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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团岁月的知青记忆(散文)
——“樱桃园驻军四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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牟传珩
夏季，是个万物伸张的季节，但我的情感却突兀有点收煞而怀旧。今夏，我就那么鬼使神差地乘车踏向了已经阔别了37年多的人生第二故乡——泰山脚下的“樱桃园驻军四连”所在地，要在那里寻觅一个旧梦：荒唐、苦涩、但又令人留恋而难以忘却。那里的山山水水都镌刻着一个另类时代的另类记忆——我的知青记忆。
一路上，我早已被历历在目的往事，裹挟在一种历史误导了的岔路口上张望。我们不会忘记那个中华民族的多事春秋，随着“伟大领袖挥巨手”的指引，中国的知识青年要接落后农村的“再教育”于是便有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历史画卷，而我也有幸成为了这历史画卷中的一个墨点。
记得1971年春，我未满16岁，与父母恋恋不舍地渡过了最后一个春节，不久便负笈从师了，正式参加了山东建设兵团独立团四连，属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一种。当时说我们团是工业团，四连是军工被服厂。最初，我们在济南解放桥附近的省政协大院集训。这初春的大院里，绿色层层，鲜花朵朵，环境十分幽雅。当时一些被中共特赦的省级知名国民党战俘多住在这里，如李仙洲，我们每天清晨跑操，都能见到他白发苍苍，腰板毕直地在散步的身影。我初踏社会的集体生活，就在这里拉开了序幕。那段仅有月余的短暂生活，既新鲜，又温馨，充满了对未来的向往与冲动。在这批女生居多的知青中，属我年小，因而倍受关照。
我们每早跑步回来，房间里都被值班女生清理的整齐、洁净。女生们不仅为我们叠被子，洗衣服，还常常在院里采折鲜花，插满房间。休闲时我们男女嬉闹在院内的篮球场，自然纯真，无拘无束。她们一张张亲昵的脸庞，至今还时常伴着铜铃般的笑声，过电影似的鲜活在我脑际，也说不清她们像母亲，像姐姐，还是人生旅途上灿烂一时的红粉过客。
然而好景不长。这年四月，我们结束了在省城济南的培训生活，集体乘车南下，直达离泰安尚有十里的“大河”一站下车。我们长长的一队青年，在连长甄天元和指导员齐龙华的带领下，来到泰山山脉傲莱峰脚下的杜家庄，招之一片狗吠喧嚣声。当我们用惊疑、困惑的目光，四下张望着那“圆石垒墙墙不到”的农家院落，问连长厂房在哪里时，连长竟指着远处半山腰那片乱石坡说：就在那里，但要每个人手拉肩扛，亲手建造起来。指导员说，眼前只能驻扎在这些老乡家里，一面开拓荒山，建设厂房；一面在临时搭起蓆棚，缝制军装。知青们一听，个个面面相视，愣在那里。谁能料到兵团军工厂从工，竟是这样一个骗局，多半知青都是被骗来的。
记得当时好几个女生偷偷摸泪，指导员不得不挨个“做思想工作”。当天下午，我们男生一个排，女生两个排，分别安顿到当地农户让出的房子里。
