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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回忆录·中)
◎
埃利 •魏赛尔 著
周 琳 译
三
我们的期望被远远地留在车上，最终随之而来的，是我们的幻觉。
每两米远都有一个纳粹端着冲锋枪对着我们。我们手拉手跟着队伍。
一个纳粹中士出来见我们，他手里握着军棍，向我们发出命令：
“男人向左﹗女人向右﹗”
八个字，说得安静，毫无区别，毫无感情。八个短促，简单的字。使我和母亲分开了。我还没有时间想就感到父亲手的压力：只有我们了。瞬间我看见我的母亲和姐妹们走向右方。逖波拉牵着母亲的手。我望着她们渐渐消失；母亲轻抚着妹妹好看的头发，象是给予她保护，我和父亲跟在男人的队列里走。我不知道就是在这个地方，这一时刻，我和她们永远地分开了。我继续走着。父亲拉着我的手。
在我身后，一个老人倒在地上。近旁的一个纳粹，将他的左轮手枪插回枪套。
我紧抓着父亲的手臂。我只有一个想法————不能失去他。不能孤独一人。
纳粹军官下达了命令：
“五人一排﹗”
一阵混乱。不管怎样我们必须保持在一起。
“过来，孩子，你多大了﹖”
这是其中的一个囚犯在问我，我看不见他的脸，但可以听见他紧张而疲倦的声音。
“我还不满十五岁。”
“不。十八岁。”
“可我不是十八，”
我说，“是十五岁。”
“傻瓜。听我所说的话。”
然后他又问我父亲的岁数，父亲回答说：
“五十岁。”
那人用更愤怒的口气说：
“不﹗不是五十。是四十。懂没懂﹖十八和四十。”
他消失在夜的暗影里。第二个人走过来，恶狠狠地对着我们：
“你们上这儿干吗来了，狗崽子们﹖你们在这儿干吗，啊﹖”
有人斗胆回答：
“你以为怎么样﹖你想我们是高兴上这玩儿来了﹖你当我们是愿意来的﹖”
在有一会儿，先前那人准会杀了这答话的。
“闭上你的臭嘴，你这蠢猪，要不我马上就揍扁了你﹗你们就是吊死在家里也比上这儿来强。你们不知道奥斯维辛有什么在等着你们﹖你们就没听说过﹖都1944年了﹖”
没有。我们从没听过，也没人告诉过我们。他几乎不相信他的耳朵。他的声音充满不可置信的暴躁。
“你们看见那个大烟囱了吗﹖看见没有﹖看见那大火苗子没有﹖(
是的，
我们确实看见了)就在那——你们会给带到那去。那就是你们的坟墓，就是那。还没听懂﹖
你这哑巴羔子，你就一点儿没懂﹖你们会给烧了。烧个焦烂，化成灰﹗”
他的暴怒变成歇斯底里。我们木在那里，吓傻了。这完全是一个恶梦﹖一个无从想象的恶梦﹖
我听见周围有人低声说：
“我们得做点什么。我们不能就这么给杀了。我们不能象屠宰场里的牲口。我们得反抗。”
我们中有几个血气方刚的年青人，他们身上有刀子，他们在煽动大家起来扑向那些武装的卫兵。
一个年青人哭喊着：
“让这世界知道奥斯维辛的存在，让每个人都听到它，在他们还有机会逃生之前……
"
但是老人们乞求他们的孩子别做任何傻事：
“你们千万别丧失信心，即使是剑横在你们头上。这是我们先人的教诲……”
反抗的风平息了。我们继续随队向广场走。空场中间站着恶名昭著的门捷勒医生(一个典型的纳粹军官：冷酷的面孔，但并非没有智力，带着一副单框眼镜)：一个指挥棒拿在手里，他站在其它军官当中。那手里的指挥棒不停地挥动，有时朝右，有时向左。
我已经走到他面前了：
“你多大﹖”他用假装慈怀的口气问我。
“十八了。”
我的声音在打颤。
“你身体好吗﹖”
“是的。”
“你的职业﹖”
我能说自己是学生吗﹖
“ 农民，”
我听见自己的声音回答。
这个谈话甚至未超过几秒钟，而我感觉象是一个永恒。
指挥棒指向左方。我向前迈出半步。我想先看看他们要把我父亲指向那边，如果他去右边，我就跟他向右。
那指挥棒也将父亲指向左边，我的心像一块巨石落了地。
我们还不知道哪一边更好，右还是左；哪条路通向监狱，哪条路通向焚烧炉。但那一刻我很高兴；因为和父亲在一起。我们的队伍继续缓慢的向前移动。
又一个犯人走上来问：
“满意吗﹖”
“是的，”有人回答。
“可怜虫，你们在往焚化炉走哪。”
他说的似乎是真的。离我们不远，火焰从一个沟里冒出，熊熊的烈焰。他们正在烧什么东西。一个大卡车往一个坑里卸货——儿童。婴儿﹗是的，是儿童，我看见了——我自己亲眼所见……那些孩子在火焰中。(
不相信从那之后我便难以入睡吗﹖睡眠已从我眼中逃走。)
这就是我们要去的地方，稍远一点是一个为成人准备的大沟。
我掐一下自己的脸。我还活着吗﹖我还清醒吗﹖我不相信自己。他们怎么能焚烧活人和孩子，世界却还保持沉默﹖不，
这一切不会是真的，这只是一个恶梦…….我会很快醒来，我的心砰砰地跳动，我会回到我童年的睡房，在我的书籍当中……
这时父亲的声音将我从思绪中拉回：
“这是耻辱……一个耻辱你没能跟着你母亲走……我看见有几个象你这样大的孩子跟他们的母亲去了……
他的声音充满无以言状的悲哀。我意识到他是不想看到纳粹对我做出什么。他不想看到他唯一的儿子被烧掉。
我的额头布满冷汗，但是我对他说我不相信他们会焚烧我们这样年龄的人，人类永远不会容忍……”
“ 人类﹖人类不考虑我们。今天什么都允许，任何事都可能，甚至这焚化炉……”
他说不下去了。
“父亲。”我说着“如果真是这样，我不想等在这。我要冲到电网上去，那样也会比在火里慢慢地烧焦强。”
父亲没有回答，他在哭泣。身体痉挛样地颤抖。周围每个人都在哭。有人开始念诵喀第世，给死者的祈祷文。我不知道过去曾否有这样的事发生，在漫长的犹太史上，人们为死者——-他们自己做亡灵祈祷。
“yitgadal veyitkadach shme' raba.....让他的名字得以祝福和赞美……”父亲低低地诵着。
第一次，我内心产生反抗。为什么我应该祝福他的名字﹖这永恒，宇宙之神，所有的力量和威摄，在沉默。为什么我要感谢他﹖
我们继续向前走。离那沟已经很近，地狱的火与热在上升。我们前面还有二十步的路。如果我想自己去死亡，正是时候。还有十五步的路。我咬紧嘴唇父亲不会听见我牙齿打颤的声音。还有十步，八步，七步。我们的脚步慢下来，像跟着我们自己葬礼的灵车。还有四步，三步。已经到了，在我们的右前方，那坑和火焰。我聚集起剩下的全部力量，可以冲出队列，向铁丝网跑去。在我内心深处，我向父亲最后告别；向宇宙万物；非我本意，那些字它们自己组成一句喃喃低语冲出我的嘴唇：
“Yitgadal veyikadach shme' raba ……让他的名字得以祝福和赞美……"我的心要迸出，这一刻已经到来。我与死神面面相视……
然而，没有。在距离那深坑还有两步的时候，我们被命令向左转走向一个营房。
我攥紧父亲的手。他说：
“还记得沙赫特夫人吗，在火车上﹖”
我永远不能忘记这个夜晚，到达集中营的第一夜，将我的生活变成漫漫长夜，七次折磨和七次命定。我永远不能忘记那烟。我永远不能忘记那些孩子的小脸，我看见他们的身体在静静的蓝天之下被化成缭绕的烟雾。
我永远不能忘记那些火焰吞噬了我毕生的信仰。
我永远不能忘记那夜的寂静剥夺了我对所有的永恒和生命的渴望。我永远不能忘记那些片刻扼杀了我的上帝我的灵魂，将我的梦想变成灰烬。我永远不能忘记那一切，即使我被判决和上帝他本人活得一样长久。不能忘记，永远不能﹗
我们进入的营房非常之大。房顶透出丝丝蓝色的天光。想象中的地狱前庭一定是这个样子。那么多疯狂的男人，那么多的叫喊，那么多兽性的野蛮。
有数十个犯人接收我们，每人手里都有棍子，不由分说地大打出手。并命令着：
“脱光衣服﹗赶快
﹗只留皮带和鞋在手里……"
我们不得不将我们的衣服扔在营房的一端。脱下的衣服堆成一大摞。新的旧的套装，撕破的外套，碎布片。对我们来说，现在一律平等：赤身裸体，冷得发抖。
一些纳粹军官进入营房，来挑选身强力壮的人。如果他们对力气有特殊好感，说不定应该试着显示出自己的强壮﹖我父亲有相反的看法，最好别让自己引起他们的注意。我们的命运应该与旁人相同。(
事后，我们体会到父亲的想法是对的。那些在那天被选中列入桑德——库满都名单的人，
去焚化炉干活。一个名叫巴拉——科茨的年青人，是我们城里一个大商人的儿子，他随第一批遣送在我们前一周到达博克脑。他听说我们到了，带话儿给我们，他就是因为强壮被选中了，他亲手将他自己的父亲送进了焚化炉。)
拳打继续如雨般落下：
“去剃头﹗”
手里提着皮带和鞋，我拖着身子来到理发间。他们用推子剃去我们的头发，并剃光全身的毛发。我脑中只嗡响着一个念头——-别和我父亲分开。
从理发师的手底下解放出来，我们开始在人群当中转着，会见朋友和亲戚。我们的见面带着喜悦——-是的，惊喜——-“感谢上帝﹗你还活着﹗”
但是其它人在哭泣，他们用所有余下的力气痛哭。为什么他们要被带到这里﹖为什么他们不能死在家里的床上﹖抽泣噎堵了他们的声音。
忽然，有人用手将我的脖子围住：耶奇奥，赛盖特拉比的兄弟。他悲苦地哭着。我
想他是由于还活着而高兴地痛哭。
“别哭，耶奇奥。”我对他说“别浪费你的眼泪……”
“ 不哭﹖我们站在死亡的门坎……下一步马上就要跨过去了……你不懂吗﹖我怎么能不哭﹖”
透过头顶蓝丝丝的天光我看见黑暗在渐渐蜕去。我已不再害怕，取而代之的是一种非人的野性。
那些失掉的人甚至不再触碰我们记忆的表层，我们时而提起他们——“谁知道他们变成什么样了﹖”——但很少想到他们的命运。我们没有任何能力想任何事情。我们的意识迟钝了；一切都朦朦如雾。再也不能抓住任何东西。自我生存，自我护卫的本能替代了一切。在一个最终清醒的时刻我好象觉得我们是一批受遣罚的灵魂放逐在半个世界中，在数代人的空间里飘游，寻找赎兑，寻找遗忘——但永远也找不到。
