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悼歌仙(随笔·外一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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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文西
陈昌寿，1914年9月19日出生于上海，是印度人的后裔。他的祖父原是印度贵族，到中国后与杭州人结婚，婚后定居上海，所以陈昌寿是地地道道的上海人。
不要说如今知道陈昌寿的中国人已经很少，就连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被称为「歌仙」的陈歌辛，也已渐渐被人淡忘。如果说陈歌辛和陈昌寿本来就是同一个人，知道的人恐怕就更少了。知道陈钢的人应该较多，因为他是手提琴协奏曲《梁山伯与祝英台》的作者之一。我要说的是，陈昌寿或者陈歌辛就是陈钢的父亲。
小时候在南洋，我十分爱唱歌，特别是好听的歌。不论是抒情歌曲、流行歌曲还是抗日歌曲，只要好听，我都爱唱。我特别喜欢周璇和吴莺音唱的歌，还有姚莉、李丽华、白光、李香兰、梁萍、陈娟娟、龚秋霞、欧阳飞莺、张露、白虹、云云、黄飞然、田鸣恩
… … 一长串的名字，还真记不清。
那时候的歌，不但词美、曲美，唱的人声也美，套用一句俗话，听歌直可以听出耳油来。现在香港的所谓歌星，什么「天王天后」，那声、那歌、那表情、那动作，简直不堪入耳入目。所以我从来不听「天王天后」的歌。
陈昌寿改名为陈歌辛，据说是因为他要「为辛苦的大众而歌」。上海人称他为「歌仙」，除了他作的歌实在太好听、好像仙乐之外，我想大概也因为上海话的「仙」字和「辛」字读音相似，陈歌辛就是陈歌仙。
有人统计说，陈歌辛一生创作的歌曲近二百首，但他1961年被迫害死时才46岁，如果他当年留在香港，活到天年，他为中国人留下的歌曲当不止这个数。1950年夏他被夏衍动员回大陆，「反右」时被迫害致死。不知他的死，当年夏衍有否感到负咎？
中国第一首被译成英语流传于美国及世界各地的歌是《玫瑰玫瑰我爱你》（Ｒose Rose I Love You），由美国流行歌手Frankie
Laine演唱，1951年曾登上美国流行音乐排行榜前列，那是陈歌辛在1943年创作的。中文版本是姚莉所唱，至今仍然魅力十足。银嗓子姚莉若不是1952年从上海南下香港，怎能至今仍在香港安度晚年！
陈歌辛有许多笔名：林枚、戈忻、怀钰、庆余、衡山、金成、昌寿、歌辛等。他不但是作曲家，还是诗人和散文作家，可谓多才多艺。有一些歌作词作曲都是他一人，如《永远的微笑》，周璇唱：
心上的人儿，有笑的脸庞。
她曾在深秋，给我春光。
心上的人儿，有多少宝藏。
她能在黑夜，给我太阳。
我不能够给谁夺走仅有的春光，
我不能够让谁吹熄胸中的太阳。
心上的人儿，你不要悲伤。
愿你的笑容，永远那样。
《蔷薇蔷薇处处开》，龚秋霞唱：
蔷薇蔷薇处处开，青春青春处处在。
挡不住的春风吹进胸怀，蔷薇蔷薇处处开。
天公要蔷薇处处开，也叫人们尽量地爱。
春风拂去我们心的创痛，蔷薇蔷薇处处开。
春天是一个美的新娘，满地蔷薇是她的嫁妆。
只要是谁有少年的心，就配做她的新郎。
蔷薇蔷薇处处开，青春青春处处在。
挡不住的春风吹进胸怀，蔷薇蔷薇处处开。
《苏州河边》，姚莉、姚敏合唱：
夜，留下一片寂寞，河边不见人影一个。
我挽着你﹐你挽着我，暗的街上来往走着。
夜，留下一片寂寞，河边只有我们两个。
星星在笑，风儿在妒，轻轻吹起我的衣角。
我们走着迷失了方向，仅在暗的河边彷徨。
不知是世界离弃了我们，还是我们把它遗忘？
夜，留下一片寂寞，世上只有我们两个。
我望着你，你望着我，千言万语变作沉默。
