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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植物人(长篇小说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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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 建
你躲藏在眼球之后 试图查阅伤口地址
……我就听到了一束女声合唱，歌声空旷辽远，是来自大脑颞叶的听觉区——安宁的气息仿佛走进天堂……但伴随着的情景是个旧商店，浅蓝色的门巳经变成淡灰，上半部的四块玻璃写着红色大字——修理电器，门坎划满了自行车推进推出时的痕迹。我不记得这个修理店在哪儿见过了……渐渐地，随着歌声，我看到了声音记忆细胞，是它们在振动……由于长年闲置着视觉功能，细胞们就把大量的听觉细胞，往那块空间移动，我的听力就倍增了。
也许是记忆和时间交错了，那歌声，应该是在收音机里听到的，场景也许是我南方大学的宿舍，不，是媚媚宿舍……终于看到了一个CD封套，是这儿了：当时在看着眼前的香港姑娘，心里盘算着做什么才能让她喜欢我，就忘了音乐，但听觉区把这一段全录了，甚至还把她倒茶壶的水声以及我手一紧便捏出骨骼关节的响声也录下……
要控制回忆她，我警觉地提醒自己，但来不及了，因为每想一次媚媚，带者她信息的神经元就不断地增加，并往神经网扩散……我又想起，天气沉闷的时候，她就郁郁不乐：那天，窗外的街上有个乞丐，白发盖满了脸，很久才走过去，视线还看见落了雨的桉树，有些叶子反着天空的光，亮得像些碎镜子。阿媚低着脸说：够了，够了，好烦啊。然后就是很快的广东话了：你晾的衣服拿回来了吗，又说：真烦人，在这儿，你想抽烟去凉台，快走吧，快走吧，烦你……
……你对她的爱潜伏在神经深处 就在骨髓里拥抱了
现在是一九九七年六月三十日夜晚，这个叫雪清的放下了酒杯，把电视机音量开的很大——五、四、三、二、一，噢！他跟着电视里人群欢呼：英国佬滚蛋了！……
我想起了媚媚从香港回来，带了份报纸，头版是香港人在街上烧毁基本法的照片。就说：香港回归袓国应该高兴才是。
她冷冷地说：香港人的感受，像是婚嫁出去多年，又要突然换个丈夫。
……香港终于回到了母亲怀抱……播音员激动的声音，很快被窗外礼花鞭炮和电视机转播的欢呼声淹没了。
整个城市都被人声震动，欢叫声不断地撞击着夜空，床下的老鼠们就钻进了我和父亲的骨灰盒里。我想不出北京城被激动了的场面，他们高兴什么……小弟在电话里说，多数英国人对那个城市归谁管没有什么兴趣。
突然，坐在客厅的男人站在了床前。他掀开床单，能感觉到他在看着我的下体，牙齿把块糖咬得很响，很快，他的手握着了阴茎，把另一只手也放上去，身体就不由自主地晃动了，铁床也在响，楼下的人民也在叫喊：……洗刷了国耻！
他的手臂压在了腹部，阴茎海绵体的腔系组织开始充血膨胀了，我无法躲避这个正在强迫我射精的流氓，血液无目的地往那儿集中，我试图抵抗，集中大脑思考，把血引回……可恨，他的动作太快，我又迫不得已地随着雄激素被冲到了生殖器一带，眼看着血液被磨擦而加快，阴茎变得更硬了，而四周全是敲锣打鼓的欢唱，家家又把窗子打开使电视机声冲出房间片刻，他用嘴含住了，热乎乎的唾液和牙齿还有他的舌头挤得很满……我在痛苦中舒服着，冲撞着……记忆如发光的线划向幽暗，有时又是块灰亮的石头击着睪丸……这狗青年的牙齿在上下磨擦，我就热腾腾地收紧，就骚动不安，就变成了一粒子弹，随着精液射进了他的臭嘴里……
国家主席江泽民正在讲话：……中国人民终于洗掉了压在我们身上一百五十六年的国耻！
欢叫的人群大喊：大英帝国滚蛋了！声浪从楼群街道或者广场往空中喷射。
