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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兰传(传记选)
◎ 井沃夫冈･埃梅里希 著
晶 晶
译
【出版者的话：这是倾向出版社即将在2008年底出版的一本书，也是倾向出版社今年出版的唯一一本书。因为策兰诗歌的唯一性，这唯一的一本书和他契合了。要读懂策兰，能说的只是：读吧！反复地读！直到读懂他。
本书根据德国Rowohlt
Taschenbuch出版社1999年出版之单行本译出。
——贝岭
】
导言
「……以纪念他的信息码」
时间与空间——属于诗的与属于诗人的
今天，保罗‧策兰已被视为1945年以来最重要的德语诗人，他的〈死亡赋格〉是一首——也许可以说，是唯一的一首——世纪之诗，有时，甚至有人将它和毕加索（Pablo
Picasso，1881－1973）的划时代巨作「格尔尼卡」（Guernica）相提并论。1988年，当人们在联邦德国议院悼念1938年11月9日的「水晶之夜」，悼念那场对犹太人的集体迫害时，犹太女演员、导演伊达‧埃雷（Ida
Ehre）就朗诵了这首诗。
许多优秀的文集版本都希望为大众真实展现策兰的全部作品，1997年后，读者还能看到一套收入诗人大量遗作的作品集。各种解读策兰的研究文字数目可观，不容小觑。1978年开始出版的《策兰年鉴》则完全将这位作家的作品作为中心主题。策兰的一些书信被集结成书，大批有关他的回忆性文字也被整理出版，它们叙事准确、情感至诚，让读者和研究者在阅读时具备了多种了解和深化的可能。
同时，这位作家的许多诗作却又是如此令人迷惑，让人觉得难以参悟，甚或完全无法理解，于是常有人感叹地将此归因于策兰不详之生平。从某种程度上说，保罗‧策兰是一个隐秘的人——借用他自己的表述方式，他不是一个「内心生活公有化的朋友」。策兰在同一次交谈中如是说道：
我处在与我的读者相异的时空层面上；他们只能远远地解读我，他们无法将我把握，他们握住的只是我们之间的栅栏。
而这是否能够解释他的诗歌为何如此难于理解，如此地给人谜一般的印象？这种艰涩在策兰的晚期作品里表现得尤为明显。不过，这些晚期的诗作，也更让读者隐约感到它们的创作来源都是基于一段重大的经历，基于写作者本身的困扰迷惘。策兰为何只愿被「远远地」解读？他为何要在自己和读者间设下栅栏——一道「语言栅栏」（他的一部诗集即以此为题）？他是否不仅是隐秘的，同时也是精英式的？他是不是继马拉美和斯特凡‧格奥尔格之后，又一位纯粹的形式主义艺术家？
大概再也没有什么说法比这更荒谬了。面对如此「诋毁」，策兰也表示出最强烈的抗议。事实是全然相反的：在任何时代、任何语言的写作者中，再也无法找出第二个人能像策兰一样，让曾经的经历和笔下的文字如此紧密地融为一体；另一方面，这些他个人生命曾有的经历，又绝不只单属其个体。策兰个人的生平历史和诗作中充满的，是二十世纪创伤的历史，这段恐怖历史在对欧洲犹太人的集体屠杀中达到高峰；对这段历史视而不见的人，无力、也无权阅读他的文字。
对此，在策兰接受格奥尔格‧毕希纳文学奖之演讲辞──他最重要的非诗体文字──之中已有阐明。名为〈子午线〉（Der
Meridian）的这篇讲演辞，完全可被视为策兰有关时代诗歌写作的诗学表述，「时代性」是讨论的重点所在。然而在当时，1960年10月22日的达姆施塔特（Darmstadt），策兰作此讲演时，听众丝毫无法意识到策兰自觉担当「书写时代诗歌」的使命感有多么强烈，他们也没有意识到诗人的讲话是怎样地激进而满怀信仰；他们的历史知识面太狭窄，他们的思想准备太欠缺，他们的时代意识还未形成，而在那时的时代意识中当然也有一些可怖的东西。我们也许可以说，策兰当时也曾这样表述道：
每首诗都应将它的「1月20日」加载其间，我们在此以最明确的方式尝试着时刻不忘这些信息码——也许今日之诗的新特点便在于此？然而，我们每个人不都是从这些信息码出发进行写作交流？我们要将我们自己归于哪些信息码？（III，196）
……
在策兰的有生之年，公众都惯于将他的诗歌指为密闭的（hermetisch）或隐秘的（kryptisch）；也就是：读不懂。于是到今天，要读懂它们似乎已成为强人所难。类似的现象在他1963年的诗集《语言栅栏》（Sprachgitter）出版后表现得尤为明显。面对这样的偏见，策兰的反应显得颇为激动，有时甚至会怒不可遏。一次，他曾对作家朋友阿尔诺‧赖因弗兰克这样说道：
大家都说，我最近出版的一本书《诗歌选》(Ausgewählte
Gedichte，1968）是用密码书写的。请您相信我，此中的每一个字都和现实直接相关。可是，他们没有读懂。
…..