清晨五点，我们被轰出营房。看守们再次动手打人，但是我已经不再感到疼了。刺骨的凉风包住我们。我们赤裸着，手里提着皮带和鞋子。命令传来：“跑步﹗”
我们开始跑步，几分钟后到达一个新的营房。
入口有一个汽油桶。消毒用。每人都得在里边浸过。然后是快速的热水淋浴，从水里出来后，又被赶到外边。接着再跑步，向下一个营房，库房。
长长的桌子，堆得象山样的犯人衣服。在我们跑动中，在我们经过时，裤子，短襟，衬衣和袜子扔向我们。
几秒钟后，我们几乎认不出自己了。如果不是处在那样一个悲惨的环境中，我们一定会爆发一场大笑。多么滑稽的穿戴﹗米尔
卡兹，一个巨人，穿着孩子的裤子；斯特恩，瘦小的个子，被一件长衫全部盖住了。我们立刻做了必要的调整。
我看了一下父亲。他变得多快啊﹗他的眼眶深陷进去，我想和他说话，可不知道该说什么。
夜过去了，晨星在天空闪烁。我也完全变成另一个人。那个塔木德的学生，那个孩子时的我，已经被火焰吞噬贻尽。剩下的只是一个我外表的躯壳，黑漆的火焰已钻进我的灵魂并吞食了它。
几个小时之内就发生了这么大变化使我脑子已经失去了时间的概念。什么时候我们离开家的﹖什么时候离开犹太集中区的﹖还有那火车﹖仅只是一个星期吗﹖一个夜晚——-仅仅是一个夜晚﹖
我们象这样站在冷风里有多久了﹖一个小时﹖仅一个小时﹖六十分钟﹖
一场恶梦。
离我们不远有些犯人在干活。有些人在挖洞，有些人在抬沙子。他们中没有人注意看我们，我们是沙漠里太多的枯树。我身后有人在说话，我没有丝毫兴趣听他们说什么，也不想知道谁在说什么。没有人敢大声讲话，尽管附近并没有人监督我们。人们悄声儿絮着。可能由于空气被浓烟所毒化又进入人的喉咙……
我们被带进一个新的营房，在“吉普赛营”里的第五排。
“现在就呆在你们站的地方﹗”
这个营房没有地板，只有一个顶子和四面墙，我们的脚陷在泥浆里。
又一轮等待开始了。我站着睡着了。我梦见了一张床，梦见我妈妈的抚摸。这时我
醒了：我正站着，双脚踩在泥里。有的人倒下了，躺在原地。有人吼着：
“你们疯了不成﹖让我们在这站着的。你们想给大家找麻烦是不是﹖”
好象这世界的麻烦还没落在我们头上似的﹗
最后，我们所有的人都坐在了泥里。但是我们还是不得不时时跳起来，因为每次一个看守进来都要看我们之间是否有人有新的鞋子，如果有就得把鞋给他。反抗也没用：挨一顿毒打鞋还是保不住。
我自己穿着一双新鞋。但由于鞋面挂着一层厚厚的泥巴，没人再注意它们。我感谢上帝，用一个即兴的祈祷，感谢在他无穷和奇妙的宇宙里创造了泥浆。
突然沉静的无法忍受。一个纳粹军官走进来，带着死神的气味。我们紧盯着他的厚嘴唇。在营房中间，他向我们宏论：
“你们是在集中营。在奥斯维辛……"
一个停顿。他在观察他的话引起的效应。他的脸在这天留在我的记忆中。一个高个子的人，大约三十岁，眉头和瞳孔带着罪恶的痕迹。他看我们的眼光好像是打量一群吊着脖子有麻疯病的狗。
“记住这个，”
他接着说“永远别忘了，刻在你们脑子里。你们是在奥斯维辛。
奥斯维辛不是疗养院。它是集中营。在这，你们得劳动。否则就直接进焚化炉。火
化。劳动还是火化——选择在你们自己手里。”
那个夜晚我们已经经受得太多，我们想没有什么更可怕的了。然而他那剪短的话使
我们发抖。在这里“焚化炉”不是一个空洞的词：它向空中吞吐火舌和烟雾。它可能
是这里唯一一个有真实意义的词。他离开了营房。看守们出现了，喊叫着：
“所有的技术工人——-锁匠，电工，钟表匠——-往前跨一步﹗”
我们余下的人要去另一个营房，这回是一个石建的营房。我们被允许坐下了。一个
吉普赛遣送者负责我们。
我父亲忽然腹部绞痛，他站起来向那吉普赛人走去，用德语有礼貌地问他：
“对不起，你能告诉我洗手间在哪里吗﹖”
吉普赛人看着我父亲，从上到下从头到脚细细地打量着。他好象在使自己确信这个称呼他的人是否真是一个有血有肉的生命，一个有身体有肚子的活人。然后似从梦里醒来，他向我父亲狠狠地打了一拳，使父亲四脚朝天地倒在地上。
我没动。我是怎么啦﹖我的父亲被打，就在我的眼前，我连眼皮都没眨。我看着却什么也没说。如果是在昨天，我会用指甲掐进这个恶棍的皮肉。我真是变了这么多，这么快﹖一天的时间﹖悔恨与内疚开始咬噬我的心。我只是在想：我永远不能原谅这些。父亲好象猜到了我的感觉。他对着我的耳朵轻声说：“没事儿。”他的下巴还留那人红色的手印。
“所有的人都出来﹗”
十个另外的吉普赛人成为我们的监管。皮鞭和棍子在我们身上挥打。我脚不点地下意识地跑着，避免挨打。头顶是春天的阳光。
“五人一排﹗”
那些我早上看到的犯人在另一边劳动，没有人看管他们，只有那烟囱的黑影……在阳光和遐想的昏旋中，我觉得有人在拉我的袖子。是父亲，“
过来，我的孩子。”
我们行进着，大门打开又关上。当我们走过电网的时候，每一步都有一个白色标牌上面的骷髅在盯着我们。一行提示：“小心，死亡危险。”
真是莫大的讽刺：在这里还能找到一个你不面对死亡危险的地方吗﹖
吉普赛人在另一个营房前停住，纳粹接管了他们。我们被左轮手枪，机关枪，军犬所包围。
我们行进了半个来小时。看看四周，我发现电网已经留在身后。我们已经走出了集中营。
那是四月里的一个好天。空气里有春天的芳香。太阳沉在西方。
但我们只再走了一会儿就看见另一个集中营的铁丝网。一幢铁门带着题字：
“劳动是自由﹗”
奥斯维辛。
最初的印象：这里比博克脑强。所见多是两层的混凝土建筑而不是木板房。还可以见到小块的园地。我们被带向其中的一栋犯人房。坐在门口的地上，我们开始又一轮等待。轮流有人进去。洗淋浴，是所有集中营进口的规定。即使你只是在同一天内简单的进进出出，每一次都得通过淋浴。
从热水里钻出，我们站在夜晚的空气里打冷颤。我们的衣服留在别的营房，说是淋浴后要发另外的衣服。
深更半夜，我们被命令跑步。
“快跑，”
我们的看守叫喊，“跑得越快，越能早点上床。”
几分钟的疯跑过后我们到达另一个营房前面，一个负责我们的犯人在等候我们。他是一个年青的波兰人，朝我们微笑着。他开始讲话，我们尽管疲惫不堪，还是耐心地听着。
“同志们，你们在奥斯维辛集中营
。你们面前是一条漫长的苦难之路。但是不要失掉勇气。你们已经逃过最险恶的一关：筛选。所以从现在起，鼓起你们的力量，不要失去自己的心。我们所有的人都会看到解放的那一天。保持活着的信念。一切之中最重要的就是信念。排除绝望，你们会远离死亡。地狱不是永恒。现在，一个祈祷——-或者，不如说，是一个忠告；你们要彼此同仁。我们都是兄弟，我们遭受共同的苦难命运。同样的烟雾缭绕在我们头上。彼此相助。这是唯一能够幸存的方法。说得不少了，你们累了。听着，这是十七栋。我负责这里的秩序。任何人对谁有意见都可以来找我。就这些。你们可以睡觉了。两人一铺。晚安。”这是我们在这第一次听到人的语言。
很快我们爬上铺位堕入沉沉的睡眠。
第二天早上，“老”犯人们与我们和平相处。我们去洗漱，得到新号服和黑咖啡。
我们在十点离开营房，以便做清扫。外边的阳光温暖着我们，加之一夜的睡眠，使我们的情绪精力恢复不少。朋友们相互碰面，交换几句话。除了避免提起那些失踪的人外，我们无话不谈。共同的话题是战争快结束了。
中午时，我们得到汤：每人一盘浓汤，我尽管受饥饿之苦，但仍然拒绝碰它。我原是个被宠惯的孩子。父亲吞咽下我那份食物。
在营房的阴凉下，我们打了会儿盹。那个在泥泞营房的纳粹军官一定没说实话，奥斯维辛实际上是有休息的地方。
下午我们排起队。三个犯人搬来一张桌子和一些医药用具。每个犯人需将左袖挽起通过桌前，三个“老手”用针在我们每人左臂上刺了一个号码。我成为
A——7713。从此以后我就再没有别的名字。
傍晚，是点名。各分队都收工回来。靠近大门口，乐队在演奏军乐。上万名犯人排列着等候纳粹点名。
点名过后，犯人们从各处聚集在最后到达的人们中间寻找朋友，亲戚和邻居。
日子一天天过去。早上，黑咖啡。中午，汤(第三天中午我开始吃所有的食物)。傍晚六点，点名，然后发面包和其它东西。九点，上床睡觉。
我们在奥斯维辛已经八天。那时在点名，我们期待着敲钟而宣布点名的结束。我忽然听到有人穿过队列走过来问，“
你们谁叫魏再尔，从赛盖特来的﹖ ”
寻找我们的这个人个子很矮，带着眼镜，脸上布满干瘪的皱纹。我父亲回答说：
“我是从赛盖特来的魏再尔。”
这个小个子的人瞇着眼朝父亲看了半天。
“你不认识我了——你怎么不认识我了。我是你的亲戚。斯蒂恩。你已经把我忘了吗﹖
斯蒂恩﹗安特沃的斯蒂恩。瑞泽的丈夫。你的太太是瑞泽的姨妈。她过去常写信给我们……那些信噢﹗”
父亲不记得他了。父亲过去一定和他也不很熟悉，因为他从来都是忙于犹太小区的事务，很少过问家事。向来对家事心不在焉。(有一次，一个表姐来赛盖特看我们，她已经和我们吃住在一起两个星期了，父亲才第一次注意到她。)
不，父亲不可能记得斯蒂恩。到是我，马上就认出他了。我认识他的妻子瑞泽在她去比利时之前。
他说：“我是否1942年被遣送的。我听说有一批人从你们地区被送来，就赶来找你们。我想你可能知道瑞泽和我儿子们的消息。他们留在了安特沃……”
我对他们一无所知，因为我母亲从1940年起就没再收到他们的信。但是我撒谎了。
“是的，我母亲知道你家的消息。瑞泽很好，孩子们也好…….”
