成？
“你别说那么多了。现在首要的任务是安全。安全第一。不能让共产党把我们给一锅端了。在监狱里面，有再多的钱也没有用的。”
听到他们的对话。我觉得他们这几个人，绝非抢劫那么简单。但是我没有多说什么。只是将口袋里的钱全都掏出来，给他们：“给，全部都在这里了。”
“这点钱。连开房的钱都不够。”
“我只有这么多了。”见他们没有说话，我又说：“那么。我走喽！”
“好吧！”……“噢，不，等一下。还是把包包拿过来翻一下。”我将包包递了过去。镜眼随手一翻，就从里面找出了一张建设银行的银行卡：龙卡。他的脸上露着了喜悦，扬着手上的银行卡说：“这里面有没有钱？”
我说：没有多少。好像还有一百多。真的。
“密码是多少？快说。”态度还是挺凶的，这我能够理解。干他们这一行的，不凶一点是吓不住人的。
好在我清楚的知道那个塑料片片里面没有多少钱，不值得为那一点钱出任何意外，于是我又重复了一遍：“198964”。
“198964”？
“198964”！我肯定的说。
“为什么是198964”？
我说：是为了不会忘记。
“198964”。
“是的，不能忘记。也不会忘记”。
说完这句之后，我们陷入了沉默之中。我有一种感觉：我们被一种同共的东西联系在了一起。
“你……你也与64有关？”
我回答说：“是的。那一年，我被以反革命煽动罪为由劳教了一年。”
“看来，你还算是轻的。”那个头头说：“我被判了6年。”接着他又问我：“你是为什么呢？”
我说：1989年，6月4日那段时间我是在北京。当时也没有干什么——也就是跟在游行的队伍后面到处转，每天总是要去广场上报一个到。心里头也并知道想要要求些什么。不过，对共产党不满是肯定的。只不过没有现在这么强烈罢了。我真的算是比较幸运的，中产党开枪的那天晚上，我正好当天没有去。原因是头一天，北京市的路都被堵了，公交车根本就开不了。于是我只有走路从天安门一直到东郊的八里庄，整整走了五个小时，那可真是把我给累惨了。第二天起来，已经是十点多了，再加上全身都痛，于是我就在那一天没有到广场上去。你也知道，就是在那天，共产党动手了……
“听起来，你应该不会有事的麻。”
我说：我是应该不会有什么事的。如果我被抓了，那么北京市的人基本上都要被抓光了。当时，我被抓时，检察院来提审，我对他们说的第一句话就是——把我弄进来，你们这是抬举我了。
“那么，你是为什么被抓了呢？”
我说：6月4日之后，北京很乱。而且到处都是军人。我是最讨厌军人了。于是就跟一起在北京做事的另外两个人说——反正现在也干不成事情，还不如先离开这里，到外面去玩一段时间。他们都同意了。于是，我们便一起到了安徽的一个偏僻的农村。那里可真是偏僻。没有什么地方可去，每天只是望着青青的麦苗发呆。我们其中的一个人觉得太无聊了，便开始写一篇关于6·4的报告文学。说实话，我并不知道他写了些什么。我只是记得，他的那篇文章的一开头就是“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的枪响声。我不大喜欢他的那种文风，便也就没有看下去。
就这样，我们在那个偏僻的农村呆了大概有一个星期。有一天傍晚，我们正在吃晚饭，才吃了几口，这时就从外面传来了汽车的声音。由远而近，还不到十秒，就有三辆警车停在了门。从上面跳下来十几个警察，冲了进来。一下子就把我们给围住了。除了在电影里看到过，我从来都没有见到过这种场面，吓了一跳。他们说是来查户口的。让我们把行李拿出来检查。一会儿，他们就找到了那篇才开了一个头的、关于64的报告文学。
我们三个人就因为这，进了看守所。一个人在满了三个月时，被家里人通过关系取保候审了；我被就地劳教了一年；另外那个写文章的人，被收容审查关了两年，后来不予起诉，给放出来了。出来时，国家不仅没有赔偿，还交了每天二元钱的伙食费给国家。两年算下来，接近一千五百元钱了。我的那位同案出来时对我说，他被放出来时，负责他的案子的人对他说，“当初抓你是对的，现在不起诉你，释放你也是对的”。只是因为他没有被处理（审判），所以就没有给他记录在册。所认就没有人管你吃饭。所以在里面的饭钱就要他自己付。
