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叔叔和我们的故事(散文)
◎
张民昌
王叔叔和我们的故事，如今想起来都悲怆，也让今天的人们匪夷所思，那是一个台上演喜剧台下演悲剧的“伟大时代”。
我们认识王远春叔叔在洛阳，是从照相开始的。
一个星期天，太阳很亮，母亲兴冲冲地叫我们去王城公园，说是要照相。我们几兄妹都高兴得一路蹦着，照相可没多大意思，那时候，照相都在相馆里，坐好站好一排，眼不眨，灯一闪，就完了。
五月的公园牡丹花大朵大朵地开着，我们远远地见到了王叔叔，他个子不高，四川成都市人，当时，他笑着招呼我们，尊称母亲“秦师傅”，还跑过来拍着我们肩膀，称赞我们……他手掌中握着一方形的盒子，比划着逗我们笑，一边把那盒子对着我们，后来才知道那是相机，135相机。
那时候，有相机的人很少，相机很金贵。王叔叔照的相很生动，他后来拿过一张放大的照片给我们看，是他母亲在窗下聚精会神地缝衣服，鬓发将白，相片上题着：“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他跟母亲说，老人家身体好，眼神也好。那天，我们很兴奋，在花园里穿梭着，小妹穿着花衣服，笑得最好，也象花儿一样。
后来，王叔叔还教母亲照相，又常将相机借给我们，这样没多久，我也会照了。
王叔叔西安交通大学毕业，是化验室的技术员。母亲也在化验室，母亲说他对工人们很客气，尊称工人们“师傅”来“师傅”去的。母亲又说王叔叔正直性耿，他看不惯瞎指挥，常给领导提不同建议。
不久，伟大领袖写了“我的第一张大字报”，支持“造反”，文革来了，一个“伟大的时代”来了，一切都改变了。
公园里没人养花了，也没人来玩耍照相了，都说那是“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笑脸变成金刚怒目，人人响应伟大领袖：“关心国家大事”，“要解放全人类”等，都赶去“闹革命”，“造反”，一时间大字报满街，颂歌漫天，红旗招展，人们参加不同的“造反派”，造资产阶级司令部的反，搞化学的实验室成了“革命的实验室”，王叔叔和母亲都参加了同一派别的“造反派”。
王叔叔多才多艺，能写会画，常见他誊写别人送来的稿件，除了写大字报，大标语，他还加班加点地办墙报，画宣传画。“革命”加“造反”使他转来转去的忙，我们也很少见到他，母亲说他瘦了。
不久，伟大领袖一挥手，说要“清理阶级队伍”，要“专政”，“造反派”失势了，一切又改变了。
原来的“革命造反”都不算，伟大的时代要重新开始了。那时候，讲“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株连之风甚行，一举一动都要填表，讲“家庭出身”，有专门的人搞“外调”，跑全国去调查，查街道，查原籍，还“查三代”。
当时，人们对“阶级敌人”的想象力也特别丰富起来，不仅数量多，类别也多，要清理的归纳为“二十三种人”和其他的什么有“现行”的人（二十三种人是指地主分子、富农分子、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右派分子、资本家、国民党区分部书记、三青团骨干、保长、镇长、警长、宪兵、反动会道门、劳改释放人员、劳动教养释放人员、劳改就业人员、劳教就业人员、投机倒把分子、被杀、被关和外逃反革命分子坚持反动立场的家属等等）。
那时候，被清理出来的人有的被迫戴上写有“黑五类”的胸牌，人们要划清界限，躲避、鄙视被“专政”了的人，有的人甚至落井下石。被清理的几十种人都成了惊弓之鸟，有的被赶到破棚子里隔离，有的被强迫去做最累最脏体力劳动，“劳动改造”。
母亲年轻时不懂政治，看到外公开会坐“资方”一边，就老实地将小业主填成了“资本家”，加上解放前又在学校参加过“三民主义青年团”，当时即被单位贴大字报批判，边劳动边随时被“专政”，大字报越贴越多，从车间内贴到厂区外，都是一套一套的要“低头认罪”。