他高兴得哭了起来。他很想再和我们多呆一会儿，多知道些细节，痛饮这快乐的消息，但是一个纳粹走过来，他必须得离开，他说他下一天会再来。
钟声宣布解散。我们去领晚饭——面包和植物黄油。我饿极了，没等挪地方就吞吃我的那份食物。
父亲对我说，“你不是一下子就吃完吧，明天是另外一天……"
父亲的建议已经太晚，看到我的一份已经吃光，他那一份甚至还没动。
“就我本人说，我还不饿，”父亲说。
我们在奥斯维辛已经三周了。我们无事可做。下午和晚上都在睡觉。
唯一的顾虑是怕再转移，我们希望尽可能长久地留在这里。这并不困难，只是别把自己列入技术工人，普通劳动力任何时候都需要。
在第三周开始的时候，负责我们营房的犯人被撤职了，说是因为待人太仁慈。新头是一个野蛮的人，他的助手更是一个魔鬼，我们的好日子到头了。我们已经开始考虑是否争取在下一批转出去。
斯蒂恩，我们的从安特沃来的亲戚，时常来找我们。有时会带来他的半份面包。
“嗨，这是给你的，埃利泽。”
每次他来的时候，脸上都有眼泪留下来，凝结在那儿。他总是对父亲说：
“照管好你的儿子。他太瘦弱。照看好他，躲过下一次的筛选。尽量吃﹗不管什么时候或吃什么。吃下你能得到的一切东西。就抗得过虚弱了……"
可他自己是那么瘦，那么干瘪，那么虚弱……
“只有一个原因让我活下来，”
他总是说，“就是瑞泽和孩子们还活着。如果不是为了他们，我是挺不下去的。”
一个晚上他来找我们，脸上闪着光。
“刚从安特沃送来一批人。我明天去看他们，他们肯定会有消息。”
他离开了。
我们后来再也没有见到他。他得到了消息，真实的消息。
晚间，躺在床铺上，我们试着哼唱哈西迪克曲调，阿卡巴.
卓穆尔那深沉，庄重的声音令我们心碎。
有人谈论上帝，关于他神奇的方法，关于犹太人的原罪和他们未来的解救。但是我已不再祈祷。我怎么能同意乔布﹗我并非否认上帝的存在，但我怀疑他绝对的正义性。
阿卡巴.卓穆尔说：“上帝在考验我们。他想看到我们是否能主宰自身的本能，将匿于我们体中的撒旦消灭。我们没有权力绝望。如果上帝不停地惩罚我们，说明他全心热爱我们。”
赫什.盖那，熟知卡巴拉，他讲述世界的末日和弥赛亚的到来。
在这些谈话中偶尔涌入我脑海的念头有：“我妈妈这时在那儿﹖还有逖波拉……﹖”
“你妈妈还是年青的女人，”
父亲有一次说。“她肯定是在另一个集中营里。逖波拉现在是个大姑娘了，对不对﹖她一定也在一个营里。”
我们怎能相信这些﹖
我们假装如此，如果始终还有别人这样相信的话。
所有的技术工人都被送到其它的营去了。只有差不多一百来个我们这样的普通劳力留下来。
“今天该轮到你们了，”营房的秘书说，“你们是下一批转移。”
十点钟，
我们得到每天的一份面包。大约十个纳粹卫兵看守着我们。大门上标着：“工作就是自由”。经过点名后，我们列队走出大门。我们走在乡村阳光明媚的路上天上飘着不多的几朵白云。
我们慢吞吞地走着，卫兵们不着急赶路。我们亦乐得如此。我们穿过乡村的时候，很多德国人面无表情地瞧着我们，他们以前一定见过几次这样的行进场面。
路上，我们碰到一些年轻的德国姑娘。卫兵们开始和她们调笑。那些姑娘放纵地笑着，兴高采烈，任凭看守们亲吻和触摸，迸发着笑声。他们就这样在路上互相笑闹和调情。在这些时候，我们至少不必遭受训斥和枪托的殴打。
四个小时后，我们到达了新的集中营：布那。
铁门在我们身后紧紧关上。
四
这个集中营看上去象是遭过瘟疫病的劫难：空旷和死寂。只有几个穿着齐整的犯人在营房间走动。
当然我们的一件事还是通过淋浴间。我们的头儿也在里边。他是一个强壮，体形匀称，肩膀宽阔的人。看上去人不错。笑容不断从他灰蓝色的眼睛里闪出。我们的组队包括几个十到十二岁的孩子。军官对他们很有兴趣并下令让他们端送食物。
过后我们领到新的号服，我们被安插在两个帐棚里边，先要被编号分组，然后才能进入营房。
傍晚，各个劳工队组从外边回来，开始点名。我们这时互相寻找熟悉的面孔，探听着消息，询问那些老犯人们那个劳工组和营房比较好些。犯人们异口同声地说，“布那是一个好的营，你就甭指望别的了。重要的是别派到建筑队去……”
好象选择在我们自己手里似的。
我们帐棚里的头儿是个德国人。一张凶手的脸，肉欲的嘴唇，双手似狼爪。肥胖的几乎难以挪动。象这个营的头儿一样，他也喜爱孩子。在我们到达后，他给孩子们端来面包，汤和植物黄油。(实际上，这是一种偏爱：后来我知道，是普遍利用儿童做同性恋的交易。)
这个头儿告诉我们：“你们要在这里呆三天做隔离检疫，然后开始工作。明天是体检”
他的一个助手——一个一脸蛮横的男孩，有着流氓的眼睛——-走过来问我：
“你想分到好的队里去吗﹖”
“我当然愿意，可有一个条件：我想和我父亲在一起。”
“可以，”他说“我就能安排，但有一个小条件：你的鞋子。我会给你别的。”
我拒绝给他我的鞋，这是我唯一剩下的东西。
“我会给你一份额外的面包和黄油。”
他确实想得到我的鞋，但是我没有答应他的条件。(
后来我的鞋还是被拿走了，只是我什么也没得到。)
体检在第二天一早露天里进行，三个医生坐在一张长凳上。
第一个医生几乎未做任何检查，他仅仅问了一句：
“你健康吗﹖”
谁胆敢说出相反的话来﹖
那个牙医，相对来说，仔细多了：他让我们张大嘴。实际上他不是检查蛀齿，而是看有没有金牙。所有那些嘴里镶有金牙的人都被列在一张名单上，我自己也有一个金牙套。
三天很快过去了。第四天天刚亮，我们站在帐棚前面，看守们走了过来。然后他们开始挑选自己用的人：
“你....你....你，还有你.....”他们用一个手指点着，好象在选择牲口或者货物。
我们跟着自己的看守，一个年青人。他带我们在第一个排房的门口听下来。那是乐队室。“进去，”他命令说。我们惊奇不已。我们要音乐作什么﹖
乐队演奏着军乐，总是同一个曲子。几十个组队踏步向工地出发。看守们喊着口令：“左，右，左，右。”
一些纳粹军官手里拿着笔和纸，在人群离开时清点数目。乐队奏着同一个曲子直到最后一个组已经离开。指挥手里的指挥棒停下来，演奏嘎然而止，看守吼叫到：
“五人一排﹗”
我们离开时没有音乐，但是有拍节：我们的耳中还响着进行曲的调子。
“左，右﹗左，右﹗”
我们开始和走在身边的乐师们聊天。
我们五人一行，乐师也和我们排在一起。他们几乎全是犹太人：犹列克，一个戴眼镜的波兰人，苍白的脸上带着愤世嫉俗的笑容；刘易斯，一个来自荷兰的杰出的小提琴手——-他报怨他们不许他演奏贝多芬：犹太人不准演奏德国音乐；翰斯，是一个可爱的柏林青年。领奏是一个波兰人叫佛兰尼克，过去是华沙的一个学生。
犹列克告诉我们：“我们在一个电器设备仓库干活，离这不远。活计不难也不危险。但是看守，依迪克现在正在发疯，所以最好躲他远点儿。”
“你很运气，孩子，”翰斯微笑着“你分在一个好的队里了。”
十分钟后，我们来到仓库前。一个德国雇员，一个平民，过来招呼我们。他对我们的关注不过是像一个商贩对待他刚收到的一批破烂货物。
我们的同志是对的；这活儿不难做。我们就是坐在地上，清点螺丝螺栓，灯泡和其它一些小五金之类的东西。看守用很长时间解释我们工作的重要性，警告我们任何人如有疏忽则自咎自取。我的新同事向我强调说：
“没什么可怕的，他这么说不过是为了权力而矣。”
这里还有一些波兰市民和几个法国妇女，她们用友好的目光看着音乐家们。
佛兰尼克，那个领奏，将我拉到一个角落，“别那么玩儿命；没什么可急的。就是得当心别让纳粹逮住。”
“求求您……我想和我父亲在一块儿。”
“可以，你父亲会挨在你旁边干的。”
我们真算幸运。
在我们组里还有两个男孩：尤西和提彼，是两兄弟。他们是捷克人，在博克脑丧失了父母。他们生活在一起，身体和灵魂彼此相依。
他们和我很快成了朋友。由于曾经是犹太复国青年会的成员，他们通晓大量的西伯来吟唱。因此我们喜欢在一起低声哼唱，以唤醒对约旦河沉静的河水以及耶路撒冷庄严圣地的回忆。我们经常谈论巴勒斯坦。他们的父母，象我父母一样，在还有机会的时候，缺乏勇气清理产业移民它乡。我们决定，如果我们能看到解放的那天，我们绝不在欧洲多呆一天。我们将乘第一只船驶往海发。