不过，无论如何，作者的忠告还是值得听从，至今──从头到尾「通读」过策兰诗歌的应该尚无一人。如果读者想使初读诗歌时所感受到的魅力变得恒久，而不使其沦为一次令人失望的「相遇」（这是策兰用来描述诗歌和读者间关系的关键词），那么，他就必须了解诗歌中的信息码。
策兰相当频繁地（特别是在之前被援引的〈子午线〉一文的片断中）用到「信息码」这个能够带给读者强烈时代气息的表达方式，而且是在相当广义的层面上。「信息码」按字面解意为：业已存在之物（das
Gegebene），可能有着多重含义；它是日历上的时间说明，在策兰的理解中也是一切可能的事实与信息，历史、政治、文学、语言或个人经历中的所有事件与信息。曾经在作家生命和思想中的某一刻，它们显得那样至关重要，而这也正是它们的共通之处。于是，一些重要的信息码出现，首先是前文提到的（1942年）1月20日，从诗人的个人角度来看，它是母亲的忌日（具体时间不详）。此外，还有那个从犹太历史发端，经由死亡集中营，一直延伸到以色列的重要信息码综合体：犹太性（Judentum）；策兰由此中来，也将自己归于此间。不过，诗人从未将此直接转变为诗歌中的文字，他从来没有如彼得‧魏斯那样，以〈我之乡〉（Meine
Ortschaft）为题撰写文章；不同于魏斯在文中明确提及「奥许维兹（Auschwitz），大陆另译为「奥斯维辛」」，并通过直接的生平经历建立自己与此地的归属关系，「奥许维兹」这一关键词从未直接出现于策兰的诗歌里。
策兰诗歌还有其它一些历史、政治上的信息码，如：西班牙内战、1934年的维也纳工人起义、1945年8月的广岛原子弹、越南战争、1968年的巴黎五月风暴、以及1968年的布拉格之春。所有这些信息码都和这地球上的被贬抑和被侮辱者有关，——这是「与被迫害者结成晚到的、不／沉默的、耀目的联盟」。（II，25）
不过，策兰诗中也有一些令人颇感意外的信息码，例如不常见的植物名或是矿工间的行话，地质学和天文学中的专业术语，希伯来语、意第绪语、以及拉丁语词汇，还有取自中古高地德语的说法、以及一些极口语的时下俚语。此外，还有一些意味深长的信息码，它们源于犹太教，特别是哈西德派的宗教史（对于今天想「相遇」这些诗歌的读者而言，不懂这些历史，便会感到特别的障碍），它们个别的重要性，在策兰诗歌的不同阶段则表现得有所差异。
…..
用一个例子也许能够大略描绘出这个策兰诗歌复杂的构成过程。1967年出版的诗集《呼吸间歇》（Atemwende）中收录了下面这首诗：
COAGULA
还有妳的
伤，罗莎。
妳的罗马尼亚野牛的
犄角的光
替代了那星星于
沙床之上，在
兀自言说的，红色
灰烬般强悍的枪托中。
如果有一个不熟悉策兰诗歌的读者想尝试理解这首诗，他大概会觉得完全不知所措。翻翻外来语词典，就能知道「Coagulum」的意思是（血液）凝块，是一些渗出的东西；看到「罗莎」一词，也许会联想到罗莎‧卢森堡，那位在1919年1月15-16日夜里被杀害的「红色罗莎」（还有妳的／伤，罗莎。）由这里开始，读者便踏上了一条能够不断深入的路。也许，「红色／灰烬般强悍的枪托」还会令人想起罗莎‧卢森堡（以及卡尔‧李普克内西）遭谋杀前所受到的虐待。倘若继续挖掘下去，那么我们将会在作品的历史考订版中看到，在写就于1962年11月的一个早期版本里，确实出现了「罗莎‧卢森堡」的全名。
我们还能充分证明，策兰在1967年12月的柏林之行期间曾去过护城河（Landwehrkanal），而罗莎‧卢森堡死后正被弃尸于此。翻开卢森堡的狱中通信，便可看到一段感人的文字：1918年12月中旬，这位被监禁者从布列斯劳（Breslau）狱中写信给苏菲‧李普克内西（Sophie
Liebknecht），向她描述了自己先前在院中看到「战利品」，一只「罗马尼亚公牛」时的情形；它们遭到士兵的虐待，鲜血从一头幼兽「新鲜的伤口」中流淌而出，这野兽
正（望向）前方，乌黑的面庞和温柔乌黑的眼睛看上去就像一个哭泣的孩子……我站在它的面前，那野兽看着我。泪水从我眼中淌下——这是它的眼泪。震惊中，我因着这平静的痛而抽搐，哀悼最亲密兄弟的伤痛的抽搐也莫过于此。美丽、自由、肥美、葱郁的罗马尼亚草原已经失落，它们是那么遥远，那么难以企及。
......