小妹本来在公司子弟校上学，风声鹤唳下，母亲忧虑到小妹已识字，天真无邪，不知世事，更不知伟大时代专政的“伟大”，如果批判的大字报被她看见，或批斗时被老师同学看见，小妹可能只会哭，还会被歧视，不仅被骂“狗崽子”，还可能被弄到教室的最后一排坐冷板凳，这是有先例的。这也正是“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具体表现。
眼看大字报越来越多，母亲心急如焚，自己受磨难还要株连孩子吗？又想，惹不起，还躲不起吗？急迫之下，母亲舍近求远地设法将小妹转到山那边的农村小学，隐姓埋名：一来那里偏僻，二来老师同学们不了解，学校虽然简陋，却可以放心上课了。
转学了，上学要接送，在田坎和坑坑洼洼的僻静小道上，母亲背着小妹一路唱歌一路背诵毛主席诗词，母亲读师范时就知道寓教于乐，如今用上了。
虽然风里雨里地接送，母亲也不觉得累，父亲也放下心来了。
谁知小妹天生聪慧，学习也上进，她可不知母亲的良苦用心，到那不久就因学习好，敢举手发言当上了“学习委员”，听说还要当班长，这可使父母亲忐忑不安了，“福兮祸所伏”，怕一旦小妹当了班长传到公司子弟校这边来麻烦就大了。看着小妹忽闪的大眼睛，父母亲欲言不得，欲止不行，如锅上的蚂蚁般地愁了起来。
怎么办？母亲因此故意让小妹迟到几次，又请假几次，小妹却懵了，她哭闹着“我要读书”，父母亲怎么办呢，就只好哄着。母亲看学校动静不大后，还不放心，就亲自到学校去找老师，说家远事多，孩子忙不过来，还虚构自己身体不好，放学要小妹早点回家，还说也许不久要搬家，母亲红着脸撒谎，破绽百出，直到老师答应不让小妹当班长了才高兴得连声道谢。
在那个“伟大的时代”，许多大人们被迫做莫名的“伟大”考虑，做莫名的“伟大”事情，只是弱小的孩子在“伟大”面前变得渺小、可怜、驯顺甚至受屈辱。
也是那个伟大的时代，人们往往低估了“革命领导和革命群众”的创造力，既然领袖能在小说中发现“反党的一大发明”，他们也能在清理二十三种人时发现需要更多专政的“敌人”，并随时扩大自己的“阶级觉悟”。
王叔叔画了许多宣传画，那是名副其实的“文化革命”，为了人们更高昂的视觉，也为大革命，他按指示画伟大领袖挥手，画工农兵，画人心向红太阳，画山顶有红旗，画红旗上有阳光，连画花草,也是不同凡响,他画《朵朵葵花向太阳》。
可惜清理阶级队伍的领导们此时不要艺术了，学问与绘画都不如革命专政更有魄力，他们更想要挖敌人，要学“伟大领袖”在一般的事物上看出不一般的“斗争”，这是时代的要求，他们的思想全部来源于伟大领袖，更何况革命专政更需要传统数字——“坏人”要达到规定的百分之五的指标（这在1945年的延安整风和1957年反右斗争就是如此了）。
王叔叔家庭出身并不好，又是臭老九，平时与领导礼度不够，龃龉也多，何况只和工人们热和，领导也看不惯。
一天深夜，我还在似梦非梦的朦胧中，王叔叔匆匆地来了，只见他和母亲低声说什么，又将什么东西匆匆交给母亲，随后顶着夜色就走了。
不久，有人来调查王叔叔的所作所为。有人来看字，有人来看画，其中有人数花瓣，说有一朵正好十二瓣，那不是向日葵，那是国民党党徽！——真是革命的“金睛火眼”呀。
那时怎容你分辩，说你是什么就是什么，不是正在清理阶级队伍吗，马上“清理”出了王叔叔，此刻，他成了指标。
随后，已经消瘦了的王叔叔不见了，他被抓到一个不为人知的地方去了，消失了，在一个伟大的时代里，人是可怜的渺小。
在同一时间，母亲也经历了反复的“清理”，最后剩下要检查过关，别的就似乎没事了。可是，那一段时间，她仍是那么坐立不安，她常常半夜惊醒，翻箱倒柜的找东西，父亲怕惊动我们，他小声说：还在，还在。
是王叔叔半夜交来的东西还在么？我想，王叔叔现在怎么样？
许久，当我听到王叔叔的消息时，却是在小妹的学校。
那天下午又逢批斗会，母亲要自我检查过关，她吩咐我早点去接小妹，还吩咐回家的来去路线。
那天去得稍早，学校还正在上课。农村的小学，没有大操场，房屋低矮简陋，泥地泥墙，门窗上没玻璃，方格上飘着纸片，里里外外的灰色，不听到学生的读书声，你不会认为这是学校。
从1966年夏伟大领袖“我的第一张大字报”后全国学校停课，我好久没见过上课了，农村小学该有什么不同？我好奇地凑近窗口看：教室内斑驳成灰色的黑板上写着大字：“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
