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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战结束二十年后(随笔)
——从间谍小说看
◎ 张桂华
一
冷战结束了，再干什么？
这是摆在东西方所有间谍面前的难题。
当他们自由穿行于业已倒塌的柏林墙，四顾茫然时，不能不对自己今后的前程忧心忡忡。
冷战结束了，再写什么？
这是所有间谍小说读者的疑问，也是间谍小说家们不由自主涌现出的迷惘，写顺手的烂熟于心的人物、题材、结构、套路，随苏美两大国对峙格局的消失消解而全然失去了现实凭借，往后，再何以为继呢？
二
此中高手却不担心，他们不会停歇，他们原本戏路子就宽，眼界开阔，手下纵横交错无处不可施展。
汤姆•克兰西（Tom
Clancy）可以写《猎杀红十月号》、《克里姆林宫的红衣主教》，也可以写反恐题材的《燃眉追击》、缉毒的《冷血悍将》和遏制核武扩散的《惊天核暴》。
写的更漂亮的福赛斯（Frederick
Forsyth）起步就未拘泥于冷战，《豺狼的日子》写的是法国狂热民族主义分子雇凶暗杀戴高乐，《熬德萨档案》揭露德国残余纳粹分子复活阴谋。《战争的猎犬》（电影《野鹅敢死队》即据此改变）略复杂点，主角是雇佣军，事件则是西方工业巨头阴谋攫夺非洲国家的矿产资源，妄图利用雇佣军作打手颠覆非洲一国政权。如此写法，在头脑简单的冷战分子眼里几乎是犯了政治性错误，于是，苏联的身影出现了，非国外海上停泊下了苏联渔船，直至雇佣军在攻打非国总统府时从中窜出了带枪的苏联顾问，被雇佣军火箭筒一弹命中，总算在灰飞烟灭中，曲折完成了一个切合冷战意义的精彩故事。
其实，根本无须担心。纷扰的大千世界不会安定，苏美敛手了，中东、两伊操起了家伙，政府退出了，各类组织团伙走上了前台，还有老牌的意大利、北爱尔兰和西班牙，还有从来就是跨国跨地区经营的贩毒、贩军火，黑手党、黑社会……随着九一一一声惊爆，世界贸易大厦倒地，再愚钝的间谍小说家也会抓起笔，重新开始自己的纸上生涯。
三
一点不错。
仅仅是稍稍停顿，略一迟疑，007们重又整装上场，出没于世界各地。
也同样是稍稍停顿略一迟疑，间谍小说家们重新开笔，间谍故事又开始延续。
似乎，一切如常？
实际，再也不会。
不对了，一切都不对味了。
变化不在表面，而是内里。如同陈年老窖偷偷跑了气，新写下的间谍小说再也没有了以往的底气，即便洋洋洒洒百万言也找不到当年宏大叙事的感觉，正经的像是消遣，庄严的更像是玩笑。一句话，它们失去了意义，失去了冷战背景下所挟有的正大正义崇高、占据道德制高点的意识形态意义。
近半个世纪的东西方对立对峙对抗，造就了冷战思维，演变出了间谍小说黑白分明的格局和套路，由此而组织故事，推动情节，形塑一个个分立两面的人物模型。平庸作家如此，杰出作家也同样，其间容或有谨慎或放肆、直露或隐晦之分，可将两阵对垒进行到底却是共同的特色。
所有人无不充满着道德正义感，都秉持着深深的信念：自己的写作是有意义的，这是为谴责罪恶的共产制度，是抨击北极熊称霸世界的狂妄嚣张，是警醒世人克格勃的到处渗透，是为最后摧毁那阴森恐怖的罪恶深渊“古拉格群岛”。
可，冷战结束了。
几乎是一夜之间，苏联分崩离析，东欧整体翻盘，两极变为无极或多极，007们穿起新装——不是向东或向西而是——跑向了四面八方，命运再不济的也到公司当上了保安和保镖。落下的间谍小说家们，在这无极世界上，失去了政治方向。
小说可以新写，故事可以续编，以往的意义却无处可寻。