这个男人咽下了我的精液，也站了起来大喊：我们赶走了英国佬……
阴茎缩了，我希望他快滚。
他打开了灯，开始给我盖上被单说了一句：太他妈的过瘾了，植物人也能硬，以后天天干你。然后他把尿盆又塞在大腿之间关了灯走出去。
好在他没有发现温鸟的表，不然也偷了。
黑暗的静谧依然被声嘶力竭的狂欢撕扯着，窗外放礼花的光和鞭炮的爆炸，在干缩的眼皮上忽明忽灭。
……温鸟还在枕头下微弱地响……好在从右臂血管流进来的葡萄糖和维生素C、E，混着发黄的抗生素还干净地游往血管。
身体不过是具将腐烂的尸体了，但仍被别人抓在现实，把死亡变成一条走不尽的路。那唯一能证明自己还活着的精子，使我兴奋和丢脸……它们离开了，在那个人的牙缝里……这个倒霉的日子。
……本来天上有九个太阳 天神就射下了八个……
六月一日也许广场涌来了很多孩子，如花朵撒在广场，再抬头看天就更蓝更透明了……那边民主女神像也白得像初雪。
我真可惜孩子们在这共产党国家长大，看着儿童们在叫喊跳跃，就感到广场变成了家。我知道她不喜欢小孩，就故意地说：真好玩，你说呢。
“这个制度下的小孩子只长身体不长头脑。”天衣背着包和相机站得笔直。
虽然纪念碑上下层的平台都空了出来，让儿童们跑来跑去，但还是感到广场乱七八糟。指挥部、财务部、宣传部等抬下来的物品堆满早期的广播站四周。我也实在动员不出人手看护，能叫得动的同学都在广场北面清理垃圾和搭盖新帐篷，二十多个从香港进口的蓝帐蓬散在大大小小的红旗和破烂的塑料帆布之间，像是走进了度假营地。
“怪了，在这儿还真有种人多不怕鬼的安全感。”大姐似笑非笑地说了句，眼神躲在草帽影里，像托儿所阿姨的样子。她昨晚为了民主大学请教授的事和天衣返回了学校，也刚回来。
天衣在阳光下眯着眼，鼻子尖有汗，她又举着相机在看着一只飞得很高的红风筝。那是一只长尾金鱼，正自由地在蓝天里飘游。
“嘿，哪儿有吃的。”我拍着她肩，她低头把背包打开，拿出一包打开的方便面。我刚帮牟森在女神像下面支完帐篷，又组装完一套扩音器，就转着找点吃的。
“这牌子，特香，有嚼头。”低头看她小腿和脚趾挺干净地落在凉鞋上，就知道她昨晚洗了个澡。
“戴伟，听说几个领袖都有了秘密电话号码，一旦危险，可以求救，有专人接去香港。那剩下我们这些就等着被关监狱呀。”
大姐气色挺好，大概是穿了件红线背心。我从未问过她是否有男朋友，好像女人大了点就晃过去了，其实她比我大不了几岁，还是一代人。
“不是秘密的，就是陈迪收集了些香港同胞的名片而巳，我就有两张。”
“牟森又建了民主大学，那指挥部就该撤了吧。”大姐常常说话不知对着谁，所以没人接她话茬。
近处一群穿着花裙子的女孩在摇着呼啦圈。而播放着……也许我倒下，将不再起来，共和国的旗帜上有我们血染……的超大货车，正挤在游行人群之中轰鸣而过……
“真想描写一下，就像是把婚丧混在一块办了似的。”天衣看着说。
“嗯，像是在战场上演出。”
“这儿快变成了垃圾场了，凑在一块开会尽碰到十多天不洗脸、不刷牙、加上臭汗的脏人。”大姐说到一半转脸看着陈迪走近。
“嘿，今天《新闻导报》，看，警察把一个日本记者从广场赶走，还扇了他一耳光，”
陈迪穿了件印满问号的汗衫，又说，“戴伟，能不能组织一些特纠，保护刘岗来演讲。”
“从学校招人吧，看，纪念碑，都空了。要不是市民们堵着，坦克就直接开来算了。” 我看天衣正拿着陈迪的报纸，上面有牟森的诗，黑色标题是：五月的蓝天与枪口。
“真像是放假了。”大姐不快地说。
“对了，这叫学潮假日，就像逢年过节不炮轰台湾金门岛一样。”
“到底谁在管广场，二十万军人围在周围，这么自由散漫还不等着被镇压。”
“就剩了个副总指挥王飞，可他除了白玲，谁也指挥不了。”陈迪瞪了瞪眼说。
“可鸟无头不飞呀。”大姐摘了草帽又戴上。
“谁说没有头，现在是九个头的鸟，还飞得了吗。”我咽下干面条说。
“牟森这小子叫我干活，他在那儿玩魂断蓝桥啊。”陈迪的白脸只是鼻子晒红了点，他总戴着太阳帽。
大姐控制着音量：“这是英雄纪念碑，竟搂搂抱抱，哪还有学生领袖的样！”