策兰希望诗歌在阅读中被当作完全现实的、立于时代之中的文字，而非「écriture
pure」。若按照作者自己设定的意义，阅读文本就不可能对诗的原创者，对保罗‧策兰这一真实主体视而不见（虽然在许多诗作中，真实主体将自己弥散于各色叙事主体之间）；他甚至特别要求人们要尊重他的生命经历，那令人精神狂乱而激愤的生命历史。所以，为策兰作传是可能的，也是有据的。因为篇幅关系，绪言无法尽述策兰的一生，然而在一切必要之处，在一切依据以上思维方式看来的必要之处，他的一生留下了生的痕迹，并时时使我们看见那由个人和超越个人之物罗织而成的存在本质。至此，我们不由得忆起录于《时间农庄》（Zeitgehöft）中的一首诗，这是诗人的晚期作品。诗歌开头这样写道：
你横亘出来
于你之上，
超越于你之上
横亘着你的命运
第一部
青少年时代
第一章
切尔诺维茨的少年时代
布科维纳，1920-1940年
「这土地，它将我／造就。」──1901年生于切尔诺维茨的女诗人罗泽•奥斯伦德尔在她的诗歌〈布科维纳
〉（Bukowina
II）的开头这样写道。她认为是布科维纳（直到1918年，这片土地还属于奥匈帝国的东部疆土）的文化版图，真正「造就」了她。在这一点上与她颇有同感的，还有生于斯长于斯的其它那些德语犹太作家，譬如中学时便由加利西亚迁至此地的切尔诺维茨文学之父卡尔•埃米尔•弗兰佐斯、与他同时代的伊萨克•施莱尔、导师与父亲式的朋友阿尔弗雷德•马尔古－施佩贝尔、摩西•罗森克兰茨、克拉拉・布卢姆、和阿尔弗雷德•基特纳；在他们之外，还有策兰的同辈人：曾和他有过短暂同窗之谊的阿尔弗雷德•贡和伊曼纽尔•魏斯格拉斯，以及年轻一些的曼弗雷德•温克勒、埃尔泽•克伦和策兰的表妹塞尔玛•梅尔鲍姆－艾辛格；除此之外，还有一些非犹太裔作家：格奥尔格•德罗兹多夫斯基、伊丽莎白•阿克斯曼和《马格里布纪事》（Maghrebinischen
Geschichten）的作者格雷戈尔‧冯‧雷佐里。他们和同时代的其它民族作家一起吟唱出「四种语言如兄弟般应和的／歌／在这纷乱的时代里」，──用德语、罗马尼亚语、乌克兰语、意第绪语。
米洛•多尔回忆说，当保罗•策兰于1947年年末现身维也纳时，他「简直源自虚无」；不过，这只是1945年布科维纳文化版图的陷落带给人们的印象，保罗·策兰曾一再忆起他自己的源起之地（III，202），忆起他「爱得要命」的切尔诺维茨，并将自己视作「带着喀尔巴阡式印记的人」。他的诗集《呼吸间歇》中一首写于1964年的诗，在起首处这样写道：
黑色，
如记忆之伤，眼挖掘着寻你
在这被心之牙咬
亮的属地，在这永是我们的床的地方：
你定要穿过这矿道而来
你
来
童年故土，曾经的哈布斯堡王朝属地，它「被心之牙咬／亮」；故土已随它的人民一同殒落，只遗下一道黑色的「记忆之伤」；可是，它终其一生都是策兰的床，诗人在这张床上幻想，并一次次重新忆起在文化黄金时代度过的童年和青年时光。
一种文化总存在于一定的空间和时间，且正如它于这两大维度之中的存在一样，它也将在其间消亡。在布痕兰德（Buchenland）及其首府切尔诺维茨，占统治地位的是一种前后延续了近一百五十年的传统：鲜活的、烙有犹太德语印记的文化，这段文化曾如此绚烂而短暂地绽放，如此丰富地激发了三、四代艺术家和知识分子的灵感；然而却于20世纪40年代间如此猝然、近乎全军覆没式地消失殆尽，──按照策兰在〈不莱梅演讲辞〉（III，202）中的说法──「遁入了无根可寻的状态之中」。
这个文化血脉消亡的过程，经历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41至1944年间，北布科维纳（乌克兰语和罗马尼亚语中的指称法）的犹太人被流放，后遭屠杀；此地近十万犹太人中，不幸殒命者占了八分之七。第二阶段是二战结束时，这个自1918年以来一直归属罗马尼亚的行省被蛮横分割，南布科维纳仍归于罗马尼亚，北布科维纳包括旧都切尔诺维茨则被苏联吞并，划归乌克兰苏维埃共和国；随之而至的是有关大规模移民的强制性政治条约，大部分犹太人被杀，非犹太裔德国人被纳粹迁出，取而代之的是迁入的上万乌克兰人。旧奥地利成熟的多语言文明，以及与之并存的犹太文化传统，对这些新移民而言没有任何意义；按照斯大林的历史观，也不应有任何意义；作为文化版图的布科维纳变成了幻象，在曾经的黄金时代（一直延续至第一次世界大战）里被称作「小维也纳」的切尔诺维茨，也化作了鬼魂之都。
