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那月(散文·外一篇 小说)

  泉     

 

    

一、“党的儿子”

 

人都是父母的儿子,但是“父母只生我的身,党的光辉照我心”,从这个意义上说,共产党有千千万万个“儿子”。因为我们每个中国人都在它的“光辉”照耀下生活。

然而,在党的千千万万个“儿子”中,我是特殊的一个,我对党还有另外一份“情怀”。

话先从哪儿说起呢?我曾写过关于我家兄弟姊妹的文章,读者一般理不清我家兄弟姊妹的排行和亲疏关系:大姐和三姐同父同母,大哥和二姐同父同母,我跟大姐三姐同父,跟大哥二姐同母。谁跟我同父同母?我自己!为什么会这么复杂呢?原来我家是由两个残破的家庭重新组成,把原来兄弟姊妹的顺序打乱,再按照年龄大小又重新排列的。

这是我们“敬爱的”党亲手导演的一个故事——

我母亲,一个识文断字的大家小姐,在她们那个讲究门当户对的时代嫁给了一位乡村绅士。这位乡绅有着众多的田产,还有令人称羡的职务,无疑,他是共产党“革命”的对象,在1949年别人获得“解放”的同时他被“革”掉了性命。我母亲两年内连失三位亲人,我姥爷,我姥娘,还有我母亲的前夫,她在极度悲痛过后,擦了擦脸上的泪,毅然挑起抚育一双儿女的任务。她放下针线扛起锄头,跟男人一样做各种粗活,农闲时也做些手工拿到集市上卖,她常常为儿女们还能吃上瓜果零食而欣喜。她深知她的肩膀单薄,但是她没打算再嫁人,她不想让孩子看到继父的狰狞面目。当然,也许她还深爱着自己死去的丈夫。

我父亲,一个原本继承了丰厚祖业的男人,吃喝嫖赌多管齐下,共产党“解放”他的时候,他已经房无一间地无一垄。共产党没收富人的土地分给了他,不到二年他又转了手,再次沦为赤贫。我大娘——父亲的前妻终于明白跟着我父亲没好日子过,毅然决然地把大女儿(我大姐)丢下,带着未满周岁的小女儿(我三姐)远走他乡……

然而谁也想不到,我父亲这样的败家子居然备受党的青睐,党不但一次次地挽救他,还让他当干部。在土改运动中,他把人活活打死,也没见政府处分他。

有一天,我父亲听说了我母亲,动了续弦的心思。“谁能搭桥呢?”我父亲想。终于,他又打听出一个人,我母亲的亲姑姑张氏,一个住在自己地盘上的地主婆。我父亲一手拎着盒子枪,一手指了指我姑姥娘:

“办不成小心你的狗命!”

一个是出身于书香门第的大家闺秀,一个是仨字不识的白丁癞子头,这样的两个人要谈婚论嫁,听起来是多么不可思议!但是在特殊年代一切都有可能。“旧日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不是吗?你看昔日的流氓混混下三滥,“解放”后纷纷把大户人家的少奶奶娇小姐填到自己的土屋里。什么叫“解放”?“解放”就是杀人不犯罪抢劫不违法,“解放”就是随便地把别人苦心经营的成果毫不费力地据为己有,“解放”也可以抢人家的老婆。在那种环境下,我父亲和我母亲的不般配要倒过来想,我父亲是“革命干部”,大权在握,要风得风要雨得雨,我母亲算什么?“反革命”家属,“坏人”!她能嫁我父亲是“高攀”了。

所以,我父亲我母亲的婚姻是党给的,我是我父亲我母亲“爱情”的结晶,党对我有赐予生命的“深恩”。我是“党的儿子”!

 

 

二、饥饿年代

 

我十分地“荣幸”,一落地儿就赶上了“信阳事件”。

1959年,河南省信阳市饥殍遍地白骨露于野,到底死了多少人,现在还不曾公开。但是我们村几乎死了一半,特别是青壮年男子死得最多,和我同龄的孩子过完59年多数没了爸爸。59年饥饿使我们生产队增加了如下寡妇:

 义娘,兵娘,留意娘,留意大娘,和尚娘,入社娘,来娘,老闷娘,棠娘,寸心娘,熬亮娘,海臣娘……

哦,对了,我就是信阳市息县小茴店公社郑岗大队鲁老寨生产队人。如果有人不信,我给你带路调查核实,车马费我负责报销。

1956年,党宣布完成了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改造,农村里农民刚刚获得的土地又充公了。到了58年,更是以万人为核算单位,曰:人民公社。农民哪里还有一丁点儿劳动积极性?庄稼没人管了,牲口漫山遍野。接着又刮起浮夸风,说亩产粮食一万斤。你这么丰收就要多往上交啊,于是粮食都上交了,不给自己留口粮,或者说不敢给自己留口粮。更荒唐的还有大炼钢铁和吃食堂。为了完成毛主席的1070万吨指标,全民大动员,青壮年都投入到大炼钢铁中去。“青壮炼铁去,收禾童与姑”,庄稼成熟了收不回来。这还不算,又要吃食堂,几百号人吃在一起,先杀猪后宰牛,最后连青菜都没得吃,只能活活饿死人。一批又一批啊,死了没人埋,活着的连哭的气力都没有了。古书上记载的易子而食在“伟大”的共产党领导下真实地发生了……就是现在,我周围59年吃过人肉的,转一圈儿就能找到好几个!

其实,饥饿并不只是三年“自然灾害”,也不只是河南省信阳市,从大跃进到“中国特色”,从信阳市到全国,漫长的20年除了中南海(据说中南海里的毛主席也吃不饱)谁家吃过一顿饱饭?把50岁以上的人拉出来,看看他们的个头儿比现在的年轻人平均矮多少。这绝对是缺少营养的结果。

大跃进,人民公社,“自然灾害”,文化大革命……不幸的事件一个接一个,虽然前几次我年龄还小,但是后两次记忆犹新。那些心酸的事啊不堪回首。还是引用一段旧文《红薯片的记忆》里的文字吧——

……小时候,正赶上三年困难时期和“文革”,二十年没有吃过一顿饱饭!农村里每年打下的粮食除了上交和留种,分到农民手中微乎其微,不说吃馒头,就是面条一年也只能吃三四个月。没有粮食,可是要活命呀,乡亲们就种蔬菜,栽红薯,就是人们常说的“瓜菜代”……

缺少主粮,常年吃红薯或者红薯片,把人们的胃都吃伤了,几乎个个害胃病。大集体都在一起干活儿,干活儿的人一手扶农具一手捂胸口,嘴里不停地吐酸水。

记得有一年秋天雨水多,地里的红薯没有抢回来,全烂掉了。过罢年人们成群结队地出门讨饭。到了春耕的时候,人们翻地,土坷垃上面一片白,是脱了皮的烂红薯。我母亲捡了一些,回去洗净捣碎做成窝头,虽然难咽可是也不苦,就又捡了不少,添巴添巴度过了那年的荒春。

关于红薯片我还有一段辛酸的故事:那年去临泉讨饭,在粮食行里我发现一个小推车下面有一块红薯片,不大不小,干干净净,比老乡们施舍的要好得多,我很想把它捡起来。可是红薯片在小推车底下,必须爬进去才能够得到。爬,我不怕,我怕小推车的主人。后来我还是壮着胆子捡了,可是不巧,翻转过来背面正好有鸡屎。我舍不下,还是擦了擦放进筐里……

 

 

三、“阶级敌人”

 

那个年代,除了监狱里的罪人,社会上还有一部分“阶级敌人”,他们是地主,富农,坏蛋,右派等。“阶级敌人”有劳动的自由,没有说话的权利,时时事事都要受“革命群众”(贫农、下中农)的监督。在特殊时期,“阶级敌人”还要被剥夺人身权利,比如集中起来挨批斗,或者做“义务工”(劳动不给报酬。)

我母亲就是“阶级敌人”。后来我哥哥也是。我是准“阶级敌人”——“地主羔子”。

其实我母亲当“阶级敌人”很冤。虽然当时规定“阶级敌人”由地主富农充当,但是那要家庭里的成年男子。我母亲是女人,而且又改嫁给了“革命干部”,她应该没有资格当“阶级敌人”的。可是有一次,大队民兵营长欺负一个本家,霸占人家老婆,我父亲挺身而出,威胁如果不改邪归正就收拾他。民兵营长怀恨在心,结果把我母亲划到了“阶级敌人”的行列里。