我就看见了靠着汉白玉栏杆的牟森，他正搂着女蛙的腰，脸也对着脸，你一口我一口地喝着矿泉水。然后，女蛙没抬头，像是等待牟森去吻。在他俩四周有很多矮半截的，戴着红领巾的儿童在跑跳，色彩很轻松。
天衣抬头嘴动了动：“戴伟，叫牟森过来。”她又对大姐说，“别惊讶，现在王飞和白玲也是同志加爱人了。”
“嗨！牟森！”我拧开电喇叭喊。他俩听到就往下走，我就又感到饿了。
“你还有点像刑场上的恋爱那种效果。”陈迪皮笑肉不笑地说。
“反叛就反到底嘛，巳经是四面楚歌了。”
牟森搂着女蛙的肩膀笑了笑。
“哟，还玩霸王别姬呀。”大姐笑里含着不笑。
我就想起了阿媚曾说过：最讨厌男人的肌肉。看来牟森这种文弱型的青年照样能吸引姑娘。
“只要还在广场，就要战斗！也要恋爱，”
牟森晒得满头大汗，“有什么事？”
“你的大作。”天衣刚抬手女蛙就抢过去，“哇，……这是五月的蓝天，这是春天的白裙……她念了两句就笑着看了看牟森。
大姐咳嗽了一声又说了句，“你俩，也要先举行个婚礼啊。”
“就这事，那好啊，戴伟当伴郎，天衣当伴娘，大姐当红娘，陈迪当证婚人，现在，举行婚礼。”牟森说完转脸吻了女蛙，俩人的双唇几乎就在我眼前揉动，带着口红的女唇晃着光斑变化着嘴的形状，我感到了晕。
陈迪就用电喇叭喊：大家过来了，参加新娘和新郎的婚礼！……
很快围满了一些同学和市民，几个孩子叫着：发喜糖呀……阳光就把大家照进了安全的草地上了……前面的往后退……我也边喊边推着，陈迪就了宣布新郎要先给新娘戴上结婚戒指，牟森脸红了，他拿出圆珠笔抓起女蛙的手指仔细地画着。天衣忙着调光圈，我紧扶着她热乎乎的双肩，大姐没来得及挤出去，就皱着眉苦笑。
“……那好，现在就请新郎给大家讲讲恋爱经过！掌声鼓励！……”
巳经单腿跪下做出了求婚状的牟森就站起，脸全红了。
“我……还是让给大家朗诵一首诗吧。”他举起了报纸，我知道他没戴眼镜其实看不见字。他还是开了口：
……
我们的灵魂是来自太阳
因那摇篮是永恒的蓝天……女蛙就拉近了报纸，又要了陈迪的电喇叭靠近了红唇：……就在这人民的广场
人民被四周的枪口瞄准
我们站在英雄的纪念碑
庄严如守住历史的兵马俑……她画着黑戒指的白手指和牟森的手柔贴在一起，电喇叭随着震荡闪着金光……让子弹飞来吧，我们是一群射不掉的太阳……谢谢！他俩举着手一起说。
“好，现在，”陈迪接过电喇叭，“现在我宣布牟森和女蛙结为夫妻，祝他俩白发到老，新郎亲吻新娘……”
女蛙的双眼被睫毛上的泪遮住了，就用手不断地擦着。牟森衬衣上都是汗了，他拿起我的电喇叭：“感谢大家的掌声，我没有梦想过婚礼会在广场举行，太高兴了，等我们自由了，再请同学们喝茅台酒！……”
天衣放下相机随人群鼓了掌，之后我就抓紧了她的手。
“好了好了，请新娘给大家讲话吧！”是猴精钻到人群里挥着太阳帽喊。有很多人举着相机拍照，还有一个同学按响了录音机叫他俩跳舞。
“我要感谢李朋，不然，我们还不会认识呢。好吧……”女蛙擦着前额的汗看着牟森笑了笑，然后就如一束光芒般旋转了，她双脚前后点着地面，红裙子、黑色头发如舞动的毛笔。牟森不会跳舞就随着她乱扭，有时手抓着手了，但一转圈就又散开了……人群随着歌曲一起动了，继而空气也有了节奏，阳光和儿童们也在跳跃，这百人的圈子就如水波往四周散开，坚硬的水泥地也震动了……这是恋爱的季节，空气里都是情侣味道……没有选择，我们必须恋爱……很快歌声掌声和千万人的脚步声充满广场……耀眼的民主女神举着手臂升了起来，在蓝天下如一群白鸽……
……在思幽之国 男女通过心灵思念就怀孕了……
附录：《北京植物人》书评二则
金玉其外败絮其内的新中国
角谷美智子
美国《时代书评》(Books of The
Times) 2008年6月4日
马建的新作《北京植物人》，就像三本书融合而成的一部传奇——张戎的史诗《鸿》（讲述了作者在中国的家族三代往事），让-多米尼克-鲍比的回忆录《潜水钟与蝴蝶》（讲述了作者在中风导致全身瘫痪之前及之后的生活）和卡夫卡未完成的长篇小说《城堡》（讲述了一个人与整个冷酷而顽固的官僚体制抗争的故事）。
