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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会奇人(随笔)
◎ 张桂华
参加海外以华人为主的国际会议，总会遇见一些莫名其妙的人，无以名之，只能称为“奇人”。
“奇人”有通解，我这里不是指命运坎坷或才华出众的那类，而是指行为古怪逸出一般常规者，比如来凑热闹、助声势的，比如来“蹭饭”的，还有不知道为了什么赶来听会的。去年香港会议，已见识过这样的奇人，想不到这次在台湾我又遇上了一位。
会议第一天下午，听了几个发言和发言后的发言，不甚了了，我起身步出室外。我有充分的理由自主休息，我有烟瘾。掏出烟卷还没点上火，一位做义工的台大学生悄悄走近，忸怩地告我楼内不可吸烟。我踅身移步到了楼下，也好，一面过瘾一面可观赏一下台大法学院。
法学院的教学楼，主体为两三层红色砖楼群，横直交接，不同楼、层之间可方便通达，据说还是日本人当年的建筑。校园两对角，一为草坪一为花园，间置以假山小潭，时值樱花季节，大朵大朵粉色的花绽放，小径上落英一片。此间不闭塞，也不喧腾，相比于大陆近年来大学动辄几十层酒店式高楼、横阔近百米校门的张扬跋扈，这里更像是个读书的地方。
身后幽幽地晃来一个人影。
转身注视，来者一袭长衫，脸色红黑，笑容满面。
啊，抽烟哪！一口纯正的大陆国语。
是啊，楼里不能吸烟，顺带透透气。我点头应答。
他站定在我面前，一副自来熟样。我忙从口袋中掏烟，脑中在飞快搜索，会上是否见过？介绍或被介绍过？我不知从哪里看出，他肯定不来自大陆。
我掏出“万宝路”，长衫摆摆手，身子一偏，手插入长衫缝里，转眼一包“红双喜”已在手中。
哈，我笑说：我从上海来，抽的是美国烟，你是当地的，却抽上海烟！
侬是上海人？带口音的上海话立刻跟进。
我点头。您，从哪儿来？
他含糊地又点头又摇头，能让我猜想的只能是台大的。
有烟在手，不熟也熟不热络也热络，他聊开了。
上海，他常来常往且住过三年。他不抽美国烟，美国对中国对台湾没好心，中国和美国贸易没好处。台湾出口木材到美国换美元，可出口是为了什么？某某有一句至理名言：出口是为了进口。可我们进口不到美国任何东西，美国东西不出口，美国不砍自己的树。台湾把树砍光了出口，换回了大量美元，可有什么用？美元一贬值，你手里的美元立刻缩水，一亿成了八千万。美元在手，其实是废纸一张！
如此高论闻所未闻，听来似是而非似非而是，我只能唯唯。
大陆的公共道德有问题！他斩钉截铁道，陡然转了一个话题。他并没有顺势而下作两岸对比，而是笼而统之地总体评判，我们中国人怎能学西方那一套？我们应继承中国本土道德传统，我们中国人应该学习的是孔孟，是朱王，我们学西方那一套，路就走错了！他感慨，乃至拧眉簇额似有无限伤感。
这些高论和伤感，我不陌生，可我仍然说不出什么，我可以不赞成学习孔孟朱王，可我能不认可大陆公德有问题？再说，在他一见如故兼一泻千里的雄辩中，我也插不上话，只能唯唯。
你知道辜鸿铭么？
我赶紧点头，总算有了个简单的问题。
啊！辜鸿铭就是个样子，学西方文化，提倡中国文明。我在上海时，还专门到上海图书馆去查过辜的史料……
我随口应道：辜鸿铭么，似乎与台湾辜家有亲戚关系？
啊，啊，是这样。辜鸿铭与台湾辜家么……
恍惚间，我知道自己话中出错。他仍是滔滔，我使劲回想。他滔滔不断，我虚应着，努力检索自己的出错。
突然，我明白自己错在何处！我将辜鸿铭搞混为另一辜姓人士了，辜与台湾望族辜家是否有关，我根本不知道。可，他居然点头称道？
我猛然警醒。
他太过客气和奉承了，接应对方话太凑趣了，话题和脸上的表情变化也太快了，可我们只是初次见面的陌生人啊。
我拉开点距离打量。
身材高大魁梧，一袭灰布长衫穿得有模有样，望而有六十上下年纪，精神却饱满昂扬，肢体动作也灵活。
是干什么的呢？
啊，做过点国际贸易。
来参加文学会议？