陈歌辛早年思想左倾，与左翼文艺家夏衍、田汉、于伶等交往，这是他1950年从香港回上海的原因。当年从香港返回大陆的艺人不少，如上官云珠、舒绣文、周璇等，皆因受到迫害而不得善终。唯有那些南来的巨星如李丽华、陈云裳、白光、严俊、龚秋霞、陈娟娟、姚莉、张露等才是幸运者，得以避过极权压迫的劫难。可是当年谁能想到，那些信誓旦旦要把中国建成一个民主自由强国的「革命家」，会这样来愚弄黔首。他们到处挂着「人民」的招牌，却用各种方法把人民整得死去活来，还要人民一口一声「万岁」，一口一声「感谢党」，真是史无前例的讽刺！生为中国人，怎能对这种极权的迫害无动于衷，还在那里为他们唱赞歌？
1956年我在广州读中学，曾听说周璇回国后受到政治迫害，因而精神病复发。「反右」时，上海文艺音乐界的「大右派」有吴祖光、陈歌辛、石挥、吴茵等。又听说陈歌辛被打成「右派」是因他为周璇说了几句公道话。1957年有一天，学校礼堂在放电影时加映了一段周璇病愈准备复出的新闻片，周璇站在钢琴边吊嗓子。当时我就联想到这可能是陈歌辛的公道话起了作用，陈虽因此被打成「右派」，但党也必须做做样子，把周璇医好，让她复出。这是他们惯用的手法，叫做一紧一松，一打一拉。可惜这只是回光返照，不旋踵便传来周璇逝世的消息。周璇是怎样死的，至今仍然是一个谜。
周璇死后，「上影画报」登了黄宗英的一小块文章，标题是「璇子，你安息吧」。文章里提到她会照顾周璇的儿子周民，但没有只字提及周璇的小儿子周伟。
在广州时，还听说王丹凤是特务，她的发报机藏在钢琴里，通过弹琴便可发报，简直匪夷所思，神乎其神。后来推出她演出的电影《护士日记》，才证明她没事。
钢琴里装发报机，当然是不可能的事。但不要以为这是无稽之谈，更奇怪更无稽的事有的是。在那疯狂错乱、人妖颠倒的「文革」岁月里，黄梅戏名演员严鳯英被诬为国民党特务，说她肚子里装有发报机。严鳯英自杀身亡后，军代表刘万泉以寻找「特务发报机」为由，当众把她的尸体解剖，用开刀的斧头割开喉管，砍断肋骨，挖出内脏，以检查她肚子里的特务工具！这种残忍而愚蠢的行径，只有用「特殊材料」（狼心狗肺）制造的人才干得出来。
骥江叟有一篇忆陈歌辛的文章，说事实上陈歌辛在「反右」时并没有「鸣放」，始终不发一言，该被划为「右派」的原定为贺绿汀、时任上海音乐学院院长。但贺绿汀被陈毅一个电话保了下来，于是没有靠山的陈歌辛便成为替罪羊，罪状之一是「用红笔在共产党员的作品上改东西，透露出深刻的阶级仇恨」。欲加之罪，何患无词，这真是从何说起？党要你死，你便死去可也！
贺绿汀当然也是大名鼎鼎的，又是共产党员，他的《游击队之歌》在抗日时期也十分脍炙人口。但是毛泽东每搞一个运动整人，都要订一个指标，据说抓「右派」人数初定为5%（老毛最爱这个5%），经各地层层加码，有的地方达到11%。陈歌辛不幸，就这样被谋害了。
那个时候，绝大部份「右派」都被送到荒僻的边远山区劳动改造，实际上是无偿占用这些人的劳动力。共产党号称是能够改造人类的「伟大的党」，说「旧社会把人变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几十年来究竟有多少人死于劳改场，大概不会有一个明确的数字。死的人太多，如何算得过来。仅甘肃夹边沟劳改农场关押的三千多名「右派」，就有80%惨死大漠，尸骨无存。活下来的只有五百多人。
和所有「右派份子」一样，陈歌辛从此销声匿迹，没了踪影。而他的歌，不，一切所有过去我爱唱的歌，都没有人敢再唱。连他们自己所创作的「九九艳阳天」都受到批判，谁还敢唱三、四十年代的歌？
直到近年我才从网上得知，1957年底，陈歌辛被送安徽白茅岭农场「劳动教养」，1961年初因饥饿而与世长辞，那年他才46岁！
在过去所谓封建帝王时代，文人雅士还有逃避暴政，辞官归隐或不出仕的自由；而在所谓「伟光正」酿造的「蜜糖缸」里，每一个人都要受党的安排支配，无处可逃。在「伟光正」的英明领导下，吴祖光、石挥、陈歌辛、吴茵等终于都在二十几年后被「宣布改正」，予以「平反」，但石挥和陈歌辛都早已枉死，没能领受到「伟光正」的无比关怀。后来，吴祖光被动员入党，后来又因自由主义被开除出党，才子吴祖光是不受抬举了。