地理上看来，它也许还在，也在很大程度上躲过战争的影响，然而在今天的地图上我们已难觅其踪；切尔诺维茨已更名为切尔诺夫策（Tschernowzy），旅行者想找到此地颇需周折，只有博学者才能够真正理解，这一多语言文化空间曾经产生过何等重大的影响。对于策兰而言，它是他青少年时代的整个经验空间（Erfahrungsraum），这一文化的重要性也不只体现在策兰身上，许多「布科维也纳（Buko-Wiener）」作家，也与此文化有很深的渊源，如弗罗伊德叛逆的学生威尔罕‧赖希就生长在切尔诺维茨附近的农庄里；马涅‧施佩贝尔来自普鲁特河畔（Pruth）的扎布罗托夫（Zablotów）；生化学家埃尔温‧沙尔戈夫也是切尔诺维茨人。
在布科维纳，德国人和犹太人已共存数百年之久，那时，这一地区还是穆尔道侯国的一部分，尚隶属于对犹太人颇为宽容的奥斯曼帝国，1775年，布科维纳被并入奥匈帝国，约瑟夫二世（Joseph
II）开始有针对性地迁入德国人，同时──借用他自己的说法──大力推进乡村犹太家庭的定居和城市「犹太人的市民改良」（bürgerliche
Verbesserung，C‧W‧多姆语），而切尔诺维茨的犹太人自己也将德语文化视为主流文化，予以效仿。1867年，他们在法律上获得了平等的权利，这一演变过程由此得到了稳固的延续，犹太人成为了继罗马尼亚人和乌克兰人（此二族群人数大约各占全部人口数的三分之一）之后的第三大民族，占总人口数的15％（在切尔诺维茨甚至超过40％），几乎是所谓本地德意志人（Volksdeutsche）的两倍。这样的状况使得布科维纳操德语的犹太人扮演了原来亲维也纳派「国民」的角色，在这些德语犹太人中，不仅有推动资本主义发展的工厂主、富裕商人、和工商业者，也有政府管理、法律和教育事业的中坚，1875年以后，他们之中还出现了新建德语大学的教授和学生，不过，他们中的绝大多数都是自由职业者，主要职业是医生和律师。直至19世纪70年代，在布科维纳还未见反犹主义的端倪，后来对犹太人的仇恨浪潮愈演愈烈，布科维纳终于受到波及。这些仇恨情绪部分来自本地罗马尼亚人和乌克兰人，部分则是源于侵略性愈来愈强的维也纳反犹主义者。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由俄军施行血腥的种族大屠杀和焚毁犹太教会堂行为，使反犹浪潮达到顶峰。
世纪之交以来，在布科维纳主要有两支德语文化，一支是本地德意志人的文化（与文学），另一支则属于生活在切尔诺维茨的德语犹太人；前者是乡土式的，醉心于叙旧，为故土所累，后者则洋溢着浓郁的城市气息，唯维也纳文化是瞻，有强烈的精英化倾向。今天，一些心怀叵测的德国舆论，也喜欢将切尔诺维茨称作「普鲁特河畔的小耶路撒冷」，尽管如此，阿尔弗雷德‧马尔古－施佩贝尔在1936年还是特别强调：「布科维纳的犹太诗人表现出了与大地和乡土更为紧密的联系，超出同类情况下其它地方的犹太诗人。」这样的说法不无道理，我们往往能在他们的诗歌里窥见一股特有的「内在旋律」──他们的「水井之调」（Brunnenton）。在策兰早期的诗歌中，也有着这样的调子，只是它们常以异化的形式显现出来；在诗集《语言栅栏》中，我们也能看到有关忆起故乡水井之乡（heimatliche
Brunnenland）的要求：
说说那水井的事，说说
那井台、辘轳，说说
那井棚──说说……
当奥匈帝国于1918年灭亡后，布痕兰德成为罗马尼亚帝国属地，可这一地区却仍然沐浴在1867到1914年「黄金时代」的余晖之中，德语依旧是民众在口头交际中所使用的语言。策兰童年和青少年时代的文化氛围，和政治权利分配并不同步；说得极端些，我们甚至可以认为，1918年以后的德语犹太民族，是试图通过最大程度的文化资本投入，来平衡他们在政治和经济资本上的损失。切尔诺维茨依旧是一个多语言、多宗教信仰的城市，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多文化之城，弗兰佐斯爱恨交加地将自己的故乡加利西亚和布科维纳乡村称作正统犹太教的（jüdisch-orthodoxes）「Schtetl」和「半亚洲」（Halb-Asien）的组成部分，但是这不是切尔诺维茨实际的写照；在这个城市里虽然有较为古旧的小型犹太人聚居区，但从未出现过强制划分的犹太种族隔离区（Ghetto，另译为「隔都」），整个城市里都散居着犹太人。