我们男生排分在村东头一户农家三间闲房，就地围圈打了通铺，晚上围聚在一盏小油灯下学毛著“老三篇”。那时我们喝井水，吃定粮，到了五月份，便已蚊蝇圈圈地围着转，让人时时搔痒。我当时因不服水土，遍体起满了疙瘩，奇痒难耐，苦不堪言。最让我打怵的是，连里野营拉连，时常半夜吹起紧急集合号，所有战士必须在几分钟内摸黑打好背包，列队完毕，一行就是几十里，有时急行军跑步进行，让人紧张地透不过气来。我常常在忙乱中，因打不起背包而急的满头大汗。那种生活令我这个从小任性娇惯的病秧子很难适应。那时，我们一面在临时搭制的蓆棚里生产军装；一面又在挖土、搬石、开发荒山。但每月仅有12元钱的生活费，常常吃不饱，生活十分艰苦。
尽管我们奋战的那片山坡乱石杂草，荒凉无水。但连队所驻的杜家庄四周景色却幽雅秀丽：南依高高的傲莱峰山脉，清澈的山溪，从山谷重叠、怪奇的石丛中流淌而下，在杜家庄上方那片樱桃园下，成就了一湾洁净如镜的水库。每逢节假休闲时，我们便在这里游泳、洗衣。知青男女仨仨俩俩散落在山谷溪流旁，把脚伸在清凉见底的水中，看着水鸟群起群落的流动色彩，心情悠然惬意。而我则常常一个人孤独地站在险峻的岩石上，静静地谛听山谷的叹息，望白云翻过山梁的游闲。那意境真令人感到自然的神圣，思想的深沉，情怀的辽远和气骨的坚挺。这池潭的半坡上，是层层叠叠、花蝶共舞的樱桃园，远近盛闻。我们“樱桃园驻军四连”的通讯地址，便缘此得名。水库的西南壁上，有棵鹤立鸡群的高大白玉兰树，是国家挂牌的重点保护植物，花盛时节，洁白遮日，清香满野。这玉兰树在我的视野里，尤如女人的感觉。记得那年春天，兵团司令部宣传队下连锻炼，我们几个要好的男女生星期天来水库周边游玩，宣传队一对孪生姐妹舞蹈演员，被那棵盛开满天的白玉兰花迷住了，硬是闹着男生上树采折。宣传队拉京胡的小冯和京剧演员李勇，不顾“禁止攀登”的树牌，爬上树冠，采折花枝向下扔，几个女生争抢着，嬉闹着，那银铃般清脆的笑声，在山涧中回响，结果惊动了看山人。他寻声追来，我们仓皇逃窜，跑进竹林中。我在慌不择路的林丛，无意间发现了连里大些的知青男女幽会的秘密。那年代，男女私恋被人发现，如同做了贼似的抬不起头来。
杜家庄村北就是“大河车站”，站下便是一条宽宽长长，像江水似的泛着浪波的大河。那河，远远望去尤如一条闪闪发光的银带。每年夏季，连里都会组织集体横渡。我们住的村头农舍，身后是片爬满老藤的巨岩，傍晚时分，我常常攀上岩石，乘着凉爽的山风，遥望夕阳在大河脊背上涂抹着玫瑰色彩，又渐渐褪去了的绮丽与壮美。那景色让人久久地痴迷不已，留连忘返。即使在那个到处充满革命口号和《大海航行靠舵手》歌声的年代，我还是在这岩石上，用口琴私下跟“老三届”的知青们，学吹“你是含苞欲放的花，一旦盛开更美丽……”的歌曲。
在节假日里，知青们或成群结队，或仨仨俩俩地游玩泰安城，照相、购物，喝一分钱一个的柿泥。令人最难忘的是岱庙里的茶馆。那年代喝茶并非时尚，而是我们一伙充满“小资调”的知青们，却常来此发泄人生感叹，海阔天高地倾诉、神聊。当年我的那些好友有夏德忠、周国柱、王稼坤、吴锡铮等。我们时常步行十几里，来这儿观赏着满院的古柏、石刻和松树盆景，偶尔能听到白鹭在古柏上鸣啼。我们在茶香萦绕中品尝人生韵味，那些质朴清醇的欢言笑语，至今尤响在耳。那年秋，国内爆出了“林彪事件”，团里紧急把我们集合在临时厂房里，团政委神色严肃地传达中央文件。星期天我们几个要好的战友就聚在岱庙茶馆里，偷食禁果似的首次抨击了党内今天出个敌人，明天出个叛徒；今天打倒这个，明天打倒那个的政治现实。用当时的话说，这叫“对现实不满”。只能几个要好的战友偷偷地说。
我们在泰山脚下那片荒山坡上，艰难地奋斗了一年多，亲手建成的第一个工程就是独立二团团部。新调来的团长，曾是“王杰营”营长，他要求我们又建起篮球场、乒乓球台等运动场所。从此，那片荒坡上经常响起比赛的哨声。团参谋长是个球迷，个子不高，又是个胖子，肚子鼓鼓的，南方口音，说起话来叽哩呱拉，常常骂娘。他那拙笨而幽默的身影，站在那里就诱人发笑。他每每那么投入地吆喝着，奔跑在篮球场上。团里有了他，生动了不少。