《北京植物人》中的故事叙述者戴伟当年是一名学生，他在1989年6月政府对民主示威的残酷镇压中被士兵开枪击中头部，从而陷入了长达十年的昏迷——正如护士所说的那样，他变成了植物人——不能动也不能说话，只能在偶尔过来的护士和他母亲的照料下勉强维持生命。但如果戴伟表现得彻底对外界失去知觉，记忆就会开始从他的头脑中流失，他仿佛正在越来越多地了解到自己的周围发生着的一切：政府对他母亲的迫害，她竭力让戴伟接受各种不同的治疗，期望可以治愈他的残躯，她的经济状况日益窘迫，甚至开始打算卖掉儿子的一个肾来筹钱。
在讲述戴伟的故事时，马建，这名现居伦敦、曾经是中国的“反动分子”，早期完成过三本书的作者——在主人公昏迷期和天安门事件中被枪击的记忆之间来回地切换。这本小说在被Flora
Drew熟练地译成流畅的英文时，需要大量精心的编排：这些充满了独特力量的文字，记录了毛泽东时期及其后的中国政府所犯下的令人战栗的罪行，它应当被归为“政治反对文学”中的杰作。书中还用了大量曲折的章节，详细地记录了当时学生运动领袖间琐碎的争论，这让它读起来与《草莓声明》或者60年代美国其他校园运动中的反叛宣言颇有相似之处。
书中描述了压抑在冰冷身躯中的惨痛经历给戴伟带来的健康困境，以及看到90年代后期新中国开始展开经济翅膀的令人振奋的一瞥。但是这些章节中却充斥着戴伟与所谓的老友之间单调乏味的交流。
当讲到士兵开枪击中他的头部时，戴伟说：“他并没有损害到我的头脑，”事实上在没有被迫签署“支持政府打倒反革命的声明”的人里面，戴伟可能是“尚在国内的唯一的幸存者”。“在这个巨大的警察国家”，他解释说，“我只能设法通过装死来获取自由。不能开口说话反倒成为了我的保护伞。”
他并非家中唯一受到迫害的人。在50年代毛泽东的土地改革运动中，他的祖父因为有“两亩地、三头牛”而被打为“牛鬼蛇神”，并被自己的亲生儿子之一活埋——如果他不这么做，他也会被处死。他父亲，一位曾经在美国接受了西方自由民主观念的小提琴家，被打成了“右派”后关入劳改营，长达22年之久。
“他知道在任何时候他都可能会因为说了某些共产党不喜欢的话，或者因为携带了某些对共产党不利的文件而被处置，”戴伟回忆说。“他就像一只被关在实验室里的容易受惊的兔子。”
戴伟的母亲一直在为了能照顾他而斗争着，她甚至有过一次考虑入党——这多半只是出于一种自卫的本能，但她也同样成为了中国政府的牺牲品：她最后被作为法轮功非法组织的成员关进了拘留所，并被警察用电警棍打断了手臂。随后，“拆迁办”的负责人要将她赶出家门，以便腾出这块地盘来盖新楼，好为中国的申奥增光添彩。
在新中国欣欣向荣的90年代末，戴伟意识到，大多数当年和他一起抗议过的同学和伙伴——那些没有在天安门事件中被杀、被关和被打伤的人，都已经投入到了新的生活中。消费主义，对满足个人生活需求的贪婪和欲望已经战胜了政治信仰。一些人，比如他以前的女朋友已经移居美国；一些人入了党；其他人也找到了各自的事业——开旅行社或者家装公司。
“我们是‘天安门一代’，但是没有人敢这么叫，”一位戴伟过去的伙伴说。“这是一个禁忌。我们被碾碎了，失声了。如果我们不爬起来，我们就会从历史书上被抹去。经济在以飞快的脚步发展着。再过几年，这个国家就会更加强大，政府再也不会惧怕任何事情，也不会有倾听我们的需求和必要。所以如果我们想改变我们的生活状况，那就必须现在开始行动。”
当和旧友们共同追忆起他们曾经在1989年致力过的民主改革时，戴伟对于重振理想的可能性却显得更加宿命论。“随着社会的改变，”他表示，“大量的新词汇和新术语涌现了出来，比如：桑拿，私人汽车，地产开发，抵押贷款和个人贷款。显然，许多企业都用上了电脑，在大学区还会有‘科技一条街’，上面开满了卖个人电脑和软件的商店。再也没有人谈论起天安门事件或官僚腐败了。中国人非常擅长‘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说到这个，这也正是他们数千年积累下来的生存本领。”