城市塔楼的侧影绵延于喀尔巴阡（Karpaten）山麓一段狭长的坡地之上，它们陆续建成于最近的一百多年间，至今仍向我们昭示着此地在文化和宗教上的多样性。除了一个作为行政中心的首府城市所特有的一些典型建筑物之外，这里还林立着分属于十多个基督教和非基督教教派的教堂建筑。在这个宗教云集的地方，也汇集着各民族风格的建筑，如乌克兰、罗马尼亚、德国、犹太和波兰等文化的代表性宏伟建筑。今天几乎所有这些建筑物都被挪作它用，特别是那些犹太教会堂，大都被改造为电影院、仓库和舞厅；不过它们还是会让我们想起这里曾是一个世界化的地区，「一个生活着人和书的地方」──策兰在他的〈不莱梅演讲辞〉中一再这样说道。
如果没有有关荷尔德林的联想，这话听来就像是句多余的话，但其实此言大有深意；它一方面暗指那些一夕间消失的、惨遭杀戮的人们，另一方面则暗指那些今日已不多见、当年却被视为理所当然的事情──在日常生活中扮演着至关重要角色的书籍、思想和艺术；这样的特别情态在切尔诺维茨是普遍的，奥斯伦德尔曾有这样的观察：
切尔诺维茨是一个遍布狂热分子和信仰者的城市，德国哲学家叔本华（Schopenhauer）认为，对这个城市里的人们来说，只有「对思考的兴趣，而没有对利益的思考（……）」。卡尔‧克劳斯在切尔诺维茨拥有大批崇拜者；在大街上，在公园里，在森林中，在普鲁特河畔，我们都能看到他们的身影，而且他们的手里总拿着一份《火炬》（Fackel）杂志──如若不然，他们便一定待在切尔诺维茨为数众多的「维也纳式」咖啡馆中的某一家，读书。阅读内容如果不是《火炬》，便是切尔诺维茨五大德文日报中的一份，再不就是陈列在那里的众多欧洲知名报刊。
简言之，切尔诺维茨是一个具有高度文明修养、真正意义上的「欧洲城市」，从当地德语大学建立，到1940至1941年的这段时期，尤其如此。德语文化和犹太文化的共生体（如果它真的存在）在此延续了近一个世纪的时间。
1920年11月23日，保罗‧安彻尔（Paul
Antschel，策兰本来的姓名）来到了这个「还未被破坏的世界」。在策兰的祖先中，一方是久居布科维纳的犹太人，另一方是由东加利西亚迁居至此才一、两代的人；安彻尔的父母不属于切尔诺维茨德语犹太知识分子的精英阶层，他们是小资产者，简朴地生活。要到多年以后，策兰才接受到为写作打下基础的多语种广泛教育，而那些教育资源与熏陶主要渊源，是来自他的朋友和他的书香门第家庭。他的父亲莱奥‧安彻尔-泰特勒（Leo
Antschel-Teitler），生于1890年，成长在切尔诺维茨附近的一个村庄里，接受的是极严格的正统犹太教教育，他成为一名建筑工程师，但他却不得不入伍当兵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战后，因为凭原来的技能无法找到工作，他于是决定从事燃料生意，由于没有任何本钱，莱奥‧安彻尔成为了一家木材贸易公司的经纪人和代理商，常在城里的咖啡馆里约见那些生意上的伙伴。策兰的母亲弗德里克（Friederike）──常被叫做弗里茨（Fritzi）──，生于1895年，她的父亲菲利普－施拉加‧施拉格（Philipp-Schraga
Schrager）是萨达戈哈的一位商人，此地距切尔诺维茨不到十五公里，是哈西德派运动的中心。她的父母也信奉正统犹太教，但却比安彻尔－泰特勒家的父母要宽容得多，也正因为如此，这个家庭的德语水平胜过策兰祖父那边的家庭。
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双方的祖辈们为了躲避俄国军队逃到波希米亚，后来，策兰曾在诗里提到了这个「你母亲的三载之国」（Drei