而始终沉迷于卡巴拉梦幻的阿卡巴.卓穆尔，在圣经中发现了一行诗句，做了无数种方式解释，使他做出预见即赎救的大限将在几周内到来。
我们从帐棚搬到了乐师们的排房。我们领到一条毯子，一个洗脸盆和一块肥皂。我们排房的头是个德国犹太人。
处在一个犹太人的管理下是好的。他叫奥凡斯。一个年轻人却有一张特殊老成的脸，他为“他的”排房全心尽力。只要可能，他总会搞到一桶汤，为了少年，为了体弱的人，和所有那些梦想者——他们企望能多得到一盘额外的汤而甚于解放。
一天我们刚从仓库回来，我被叫到秘书那里。
“是A-7713﹖”
“ 是我”
“饭后到牙医那里去。”
“可我牙不痛。”
“吃完饭就去，没什么说的。”
我来到医务间，门外二十多个犯人排着长队。不用多长时间我们就明白为什么我们被传唤到这来的原因：是要拔掉我们的金牙。
牙医师是个捷克斯洛伐克来的犹太人，有一张死人面具般的脸，他张开嘴时，便露出难看的腐蚀的黄牙。我坐在椅子上低声下气地问他：“请问，您要做什么﹖”
“就是拔掉你的金牙套，”他不动声色地回答。
我想出一个装病的办法。
“您不能等几天吗，大夫﹖我感觉不太好。我有些发烧……”
他皱起眉头，想了一会，又号一下我的脉搏。
“好了，孩子。等你觉得好些了，就来见我，别等我叫你﹗”
一个星期后我去见他，重复了相同的理由：我依然感觉不好。他似乎并没有表现出意外，我亦不知他是否真的相信我的话。想是他高兴看到我遵守了诺言自己来见他了。他又给我一次延缓。
在我来他这里几天以后，这个牙医被取缔了，并被投入监狱。他被宣称参预走私犯人的金牙而将被处以绞刑。我没为他感到惋惜，我甚至觉得高兴。我保住了我的金牙冠，有一天它或对我有用，可以用来交易——面包或者性命。我现在对一切事情都鲜有兴趣除了每天的那一盘汤和干硬的面包之外——那是我的全部生活。我只是一个躯体，可能比躯体还要少：仅仅是一个饥饿的肚子。它自身意识着时间的通向。
在仓库干活时我身边常挨着一个年轻的法国姑娘。因为语言不通，她不讲德语，我不会法语，所以我们从不交谈。
我想她是犹太人，虽然她是雅利安人——非犹太日耳曼族后裔，也是被迫遣返的劳动力。
一天依迪克的暴躁疯狂地发泄在我身上。他象野兽般扑向我，猛揍我的胸部和头，将我打倒又拽起，他的拳头越来越凶猛，直到我血流满面。在我咬牙忍痛不再叫喊的时候，他一定认为我以沉默表示抵抗，反而更厉害地攻击我。
忽然间他静了下来，似乎什么都没发生过，他让我回去干活。好象我们在做一个相同的游戏每人都按各自的规则行动。
我拖着身子吃力地挪回自己的角落，浑身巨痛。我感到一只冰凉的手在试擦我血迹斑斑的前额。是那个法国姑娘。她向我悲哀地微笑并悄悄地把一小块面包塞到我手里。她注视着我的眼睛。我觉得她有什么话要对我说但被恐惧卡住了。她就这样呆了好半天，然后她的面容明朗开来，用几乎完美的德语对我说：
“咬住你的嘴唇，小兄弟……别哭泣。把你的气愤和仇恨留到以后。那一天会来的，但不是现在……等着咬紧牙关等着……”
许多年后在巴黎，我正在地铁上阅读自己的论文。面对我是一个非常美丽的女子有着黑发和梦幻般的眼睛。我曾在哪里见过这双眼睛，这正是她。
“你不认得我了吗﹖”
“我不认识你。”
“1944年你是不是在德国，在布那﹖”
“是啊……"
“你曾经在电器仓库劳动……”
“是的，”她说着，带着局促不安。片刻沉静后：“等一下……我确实想起来了……"
“依迪克，那个看守……那个犹太小男孩……你那些好心的话……”
我们一起离开地铁后坐在一个花园区的咖啡馆里。我们整个晚间都在叙旧。
在我们分手之前，我问她：“我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
“我知道你要问什么——-说吧。”
“是什么﹖”
“我是犹太人吗……﹖是的，我是犹太人。出生在一个宗教家庭。在占领期间我弄到一份假身份证件证实自己是雅利安人。这就是我为什么被列入强迫劳动组的原因。当我被遣送到德国时候，我躲过了集中营。在那仓库时没人知道我会说德语，那会引起怀疑。对你说那几句话是危险的：但我知道你不会出卖我……"
另一次我们由德国士兵监视着往火车上装运电机。依迪克的神经正处在时时发作的边缘。他难以抑制自己。突然，他的暴躁发作了，这一次倒霉受害的是我父亲。
“你这懒惰的老骨头﹗”依迪克开始吼叫。“你这叫干活吗﹖”
他接着用一根铁棒打我父亲，开始父亲蹲着挨打，后来他叉开腿，象一棵被闪电劈中的干树，倒下了。
我目睹这全部场面一动未动。一声未出。事实上我在想怎样能够躲远点儿才不至伤害我自己。更甚的是，在那一刻使我感到气愤的，不是看守，却是我父亲。我生气父亲不会躲避依迪克的发作。这就是集中营的生活所教会我的。
佛兰尼克，那个领奏，有一天注意到我嘴里的金牙冠。
“把你的牙冠给我，小孩儿。”
我告诉他不行，没有那牙冠我无法吃东西。
“他们现在又给你什么吃的了，话说回来﹖”
我找到另外一个理由；这个牙冠已经被列在医务检查的名单上了。这会给我们双方都带来麻烦。
“要是你不给我，你会有更大的麻烦。”
那个善良的，富有聪明才智的年青人突然变成另外一个人。他的眼睛闪动着欲望，我告诉他我得征求我父亲的意见。
“去问你父亲好了，小子。我想明天得到答复。”
当我告诉父亲这件事时，他脸色变得苍白，沉默了半天后，他说：
“不行，儿子，你不能给他。”
“他会当着我们把它弄出来。”
“他不敢。”
但不幸的是，佛兰尼克知道从哪儿对我下手，他知道我的弱点。我父亲从未受过军队训练，也从不能正确按照进行曲的步调行进。在这里，每次我们列队从一处到另一处，都得按严格的步调行进。这就给佛兰迪克机会折磨我父亲，每天对他恶毒地报复。左，右：猛击﹗左，右：猛打﹗
我决定自己训练我父亲，教他变化步伐和跟上旋律。我们开始在排房前面操练。我喊口令：“左，右﹗”，父亲跟着练习。一些犯人嘲笑我们。
“看这个小教官训练那老家伙走队列……嘿，将军，那老伙计给你多少面包作奖赏啊﹖”
但是我父亲的进展微乎其微，拳打还是雨点般地落在他身上。
“你还是跟不上步，你这懒惰的老骨头﹖”
这种情况持续了两个星期，我们再也无法忍受了。我们只有屈服。那一天，佛兰尼克爆发出狂野的大笑。
“我就知道，我早就知道我会赢。晚比没有要好。由于你们让我等了这么久，这得罚你一份面包给我的朋友，一个从华沙来的著名牙医，这样他可以取出你的牙冠。”
“什么﹖用我的份额面包你可以得到我的牙冠﹖”
佛兰尼克龇着牙笑着：
“你还想怎么样﹖还要让我用拳头打碎你的牙齿吗﹖”
当天晚上，在厕所里，那个从华沙来的牙医把我的牙冠橇了出来，用一个生锈的勺把。
佛兰尼克变得和气了些。偶尔，他甚至给我额外的汤。但是没多久，两周之后，所有的波兰人都被转移到另一个集中营去了。我失掉了我的牙冠却什么都没得到。
波兰人离开几天后，我又有一个新的经历。
那是一个星期天早晨。我们队不需要在那天工作。但是依迪克不愿看到我们呆在营里。我们还得去仓库，这种突发的劳动热情使我们目瞪口呆。
到了仓库，依迪克把我们交待给另一个人，说到：“愿意怎么干都行，但是必须得干点什么。否则，我会找你们麻烦。”
说完转眼他就不见了。
我们不知道该做什么。在地上蹲腻了之后，我们轮换着每次出去一个人在库房里转悠，看是否能找到市民们剩下的一点面包。
当我走到房后的时候，我听见从隔壁的一间小屋传来噪声。我走上前一看，依迪克正和一个半裸的年轻的波兰姑娘躺在床垫上。我明白了为什么依迪克不愿我们留在营里的原因。他调动上百个犯人就是为了能和一个姑娘躺在一起﹗我觉得是那么滑稽以至笑出声来。
依迪克跳起来，转过身看见了我，那姑娘急着遮掩她的乳房。我想跑掉，可双腿象被沾在了地上。依迪克揪住我的脖子。
他压低声音说着：“你等着瞧，小子……你就会瞧见擅离职守要付什么代价……你会马上付出的……现在，回到你原来的地方去。”
在收工的半小时之前，看守