“史无前例”的时候,“阶级敌人”多起来了,也“坏”起来了,生产队里庄稼不长,猪圈里老母猪不下崽儿,都是“阶级敌人”搞的破坏。我母亲经常挨斗,或者陪斗,有时候五花大绑让“苦大仇深”的“革命群众”左右开弓打耳光。有时候“革命群众”往她的腿上踢,命令跪下。那时候我已经读小学,小学生也要“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参加批斗我母亲那些“牛鬼蛇神”的大会。

我就亲自参加过批斗我母亲的群众大会。

那一天,全大队群众都集中在学校的院子里。院子正中空出一块地方,放了两张桌子,桌子后边坐着两个干部。我母亲被人用绳索绑起来,站在桌子的前面,左右还有两个民兵威武地端着枪。大会开始,两个干部一先一后讲话,说我母亲不老实,搞破坏,妄想变天,还想回到旧社会重新做她的地主少太太。接着就有“苦大仇深”的“革命群众”进行“愤怒控诉”。最后他们呼喊口号:打倒地主婆!誓死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

幸亏那天是副支书——我的一位远房叔叔主持大会,我母亲不像那些男“阶级敌人”那样戴“高帽儿”、画大花脸,甚至也没有挨打。但是我的胸中已经装满了仇恨。我仇恨大队干部,仇恨捆我母亲和批斗我母亲的人,仇恨端枪的民兵。我发誓长大后一定要干掉斗争我母亲的人!

很快,我的仇恨就有了爆发的机会。

夏日的晚上生产队敲钟了,开大会,又让我母亲站在人群中间挨批斗。我的哥哥也站在那儿陪斗,他低着头弯着腰。见此情景我怒火中烧,冲上前去奋力把我母亲往家里拽,我大声喊叫:

我母亲不是坏人,她没做过坏事,做坏事的都是你们当官的!

可想而知,我的抗议不顶事,我才10岁呀,他们很快制服了我并把我锁在屋子里,他们继续对我母亲我哥哥施行无情的诬陷和迫害!

那是1967年发生的事情,距离“解放”已经18个年头,就是说我母亲在旧社会才20多岁。我不禁要问,一个20多岁的女子能有多大罪恶,以至于要18年后惨遭一次又一次折磨?她既跑不掉也反抗不了,缘何享受五花大绑端枪威吓?退一万步说,就设若我母亲“剥削”穷人了,那我哥哥呢?我哥哥在旧社会恐怕连路也走不稳当吧?他怎么就能“作恶多端”了?封建社会一人犯法诛灭九族,这“无产阶级专政”不也一样株连儿孙吗?

看到母亲受侮辱受折磨,我虽然很小,已是心如刀绞。母亲常常含泪对我说:“新国(我的乳名)快快长大吧,你长大了我就可以死了。可怜我现在还不能死,因为我死了你就没娘了呀……”

 

 

四、路在何方

 

由于母亲的原因,我哥哥不能上学,不能当兵,后来更娶不上媳妇儿。我呢,人家叫我“地主羔子”。“地主羔子”可以随便被欺负,“地主羔子”长大也不允许当兵考大学。

1976年的冬天,部队下来招兵了,年轻人无不跃跃欲试。我多么渴望也能成为一名军人!那时的农村太苦了,没有人不想走出去。可是怎样才能走出去呢?在农村,只有一条当兵的路。当兵多好啊,当兵有军装穿,崭新崭新的,当了兵再也不穿这破破烂烂补丁摞补丁的衣服了;当兵有津贴,一个月好几块,一年下来能攒好几十呢;当兵还能提干,提了干就不用回来种地了,还能娶上漂亮姑娘做媳妇儿。

那一年我多长了个心眼儿,我写了一份申请书偷偷递给了接兵的连长,我希望连长看中我的“才华”特意找我们的民兵营长要我。可是石沉大海。我又去找支书,我当着支书的面哭了,哭得很伤心很悲痛。支书的心软了,但是他不能明说(我政治不合格),他怕明说了我会更伤心。他说,你还年轻,回去吧,说不定明年还能上大学呢。

上大学?那是登天!我知道这是好心的老支书在安慰我。在全民皆兵的年代,每个村每年都有5个招兵指标,我这样满身黑疤的就不说了,就是社会关系一片红的也不一定能争到。上大学呢,全公社也没有5个指标。想想全公社有多少干部吧?干部们又有多少亲戚?他们的子女都要挤得头破血流,怎么可能轮到普通百姓,况且是我!