「党」一向标榜不放过一个坏人，也不冤枉一个好人，真是这样吗？哈哈！国家的多少精英，社会的多少才俊，被毛泽东极权制度虐死的不知多少，谁能整理出一个名单来？
在网上看到陈钢有一篇怀念父亲的文章，说周璇因《渔家女》一曲而成名，于是我又想到当年批「黄色」和「反动」歌曲的「大事」。
刘雪庵的《何日君再来》被认为是最「黄」最「反动」的。黎锦晖则被批为「黄色音乐的鼻祖」，罪魁祸首是他作的《毛毛雨》和《桃花江》。但《渔家女》是写勤劳的渔民的，既没有《何日君再来》「人生难得几回醉」的「颓废」和《毛毛雨》「可怜小亲亲」、《桃花江》「桃花江是美人窝」的「资产阶级」情调，为什么也要受批判呢？大概因为陈歌辛是「右派」，他写的歌当然就是「反动」的了。那个时候的批判，不用讲理，不准辩驳，只有无限上纲，说你「坏」你就「坏」，要你死你就死。什么宪法，什么法律，全是纸上谈兵，一派胡言。
他们说，《渔家女》表面上是写渔民勤劳，但骨子里是对劳动人民思想感情的歪曲，且曲子是软绵绵的，没有写出渔民在「国民党反动派」统治下生活的艰辛。他们以安娥作词、任光作曲的《渔光曲》作对比，说只有写「鱼儿难捕租税重，捕鱼人儿世世穷」，才能体现渔民生活的困苦，才是「革命」的。
1957年后，在整个中国大陆，只剩下了一种叫做「革命」的歌曲，激昂、嘹亮，「雄纠纠，气昂昂，跨过鸭绿江」、「咱们工人有力量，嘿，咱们工人有力量」，一切抒情、柔美、温文尔雅，都不见容于共产党。
试罗列一些陈歌辛的名歌：
周璇唱：《渔家女》、《永远的微笑》、《夜上海》、《小小洞房》、《花样的年华》、《五月的风》、《莫负青春》、《可爱的早晨》、《凤凰于飞》、《花外流莺》、《歌女之歌》、《不变的心》、《高岗上》、《前程万里》、《霓裳队》、《夜深沉》、《相思的滋味》。
姚莉唱：《玫瑰玫瑰我爱你》、《苏州河边》、《秋的怀念》、《春之梦》、《不要你》、《春风曲》、《恭喜，恭喜》（与姚敏）、《大拜年》（与白虹、姚敏）。
龚秋霞唱：《蔷薇蔷薇处处开》、《梦中人》、《白兰花》、《花开时节》、《是梦是真》、《我在呼唤你》、《船歌》、《春风野草》、《欢乐新年》、《春恋》、《何处不相逢》。
白光唱：《恋之火》、《葡萄美酒》、《桃李争春》、《向王小二拜年》、《你不要走》、《春》。
白虹唱：《春天的降临》、《我要你》。
陈娟娟唱：《歌的歌》、《幸福的船》、《春之颂》、《听我唱》、《我想回家》。
李香兰唱：《恨不相逢未嫁时》、《海燕》、《忘忧草》。
李丽华唱：《西湖春》、《相见欢》、《凌波仙子》、《不要吵》。
欧阳飞莺唱：《创造》。
张露唱：《阿兰娜》。
屈云云唱：《三轮车上的小姐》。
张帆唱：《臭虫歌》、《迎春风》。
陈琦唱：《荒唐浪子》、《三棵树》（与姚敏）。
黄飞然：《初恋女》。
陈歌辛在《苏州河边》里写的两句诗：「不知是世界离弃了我们，还是我们把它遗忘？」我要告诉泉下的歌仙，我们永远不会离弃你，也不会遗忘你仙乐飘飘般的歌曲。你为中国人留下了宝贵的遗产，从小学到现在，我都在听和唱你的歌。你的歌会永恒不朽，直至永远！
2009年8月25日于香港东西书斋
唐山
小时候在金边（柬埔寨首都），大概是一生中最快乐的日子。虽然是法国人的殖民统治，但不知为什么，人们并没有感觉到不自由！当地华侨可以自由地办学校，可以有各种自由的华人组织（如各帮公会及五帮公所），甚至连中国的节日也可以悬挂青天白日旗，你就可以想象该有多么自由了！
