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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怕的遗忘(散文)
◎
古
冈
我刚进单位工作，也是二十多年前的事儿，浑浑沌沌地被送入一个准时上下班的集体中，像是加入了工业版的人民公社。开会、发言、学习文件，有上级总公司、乃至各类中央部委红头文件。听总经理做报告是家常便饭。通常那时的各级头儿均是政工干部出身，我们这里也不例外，做起报告来滔滔不绝，抑扬顿挫，口才是不错的，黑的能说成白的，且循序渐进、有条有理让你脑子渐渐抽空。据说以前他做过某位大头儿秘书，后到了政工处，以前大型中央直属企业皆设置这么一个专管宣传、员工政治思想觉悟的机构。我写的开头部分，如果那些革命用词使唤得还算灵活自如，部分功劳就是不断“聆听”政治报告，潜移默化生的根。
时间不知不觉地过去，尤其是变化不会突然被觉察到，它往往体现在某一个特别的节骨眼上。那天，是我们这位头儿临退休前的几次全员大会，他照例口若悬河，大讲一个企业应该以效益最大化为目标，政治也应服务于这个改革开放的宏观蓝图等等，可能以前没怎么在意，或开会闭目养神，不知为什么那次开会，我猛地醒了过来，仔细琢磨同样一个人，坐在同样的位置，十几年前的振振有词尚未烟消云散，怎么会一下子变成另一模样的人。同样讲的是大道理，可以同时讲两种不同、甚至相反的道理。这让我吃惊不小，他难道把以前讲过的就这么轻易地遗忘了吗。这种不知不觉、渐进似的遗忘布满各个生活空间，它不显著，更容易被人们所忽视。
在我们政治处境颠簸、遗忘的这段时间跨度里，也差不多是柏林墙倒塌，至今的二十年时间。欧洲在聆听一个新世纪的到来，欢欣鼓舞地陶醉于专制大墙轰然倒地。我们这儿还刚刚开始从黎明苏醒，像古代帝都的集市，刚刚获得皇天开恩扩大了做小生意的地盘。
他们那儿存在着类似遗忘的现象吗？看来，这是当代人类流行的通病，像奥斯维辛集中营等事件也像根国家肋骨上的刺，大众和官方主流会选择遗忘，最好的、有说服力的理由就是一切都要朝前看。不要纠结过去的前提到底应该是什么。作家艺术家的追问最具力度。马内阿谈到罗马尼亚的遗忘，与我们国家相比，可能反差更强烈：“数百万前共产党员疯狂背诵反共口号的场面震撼人心，这让我们不得不三思。他们怎么会如此健忘？忘记了他们自己的罪，忘记了那些被压迫、被边缘化的人承受的痛苦，甚至忘记了他们当年在同谋时感受到的“快乐”时光？罪恶的快乐，快乐的罪恶？”
中国经济的变化，不失为一种策略，不管有意，还是无意识，用经济这根杠杆，极力煽起人性里贪婪的本质。人们一哄而上做生意、开公司，看似淡化政治的同时，另一形式的政治，用经济监管、调节、钝化，以无形镣铐束缚手脚的政治日益收紧。洋为中用在此可作鲜明教材，因为这一套榨取、控制思想的经济手段来自于资本主义，不管吸取的是资本主义原始积累阶段，还是所谓后冷战时期思维，法兰克福学派理论批判都永远不会过时。由此，我们千年专制像沉积岩，在这个世纪又接通了西化中“软刑法”（比喻微观政治学的统治形态）的技巧，形成了我们如今最卓有成效的监管形式：双重压迫。当然，我知道这只是个比喻的说法，要学者们论证、思辨就得严谨得多。我不过想说明遗忘这件事，因为有新的“沉积岩”，旧的被压在下面，遗忘的原因似乎可见一斑。
遗忘也具有多种多样形态。本能上我们肉体都受制于自然规律操控，老了记性差了，这是遗忘最普通的一种形式。失恋了主观上想遗忘，符合情感逻辑需要，痛苦毕竟需要镇痛。我爷爷很长一段时间好像就被遗忘了。首先是我“不作为”，心理恐惧也许属于初步原因。他在柏林墙倒的前一年去世，心理的驱动力拖着我朝遗忘的方向走去，但似乎整整十几年，梦中反复出现去世亲人的形象。留下的日记、书信、甚至书籍上眉批，只要看到爷爷熟悉亲切的字迹，我便条件反射地不敢正视，我怕一旦沉入，积聚的回忆会像潮水吞没了我。我心里知道，总有一天，我会用文字去一点点找回来，找回爷爷奶奶把我拉扯大的那些美好时光。
