宛川宛川(散文·)

      

 

   

 

消解

 

远离的是乡土,也是渐渐迷离的情绪。尤其是在县城高中的门口,接近中午放学的时间,一些老师零散的走出来。一些似乎见过的面孔闪现着,让你在一种忐忑中经历着另外意义的记忆。也看到年轻如我一般的身影,则又令我些须的惆怅萌生出来。我若在此工作呢?小民之思想,不过如此,心中一番自嘲。看看书店里的摆设,有些文学类的期刊,大多是市场化的衍生,那些文字离我已经远了。当然,即使属于更年轻的视野,也是不为我所看重的。这些都是摆在门前的书架上,里面尽是些小的饰品。女人发问了,买什么呢?我低语着,走出来。耳朵里塞着的是过往,在他乡,或者,还是在尘嚣中加强的音调,这些都不重要了,我只需要在属于音乐的王国中,那里,有我的全部,片断,或什么也没有,我站在校门口的栏杆前,等待着妹妹出来。

已经有好些家长在门前盘旋,这种场景我也见过。在我任教的中学,也有过这样的景色,只是稍微平淡点,这里,就显得炙热了。有姑娘走到拙朴的父亲身边,中年人提给袋子,装着的无非是牵挂,食物。也有更庞大的流动开始喧哗起来。让我的心跳无名的绷紧。这些更年轻的面孔,让我置身其中,让我不只今夕何夕。我飘远的高中,三年崎岖的,荒芜的,悠长的时光之船,我又将在那里起航?这里,我几欲陷入这些平白无故的幻想中,想要离开了。但脑海里却是庞大的乐场。我俨然像多少年前漠然注视的他人一般,在成为自我某个意义上的他人。而回想也让我记得一些名字,故事,一些至今还记得的名字,和一些无法铭刻的故事。大二时,五一回家,遇见了以前的一个舍友,单调而略似李连杰的他,发型依然短促,声调在低下去的时刻酝酿着尖锐。他复读了一年,问及另外的人,谈到一个和我性情形似的同学,他略感无措,伸了下指头,我不解,再问,他说二十四年。我更惶恐,他说,进去了,二十四年。我追问,说是被定的罪名是强奸幼女,我愕然,他接着说,有很多空白,但好像就是注定的。这个简单的,复杂的,魅影般的情节纠缠着我,我甚至虚构着我与那人的对话,问他为什么不申辩,听他说一些佛理,冥冥之中的浩劫。那么,我送给他《庄子》,抑或《史籍》。然后,平静了,多少年后,他出来了,而他的归宿就如他幼时的那个咒语。

妹妹出来了,感冒还没痊愈,没胃口。她戴的眼镜不很舒服,这次就是带她重新配一副。谈论的还是些文字,《美文》上最新征文的题目,她问我有没什么好的建议。我说没有。一般好的作文,要么好的立意,立意一般的话则需要在内力上下功夫。当然,说的轻松了。还好,还有一段时间,主要还是让她自己来思考,也不要花太多精力,重点还是放在学校的课程上,我笑着说,你这次获个奖,下半年再参加新概念能获个大奖,就能直接上大学了。她又嗤笑。县城的变化说大也大,说小也小。毕竟是小地方,格局不可能有什么大的突破,眼镜店略知道点,而她自己也配过,于是,慢慢地往下走去,人群从门口的繁多变得渐渐稀疏,又从稀少变得开始臃肿起来。在一家店的门口刚一停驻,里面的女老板就吆喝了,听口音是浙江人,店里还有个小孩,似乎不像她的孩子,但又似乎不像童工。妹妹不甚喜欢这里,店铺面容不甚整洁,这女人也无南方女人的优雅。但我说,先看看。于是,验光。完了,谈价钱,镜片还可以了。再谈镜框,不让步。本来也不是太喜欢,那就算了。而那女人一下却爆发了,这不谈的好好的嘛。音调继续上升,你们这是故意的。妹妹已经出去了,却拉扯着我,说要掏五元的验光费。好歹我也知道对付这样的人,不能心软,径直往外走。不知何时,店里的男主人也出现了,在一帮吆喝,那女的还是拉着我,我也加大音量让她放开了。僵持了好一阵,那男的说算了,我这才脱身,出来好远,还能听见那不纯正的普通话叫骂声。妹妹一下心情不好了,说不进去的嘛。我笑了,说,别想太多,现实中的事还很多,如此就影响到了你,那以后还怎么办呢?