上世纪四十年代的柬埔寨，宁静、安定、朴实、富饶。我父亲在一间华文小学当校长，每月薪金四十五皮阿斯特（Piastre），而当时猪肉价格是每公斤二十五仙（Centime），一皮阿斯特可以买四公斤猪肉，其它食物也是十分便宜的。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我小小的脑袋里便浮现着「唐山」的朦胧影子。我很满意自己生为中国人，有一种崇高的民族自豪感。「唐山」在海外华人来说意味着祖国，因为在历史上，唐朝的国势最强盛，所以华侨把祖国称作「唐山」，自称「唐人」。尽管我出生于海外，从未见过中国的样子，但我想象中的「唐山」，该是长长的山和大大的海吧！
柬埔寨的蛤蚧很多，总爱躲在屋顶角落里或酸枳（罗望子）树上，每天夜里「刻苦、刻苦」地叫着！华侨说蛤蚧是「本头公」神豢养的神虫，称之为「本头公鸡」。我到现在还不知道「本头公」究竟是何方神圣，但在金边安英街的「本头公庙」，其香火之鼎盛，可谓首屈一指。
话说这「本头公鸡」，每爱在三更半夜里发出奇特的叫声，先是「咯咯咯 …
…」一阵子，好像是清喉咙，然后才「刻苦、刻苦」地叫出来，因为是更深夜静的时候，听起来便分外清晰。华侨说它这「刻苦」的叫声是劝诫人们要刻苦努力，不可偷懒。这大概是因为华侨之所以离乡背井到海外谋生，皆由于家乡贫困，所以到达海外之后，必须刻苦努力，才可望有成。
黄永玉先生说「我们这一代人习气太重」，端的不错。这一代华侨及其后裔对祖国的情怀，最是根深柢固，而「叶落归根」便是他们的最高愿望。我小时候所建立的最崇高理想，也是能够有朝一日投入祖国的怀抱，不再做漂泊无根的海外孤儿。可怜的是千千万万华侨在实践了他们的梦想之后，或前或后都遭受到各种离奇古怪的打击和迫害，无一幸免，这实在是谁也始料不及的！
金边的华侨流传着这样的说法：谁听到「本头公鸡」连叫十二声「刻苦」，谁就能够回「唐山」。于是每当我在午夜偶然醒来，如果刚好听到蛤蚧在叫，便要特别留心地数着，一、二、三
…
…，真希望能听到蛤蚧连叫十二声，好实现那回归「唐山」的美梦，然而每次都大失所望。事实上，蛤蚧在完成了咯咯咯的前奏之后，「刻苦」根本不会超过七、八声。希望听到蛤蚧连叫十二声「刻苦」，只充份说明这一代华侨回归故国的强烈愿望罢了！
四十年代还没有电饭煲这东西，煮饭一般用炭火，因而在锅底会留下一层金黄色的饭焦，那可是对小孩子的最大诱惑。把饭焦揭下来，在上面撒上白糖或涂上一层炼奶，嚼起来实在是香甜得很。但大人们怕小孩吃多了饭焦会滋生太多热气，所以总是阻止说：「小孩子不能吃饭焦，吃了饭焦就不能回『唐山』，可要做一辈子的海外孤儿！」照当时的想法，回不了「唐山」，那应该是最可怕的事！
五十年代初，香港的凤凰公司拍了一部叫《深闺梦里人》的电影，对华侨的回归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电影里的两首插曲十分感人，其中一首唱道：「当年无法住家乡，抛下亲人渡重洋。家乡呀，现在比他乡好，为何辛苦替人忙？」广大华侨开始作回国的打算。第一步是先把自己的孩子送回「唐山」念书。这不单是让孩子直接受到祖国的文化教育，好让他们学成后为国家服务，也是对共产党社会主义制度的认同。所以五十年代中期回国的侨生特别多，什么地方的侨生都有。华侨对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寄予厚望，期望毛泽东辈能重振国威，把国家建设得繁荣昌盛。结果是怎么个样子，大家都看得明白，用不着在这里啰嗦了！
我们的校友刘再复兄在流亡的日子里，悟出了《西寻故乡》的主题。我没有看过他写的这本书，但对这主题大概是明白的。新的一代华侨不要再囿于旧的「习气」，不要再固执于地理上的故乡，而要放开怀抱，像李怡先生所说的，做「国际人」，四海为家。只要哪里有自由和民主，那里便可以是我们的家和故乡。「西寻故乡」，其意义盖在于此吧！
2009年8月于香港
《自由写作》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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