1972年夏季，一封加急电报，青天劈雷般地粉碎了我的情感世界——我的孩提时代再也没有可以撒娇的父亲了。我震惊之下，告了急假，日夜兼程，奔回烟台。那年月，殡葬只能从俭，不准烧纸焚香，亲朋好友和父亲单位送来一屋子的花圈，便把父亲草草送走了。
当我们绕行一周，要与父亲遗体告别时，我望着父亲的遗容，再次扑到灵前，不肯离去。我觉得正在睡熟的父亲，仿佛眼皮在眨动，随时都会醒来。我撕裂心肺地一遍遍地呼喊，直到被家人生拉硬扯地拖走，我这才恍然大悟：父亲真的是去了。
那一夜，我反思了父亲的一生，觉得我这“小不点”霍然就长大了，成人了。大哥的朋友对我说：“保身继事”为最孝。那话我深思了许久，琢磨怎样才是“继事”的道理。人不死的是精神，永存的是品格。父亲留给我最宝贵的财富，就是向往自由的精神和永不媚俗的傲骨。否则他就不会在民国时期大学后，拒绝势力雄厚的国民党阵营利禄诱惑，毅然返回故里，兴义讼，办女校；就不会在倭寇铁蹄踏入我土时，输家资，急国难，以律师的合法身份为掩护，从事地下救亡运动；就不会在中共建制论功受赏时，悄然隐退，复原了他不苟党派立场约束的知识分子的清白；也就不会在57年反右运动中，仗义执言，并因死不悔过而被定为“极右”，以至于他晚年精神忧郁，含恨而终。
父亲的一生，对我的影响太深刻了，深刻了我的骨质，这便又从生命承袭意义上，规导了我的人生之路的走向。
送走父亲之后，不多日我便戴着黑纱，返回了兵团。那丧父之痛，使我骤然变得沉默寡语，性情渐趋内向。那时，我已开始厌恶“扎根兵团闹革命”之类的空泛说教，和那些极其虚伪的假大空豪言壮语。兵团那种强制命令型的生活，与我自小形成的放任个性，发生了剧烈冲突。我不时地感到莫明其妙地精神压抑与性格扭曲。我不甘心再让生命的意义，成为“螺丝钉”，便由此萌发了要做父亲那样有知识、有品味的自由人。我似乎一个朦胧的野孩子，豁然睁开了眼睛，突发性地有了那么一种学习瘾头，如饥似渴地探求在知识的王国里。在兵团驻扎的那农家田舍里，我是唯一一个用碎石架木板土制成小桌，夜晚孤灯幽影，贪婪地嚼读我所搜集到的各种书籍。当时我不仅向家人要书，向亲友借书，且把所有的零用钱都到泰安城买了书。可那个年代，能买到的书至多是鲁迅著作或高尔基等所谓“无产阶级”作家的书。记得我当时反复读过的书还有曹禺的剧本，巴金的小说，以及契可夫、莫泊桑、托尔斯泰等国外译著。我也开始从少年时代的神鬼世界、民间故事中游离出来，迈向了在文学艺术殿堂里赏宝的里程。那个时期，我涉足最多的是从大哥那里要来的唐诗宋词、汉魏六朝散文等，也由此迷上了写诗作赋，间或还与擅长古体诗写作的大哥通信讨教、切磋，交换诗作。
当时，我们开发的那荒山打过多口机井，都没有水，水源问题难以解决。为此团里决定要兵团战士在山下那条大河坝下挖井截流，从地下铺设管道引水上山。那巨大的工程，遥遥几里，都要我们这些城里孩子徒手完成。记得我们在大河坝下挖了三四米深的长沟，从沟上到沟底架块木板，要知青们顶着烈日，把就地打成几十斤重的石头扛下截流沟垒砌。那时我体格又瘦又小，每每扛着石头踏在发颤的木板上，心里发毛，双腿发抖，但只能咬牙挺着，脖子一任石棱划出道道血痕。截流挖好后，砌成几处机井，又顺路深挖地沟上山，然后再埋设管道，引水而上，一个战役比一个战役更艰难，生活极为艰苦。那时我们时常深夜紧急集合，到大河火车站一车皮、一车皮地卸沙子、水泥、石子、砖块等。每次任务都有时间限定，必须抢装抢卸，每次装卸都是一场恶战。卸完火车后，我便瘫倒地上，全身散了架似的酸痛。没过多久，又要把卸下的物资，一汽车、一汽车地运上山去。那日子苦的让人想起都后怕。当年兵团成千上百的战士，都见证了那个艰巨的建厂引水工程。后来该厂成为泰安的一个大型企业——大河棉纺厂。