随便听听，学习么！
我无意多谈。他要我名片，我没带身边。一定要给我啊，他从背后叮嘱道，好似多年不见的熟人再次相逢。
第二天上午，我又看见他了。
长衫易为西装领带，准时到会，一进门就落座主位，放下皮包，取出笔记本在桌上摊开。他可能是听会最认真的人了，不但听一个记一个，而且对每一位发言者笑脸相向，该微笑时微笑，该点头时点头，一副深有所得，心灵相通相会，早就想说而未说却给你说出来了啊的知音状。
我与他隔桌而坐，注意着却始终避免与他对视，我担心他问我要名片，尽管我的名片再简单没有，仅姓名电话依妹儿，可我还是不想给他。我回想起昨天见面的一细节：
会议发给每位参会者一枚徽章，我顺手将其别在袖口上，不用说，这种别法不雅也不敬。可他对徽章表现出很大的兴趣，反复问在何处领？我告他会议发的，如果真想要，我这枚给他算了。他感谢，并即刻让我解下替他别在长衫胸襟上。我有点好笑，如此年纪似不该有如此兴趣。此刻我却不这么看了，他不好笑，是我无意间犯了错，这枚徽章眼下就端端地别在他黑西装胸前，成了他参会的资格标志。
会议休息，他绕过桌子过来与我招呼。我没有起身，懒洋洋笑着。若是一般人，见我如此冷淡肯定罢手，可他满脸堆笑，又拍肩又握手要我名片。我还能怎样？
他交换过来的名片却根本看不懂：台湾大学永远的学生×××。
有这样介绍自己身份的么？
我尚未开口，他人已到了对面，与人一个接一个热烈交谈。我好奇地观察着，心里明白，我，以及其他人，在某种意义上都成了他表演的道具。
为验证我的判断，我特意走去向与之交谈过的两人打听，刚才那位先生是谁？从何而来？两人均告：不知道。
甲见乙与他热烈交谈，以为他是乙朋友，乙见甲与他热烈交谈，以为他是甲朋友，在所有其他人看来，他是甲乙的朋友。其实，无论甲还是乙都不认识他，不知他从何为何而来。他根本不是参会者，只是混入的外来者，他来自何处，应该不难猜度了。
何必呢？
一个文学会议，虽然用了“国际”名义夸张了点，可总共也只二三十个文人学者，有什么可防范的？
海峡此岸设防，是出于定势且眼下也礼貌周全多了。海峡彼岸不是“自由社会”，怎么也来这一套呢？在传统上，在意识形态根底上，两岸不正相反对？那按简单推理，一方防范，另一方就该不防范乃至欢迎拥抱才对，可怎么也来这一手？再说了，你们自管互相防范好了，将我们这些人夹在中间算什么名堂呢？怕我们还不够小心和边缘？
想想真有点恼火。好好的人，却被两面夹着，我们该怎么站？
不管他了，该怎样站就怎样站，有兴致时，我们也不妨跳个舞吧！
2008/5/17
好辩之余
国人好辩，孔老夫子可证。
老夫子有言：吾岂好辩，吾不得已而已。
老夫子留下的话实不算多，要言不烦，无论何事寥寥数字一句半句话，连他都落了个“好辩”名声而需要辩白，可见“好辩”名声的不佳。
老夫子算是个“全才”式人物了，上天下地，又知人又懂事，几乎什么都有说词，即便见南子之类像是已无退路，他也能赌咒发誓瞎对付一气。可能正是这种无所不知、无所不能、不知不能也不缄口的架势，才使“好辩”沦为遭人厌恶的恶习吧？
可国人就是好辩，孟子的滔滔，庄子洋洋洒洒，荀子的条分缕析，韩非子犀利尖刻似酷吏，于是乎，皮里阳秋，含沙射影，微言大义，指桑骂槐，顾左右而言他，言在意外，此时无声胜有声……等等汹涌而出，想不好辩亦不可能，于是乎一路迤逦而下，逢九进十，代有叠加，直到现今的能指、所指，话语权、宏大叙事，兼采外来的文本、解构，去魅、去意识形态化、政治正确，直到眼前我们的会议、端坐会议桌两端四面、来自两岸和世界多国的诗人、文人、学者。
好辩，仍是好辩。
“现代诗不及古诗，难道不是一个不争的事实？现代产生过什么伟大的诗人？有李白么？有杜甫么？”
没有。当然没有。不要说今天没有，就是以后千百年也不会有，除了唐朝这一个，其他任何时间空间都不可能再有。可面对如此凛厉的发问，你难以回应，即便回应，也无法同样凛厉，无法同样凛厉，那气势上你也就先输了一着。