周围昏黑的墙上写着：“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等等。
教室里坐着十几排学生，黑发灰衣，衣衫褴褛地灰扑扑一片。讲台上，老师拿着本毛主席语录在读，读了一阵后他展开一张纸，他说是公社发下来的“学习文件”。文革中，没有报纸，没有杂志，到处都是一叠一叠的“学习文件”，成了指示人民生活的精神教材。
我听了一会，隐隐约约地听出是“对阶级敌人的审判材料”，让小学生们参加审判，为从小培育他们的革命感，斗争感。很新鲜，这也是伟大时代的需要。
接着，老师念名字，然后再念何处人氏，罪状等……让小学生们讨论刑罚。老师表情严肃，念得字明腔正，不快不慢，念完一个接着就大声问：“这个怎么办？判什么刑？”东倒西歪的学生们顿时来了精神，争先恐后各自大喊“打倒、打倒！”，“死刑”！“枪毙”！小学生们似乎都要求判越重越好，成了条件反射，那是一种集体训练出的仇恨。
他们的恨来自精神教材，来自周围的革命气势，来自现实的社会经验，来自听来的一切，在一个毫不悲悯生命的伟大时代，尽管有的同学还没听清楚，不知读的是什么，可大家都七嘴八舌地显示出对敌人的“同仇敌忾”，对阶级敌人不能仁慈，要扫除“牛鬼蛇神”，这都是“语录”的谆谆教导。此刻，谁还能说不判死刑不枪毙呢，这是“以革命的名义”呀——此刻，幼小的“花朵”们都变成了革命的荆棘，“小绵羊”如今变成了“小狼”，这是革命童话，也是革命的传统教育，要心如铁石，残酷加无情。
老师又念下去，一个一个地，此时，我听到了一个熟悉的名字：王长春，现行反革命……我惊愕，脑袋嗡地一声，天旋地转，真是王叔叔！后来再念什么已听不清了，我看到教室里的小妹霎时间也惊骇了，她一时不知所措，脸色由红变白，呆呆地坐着，坐着，不一会竟当众抽泣起来……
幸好是农村小学，革命不在第一线，一个月难吃到一次肉，营养不良且饥肠辘辘的老师学生们也没有什么金睛火眼，他们以为小妹饿了，城里的人娇气，让我接走了哭泣的小妹。路上，小妹只说了一句：我怕。
不久，在那个阴沉的日子，在号称万人的批斗大会上王叔叔被判刑十五年，还说王叔叔“死不悔改”。
从那以后，小妹上课常呆呆地坐着，发言也辞不达意，不积极举手，成绩也慢慢地下降了。
从那以后，母亲接送小妹再唱不了完整的歌了，她也不背毛主席诗词了，更多的时间母亲只是背着小妹，在坑坑洼洼的小路上风里雨里地来回走着，默默地走着……
一天夜里，母亲又失眠了，她翻出什么东西来看，我听见父亲一声长叹，说：算了吧，他是宁鸣而死呀。
1976年随着“伟大领袖”的寿终正寝，“四人帮”垮台了，一个“伟大时代”的专政也终结了。
1978年身陷囹圄近十年的王远春叔叔被提前释放。
从监狱里走了出来的王叔叔已是两鬓白发，面容憔悴，一双眼睛仍旧炯炯有神。在单位给他开了小型的平反会后，领导们挽留不住，王叔叔执意要调走，回四川成都。
那天，我们全家都去看望王叔叔，母亲眼里闪着泪花，将藏好的东西交给了他——哦，我终于看到了，是135相机和他那张母亲的相片。王叔叔双手颤抖着捧了过去，一再恭敬地对母亲说：谢谢！秦师傅，谢谢！
只见王叔叔抚摸着照片凝视良久，他喃喃地说：“可惜……她老人家前年已经去世了”，真是“物是人非事事休，欲语泪先流”，我们还能说什么呢。
那天，我们全家和王叔叔合了一张影，在那仍然萧瑟的日子，我们悲歌而别，在镜头的快门闪烁那一刻，前面的阳光也似乎一亮……
第二年，曾经落榜的小妹经过又一年的不懈努力终于考上了大学。
不久，我又听到了人们欢呼“伟大的时代”，欢呼“四个现代化”，欢呼“中华盛世”——哦，又欢呼一个“伟大的时代”来了。几十年的冰雨雪霜，辗转凄惶刚过去，那暴政的余毒还在，那罗织罪名的网依然，可一代一代的国人又开始走同一条路，唱着“同一首歌”了……唉，健忘的人们。此时此刻，我想起了王叔叔——你如今在哪里？
2008-3
《自由写作》首发
回到开端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