当时我即使在最艰难的日子里，也依旧坚持读书，毫不松懈。由于那时我们分散驻扎在村子里，所以吹了熄灯号后，我仍可挑灯夜战，把需要牢记的知识记在小本子上，随身携带，劳动一有闲暇，便看上几眼，甚至肩上抬着筐，手里还拿着小本子。在那段日子里，我简直成了个痴迷知识的疯子，边学习，边写作，写下不少的古体诗和散文，流露少年不得志的郁闷与不满，发泄性格扭曲的压抑与痛苦，并汇收成集，每每孤芳自赏。也正是这年，全国首次实行推荐加考试上大学政策。我因是全连有目共睹的学习痴迷，便被团里推荐上大学，公假复习功课并到泰安兵团司令部参加高考。高考后，我感觉良好，踌躇满志，准备一展宏图。当时好友们也都认为我必走无异，与我照相，彻夜长叙。
连里也认为凭我的实力，入学已成定局。因而便给我们家写了报喜信。但我命运多乖，说来也巧，那年正巧碰上了张铁生雀噪一时的“白卷”，一夜之间，毁了我的全部希望。全国原有的考试成绩一律作废，仍要优先保送贫下中农子弟入校，而我这右派子女，被首当其冲地清下了名单。那是我踏上社会首次经历命运如此惨重的挫伤，差点让我一蹶不振。那段日子里，我几天几夜不思寝食，郁闷无语。当我调整心态，从痛苦中再度挺起腰板后，曾在泰山脚下的茶馆里向战友们发誓，将终生不再谋求学院生活，而要在社会大学里自学成才，扬眉吐气。
就在那些伤心的日子里，荒山上的厂房建好了，礼堂建好了，战士宿舍也建好了。团里运来大批纺织机器。我们告别了“圆石垒墙墙不倒”的农家宅院，搬进了凝结着知青血汗的崭新楼房。连队搬迁那天，团里开了庆祝大会，兵团司令部宣传队与我们一起联欢，气氛极为热烈。在后来的岁月里，我们在新开发出的厂区铺管架线，安装调试机器，工作轻松了许多。1973年下半年，我们自己建设的纺织被服厂部分开工了。正在此时，我的命运却发生了令人始料不及的转变。那年山东省整个纺织系统严重缺乏劳动力，但国家无招工计划，为解决生产急需，省劳动部门便以借调方式向省建设兵团变相招工到青岛纺织系统就业。兵团总部将名额分配到各师，每团两名。我们是独立团，分了四个名额。这四个名额在一千多人的独立团里，比上大学更具诱惑力。当时“工农兵”大学生毕业还要全国分配，不一定能分到好城市工作。因而这四个名额花落谁家，个个眼红。我当时正在济南大姐家休假，竟对此全然不知。谁料颇得我好感的连部文书刘军，来信招我立即归队。我当即心事重重地踏上归途，不知等待我的“急招”是喜是忧？直到去连部报到，才知团里把这难得的四个名额，分了一个给我。这并非因我表现出类拔萃，而是团里考虑推荐我上大学未成，对我伤害不小，似有补偿之意。这正可谓“有意栽花花不开，无意插柳柳成荫”。那年代，能返城工作可说是喜从天降了。
1973年11月23日，我挥手告别了曾凝着知青血汗的新厂区和连队战友们，迎着天空飘散而来的零星雪花，与三个战友，一起从大河车站乘车，途经济南，开赴岛城，从此结束了近三年的兵团知青生涯。
37年来我一直有一个梦想，是能回到那个令人无法忘怀的地方，去看看我的那些上流在那里的战友，和那块凝结着我的血汗的山脉与厂方，今天这个愿望我终于实现了，然而，领我大失所望的是已是物是人非了。
（部分兵团战友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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