这儿又要解释了,上大学论什么干部呀百姓呀?难道还要限制身份吗?我说是!在荒唐的年代就会发生荒唐的事。那时候,你如果没有家庭背景,学问再好也得在家里呆着,但是有背景的交白卷照样上大学。这是真实的条件。但是还有一个表面条件:“工农兵推荐”。谁是工农兵?干部们“代表”工农兵。干部不推荐自己的子女还能推荐别人?如果谁有兴趣可以查一查,那几年被推荐的“工农兵大学生”哪个没有干部背景?“开后门托关系”、“以权谋私”不是现代人的专利,其实“公仆”们早就已经践行了。推荐上大学只是一个侧面。那时候所有物资都短缺,买一斤白糖都得走后门儿,以权谋私还能不会成风!可是以权谋私者都是有特权的人。

大学读不了,当兵当不成,我萌生了当“赤脚医生”的念头。上学的时候老师说,“秀才学大夫快刀打豆腐”,说不定将来能做个好医生呢。

结果还是失望。

“难道这就是命?”我失望,我不服。十年来虽然停停读读读读停停,好歹也高中毕业。书本上的那些东西还没有哪个同学敢说超过我的。难道就这样跟稀饭一起都喝到肚子里去?但是回头望望人家,人家有门路的一个一个离开村子去城里读书去部队当兵去镇上上班,剩下的差不多都是跟自己一色的。“他们受罪不冤呀,他们读书读不进去,他们该。我读进去了,我怎么也跟他们为伍呢?给我机会我会发出更多的光和热呀。”我整天闷闷不乐沉默寡言,不是蒙头大睡就是看着一个地方发呆。

“出去走走吧。”母亲说。

于是,我走进树林里,我走近小河旁,我来到田野上……树林里鸟儿在自由欢唱,小河里的流水哗啦啦地响,田野上秫秫的叶子随风飘扬……

“难道我还不如那些鸟儿鱼儿自由自在?还不如那些花草庄稼自自然然地生长?”

“老天爷不是总下雨,会有放晴的那一天。”我想。

 

 

 

噩梦(短篇小说)

◎ 老     

 

 

 

 

莲从梦中惊醒,身子像一个大火团,灼热无比。莲病了。

莲的头虽然疼得好像要炸开,喉咙也发炕,可她还是不想让刚才的梦丢失:杏儿他爹,就是莲的丈夫,蹲在门楼前的台阶上,手里端着旱烟锅子,嘴里吧嗒吧嗒地吸;杏儿扒在爹爹的肩头,用小手一根一根拽爹爹的胡子;莲一手端着咸萝卜,一手拿着“大锅盔”,给劳累了的丈夫送饭;丈夫收起熄灭的烟锅,然后双手接过莲送来的饭菜……他们四目相对,杏儿他爹眼里似乎噙着泪水。莲纳闷,杏儿他爹不是在几个月前被人枪毙了吗?原来没死啊!这下好了,这下我们又能过先前那样的日月了——杏儿他爹犁田她送饭,杏儿跟在后边蹦蹦跳跳,一会儿捉蚂蚱一会儿逮蝴蝶……莲正沉浸在兴奋中,忽听那边有人大叫:“想得美,杏儿他爹埋在村南的坟地里,尸身早就化了!”莲听出喊话的是猴三,可是寻了一圈儿怎么也瞧不见,回头却看到杏儿他爹慢慢地飞起来,他飞呀飞,越飞越远。莲赶紧追,奇怪,两条腿就像灌了铅,一点也抬不起来。莲急呀,急得直哭,她只好站在原地叫喊,可是不知怎地喊也喊不出声儿……

莲醒来,知道刚才是在做梦,可是心里还是难过。她用舌头舔舔嘴唇,嘴唇是干的;用手抹抹眼睛,眼睛却挂着泪。

莲太留恋过去的晨光了!那时杏儿他爹还活着,一家人男耕女织,和睦温馨,平平静静地过日子。杏儿他爹虽然老实,没有言语,可莲感觉他从心里爱她,爱杏儿,爱这个家。二十年风雨,他吃了那么多苦,受了那么多累,从来都是默默地承受。家里无论出了多大的事儿,只要杏儿他爹在,莲就不怕。

“咳,如今杏儿他爹走了,一切都变了样儿,”莲叹息道,“过去的日子回不来了!”

