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写作

大家都知道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的《今天》作为民刊的中坚如何影响了当代文学，其实更多民刊的努力不为人们知晓，比如八十年代重庆的梁俊西创办民刊《公民报》和《童音》，而坐牢八年，就没有多少人知道，像这样的事不胜枚举。成都的《野草》杂从1978年开始持续办了26年，直至2004年被有司勒令停办为止——其原因就是因为有一期《野草》杂志纪念张献忠大屠杀成都三百六十周年，而触动了当局的敏感神经——这样的时间跨度在民间杂志史上也是少有的。八十年代四川是地下诗歌的重镇，到如今有许多老年人都在写回忆录，回忆并记录自己所经历的历史，其中最著名的便是王建军先生主编的《五八劫》和《五八劫续编》，非常详尽地用第一手档案和实物资料展示了五八年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对未成年人的大规模迫害。接下来又有陆清福、曾伯炎、严家伟、彭慕陶、黄承勋等人写出自己的回忆录，自费出版，使得官方对出版和发表的垄断受到了一定的冲击。当然更年轻的一代如廖亦武、王怡早就自费印刷了自己不能公开出版的书籍，以便传播。

我一直认为，民间资源从来未曾被完全阻断过，在严酷的时代也细弱游丝地存在着。官方六、七十年代出版的灰皮书、黄皮书、大字本虽是特权的产物，但却由于“供批判用”和“内部出版”产生了令人吊诡的地下传播效果，为思想解放奠定了一定的精神土壤。也就是说，官方固然不想为民间培植精神土壤，但它却以特权的出版方式和地下的传播渠道，埋下了自掘坟墓的民间种子。虽然如今的现实依然如历史学者张鸣所说：政府已经练就了双手互搏的绝技，一手制造混乱，一手维稳——其实这不是他们如今才学会的高招，而是六十年来都屡试不爽的杀手锏。一方面他们弄得民不聊生，但另一方面他们却转嫁到所谓的“敌人”身上，不停地制造敌人，以便为打压异己、转移视线留口实——但民间的种子由于互联网的存在，其发表的门槛大为降低，传播的渠道更为迅猛。也就是说，要扼杀现在的民间资源和思想比林昭时代在技术上困难了不少，异见人士所写的文字从理论上讲，应该不会再出现像《海鸥之歌》差点消失于天壤间的命运。我们唯一需要做的就是如何利用互联网的无远弗届，来为民间资源的健康成长壮大，做出我们自己应有的努力，而不辜负上天赐于我们互联网的特殊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