jahreland deiner Mutter；I，285）。在战前便已相爱的莱奥‧安彻尔和弗里茨‧施拉格，一直要等到1920年初，大家都从波希米亚返回后，才能在切尔诺维茨成婚。此前的好几年时间里，弗里茨得照顾弟妹，打理家务，她在这方面表现出了非凡的牺牲精神，从而为她后来建立家庭打下了基础。她在公立学校毕业后学习过贸易方面的课程，也曾就业于一家商业公司，后来又当过托儿所的职员，但弗里茨最终还是──在当时看来完全顺理成章地──放弃了自己的职业。就她在课堂里所受到的有限教育而言，策兰母亲的学识其实相当渊博，对德语文学共同的热爱，成为了后来他们母子之间亲密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他十五岁之前，安彻尔家庭生活条件之拮据，远非我们今天可以想象；瓦斯尔科巷（Wassilkogasse）5号一楼的一套三房公寓，是属于他祖父的房子，当时，这里除了这位鳏居的老人，还住着年轻的父母和小策兰，另外还有莱奥‧安彻尔两位未出阁的妹妹；保罗没有兄弟姐妹，他始终是家里的独子，而这也是他后来一直引以为憾的事情。与其它许多人的印象一样，和他们生活在同一蜗居中的两位表姐，后来将这位父亲描写成一个极端专制的家伙：
保罗的父亲在家里实施的教育极为严苛。他可不是个好脾气的人，对儿子要求极高，惩罚他，为了他的每一个孩子气的调皮捣蛋揍他……保罗是个十分敏感的孩子，父亲的严苛使他饱受折磨。
从这一点上我们也就比较容易理解，为什么策兰日后拒不接受严守教义的犹太教和犹太复国主义的乌托邦思想，因为那是属于父亲的信仰，是父亲的人生理念；也正因为与父亲关系的较为疏离，在父亲于1942年秋天去世之后，他只有少数几首诗提到了父亲的亡故，它们是〈黑雪花〉（Schwarze
Flocken）、〈弄斧〉（Mit
Äxten spielend）、〈客与纪念〉（Der
Gast und Andenken）。30年代初，莱奥‧安彻尔的姐妹米娜（Minna）和丈夫一起移居巴勒斯坦，莱奥自己却没有同往。终其一生，他的犹太复国主义梦想都未能实现，不过保罗的父母「还是一直保持着犹太传统，作为典型务实的布科维纳人，他们在那些无伤大雅、还不至于严重损害传统的地方，使自己的生活得以简化。」他们通常会在星期五晚上点一支安息日蜡烛，在大处注意一下饮食诫条，在盛大节日的时候去教堂。
当小保罗面临着择校问题时，父亲和犹太传统间的紧密联系便显露了出来。保罗虽然在开始的时候进入了德语的梅斯勒（Meisler）幼儿园，后来又被收费高昂的同名小学录取，但因为无法筹到学费，从二年级起便被父亲送入希伯来语公立学校；在他看来，德语学校最有可能帮助儿子进入「上层社会」，而希伯来语学校则是仅次于此的第二选择。然而，策兰不愿意进入这所学校。他完全不喜欢作为授课语言的希伯来语，不喜欢这门「父亲的语言」（他的父亲将希伯来语作为自己的第二母语），进入中学之后，他甚至将这三年视为一种污点，从不和同学谈起。虽然少年策兰还没有觉察自己这种极力追求同化的想法，但它确实已然存在。
1930年秋，将近10岁的保罗‧策兰通过入学考试，进入一所罗马尼亚语国立中学。作为授课语言的罗马尼亚语对他而言并非难事，他在公立小学就已学过。至于希伯来语，他只用休闲时间到一位家庭教师那里去上课。新增加的还有法语，这门语言迅速成为了他的最爱；在一次法语竞赛中，14岁的策兰和女友玛尔策娅‧卡维（Malzia
Kahwe）一起取得了一等奖。在其它许多课程中（譬如在当时以讲述为主的动植物学课），他的成绩也极优异，他成为了最好的学生，并被一些人视为心高气盛。从一开始起，他最喜欢的就是阅读美妙的书籍：起先是贝尔塔·‧安彻尔（Berta
Antschel）姑妈从维也纳（她后来移居伦敦，策兰总去那里拜访她）寄来的童话书，后来则是一些有关探险和印第安人的书籍，再后来，他便热衷于经典德语文学作品，这其中也有意第绪语文学。虽然保罗‧策兰从未说过这种语言，当「这种来自犹太街巷的粗话」阻碍了他融入标准德语文学时，他也曾对这种语言显示出怀疑，但同时，他也感受到了意第绪语生机勃勃的美的一面。