故事缺了骨架，小说没了灵魂，再怎么写，看来看去，故事仍然只是个故事。
四
冷战结束了。
在这场漫长的、消耗了整整两三代人青春年华的对立对峙对抗和最终的对决之后，世界版图改变了，东方消失了，消失得无影无踪。
这，无疑是大好事，无论从哪一方来说。
然而，也不无遗憾，不无留恋，比如间谍小说家们。
究竟经营了多年，生手写成了熟手，一下子就丢开，真是难以割舍。福赛斯1991年写了部小说（中文译名为《谍海生涯》），为冷战间谍唱了一首最后的颂歌或挽歌。
小说由四个独立故事加一个场景框架构成。
场景，听证会，是英国秘密情报局（也有军情六处之称）为解决活跃在冷战第一线间谍今后出路而举行的听证会。冷战结束了，英国计划在原苏联东欧地区扩编外交人员，同时缩编情报人员。要贯彻既定政策，情报局无奈，只能裁撤那些多年在第一线出生入死的高级间谍。为顺利推展这一工作，树立一个先例推广，高层指定首先处理秘密情报局DD科科长山姆•麦克里迪。所谓DD为缩写，全名为“欺骗（deceive）、误导（distort）、心理（psychology）、行动（operation）科”，从名称即可知其在冷战时的惊险和激烈性质。五十岁的山姆拒绝了为其安排的三份“毫无吸引力的工作”即培训学校校长、行政会计科科长和文档科科长，但要求举行听证会。
听证会举行了四天，由山姆同事为这位冷战勇士摆功陈情，一天讲述山姆的一个故事，四个故事就这样依次展开——如此结构，我怀疑，这四个故事原是福赛斯已有构思的四个长篇素材。冷战一夜之间结束，在他也是未曾预料，于是将其凝缩为一部长篇而交卷。
山姆要求举行听证会只是不服气、只是为让官僚们“坐立不安”，他明白高层作出的决定难以收回，官僚体制是没有感觉没有人性的，即使秘密情报局局长也无法保护这位心爱的间谍和多年战友。同伴在说情，山姆自己则在回顾往事，回想自己自青年时期开始的三十年冷战中所经历的，以及考虑今后的出路。毕竟冷战结束了，按高层说法，如他这样的人将再也没有用武之地了。
山姆不愿妥协，听证会后，走自己的路，提前退休了。在这1990年夏天的一个下午，他推开了世纪大厦（秘密情报局总部）的大门，迈上了洒满阳光的大街，将世纪大厦，将自己三十年岁月留在了身后。
有意思的是小说结尾几句话：
“四个星期后，萨达姆•侯赛因侵入了科威特。山姆•麦克里迪是在德文郡海岸外两英里处钓鱼时听到这个消息的。他思考着这条简短的新闻报道，认为现在该是他变换诱饵的时候了。”
显然，福赛斯是在宣告：间谍是不可少的，间谍小说也因此而可以永远继续下去。
可，还会有同样的意义么？
福赛斯自己也做不到，除了《豺狼的日子》，他最好的小说还是写冷战的《魔鬼的交易》、《第四议定书》以及《谍海生涯》中的第一个故事。
五
仅仅遗憾和留恋是不够的，还需总结，还需思考。
间谍小说家中，总结最到位、思考最深刻的当属间谍小说大师勒卡雷（John Le Carre）。
正如我曾在两篇文章中提过——对不起，这里再提一次：千万不要看差，勒卡雷作品绝不是通俗小说，不是一般读者所能消化的读物，勒卡雷小说——如《寒风孤谍》、《莫斯科情报所》、《荣誉学生》、《伦敦谍影》、《巴拿马医生》、《危险角色》（均中文译名）等等不仅是第一流间谍小说，同样是第一流小说，第一流文学作品，无论你以什么标准衡量。《纽约时报图书评论》曾有言：勒•卡雷向所有英语作家提出了挑战，说的也就是这个意思。勒卡雷得奖无数，有间谍小说奖，也有各类文学奖，再提供一个标准，西方将一个作家视为经典，一个标志就是收入教科书，在中国发行最多的英语教材《新概念英语》第四册中就收有勒•卡雷文章，也是其中惟一谈创作体会的一篇。