依迪克将全队人员召集在一起。点名。没人知道发生了什么。在这个时候，在这里点名﹖可了我知道。看守先做了一个简短的讲话。
“一个普通的犯人无权介入他人的事务。你们之中的一个人似乎对这点毫无所知。我有责任要让他及所有的人明白这点。”
我感到冷汗从后背冒出来。
“ A——-7713！"
我上前一步。
“拿个箱子过来﹗”他命令到。
有人给他搬来一个箱子。
“扒上去﹗肚子朝下﹗”
我照样做了。
接着我除了皮鞭便什么都意识不到了。
“一……二……”，他数着。
他在每次鞭打时保持着间隙。只有第一鞭是痛得真要命的。我能听见他数鞭打的声音：
“十……十一……"
他冷静的声音象穿过一堵厚墙般传到我的耳朵。
“二十——三……”
还有两下，我想着，半昏半醒。看守在等着。
“二十——四……二十五﹗”
结束了。可我没有意识到，因为我昏过去了。我感觉自己被一桶泼向我的冷水所唤醒和包围。我依然扒在箱子上。依稀辨认出周围潮湿的地面。我听到有人在喊叫，那一定是看守。我开始分辨他正在喊叫的字句。
“起来﹗”
我一定是向上动了动，因为我感觉自己的身体又落在箱子上。我多想爬起来﹗
如果我只是能回答他，至少；如果我能告诉他我动不了﹗可是我连嘴都张不开。
在依迪克的命令下，两个犯人把我拽起，提到他面前。
我脸对着他却没看他，我在想我父亲，他一定比我倍受折磨。
“听着，你这兔崽子﹗”依迪克冷冷地说：“这就是你好奇的结果。你会得到五倍多的惩罚如果你胆敢说出你看见的事﹗听懂了没有﹖”
我点着头，一下，两下，十下。我不停地点头，好象我的头决定了要不停地说：是的。
一个星期天，我们队的一半人——包括我父亲——-在干活，另一半人——-包括我——-留在排房趁机在早上睡懒觉。
大约十点钟，响起了空袭警报。警戒。营房的头们赶来召集我们进屋，在纳粹们进入掩体躲避的时候。由于在警戒时刻相对说来容易逃跑——-卫兵们离开了岗楼，切断了电网——-但纳粹有令，任何留在营房外边的人格杀无论。
几分钟后，集中营看上去像一条废弃的船。通道间没有一个活物。靠近厨房有两个冒着热气的汤桶，半满着。两桶汤，在通道中间，没人把守﹗一个为王者们的盛宴，丢弃了，至高无上的诱惑﹗上百双闪着欲望的眼睛盯着它们。两只羔羊，有上百只狼在守候着。两只没有牧羊人的羔羊——一个礼品。可是谁敢动﹖
恐惧还是比饥饿更强烈。突然，我们看见37号房门被轻轻地推开，一个人出现了，象条蚯蚓般地朝那汤桶爬去。
上百双眼睛跟着他运动，随他一起匍俯膝盖着膝盖在石子路上爬行。每颗心在颤抖，带着羡慕。这个人竟敢如此。
他够到了第一只桶。所有的心急速移动：他成功了。嫉妒蚕食着我们，象干草般将我们燃烧。但我们对他没有任何钦佩。这个可怜的英雄，为一份汤而自杀﹗在我们念头中我们正在把他杀掉。
他够着了那桶，在试着抬起身将头伸向桶边。由于虚弱或是害怕他停下来，试着，毫无疑问，他在聚集最后的力量。终于他成功地抬起身俯向汤桶。片刻间，他象是透过汤端详着自己魔鬼样的倒影。然后，没有明显的原因，他爆发出一声恐怖的哭喊，一串我从未听过的尖利声音，他的嘴张着，头猛地扎进那还冒着热气的液体。我们在爆炸中跳了起来。那个人倒在地上，脸上沾满汤，他在桶边抽动了几下，然后动也不动了。
我们开始听见飞机的声音。几乎同时，营房跟着抖动起来。
“他们在轰炸布那﹗”有人喊道。
我惦记我父亲，但同时也为所发生的一切高兴，看见周围升起火光——-何等的复仇之快﹗我们已经听说那么多关于德国军队在各个前线战败的消息，但不知有多少可信，今天，见到真的了﹗
我们不再害怕。诚然，如果一颗炸弹落在营区，会有上百个受难者死在原地。但是我们不再惧怕死亡；对这种死亡没有丝毫的畏惧。每颗炸弹的爆炸都使我们充满欢欣和对生活的新的信念。
空袭持续了一个多小时。如果要能来十次十个小时该多过瘾﹗……这时寂静再次降临。最后的声音是一架迷航美国飞机在盘绕，我们发现自己又回到墓地。一股巨大的黑烟在地平线升起。警报再次响起。警戒结束了。
每个人都走出了营房。我们呼吸着充满火药和硝盐的空气，眼睛里闪烁着希望。一颗炸弹落在营区中心，靠近集合地点，但它还没有完全爆炸。我们必须将它运到营外。
集中营的头领和他的助手以及主要的看守沿着通道进行巡视。空袭在他脸上留下恐惧的痕迹。
在营区正中央躺着那具尸体，脸上沾着汤，这是唯一的死难者。那两桶汤已被搬进厨房。
纳粹又回到他们的岗楼，和机关枪之后。这一插曲宣告结束。
一个小时过后，上工的队伍列队踏着步返回了，象往常一样，充满喜悦，我见到父亲。
“几个建筑都炸平了，”他说：“可仓库没受影响。”
下午我们欢欣鼓舞地清理废墟。
一个星期过后，在我们下工的路上，我们注意到在营地中心，集合地点，竖起一个黑色的绞架。
我们被告知在点名后才能领到汤。这比正常情况等的时间长。这命令下达的方式比以往更锐利，空气中弥漫着一种奇特的气息。
“脱帽﹗”集中营营长突然喊道。
上万个帽子齐刷刷同时摘下。
“带帽﹗”
上万个帽子又扣回他们的脑壳，闪电般快。
通向集中营的大门打开了，一个纳粹分队出现了并将我们包围起来：每三步一个。岗楼上的机关枪也瞄准集合场地。
“他们害怕麻烦。”犹列克悄声说。
两个纳粹向小房间走去。他们回来时压着那个被判决的人。一个从华沙来的年青人，在集中营里呆过三年。他是一个强壮的，身材高大的小伙子，和我相比是个巨人。
他背对绞架，面向审判官，集中营的首领，那小伙子脸色苍白，但看上去动情多于恐惧。他被铐住的手没有颤抖。他的眼睛冷冷地盯着上百个纳粹士兵和环绕他的千万名犯人。
集中营营长开始宣读他的判决书，一字一顿地念着：
“以海木勒名义……囚犯编号……在警戒时偷窃……根据法律……条款……囚犯某某号……被判处死刑。以此为戒及全体犯人之范例。”
大家一动不动。
我能听到自己心跳的声音。每天在奥斯维辛和博克瑙的焚化炉有上千的人死亡以不再使我恸心，但是这一个，背靠着绞架——他使我震惊。
“你想这个仪式会很快结束吗﹖我饿极了……”犹列克小声嘀咕着。
集中营营长做了一个手势，看守长走近死囚。两个犯人帮助他执行绞刑，以两盘汤为报酬。
看守长想蒙住死囚的眼睛，但他拒绝了。
等了好半天，执刑者将绳索套在死囚的脖子上。后者在脚下的椅子被挪开的那一刻，用冷静，强壮的声音喊道：
“自由万岁﹗诅咒德国﹗诅咒……！诅咒——-”
执刑者们完成了他们的任务。
一个命令象一支剑划破空气。
“脱帽﹗”
上万名犯人致以最后的敬意。
“戴帽﹗”
然后整个集中营，一个营房接一个营房，被命令列队经过那被吊着的死者，看死人暗淡的眼睛和茸拉的舌头。每个犯人都被迫观览了死者的整个脸孔。
列队行进过后，我们被允许回到营房吃饭。
我记得那晚的汤味道好极了。
我目睹过其它的绞刑，我从未看到一个受难者落泪。很长的时间内，这些干枯的躯体已经忘记了眼泪的苦味。
只有一次例外。五十二号电缆队的看守长是个巨人般高大的荷兰人，超过六英尺高。他手下管理着七百多名犯人，他们象待兄长一样爱戴他。因为他们没有一个人在他手里挨过打，没有一次从他嘴里听过辱骂。
他手下有一个年轻的男孩，一个彼颇，人们这样叫他们——-一个孩子富有精致和漂亮的脸蛋，在这个营里从未有过的。
(在布那，彼颇是令人反感的，他们往往比成年人还残酷。有一次我见过一个十三岁的男孩动手打他父亲，因为后者没把他的床铺整理好，那可怜的老人轻声哭着而那男孩叫嚷着：“如果你在哭，我就再也不会给你拿面包来了，你懂不懂﹖”。但是这个荷兰人的小侍从却让所有的人喜欢。他有一张悲哀天使的脸。
一天布那的电力站发生了爆炸。盖世太保召集到现场，怀疑是蓄意破坏。他们发现一个线索，最终追到荷兰看守长那里。随着调查搜索，他们找到一个重要的武器库。
那个看守长被立即抓起来。他被折磨了几个星期，但毫无结果，他没有供出一个名字。他被转送到奥斯维辛去了，我们再也没得知他的下落。
但是他的小侍从在他之后被关进营里的牢房。虽然身受折磨，他也一字不说。由此
纳粹判了他死刑，和另外两个被发现藏有武器的犯人一起执行。