一天早晨，一群陌生人闯进了我家。那时我才六、七岁，他们把我爷爷奶奶带到门口小菜场批斗的情景我没见到，醒来时，我只奇怪地看到，怎么会有好多陌生人上到我们家楼上，一群人走木楼梯的声音还深刻在我脑际，有几个人好奇地来到床前瞟了我几眼。那是我一生中最恐惧的几个场景之一，隐秘的家居突然被暴露在光天化日下，像等着开膛破肚的一条搁浅的鱼。爷爷的心理摧残更是难以想象，如今他已走了，留给尘世一个待修补的心理洞窟。我的遗忘更像罪恶，它不断拷问我，往事石沉大海，情感上姑且另当别论，但那段个人，也是国家无法回避的历史，恰恰被集体遗忘了。
集体是个令人心悸的词，一旦你生活在当下，那个语境便用集体吞噬了你。而且以集体的名义，仿佛就是天命，可以做任何为所欲为的事儿，也可瞬息间把发生过的事儿变为从未发生过。集体无意识的遗忘是最可怕的遗忘。
怎样才能与这种集体遗忘对峙，进而消解它紧扣的每颗螺丝钉呢。真正的作家、知识分子理应承担起拒绝遗忘的职责。同流合污、某些谋取既得利益者、文坛上的混客，他们选择遗忘是有意为之，别有用心，姑且先不谈。我想先要审视的，比较具代表性，倒是那些还存些反思能力，有所良知，却被浑浑噩噩摄取了个人灵魂的例子。我认识一位诗人就是这样的人，你说他不择手段混入作协就想捞个官做，好像也未必。他也晓得诗歌有其艺术和思想上的自律，屈服于政治要求肯定不正确。一次，和我争论诸如此类的问题，听到我反感于任何歌功颂德作品时，他似乎觉得有点极端。他说不管怎样，你总是自己国家的人，还举了王安石等古代诗人从政、写歌颂皇朝的事例，弄得我一下子似乎成了个不爱国，故作清高的人。其实在这里，他混淆了好几个概念，国家到底是什么，和我们几十年出于统治宣传需要讲的国家有何不同，又为什么不同；宋代国家的形态和当时所谓士之间的关系如何，简单地找个王安石做例子说明不了现在的政治；何谓知识分子、诗人作家永远质疑，永不妥协的精神实质呢。有一种遗忘身不由己，只要你不具反思免疫力，一定会由于集体可怕的沉默，遗忘本身的缺席，造就了这个时代民众的言说失效。
真正承担起拒绝遗忘，坚持不断修正、批判、质疑的倒是地下民间文学。它的鱼目混杂、姑且先不论。大体上的倾向有目共睹。自发性、出自于对文学由衷地热爱，是各类地下文学刊物产生的动因。探索历史真相，人性灵魂的真谛，一批批恢复和拒绝遗忘的文学群体应运而生。
冷战结束二十年，要说它对作家的影响，肯定是不容置疑的。令人担心的是，这类影响，比如后冷战、后共产主义等概念，会被学者、官方有意无意偷换了。异地征用，把适合于欧洲的经验名词，移植到本土，好像随着经济开放，我们已到了后共产主义。专制本质随之转嫁到虚幻的未来，从而减弱了我们须真实面对的残酷处境。手段的使用表明看来越来越不残酷，但其本质在多大意义上可说得到改观了。意识形态一贯的做法，就是要取得遗忘的效用。
抵抗这个趋向，拒绝集体无语，就是恢复被遗忘遮蔽的深渊。不仅从89年、文革、反右追溯它被捂住的盖子，还可以追溯到明末清初，那些仁人志士被历史阴霾挡住和淡忘的真相，甚至更朝前摸索历史的脉络。既尊重它的历史语境，也不必故弄玄虚，遗忘暴政，去哄抬秦王朝建国功绩。这一切的前提，须在俯视人性自身深渊同时，敢于正视国家的深渊。
2009年10月31日
《自由写作》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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