妙的是，勒卡雷的《神秘朝圣者》（The Secret
Pilgrim）也写了一个终结性会议，也是以会议为框架，也同样是由几个故事构成，区别——重要的区别在于，这些故事构成的核心部件不在冷战情节，而在人性。
英国秘密情报局培训学校的主持人，请斯迈利来给结业学员做一次报告，这位已退休多年的间谍大师接受了邀请。面对刚进入这一秘密行当的年轻人，斯迈利谈了自己的经验和心得，并回答了他们各类好奇的、思索不清的活多少带有点挑衅性的问题。在报告过程中，斯迈利得到了年轻一辈的好感。讲课最后，许多斯迈利老部下从各地赶来了，情报局现任头目也赶来了，只为表示他们对这位大师最后的崇敬。
斯迈利在报告的最后说：
“冷战结束了，我也一样，彻底结束了。到了该为昨天的冷战勇士们拉下帷幕的时候了。别再请我回来了，再也别请我了。新的时代需要新的人才。最糟糕的就是让你们来模仿我们。”
以下勒卡雷通过斯迈利之口写了一段话，从间谍小说、从西方间谍小说或从西方——不，不仅如此，从更高于冷战思维的层面上概括了冷战：
“我从来只关心人。……我从来不管什么意识形态，除非它们太愚蠢或者太麻烦，我一直认为各种官僚机构并没有存在的价值，所谓的政策也只不过是不用心去感觉的借口。是人，而不是大众，才是我们的事业所要关注的。是人，结束了冷战，也许你们没有注意到这一点。不是武器，不是技术，不是军队，也不是大小战役。而只是人。碰巧的是，这种人甚至不是西方人，而是我们在东方的宿敌，他们敢跑到大街上，面对子弹和警棍，大声说：我们受够了。只有他们的皇帝，而不是我们的，才有勇气爬上讲台，宣布说他没有穿衣服。所有这些不可能的事件背后，都能看见意识形态无精打采的身影，像被判了刑的囚犯一样，在这些事件高涨的时候，意识形态就是这个样子。因为它们自己没有思维。他们是努力奋斗的自我的妓女或者天使。有一天，历史也许会告诉我们究竟谁才是胜利者。如果出现了一个民主的俄罗斯——说不定到了那个时候，俄罗斯就是胜利者。如果西方因为自身的唯物主义而窒息了，那么西方就会成为失败者。历史保守秘密的时间可比我们大多数人都长。可是她保守的其中一个秘密我今晚告诉你们大家，千万不要外传。有时候根本没有什么胜利者。有时候谁也不必成为失败者。”
“我们要重建的还不只是我们的心灵。而是我们替自己建造的一个过于强大的现代国家，我们把这当作城堡，来反抗现在已经不存在了的事物。为了获得自由，我们已经放弃了太多自由。现在，我们应该把这些自由拿回来了。”
六
每读至此，感慨万端，却难以理出个头绪。
间谍大师或间谍小说大师所讲的，不也是我们每一个从冷战年代过来的作家所应该想到的？我们需要拿回自由，我们需要重建我们的心灵，重建不同于冷战思维的更开阔更广大的心灵。
七
多少有点怪异，这种时候，我常常会想起一个笑话：
里根、叶里钦、邓小平（都久违了）三人开着车往前奔，来到一个路口，一条路口插的牌子上书“资本主义”，一个路口插的牌子上书“社会主义”，里根毫不犹豫往资本主义疾驰而去，叶里钦稍一迟疑，紧跟里根而去。邓小平来到路口，跳下车，将两块牌子对换了一下，然后跳上车也紧随两人而去。
政治家们的花招变化多端，作家们跟得上么？
冷战结束了。
时光，又已匆匆过去了二十年。
2009/1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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