一天我们收工回来，发现在集合地竖起三个绞架，三只黑乌鸦。然后点名，纳粹包围着我们，机关枪瞄准着：传统的仪式。三个囚犯带着锁链——其中之一，是那个小侍从，眼神悲哀的天使。
纳粹们似乎心思重重，比往常更加不安。在几千人面前绞死一个孩子不是一件光明的事。集中营营长在宣读判决书时，所有人的眼睛都盯着那个孩子。他面无血色，几乎镇静地咬着嘴唇。绞架的阴影覆盖在他身上。
这次那个看守长拒绝当执刑者，三个纳粹替代了他。
三个死囚一起站在椅子上。
三只脖子同时被套上绞索。
“自由万岁﹗”两个成年人呼喊着。
但是那个孩子沉默着。
“上帝在哪﹖他在哪﹖”有人在我身后问着。
在营长的一个示意下，三个椅子被踢翻了。
整个集中营一片肃静。遥远的地平线，太阳在下沉。
“脱帽﹗”营长吼叫着，他的声音沙哑了，我们都在擦着泪水。
“戴帽﹗”
然后列队通过。那两个成年人已经丧生。他们肿胀发蓝的舌头垂下来。但是那第三根绳子还在动，轻微地颤动，那孩子还活着……
在半个多小时的时间里，他就在那里，在生与死中抗争，在慢慢的煎熬和我们的眼中死去。我们被强迫观看他的脸。在我经过他面前时，他还活着。他的舌头还是红的，眼睛也还没有呆滞。
在我身后，还是那个人问着：
“上帝此刻在哪里﹖”
我听见自己身体里的一个声音在回答他：
“上帝在哪﹖他在这——他吊在这个绞架上……”
那天晚上汤的味道带着死尸味儿。
五
夏天很快要过去了，犹太的一年也接近尾声。
在犹太新年的前一个晚上，那该诅咒一年的最后一天，我们心中的紧张暴满整个集中营。不仅是那个夜晚，连白天也与往常不同。一年的最后一天。“最后”这个字显得格外触目惊心。如果它果然是最后的一天﹖
我们的晚餐发下来，是很稠的汤，但是没有一个人碰它。我们想先做祈祷。在集合地，四周被电网所围，几千个犹太人聚集在那，他们的脸困苦不堪。
夜降临了。其它的犹太人陆续从各个营房加入进来，以至能在瞬间占领时间和空间，将其献给他们的愿望。
“你是什么，我的上帝，”我愤慨地想着，“对比这些悲苦的人们，向你宣称他们的信念，他们的愤怒和反抗的人们﹖你的伟大意味着什么，万物之主，面对这些枯干的，腐浊衰竭的脸﹖为什么你还要折磨他们病痛的心灵，他们残废的躯体﹖”
上万个男人加入了这肃穆的仪式，营房的头头们，看守们，那些死亡的执行者。
“赞佑永恒……”
主诵人的声音小得只能自己听见，我开始以为是风声。
“赞佑永恒的名字﹗”
几千个声音重复着祝祷；几千个男人匍俯在地象倒在飓风前的树木。
“赞佑永恒的名字﹗”
但是为什么，为什么我应该赞佑他﹖我身上的每根神经都在反抗。因为他让几千个孩子在他的坑里被烧掉﹖因为他使六个焚化炉昼夜不停地焚烧，不分周日和节日﹖因为他以神力创造了奥斯维辛，博克脑，布那，和那许多的死亡工厂﹖我怎么能够对他说：“赞佑你，永恒，宇宙万物之主，从人类里选择了我们被夜以继日地煎熬，折磨，目睹我们的父亲，母亲和兄弟姐妹在焚化炉里结束生命﹖赞美那神圣的名字，你不经心地选择了我们在祭坛上被屠杀﹖”
我听到主诵人的声音提高了，雄浑起来，然而同时在全体会众的眼泪，呜咽和叹息中被打断：
“所有地上和天宇的一切都归属主﹗”
他的声音断断续续，好象没有气力找到字句中的意义。音律在他喉咙中哽阻了。
而我，以敬畏之心在想：
“是的，人是非常强壮的，远胜于上帝。当你为亚当和夏娃所欺骗，你将他们驱赶出乐；。当诺亚的一代惹怒了你，你向大地施放洪；。当索得母不再受宠于你，你从天降下火焰和硫黄雨。但是这些人在这里，你出卖了他们，允许他们被折磨，被屠杀，被毒化，被焚烧，然而他们在做什么﹖他们在你面前祈祷﹗他们在赞美你的圣名﹗”
“万物生灵生来为见证主的博大﹗”
这一次，新年主宰了我的生命。我知道我的罪孽触痛永恒的主；我恳请他的原谅。这一次，我深切地相信我是一个全然孤立的自身，一个全然孤立的祈祷者，等待世界的拯救。
这一天，我不再祈求。我不再悲恸。相反我感到自己的强劲。我是审判者，上帝是被告人。我睁开双眼看见自己孤身一人——完完全全孤立于一个没有上帝和人的世界。没有仁爱和怜悯。我以被注定除了变成灰烬一无所能，然而我仍旧觉得自己比上帝强大，他将我的生命束缚了那么长久。我站立在祈祷的会众间，看着周围，象个陌生人。
祈祷仪式以喀第世作为结束。每个人都为他的父母，子女，兄长及他自己诵念着喀第世。我们在集合地呆了很久。没有一个人敢于从幻世中撤身。上床睡觉的时间到了，犯人们缓慢的向他们的营房走去。我听见有人彼此祝福新年快乐﹗
我跑着去见父亲。但同时害怕向他祝福新年快乐当我以不再相信它的时候。
他挨着墙站着，低着头，他的肩膀由于重压而塌陷下来。我走近他，举起他的手亲吻。一滴泪掉在手上。那是谁的眼泪﹖我的﹖还是他的﹖我什么都没说。他也是。我们彼此从未那么真切地理解过。
敲钟声把我们拉回现实。我们必须上床了。我们从遥远之地归来。我抬头看着父亲那正端详着我的脸，想从那衰老，干枯的面容上找到一丝笑意或者类似的迹象。但是没有。没有一丝要表露的痕迹。
约母
僻普日，守斋日到了。
我们应该戒食吗﹖这个问题曾经激烈地争执过。戒食意味更快地走向死亡。我们在这里戒食快一年了。整个一年都是约母
僻普日。但是有些人说我们应当戒食因为这是一件非常危险和困难的事。我们应当向上帝表明，即使我们在这，被封锁在地狱中，我们始终在赞颂他。
我没有戒食，主要是为了我父亲，他禁止我那样做。此外，我也没有任何理由再戒食，因为我不再接受上帝的沉默。当我吞咽我那碗汤时，我看到一个反叛和对抗他的姿态。
我啃咬着那份干硬的面包。
在我的心灵深处，我感到巨大的空虚。
纳粹赠送给我们一份美妙的新年礼物。
我们刚下工回来，才进入集中营的大门口，就嗅出空气中的异常。点名比往常要短，汤发放得特别迅速，我们受罪般地被迫就地吞下。
我跟父亲已经不在一个营房了，因为我已经被转到了建筑队，在那儿，每天工作十二小时，拖沉重的石头。我的新营房的头是个德国犹太人，身材矮小，有一双目光深邃的眼睛。他那晚告诉我们晚汤后谁都不能出去，接着是一个可怕的字眼传出——筛选。
我们知那意味着什么。一个纳粹要检测我们。如果他发现某个衰弱的人，“一个糟木头”，
纳粹就会记下他的号码：正合适送去焚化。
喝过汤后，我们站在铺位之间。老犯人说着：
“你们这么晚给送到这里算是运气。这个营和它前两年相比，今天就算是天堂了。布那在那时可真是个地狱。没有水，没毯子，更少的面包和汤，在零下三十度的夜里我们几乎光着身子睡觉。每天要往外抬走百来具死尸。那时干活更累更苦，看守每天要下令杀掉一定数量的犯人。每星期都要筛选，毫无怜悯的筛选…….今天这里是个小天堂了，真的，你们算是运气。”
“别说了，安静吧﹗”我请求他们“你们可以明天或者其它日子再讲你们的故事。”
他们爆发出一阵大笑，他们对一切满不在乎。
“你吓住了﹖我们也害怕过。那些日子有过太多害怕的事。”
上年纪的人呆在他们的角落里，木呆呆的，一动不动，提心吊胆有人开始祈祷。
推延一个小时，一个小时之后，我们将得到判决——死亡或是缓刑。
我父亲怎么办﹖我突然想起他来，他怎么能通过筛选﹖他已经是上了岁数的人……
我们营房的头从1933年起就没离开过集中营，他已经通过所有的屠宰房和死亡工厂。大约九点钟，他在我们中间发令“肃静﹗”
人们立时静下来。
“仔细听我要说的话”(这是第一次我听到他的声音发颤)“再有几分钟，筛选就要开始了，你们要全部脱光衣服。然后一个接一个在纳粹医生面前通过。我希望你们所有的人都能成功地过去。但是你们得抓住自己的机会。在进入下一个屋子时，要做些活动，使你们看上去有点血色。别慢走，要跑﹗要象魔鬼追在身后一样的跑。不要看纳粹，就是跑，直着朝前跑﹗”
他停了一下，又接着说：
“还有，最重要的，是不要害怕﹗”
这些建议我们是非常愿意而且能够遵从的。
我脱光了衣服，把它们留在床铺上。这个晚上不必担心有任何人偷它们。
提比和尤西，他们和我同时调换的组队，走到我面前说到：