往下怎么过?莲不敢想。如今正闹土改,他们家原来的田地只留下二亩,其余都分给了村上大户人家的佃户们,还有邻居们。房子、农具也分了……

分就分吧,反正我们娘俩就两张嘴,也靡费不了几个粮食。只是工作组不相信自己的交代,他们猜不透她家到底有多少“金银财宝”。

天快亮了,莲翻了个身,身子比昨天疼得更厉害。这是工作组为了逼莲交出更多的“光洋”用大刑“侍候”的。

天亮以后他们还像昨天那样折磨我吗?莲害怕。

 

 

 

莲家是一个殷实的农户,杏儿他爹祖上几辈都踏实能干,他们省吃俭用,从牙缝儿里省下来,积攒了这份家业:八九十亩田地,两头黄牛,一头骡子,一个小四合院。两头黄牛用来犁田耕地,骡子拉碾子磨面,莲家不喂马,马都是给有头有脸的“人物儿”骑着显派的,莲家不出人物儿,养马没用。

这就是莲家的遗憾——缺少支撑门面的人。县里乡里每年派款,莲家回回都做冤大头:保长骑大马挎“盒子”,威风凛凛,杏儿太爷、杏儿爷、杏儿他爹一边捧出银子,一边陪上笑脸。他们这叫窝囊财主,受欺负的料儿!有头脸的财主即使钱再多保长也不敢惹,穷得叮当响的又没油水,地方上只好拿他们这样的窝囊主儿榨榨油。

莲是看着杏儿他爹这份家业嫁过来的。人往高处走水朝低处流,没有谁甘愿受罪。尤其是像杏儿他爹这样的家庭,虽然不时花点儿“鳖钱”,但人平和,不惹是非;平平安安过一生,才是人们向往的生活。

莲属于小家碧玉的那种,没见过大世面,莲刚嫁过来那会儿,有人曾怀疑她能否守住这份家业,莲呢,却有信心。她的娘家人都勤勤恳恳的,她也就养成了勤俭持家的好习惯。莲勤劳,每天2更睡觉5更起床,婆婆在的时候她帮丈夫做农田里的活儿,婆婆去世她就做家里的活儿,脚手没闲过。莲节俭,从不乱花钱,就是当年做新媳妇儿,也没跟人家女子比过妆奁。莲对家人也苛刻。有一次丈夫实在“熬”不住了,去街上割几斤猪肉,莲毫不犹豫地给扔到了粪堆上,气呼呼地骂:

“人家都说我们守不住,你就不能争口气?我看你下回还敢买肉不!”

杏儿他爹心疼得要命,可是他觉得莲做得对,从此再也不说嘴馋。

日月如梭一晃20年,经莲当家,家里已存下不少,莲就和丈夫商议置地,于是他们家又添了五亩田。

莲好兴奋,她用事实让邻居们看到她和杏儿他爹不是败家子。

莲烧得厉害,口喝,推推身边的杏儿。杏儿不在!

“死丫头,起来也不跟娘说一声!”莲很生气,“娘如今都这样儿了,你还能丢下娘不管?”

 杏儿他爹是几个月前由人民政府枪毙的。工作组副组长猴三说杏儿他爹是反革命。什么是反革命呢,莲不懂,可能是地多吧,或者是雇了长工。猴三副组长过去就是莲家的长工。那时候猴三死了爹娘无依靠,邻居劝莲赏他一口饭吃,莲就留下猴三放牛,一直放到出了那件事情才撵走。

 

 

 

莲家旧有八九十亩田地,经莲两口子又置五亩,家业已经不小了。可是莲的手抠,那么多田地也不愿意花钱雇长工。可是地多了活儿也多了,凭自家人劳动,累死也忙不过来,谷子常常落在地里收不回。杏儿他爹说请人帮忙,莲不同意,杏儿他爹就软磨硬泡。后来莲自己也觉出因为缺少人手误农时,终于还是雇了长工。不过莲有言在先:以后只许长工吃干的,自家人喝粥。

喝粥就喝粥吧,雇来长工再说,杏儿他爹想。

这样,莲家有雇长工的历史了,算是“剥削阶级”。

“剥削阶级”,在当时,这个词儿相当前卫,莲家人第一次听说是杏儿他爹被枪毙的时候猴三说的。

猴三刚进莲家,那长相活脱脱一只黑猴子。细长的脖颈挑着一个硕大的头颅,硕大的头颅上长着一张三角脸,三角脸上找不到一丝肉。莲看猴三可怜,明知把他留下来干不了什么,还是先保住他的小命要紧。如果不收留他,说不定就会冻死在哪个大桥下面或者饿死在谁家柴禾垛里。