十二岁，已经不再年幼的策兰还得睡在父母房间里的一张围栏儿童床上，直到1933年，两个表姐离开这座城市，米娜姑妈移居巴勒斯坦，房间腾空了，策兰终于有了一间属于自己的居室。抛却那些发生在德国的事情不说（它们在存在意义上还远非一个十三岁少年能够理解），这一年对策兰而言还有其它意义重大的改变，他通过了「小预科（Kleine
Baccalaureat）」，强迫父亲结束自己的希伯来语课程，参加了「Bar-Mizwa」
（相当于犹太教的坚信礼），由此成为了完全意义上的犹太教宗教团体中的一员。但是，年轻的保罗‧安彻尔却从这个日子里感受到截然相反的意义：这是一个重获自由的日子，他再也不用受到宗教诫条的束缚了；直至生命尽头，他再也没有主动参加过任何礼拜。
那些年里，青年策兰找到了一些终其一生都至关重要的朋友。前一年暑假，维也纳的表弟保罗‧沙夫勒（Paul
Schafler）成了他的好伙伴（1950年，已成为英国人的他再次拜访保罗）；他也和曼努埃尔‧辛格（Manuel
Singer）开始了第二段假日里的友谊，1938年，辛格更成为他在图尔（Tours）大学的同学，后来移民以色列；伴随诗人终身、更重要的朋友则是同窗五年的古斯塔夫‧肖梅（Gustav
Chomed）──被叫做古斯特尔（Gustl）──，以及就读于另一所中学的埃里希‧艾因霍恩。最后这两个朋友家的社会地位都优于安彻尔家，但这并未影响他们间的亲密友谊，他们一起走遍城市和美丽的郊野，从肖梅家农庄古老的吊桶井中汲水（那时还没有自来水），或者在冬日乘着雪橇滑下特普夫山（Töpferberg）。在后来几年里，他们还曾一同在暑假里徒步漫游（有时也夜游）喀尔巴阡山。
1935年，也就是「小预科」后一年，保罗‧·安彻尔离开就读的罗马尼亚中学（教师中的反犹倾向是他转学的重要原因），转至第四中学（或称乌克兰中学）学习，那里大多数学生都是犹太人，乌克兰学生只占少数；拉丁语是主要教授的外语，在最后一学年又增加英语，授课语言则普遍为罗马尼亚语；德语课程对于那些母语是德语的学生而言具有特别的意义，而这正好是少年保罗的兴趣所在。这一年里，他获得了广泛的文学教育，阅读对象主要是古典的莱辛（Lessing）、歌德（Goethe）、和席勒（Schiller）。此外还有克莱斯特、荷尔德林、海涅（Heinrich
Heine）和一些浪漫派作家，最后一学年又接触到了尼采；另一方面，很快地，莱纳‧·马利亚‧里尔克无可置疑地成为了少年保罗‧安彻尔最喜爱的诗人，而且在后来的二十年里从未改变。
与每一位前辈及同辈布科维纳诗人一样，文学──特别是诗歌，在这位小伙子（他在1935年前后也开始写作）看来，首先是一种将世界诗化和浪漫化的媒介。虽然他那时已经接触到了法国作家波特莱尔（Baudelaire）、魏尔兰（Verlaine）、韩波（Rimbaud）、马拉美、阿波利奈尔（Apollinaire）和梵乐希（Valéry），也阅读了霍夫曼斯塔尔（Hofmannsthal）、格奥尔格（George）、卡夫卡（这个作家在他的生命中显得越来越重要）和表现主义作家以及格奥尔格‧特拉克尔（Georg
Trakl）的作品。然而保罗‧安彻尔还未领略到极端前卫运动（如：未来主义、达达主义、超现实主义）的活力，还未领略到它们如何将语言当作一种可支配的物质，还未领略到它们如何以一种近乎粗暴的方式对待语言。对他而言，同样陌生的，还有当时的新现实主义和政治表现性的文学。虽然我们还未发现中学生安彻尔1938年以前的诗歌作品，但是尚未被破坏的旧奥地利－布科维纳氛围以及此中的前现代创作典范，确实影响到了对这位初试创作的作家。
对于中学生安彻尔而言，从事文学创作的一个重要地点是读书会，在这个团体里，他常坐在阳光下，激动地吟诵诗歌，有时也对朗诵的作品作一些讲解说明。不过，他的虔诚听众都是些年轻女孩们，其它小伙子──即使是那些和他极亲密的朋友──对这样的文学总抱着嘲讽的态度，或者他们至少也是怀着一种羞怯的赞赏，对此类活动敬而远之。他有自己的男性朋友，但在这个独立的圈子之外，他又拥有一群仰慕他的女性朋友；她们之中，有埃迪特‧霍洛维茨（Edith
Horowitz）（她的父亲是一位拥有博士学位的日耳曼学学者，他慷慨地允许女儿的朋友们使用自己藏书丰富的图书馆，也包括伊曼纽尔‧魏斯格拉斯），还有鲁特‧格拉斯贝格（Ruth