天 安 门 故 事
泰什·Aw (Tash
Aw)
英国《每日电讯报》2008年4月26日
“一个惩罚大屠杀的受害者，而不是开枪者的国家是怎样的一个国家？”《北京植物人》里的一位人物问道。这本感人肺腑的小说既奏响了天安门事件的挽歌，挖掘了回忆与痛苦，又展示了一个充满希望的未来。马健探究了一个国家的精神，这个国家向来有为自身带来悲剧的悠久传统。
戴伟是一个北京大学的医学博士生，前程无量。他个子高挑，诚实可靠。“是那种能吸引不少姑娘的年青人。”他的童年非常不幸，正值文化大革命的最后几年。那场浩劫让他的小提琴家父亲饱受羞辱，最终摧毁了他的生活。
邓小平的改革开放速度逐步加快，经济随之繁荣起来，并且中国学生开始被允许出国。戴伟在美国的亲戚愿意资助他到伯克利大学读书。但同时中国也是一个充斥着腐败的国家，理想主义的学生们开始在天安门广场上要求政治改革。
广受支持的学生们无法想象他们的行动会以悲剧收场，这场悲剧给他们每人的生活都带来了不可磨灭的印记。戴伟头部中弹，昏迷了十年。昏迷期间，尽管他的身体越来越弱，但他靠着守住记忆的信念存活了下来。
戴伟的大脑把那些记忆碎片拼接起来，一个个感人的场景让六四前夕那些疯狂的日子重现。我们看见他和他的朋友们在宿舍讨论弗洛伊德，派对和早泄；看见他坠入爱河，先是和一个从香港来的女孩，然后是和他在绝食抗议中被他照顾的一个叫天衣的女孩。在他们周围满是“听着西蒙和加丰凯尔（Simon
& Garfunkel），吹着口琴，玩着扑克”的抗议者。
那些学生间散漫而随意，粗俗而幽默的对话，弗洛拉·德鲁把它们翻译得非常到位：流畅而生动，但又毫不夸张。
随着大批的学生和工人涌向广场，轻松而愉快的聚会很快转变为混乱。大屠杀前夕，气氛紧张的最后几天被清晰地还原在我们眼前。
这本小说的一大特色就是马建把许多严肃问题通过一场场闹剧反映出来。当戴伟违反规定和他的女朋友在宿舍做爱的时候，他们一边把脸盆放在头上来降低声音，一边播放着磁带——《英文９００句》。
在别的地方，戴伟的尿成了一种神奇的特效药，名气之大，连《Le
Monde》上面都有报道。这一悲喜剧让小说更加人性化，并且让读者更加深切地体会到文学人物的命运。
小说有趣而生动，并环环相扣：尽管里面有许多残酷的场景，但它并不是一个冗长的悲剧故事，或是一个天真无邪的学生对抗邪恶政府的是非简单的事件，而是对国家和一个内部充满矛盾的民族的客观记录。比如戴伟的一些同学，身揣手机，作为地产大亨回来了，幸福地用金钱替代了理想主义。
也许这本小说最感人的地方是另一平行的故事情节——戴伟的母亲想方设法艰难地让自己昏迷不醒的儿子在这个国家生存。而整整９０年代这个国家都以惊人的速度经历着翻天覆地的变化。他们住在一所“躺在黑暗街角里，就像用废纸糊成的”肮脏公寓里，而在这个新中国，人们唯一关心的只有物质财富。
随着回忆的慢慢重现，戴伟的身体所代表的不仅是天安门广场，而是中国本身，在那里“数以万计的小细胞聚在一起，忘却自身，甚至忘却了禁锢它们的那些厚厚的高墙。”不过由于戴伟那种绝不向死神屈服的意志，他又暗示了这个国家中有一种转变，它的自我破坏与悲剧性是所有其它国家都无法比拟的。
时不时地——也许每十年，或者也许甚至整整一代——会产生一本这样的小说，它会对我们看待这个世界，看待我们自己的方式划上一个巨大的问号。《北京植物人》不仅让我们审视了一个国家的重要历史时刻，也给予了我们一个可以去铭记，去希冀的普遍权利。从各种意义上来说，它都是一本里程碑式的小说。
《自由写作》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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