莲对自家人苛刻,但对长工不差。莲懂得,善待长工,就是善待庄稼,善待庄稼,就会不缺粮食,不缺粮食,就能换来银元。所以莲给长工做饭总是有干有稀,有酒有菜,自家人反而粗茶淡饭。

猴三进了莲家,也算长工,自然就跟先前的长工吃在一起。猴三一天一个样儿,身上有了肉,干活也有气力了。猴三就成了莲家的“贵宾”。

佛家说种下善因必得善果。可是事实有时候不是这样,要不,怎么会有《农夫和蛇》的故事呢?

莲种下了善因,得到的就是恶果。莲收养猴三的第五年,猴三却把魔爪伸向了杏儿。莲愤然撵走了这个忘恩负义的狗奴才!

 猴三被莲家撵出的时辰恰逢解放大军南下。解放大军要“解放”所有受苦的人,猴三房屋一间地无一垄,当然在受苦人之列。解放大军需要猴三这样的人,既没有财产又没有家人,孤苦伶仃,这样的人“冲锋陷阵”没有后顾之忧。

猴三春风得意,先在村里当民兵,后来任土改工作组副组长。

猴三当民兵时,完成的第一件大事是枪毙杏儿他爹。当时新政权不稳固,许多地方“反革命势力”猖獗,常常有工作队给杀害。政府决心惩治反革命。可是谁是反革命呢?反革命的头上又没写字儿。政府索性划一道杠杠儿,谁被杠杠儿“杠”住就通通杀掉。猴三说杏儿他爹过了杠杠儿,当然在“格杀勿论”之列。

记得是在东山坡上,杏儿他爹和许多“土豪劣绅”给一串串地拴起来,就像拴蚂蚱,然后一个干部模样的人命令他们一排一排跪下,接着喊名字,喊一个毙一个,砰!砰!砰!那一串人最后全部仆倒在地,包括杏儿他爹。

猴三完成的第二件大事是分掉莲家的田地及浮财。田地明摆着,瞒不住;浮财除了房屋骡马牛羊还包括金银细软。莲家看得见的浮财瞒不了猴三,可是猴三更想要莲家的金银细软,还有一样儿两年前就垂涎欲滴的东西。

真是三十年河东四十年河西呀,猴三新旧社会两重天!

猴三把莲绑在树上,问银元都藏在什么地方,莲一一作了交代。猴三不信,说:“像你家这样的‘肉嘟噜子’,肯定有很多钱,不交代?打!”于是,一群像猴三一样的“积极分子”对莲拳脚交加。

连续几个回合,莲说打死也没有了。猴三说不给你来点儿厉害的你不知道本组长的厉害。就命人拿出长绳,拴住莲的两条胳膊,拉到村头的水塘边。猴三把水塘里的厚冰砸个窟窿,再把莲填进冰窟里,“积极分子”们站在水塘的两岸手里扯着拴莲的绳子,兴奋地喊叫:

“我们拉鱼喽!”

莲每从水里“走”一趟猴三就问把钱藏到了什么地方,莲一直说没有钱,后来莲失去了知觉,猴三命人生火,把莲烤活转来再拉。

莲真的没有钱,莲知道,猴三也知道。可是猴三还是这样折磨着莲。至于为什么,旁观者不明白,但是莲知道,猴三更知道。

 

 

 

半夜里,杏儿睡不着觉,娘遭这么大的罪都是因为杏儿。一向疼娘爱娘的杏仁儿心里在滴血!可是怎么办呢?杏儿一弱女子,拼是拼不过,可是,杏儿能眼睁睁等待天明让那些狗杂种再把娘填到冰窟窿里“拉鱼”吗?寒冬腊月,滴水成冰,娘受的不是人罪啊!

“猴三你个畜生!你个挨千刀的!你不得好死呜呜呜……”杏儿呜咽着,悲愤且无助。

杏儿挺不住了,咬了咬牙,杏儿要救娘。

杏儿穿好衣服捏手捏脚走出来,走到自己原来的老堂屋——如今猴大官人的宅邸……

“谁?”晚上的猴三很警觉。

杏儿不回答,径直往前走。

“再走我开枪了!”

“猴三,狗杂种!这回你的目的达到了,该放过我娘了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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