“哈、哈、哈、哈……”听得这三个抢我的人大笑了起来：“又是那害人的文字……一模一样……天底下竟有这样的巧合”。这真是流着眼泪的笑。我打断了他们的笑：“你们呢？是怎么回事？”
那个领头人说：6·4之前，也就是五月底的样子，我被单位派去北京收账。对了，那个时候我在一个农行当副行长，算得上是前途一片光明。到了北京，就住在翠微路上的一家宾馆里。由于当时很乱，跟本就找不到欠债的人。于是，我想既然都来了，还不如到处玩一玩。于是，一下子就成了一个闲着无事的人，四处乱转。其实是盲目的。像是一只热锅上的蚂蚁。当时，在人堆里流行着这样一句话——为了支持学生运动，有一个好的环境，边小偷都停业了。听到这句话之后，我心里面也算是有了一点安慰——像我这样讨债的人，也应该暂时停一停了。
说实话，当时在北京，我与你一样，也是跟在人群后面，什么事也没有做。一直到6月2日，单位打电话来摧我，说是上级要求各个单位都要把所有派到北京去的人都喊回来。于是，我就去火车站买了票，是6月4日下午的火车。
6月3日晚上。我被一阵枪响惊醒，我趴在窗台上，掀开窗帘偷偷的向外看。好多的军人，好多的坦克。我当时就想：共产党动手了。不时有枪声传来，听起来很近，就在几百米的地方。我不敢开灯，但又制止不了自己的好奇心。大约凌晨三点过的样子，有大批的学生在往学校的方向走。在经过军人的时候，学生们唱起了国际歌。我的血就跟随着歌声热了起来。他妈的，这歌的煽动力还真强，难怪共产党起家的时候能够骗那么多的人。
歌声才响起不久，军人就开枪了。我亲眼向到有三、四个学生倒下去。学生们四散而逃。有些胆子大的人想要跑过去救倒在血泊中的同学，可是枪声再次的响了起来，又有两个学生倒了地上。成片的哭声，向天上飘去。我在十几层的高楼上听得尤其清楚。像是一只手伸进了我的心里。为了缓解心中的压抑，我连夜把我看见的场面记录了下来。我平时就喜欢写点东西，诗歌呀、散文呀什么的。写的字数并不多。是用普通的信纸写的，就三页纸，不足两千字。写完之后，心里确实是要好受了一些。
第二天，在去火车站的路上，正巧经过了一个复印店。这也是该我倒霉。我进了复印店，复印了三十份。在火车站等车的时候，送了几份给在等车的旅客。并受到了一致的赞扬，夸我有骨气。在火车上，这些刚从北京出来的人，也都在谈论着北京发生的事情。于是，我又送了十来份给乘客。一直到下车，自己的手上还留着有几份。到家了，原以为这次经历就这样结束了。可是第二天，刚到单位就被领导叫进了办公室。问我在北京都做了些什么。后来，我才知道我在北京火车站，就被便衣盯上了，并一直跟到了我家里。
“就因为这你就被判了6年？”
领头人说：是的。所以我刚才说——都是文学惹的祸。文学这东西，真是害我不浅呀！有些人靠着文学——吹牛拍马——爬了上去，成了人上人；有些人因为文字——揭露现实——跌了下去，成了阶下囚。
因为有了一种共同的经历，我们刚才的敌意瞬间便消失了。应该说是立即成了朋友。在这样的环境之下，我问他们：你们怎么会干上这个呢？
领头人说：我也不瞒你。我们正打算组建一个组织。
我听到这，连忙打断他说；这个我还是不知道的好。不该知道的还是不应该知道。知道得越多，就越危险。
“其实，你知道也没有什么。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在公开、理性……”
还没有等他说完，我就自以为是听懂了，便顺着他的话往下说：……非暴力？
“不。恰恰相反。我们主张暴力。但是我们正在创建的是最小代价暴力的革命。”
看到我满脸不明白的样子，他解释说：前几天出了一个杨佳，你听说过么？