“请问，你的诗与大众有什么关系？与中国社会进步又有什么关系？”
问题如此庞大，短短几分钟能说清楚么？这样问，如果不是出于与报告者共谋以便长时间占据讲坛的居心，能说是头脑清楚的么？
可，出怪的是，对这类漫无边际，报告者十之八九会予以响应，他们一点不感觉尴尬——为发问者、为自己，而象是正期待着如此发问，以使借题发挥，进一步全方位地展示自己，当然，同样是漫无边际。问题，自然是说不清楚的，可此时谁还管什么问题呢？
“××算大诗人么？”
“××怎么不算大诗人呢？除了他，谁还能自称大诗人？”
一不小心，还是陷入了胶着和混乱。没有谁不好辩善辩，可言说的说，不可言说的也说，知之为知之，不知也知之至少比他人更知。此时说什么已不重要，只要在说；听什么也不可能，能听到的只是声势和声调。
一位台湾女教授发言。
她认真宣读了一篇论文。她的声调平缓，她的态度如小女孩般地认真和不无天真，她的用词带有鲜明女性色彩的温和温婉，奇妙的是，她的发言，在此刻犹如炎炎夏日吹来了一阵微风，给会场降下了一片清凉。随着她论文的展开，会场安静了，原先积聚的激烈消散了，平和了，激昂也渐离渐远了。
不要误会。教授非妙龄，也非最具女人味的中年佳人——我这样说，肯定不礼貌，要得罪女教授，我甚至要说，女教授的论文并不高明，运用的是并不新颖的西方“替罪羊”理论解析中国小说。可她的发言，就有如此大的效果，无他，仅仅因为她的委婉、她的拘谨，她的轻柔的声调和谦逊的态度。以用词来说，她通篇文章几乎就没有一个强烈的、极端性的语词，这与大陆近年风行的所谓“酷评”所追求的不酷不评，不蛮不说，不夸张、不傲慢、不呼天抢地、悲愤激越、众人皆醉我独醒即不成文章的风格是完全相反的。女教授坦言，前面发言者（大陆或大陆背景的）相互指责的语言暴力、语言法西斯等等，在她听来都要吓一跳的。
我感到羞耻。
同为中文世界，仅隔一个海峡相违五十年，竟然就有如此悬殊的差异，若无近距离体察，我甚至不感到有什么问题，可见我们平素的用语和心态已污染和被污染到了何等程度。
我更感到了虚脱似的无力和悲哀。在器物上，我们肯定已足够现代，在心智上，我们似也不差，我们这些文化人不在竭力追步西方的后工业、后现代？在不失时机地读福柯、德里达、哈贝马斯、萨义德？我们这个绝对是世界上开会最多的国家，也学会了国际会议规矩，一开口也是女士们先生们而不是先生们女士们这一套。可在这一套之后呢？稍有不慎，就露马角了，然后也就不管三七二十一行诸语言暴力，语言法西斯了。
这一切何以致之？
或许是我们的人口太多，空间太小，资源总是稀缺，因而要抓住每一个机会？或许是现代传媒的放大化效应，无论怎样，“出名要早”对所有人有着不容忽视的意义？或许，我们不太有钱却太有闲，任一行当中闲人都太多，闲着也是闲着，因而无聊当有趣无趣作正经，言不及义亦慷慨？可能文化人生活本就逼仄，面临种种压力，人格容易扭曲，于是人人心头似乎都洋溢着一股恶气待出？君不见，我们几乎不容置疑，一拍就跳一触就怒，不为讲理只是争气，哪里要害点哪里，怎么恶毒怎么说，只要将对方压住压倒，无可无不可，无所不可用？我们是能指，也是所指，浸淫其中，又挥发开去，造就了自身又影响了后代。今天呶呶不休的小愤青，刚学会写字就开始胡言乱语，从他们身上不也隐隐约约看得到我们自己的身影？
悲哀的是，我自觉我已无力根本改造自己，我甚至可在外表上做得滴水不漏，可我心里明白，我不可能如这位女教授那样心地坦白，发自内心的对人博爱、包容、真诚、与人为善，我内心的魔鬼，只能克制却无法根本驱除了。
台湾的政治表达尚在实验，台湾的学术气氛已臻佳境，我从这里看到了希望。我只能寄望于下一代了。
至于我自己，大约可以努力的，只能是：不好辩。
2008/5/18
《自由写作》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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