“让我们在一起，我们会坚强些。”
尤西在他的牙缝之间嘟囔着什么。他一定是在祈祷。我已经忘记了他是个信仰者，我甚至以为是相反的情况。提比静静的，脸色苍白。营房里所有的犯人都赤身裸体地站在床铺中间。那一定是站在最终的审判之前。
“他们来了﹗”
三个纳粹军官围着那个臭名昭著的门捷勒医生，是他在博克脑接收的我们。营房的头，试图向我们做出一个微笑，问到：
“准备好了吗﹖”
是的，我们准备好了，纳粹们也已经就绪。门捷勒医生手里拿着一个名单：我们的编号。他朝营房头打了个手势：“我们可以开始了。”
好象这是一场游戏﹗
首先通过的是营房的各级“官员”：看守们，工头们，他们所有的人当然都是理想的健康状态﹗然后轮到普通的犯人。门捷勒医生从头到脚打量着每一个人。在他每记下一个号码时，我心里只有一个念头：别让他记下我的号码，别看到我的左臂。
只有提比和尤西在我前面了。他们通过了。我注意到门捷勒没记下他们的号码。有人推了我一下，轮到我了。我一古脑地朝前跑着。我的头在旋转：你太瘦了，虚弱不堪，你太瘦了，正该送进焚化炉……这奔跑似乎没有终点，我象是跑了许多年头……你太瘦了，你太弱了……最后到终点时我已疲倦不堪。待我喘过气来，我问尤西和提比：
“我被记下来了吗﹖”
“没有。”尤西说，接着又微笑着补充到：“不管怎么样，那人都不会记下你，你跑得太快了……”
我开始笑起来，我很高兴，甚至想亲吻他。那时候，还管什么其它的事﹗我没被记下来。
而那些号码被记下的人分开站着，他们为整个世界所抛弃了，有人在静静地哭泣。
纳粹军官离开了。营房头出现了，他的脸上反射着惯常的疲惫。
“一切都过去了，别担心。什么事都不会有，所有的人都没事。”
又一次，他试图微笑。一个可怜的，憔悴的，干枯不堪的犹太人迫不及待地询问他，以颤抖的声音。
“可是……可是,营房长，他们把我记下来了﹗”
营房头让他的愤怒爆发出来，什么﹗有人竟然不相信他的话﹗
“还有什么事﹖我在这说谎不成﹖我跟你们，跟所有的人讲过了。什么事都不会发生﹗对你，对每个人﹗你是自己陷在自己的绝望里了，你这傻瓜﹗“
钟声敲响了，说明全集中营的筛选已经结束。
不顾一切我向36号排房跑去，我在路上碰到父亲。他走上来问我：
“怎么样﹖你通过了﹖”
“是的。你吶﹖”
“我也是。”
直到现在﹗我们才正常呼吸了。父亲带给我一份礼物——用半份面包换来的一快胶皮，在仓库发现的，可以用它做鞋底。
钟声又响了，我们必须得分开，睡觉的时间到了。一切事情都由敲钟来规定。它颁布命令，我机械地服从。我憎恨这钟声。只要我能做梦，梦到一个好一点的世界，我能想象到的就是那里没有钟声。
几天一晃就过去了，我们不再想筛选的事。我们象往常一样干活，在货车上卸沉重的石头。饭汤变得稀少，这是唯一的变化。
我们在黎明前起身，象以往的一天，得到黑咖啡和面包。我们正出门时，营房头匆匆地跑来了。
“静一会儿。我这有一张名单。我要念给你们，所有被叫到号码的人今天上午就不要出工了，必须留下来。”
然后，用温和的声音，他念出十来个号码。我们马上明白了，那些号码是在筛选中被记下的。门捷勒医生并没有忘记。
营房头走回他的房间，那些被叫到号码的犯人围住他，拽住他的衣服：
“救救我们﹗你保证过的……﹗我们想去干活，我们能够劳动。我们是好工人。我们能干活……我们想干……”
他试图使他们冷静，消除他们的恐惧，向他们解释留下来没什么要紧，那不是什么可怕的迹象。
“以后，我每天也都留在这儿。”他又补充说。
这是一个相当乏力的辩解，他意识到这一点，然后一言不发地转身走回自己的房间，并把自己关在里面。
钟响了。
“列队﹗”
现在繁重的劳动已不是问题了，重要的是远离这个营房，远离死亡的考验，远离开地狱的中心。
我看见父亲向我跑来，突然间我的心充满恐惧。
“出了什么事情﹖”
他上气不接下气，几乎说不上话来。
“我也……我也.....﹗.他们也叫我留下来。”
他们记下了他的号码，而他却一无所知。
“会怎么样﹖”
我痛苦地问着。
但现在是他在努力消除我的恐惧。
“还不确定，说是还有一次躲过大难的机会。今天还会有一次筛选.....一个决定性的筛选。”
我沉默无语。
他感到自己时间的短促，他极快地说着。象有很多事情要说。他的话变得含混不清；声音也阻住了。他知道我几分钟后就会离开，他将孤独地留下来，独自一人。
“看这个，拿着这只刀子，”他对我说：“我用不上了，你可能有用。还有这只勺子。别卖掉它们。快点﹗拿着，照我说的办﹗”
这笔遗产。
“别那么说，父亲。”(我感觉自己在抽泣)
“我不想听你那样说。留着这个刀子和勺，你和我一样需要。我们晚上会再见面的，收工之后。”
他用干竭的眼睛看着我，那眼睛为绝望所弥蒙。他继续说着：
“我要求你这样做……拿着。照我要求的做，我的儿子。我们没有时间了……照你父亲要求的那样做。”
我们的看守在吆喝我们出发了。
队伍向集中营门口行进。左，右﹗我紧咬着嘴唇。父亲留在营房后面，靠着墙。然后他开始奔跑，想追上我们。他可能是想起一些事情要对我说……但是我们行进得太快了……左，右﹗
我们已经在大门口了。他们对我们进行清点，配合着嘈杂的军队进行曲。我们走出了门外。
整整一天，我象梦游般地转来转去。从这之后尤西和提比很想对我使用兄弟的字眼。看守也是，试图让我摆脱惧怕。他这天派给我轻松的活。我觉得心里难受。他们待我多好﹗象对待一个孤儿﹗我想：即使现在，我父亲仍在帮助我。
我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是希望这天快点过去还是相反。我害怕发现自己在那天晚上成为孤身一人。要是能死在这里多好﹗
终于我们的回程开始了。我多希望被命令开跑﹗
军队进行曲。大门。集中营。
我向36号营房跑去。
这个世界果真还有奇迹吗﹖他还活着。他逃过了第二次筛选。他能证明他还有用.....我把那刀子和勺还给父亲。
阿卡巴，卓穆尔离开了我们，一个筛选的受难者。近来，他总在我们中间徘徊，直瞪着眼睛，向每个人叙说他的虚弱：“我不行了……一切都完了……”已经没有可能鼓起他的勇气。他听不进我们对他说的任何话。他只是一遍遍重复着一切都完了，他没有力量和信心再抗争，再活着。忽然他的眼睛失明了，双目只剩下两处张开的伤口，两窝深陷的恐怖。
他不是唯一的在筛选的日子里垮下来的人。我认识一个从波兰小城来的拉比，一个弯了腰的老人，他的嘴唇总是在颤抖。他时刻都在祈祷，在营房，在院子里，在队列中。他凭记忆背诵塔木得经书中的整段祷文，他同自己争论，向自己提问，又自己
出解释。然而有一天他对我说：“已经完结了，上帝不再与我们同在了。”
尔后他象在忏悔他所说出的那些短捷，冷酷的字句，又接着用虚弱的声音说道：
“我知道，一个人无权那样说。我知道，个人太渺小的，太卑微不足矣探求和领悟上帝那神秘的旨意。但是我能怎样﹖我不是个被选出的智者，不是圣人。我不过只是个普通的血肉之躯。我是有眼睛，而我看见的只是这里的所作所为。神的怜悯在哪里﹖上帝在哪里﹖我怎能相信，每个人怎能相信，这个仁慈的上帝﹖”
可怜的阿卡巴，卓穆尔，如果他一直坚信上帝，如果他能再找到一个神意的证据，他就不会随筛选而去。然而当他刚一感到他的信仰在破裂，他就丧失了抗生的理由开始死亡了。
当筛选到来时，他预先判定了自己，把自己的脖子伸给了刽子手。他所要求我们的是：
“三天后我不会在这了.....给我念喀第世。”
我们答应他，三天过后，当我们看见烟囱冒烟的时候，我们会想念他。我们十个人会聚在一起举行一个特殊的仪式。所有他的朋友都会为他念诵喀第世。
然后他向医院去了，他步履平稳，头也不回地走着，一辆救护车在等着把他拉到博克脑去。
那是些可怕的日子。我们得到的重击远多于得到的食物；我们被累垮了。在他走后的三天，我们忘记了念诵喀第世。
冬天来了。白昼缩短，代之而来的是难熬的长夜。天亮前的一个时辰，寒风如鞭子一样抽打在身上。我们的冬服发下来了——-稍厚一点的条衬衣。老号们这次又找到一个新的话柄。