看到我点点头，他继续说：就是杨佳的那句话——你不给我一个说法、我就给你一个说法。你知道现在当官的对老百姓的欺负，是越来越明目张胆了。有些老百姓受不了之后，选择的是到政府的大门上吊自杀，以示抗争。我想这样死了，还不是白死了？不非是给这个时代多增加了一些悲剧色彩。那些当官的，在心里是不可能有一丁点内疚的。他们只能是更加张狂。所以，我想——如果中国的老百姓活不下去了，不是选择自杀，而是拼了命的也要去换回一条命，那么情况也许会完全不同。
“你让我过不好，我也让你过不好；你让我活不下去，我也要你活不下去？”
领头人赞同着说：是的，就是这句话。让当官成为这个社会中最赚钱、但同时又是最危险的职业。如果他们在干坏事的时候，心中想一下后果，都会打一个冷颤，那么我信相这个世界就会变好很多。
“一个人，一个人单干。是不会有整体的社会效应的。”
“你说的对”。领头人显然对我到位的理解感到兴奋：所以我们才想成立一个组织。目的是，将所有的这些类似的事情捏合到一起。比如说，其一个地方有一个人杀了一个官员或是政府人员，我们就马上在网上宣布说，这是我们的组织，组织策动的。并给当事人家人或亲属一笔数额可观的经济支助。让死去的人不能白死。让死去的人死后，能够安心于九泉，而不必为家人的生活担忧。
“这需要有很多很多的钱！”
那个戴眼睛的人红着脸说：正因为如此，我们才干了刚才对你干的事情。
我一下子就彻底的明白了，今晚所遇到的事情的来龙去脉。我说：可惜，我没有很多钱。否则，我会在暗中支助你们的。对于你们的这种做法，我觉得就目前的社会形态来说，是合情、合理、合适的。“最小代价成本的暴力革命……”我重复着这句话问：你们这个组织准备叫什么名字？
“天涯”。
“天涯？”我问道。
“是的。让政府官员时刻都感觉到自己像是处在一个悬崖上，毫无退路。只要做了一件坏事，都有可能会丢掉性命。让上级不满意要丢官，但是让群众不满意，也许就要丢命。你想想看：是官重要？还是命重要。”
“那么天涯的口号是什么呢？”我问道。
骑车摔倒的人一直都没有说话，我几乎都忘了他还坐在屋角的一个椅子上。这时他说话了：“口号？我们还没有想到一个可以叫得响亮的一句话。不过，大概意思应该就是：让官员成为这个社会中最危险的职业。”
“可是……你们有没有想过，这样被杀死一个，共产党就会通过他们掌握的媒体，将他们塑造为英雄。这样所起的效果就不会如你们所预想的那样。也许会适得其反。”
领头人沉思着说：你说的这个问题我们也有想过。那不是我们所能够控制的事。不过我想，我们可以做的就是，我们也要尽我们的努力在民间社会塑造出在民间社会流传的英雄。比如说杨佳，我们就在网上写了很多诗歌，歌颂他。我甚至还想过在他的家乡为他立一个碑或建一个庙。只不过，因为没有钱而不能实施。
照现在的条件，我们只能够做到，通过口碑将那些让政府官员不舒服的人名与事迹传播出去，直到最后可以产生一个与政府控制的媒体相对抗的民间的英雄评判标准。这样，久而久之，口碑就会从无形到有形……
话一投机，时间就过的风快。很快就五点半了。我说，我要回去了。领头人说，我们也应该走了。于是我们就一起下了楼。在拐上街道的一个路口边，我看到了一个自动提款机。
我上前去，拿出自己的银行卡……领头人一把抓住了我的手，说：不要……
我望着他的眼睛说：我刚才说过，里面没有好多钱。就当我是捐给你们的。
领头人松开了手。我将银行卡插进了取款机里，输入198964六个数字，将里面的钱全部都取了出来，递给他说：别嫌少，这是我目前能为你们做的……
“谢谢！”
“希望你们能够成功！”
“再见！”
“再见！”
我们消逝在各自的视野里。在走到一环路水碾河的路口时，我抬头望了一下天空，东方已经泛红了——
天，很快就要亮了……
（写于2008年9月28日，成都家中）
《自由写作》首发
回到开端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