Glasberg）、玛尔策娅‧卡维（Malzia
Kahwe）、与鲁特‧卡斯旺（Ruth
Kaswan）。他几乎和所有这些女友间的友谊都是柏拉图式的，也出现了一些让这位成长中的少年感到苦恼的心理问题；因为，他最重要的情感，始终都是来自超越一切的、对美丽母亲的爱。
对于这个天赋禀异的独子大有前途的未来，母亲怀着始终如一的温情和巨大的满足感。1935年以后，安彻尔家便迁到了位于马萨里克巷（Masarykgasse）10号的一个新小区里，这处居所是家族的私产；对于儿子带回家的男女朋友，母亲总会给出自己的「评判」，这便构成了这一情感陪伴关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1979年，传记作家沙尔芬曾猜想，认为这个年轻人「与母亲的感情维系极强」，他的「全部情感生活都化身自此」。一直以来，这一想法都显示出相当的说服力，1938到1944年之间的那几年便是明证；事实上，在这段日子里，「一切粗俗、与性有关的东西」都「被驱逐」出策兰的情感生活之外，或者「化身为对母亲的崇高的爱」。所有的这些情结，明显妨碍着肉欲上的关系建立，虽然这位年轻人爱慕着美丽的女性，而身材纤弱、透着忧伤魅力的他也为她们所簇拥。从某种形式上说，保罗‧安彻尔和母亲弗里茨‧安彻尔间两位一体的关系（Dyade）延续终生，在他后来的生命履历和许多感情至深的诗里也不时地表现出来。
保罗‧安彻尔中学时光的一个重要维度，是他的政治和社会活动。大概在1934到1935年间，他便在父母不知情或不同意的情况下，成为了非法的共产主义青年组织的成员，他积极从事一份罗马尼亚语学生杂志《红色》的出版工作。他们在周六下午集会，颂唱革命歌曲和步兵歌曲，阅读（和印刷）马克思（Karl
Marx）、考茨基和罗莎‧卢森堡的作品，也阅读克鲁泡特金和古斯塔夫‧兰道尔的作品；从那时起，无政府主义者们便已获得了少年安彻尔的特别青睐，他在后来的〈子午线〉演讲辞中还不忘将他们提起（III，190）。常常，讨论中意见纷呈，气氛热烈；策兰不是一位简单的年轻同志，保持了终身友谊的埃迪特·西尔伯曼（即前文提及的策兰女性友人埃迪特‧霍洛维茨，嫁后从夫姓Silbermann）这样说道：
保罗显得有趣而顽皮（……）但他的情绪变化很快，他是沉思而内省的，有时却会变得充满嘲弄挖苦；他是一件容易奏出不和谐音的乐器，如含羞草般敏感，带着那西索斯（Narcissus）式的自负；如果有什么事或什么人不合他的心意，他便表现得缺乏耐心，从未想到过要作出让步，这使他背负上了傲慢自大的声名。
1938年6月，尚不足18岁的保罗‧安彻尔参加了中学毕业考试──他在考试中完全没有表现出几年前的辉煌学力。对他而言，在这段时间里出现了太多其它比考试更为重要的事情；上大学虽然也是他自己的想法，也更是保罗父母的愿望，他们对医学工作极为推崇，认为「对一名罗马尼亚犹太人而言，没有什么别的专业能带来更加远大的前程」。经过初期的犹豫后，他同意学医，尽管他更喜欢自然科学，特别是植物学；因为切尔诺维茨大学没有医学专业，罗马尼亚其它的大学又对犹太人实行特别严苛的入学限制，而求学于「大德意志帝国」也绝无可能，所以保罗和其它与他有着相似境遇的青年一样，奔赴法国，到图尔大学继续自己的学业。
1938年11月9日，这名年轻人开始了生平第一次的长途旅行。第二天，他就能隐约预感到（即使还不是清楚知晓）这个信息码在世界史上的意义，以及对他本人和家人的重大意义。列车带他横越波兰，经克拉科夫（Krakau）前往柏林，11月10日早晨抵达火车站时，「水晶之夜」的恐怖还未消退；那时的他，还只有曾经在罗马尼亚的中学里，以相对较为无害的形式见识过反犹主义。后来回忆起这一天时，他如是写道：
你经过克拉科夫而来，在安哈尔特
火车站
一缕烟汇入你的目光，
那曾经的明日之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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