“现在你们能尝到点集中营的滋味了﹗”
我们照常出工，周身冻僵了。石头是那么硬冷好象手一碰上去就会冻结在一起。但是你会习惯一切。
圣诞和新年两天，不用上工。
我们领到稍稠一点的汤。
在一月中旬，我的右脚冻肿了。肿得不能落地。我去做了检查。那个大夫，一个了不起的犹太医生，一个象我们一样的犯人，非常确定地告诉我：必须立即做一个手术，否则我的脚指——-甚至整条腿——-以后都可能截掉。
这真是最后的一棵稻草﹗但我也毫无其它选择。医生决定了手术，没什么可讨论的。我甚至高兴是医生做出的这个决定。
他们将我放在一张铺着白被单的床上，我已经忘记了人们睡觉要用被单。
这个医院真不坏，我们能吃到好的面包和浓汤，没有敲钟。没有点名。没有上工。现在我可以省出一点面包给我父亲。
挨着我躺着的是个匈牙利犹太人，被痢疾所摧残——-从皮肤到骨头，还有死人般的眼睛。我只能听见他的声音；乃是他还活着的一个迹象。他哪来的力气讲话﹖
“别高兴得太早了，我的孩子。这里也有筛选，比外边更多。德国人不需要犹太病人。在下批人转进来时，你就会有一个新邻居。所以听我说，听我的建议：在下一个筛选到来前出院﹗”
这些话象来自地底，一个无面孔的形体，使我充满恐惧。这个医院的确很小，如果几天后接到新的病员，就要为他们腾出地方。
但是也可能是我的这个无面孔的邻居，害怕他会成为第一个死难者，想让我出去，以腾出我的床给他一个幸存的机会。或者只是想吓唬我。然而，如果他说的是真话﹖我决定侍机而动。
医生告诉我手术要在下一天进行。
“别害怕，” 他说“一切都会好的”
第二天早上十点，我被送进手术室。“我的”医生在那，我感到放心。只要他在就不会有什么大事发生。
他的每句话都像是定心丸，每一个投向我的目光都是希望的信息。
“会有点疼的，”他说：“但是会过去的。咬住牙。”
手术做了一个小时，他们没有让我麻醉睡觉。我一直盯着我的医生。然后觉得自己沉了下去……
当我睁开眼睛的那一瞬间什么都看不见除了一片巨大的白色，我的被单；然后我看见了医生的脸，他正弯着身子俯向我：
“一切进行的都顺利。你是勇敢的，我的孩子。现在，你要在这里呆两个星期，完全休息，就会恢复。你会吃的好，放松身体和神经。”
我只能看见他的嘴唇在动，却没听懂他在说什么，但他轻微的声音使我感觉很好。忽然我的前额冒出冷汗。我感觉不到我的腿了﹗难道他们把它锯掉了﹖
“大夫，”我结结巴巴地说，“大夫……?"
“什么事， 儿子﹖”
我缺乏勇气问他这个问题。
“大夫，我口渴……"
他给我端来了水，脸上带着微笑。他准备离开去看望其它的病人。
“大夫﹖”
“什么事﹖”
“我的腿以后还能用吗﹖”
他的微笑消失了。我紧张到极点。他说道：
“你信任我吗﹖我的孩子﹖”
“我完全信任您，大夫。”
“那好，听我说，两个星期后你的腿会完全恢复正常。你的腿会向所有的人一样走路。你的脚充满了脓，我们只是切开了脓肿，并没有锯掉你的腿。你会看到，十四天后你会象所有的人一样走动。”
我只要等待十四天的时间。
我手术后的两天，一个流言在集中营里扩散，即前线突然推近了。他们说红军正在向布那挺进；离现在只是几个小时的时间。
我们已经听惯了类似的流言，这不是第一次，比如过去那些假的预言，象地球和平共处啦，和红十字会谈判解决释放我们啦，以及其它的种种谣言……通常我们相信它们，象是注射吗啡。
但是这次的预言象是相当可靠。最近几天夜里，我们听到了远处的枪声。
我的邻居，那个无脸孔的人，
这样说：
“别让那些幻觉捉弄你了。希特勒已经宣布要在钟敲响十二下之前消灭所有的犹太人，在他们能听到最后敲响的一下之前。”
我叫嚷起来：
“你有什么毛病﹖难道我们还得把希特勒当成预言家吗﹖”
他那无神的眼睛盯着我，最后他以微弱的声音说道：
“我对希特勒的信任胜过任何人。他是唯一一个遵守诺言的人，他所有的诺言，对待犹太人。”
当天下午四点，向往常一样，钟声敲响召集各营房的头做传达。
他们带回了恐慌，他们张嘴只说出一个词：疏散。这个营将要撤空，我们要被送到更远的后方去。去哪里﹖德国的某个地方，送往其它的集中营：那边有足够的集中营。
集中营乱成一个蜂窝。人们跑着，叫喊着。所有的营房都做着上路的准备。我已经忘记了自己的坏脚。一个医生走进来宣布说：
“明天，天黑之后，集中营开始行动，一个营房跟一个营房撤离。病员留在医务室，不会被疏散。”
我们得思考这个问题。纳粹会留下几百个犯人在医务营房里大摇大摆，等着被解放﹖他们会让犹太人听到钟敲响第十二下﹖当然不会。
“所有的病人都会给弊掉，”那个无脸孔的人说：“然后送进焚化炉做最后一批处理。”
“集中营肯定要毁掉，”另一个说：“等疏散一结束，马上就得爆炸。”
对我来说，倒不是害怕死亡，但我不想和父亲分开。我们已经受了那么多的罪，在一起遭受了那么多的折磨。现在还不是分手的时候。
我跑出去找他。外面下着大雪，营房的窗户为霜所覆盖着。我手里拿着一只鞋，因为右脚无法穿鞋。我跑着，没觉到疼痛和寒冷。
“我们怎么半﹖”
父亲没有回答。
“我们该怎么半，父亲﹖”
他沉默着。
“让我们和大家一起疏散，”我对他说。
他没有回答。他看着我的脚。
“你觉得你的脚能走吗﹖”
“是的，我想我能走。”
“希望我们不会后悔这个决定，埃利泽。”
我在战后听说那些留在医院的犯人，在我们疏散的两天之后被俄国军人解放了。
我没再返回医院，而是回到我的营房。我的伤口裂开了往外淌血；在我脚踩过的地方白雪被染成红色。
营房头给我们发下双份面包和人造黄油，为了路上用。我们可以自己决定随身带多少衣服。
寒冬凛冽。我们躺在床上。
这是在布那的最后一夜。又一个最后一夜。曾经，在家的最后一夜，在犹太集中区的最后一夜，在火车上的最后一夜，和现在，在布那的最后一夜。究竟需要多久，
我们的生命从一个“最后之夜”被拖拽到另外一个﹖
我无法如睡。透过结霜的窗玻璃可以看到反射的红光，炮声划过夜空。俄国人距离多近﹗在他们与我们之间——一个夜晚。我们的最后一夜。床与床之间，人们轻声低语：但愿俄国军队能在我们疏散前赶到这里
。希望之火再次点燃。
有人喊道：
“尽量睡吧。得攒着劲儿留着上路。”
这使我想起我母亲在集中区里最后说过的话。
但是我睡不着。我的脚象火烧似的疼。
第二天早上，集中营的面貌大为改观。犯人们以奇怪的样子出现了：象是个化装晚会。每个人都套着好几件衣服，一层摞一层，为了抗寒。可怜的江湖把式们，看上去比本人宽大，象活人更象死人；可怜的小丑们，他们幽灵似的脸孔从囚服堆里浮现出来﹗滑稽之极﹗
我找到一只鞋但是太大了，没办法，我只有撕下一块毯子，包住我受伤的脚。然后我在营房里转着，看能否找到一点面包和土豆。
有人说我们要被带到捷克斯洛伐克。不，
是去格鲁斯——罗森。不，是去格列维兹。
不，是去……
下午两点，依然大雪纷飞。
时间过得很快，黄昏降临了。白昼在无尽的灰蒙中逝去。
营房头突然想起营房还没有打扫。他命令四个犯人冲洗地板……还有一个小时就离开这了﹗为什么﹖为了谁﹖
“为了解放军队，”他吼着，“他们好知道这里曾经住的是人而不是猪。”
我们还是人吗﹖营房从上到下，每个角落都被打扫过了。
六点，钟响了。那死亡的丧钟。那葬礼。行军要开始了。
“列队﹗行动迅速﹗”
几分钟后我们各营房已列队完毕。夜幕落下。一切都按预定方案准备就绪。
探照灯打起，上百个全副武装的纳粹从黑暗中出现，伴着军犬。大雪还在下着。
大门打开了。好象一个更为黑暗的夜在另一处等待着我们。
第一个营房开始出发了。我们等候着。我们得等着前面五十六个营房都走出后我们才能迈步。天气冷极了。我的口袋里有两块面包。要是能吃掉它们该多么享受﹗但是我不能这么做，现在不成。
快轮到我们了：53号房……55号房……
57号房，出发﹗
大雪无尽地飘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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