还是到妹妹原先配眼镜的那家店,也没说重新要配,先让看看妹妹戴着的眼镜。我说她一直戴着不舒服。男子给调式了,我拿来将镜腿放到桌面上,看看是否平衡,让妹妹戴上,她说感觉好些了。看到妹妹用纸巾擦眼镜,那男子又说了些注意的事项,要用流动的水冲洗,专用的擦镜布擦拭,不戴了就放在眼镜盒里。还送了块眼镜布,说有什么问题随时过来。出来后妹妹的心情也好多了,但还是不想吃饭。那就一起去买了饮料,她买了一袋花生米。

我便走向了开往兰州的汽车。

在路口等了好一会,有几辆车,但不是到兰州的,就闲转着。身边一个年轻的女子,老者和小孩在送她,我还是在听音乐,低沉的,有些让人厌烦的。还是没车,再回头时,那女子已不见了。见不远处有车过来了,车窗前的牌子上清晰地写着到兰州,便小跑过去,车也已开动了,没停下来,我也只能迅速的扶着车门跳上去。上去人已经大满,只有最后一排有空位。心中有些懊悔,想起母亲的劝戒,觉得应该坐空一点的车。赶紧把敞开的衣服拉紧,小心翼翼地走到车后,转身坐下,赶紧摸下裤兜里的手机。

去年也是四月份的时候,奔走于县城与大学之间。一次在县城边的一处上车,车也没站稳,还在行驶的状态中,车上的把守把我拉了上去,还不等我责骂,他们就喋喋不休了,说我年轻小伙,又不是老头,怕什么。车上当时也就后边有座。前夜在小宾馆住,潮湿,阴冷,没睡好,也就眯了起来。旁边是几个女子,和前边的一个男人在聊着什么。车走了有一半,旁边的人下去了,我也挪了挪,稍微舒展一下,往上衣里面的口袋一摸,怎么是空的。伸进去,口袋怎么破了。一下楞住了,喊前面的人,说你的手机我用下,拨我的号,但已关机。我焦虑地说着,手机让偷了。但是怎么让偷的,我却还没搞清楚。是车上的把守?围过来的人说不可能,最大的可能就是中途下车的那几个人。已经有几个人围过来了。一个出租车司机问,有摄像头的吗?我说恩。他拿出了自己的手机,往手背拍着,说我的这个白给人都不要。我们开出租的,外出也有危险,你看我这手上的疤。边说着,把脸凑过来,指着眉间的细纹,说,这也是让砍的。我已经觉得天昏地暗了。一个看着妩媚的女孩也转过身来,你在那上车的?你怎么这么不小心呢。

坐在后座上,太阳正晒过来。把人晒的太难受了,身上的汗也出来了,内衣贴紧了,整个人处在一种炙烤之中。把饮料打开,喝一点,慢慢让内心安静下来。但却不能放松警惕,手自然地按在口袋上。耳机也不能全戴着,只戴一个耳朵,另一个耳朵听车内的动静。这次的情形和上次有些相似,也是几个女子,和前面的一小男孩在说笑。我缓慢地将身上的各个口袋逐一检查,这才安下心来。车似乎也开得有些快了。这公路不算太平坦,而我又坐在最后,颠的很厉害。而飞速的惊慌,又让我生出其他的担忧来。太阳也更强了,晒的人难受,但也只能一动不动的坐着。音乐慢慢让人进入了安详,我也开始注意窗外的风景。似曾留恋过的,也似乎已遗忘的。十多年前的一场疾患,在县城并未得到诠释,住院一周,花了800多元。一个下午,大概这样的时刻,只是在冬日,坐上开往兰州的车。那次我坐在最前面,和司机并行的座位上,车并不快,但亲眼目睹着汽车的行进,也觉得惶恐。往事中,也让我变得困顿起来。车停了,身边的人要下去了。再把手放到口袋上,还好,还在,这才仔细看了下戴着墨镜的女子,穿着休闲,留着长发,觉得有另一番的美丽。身边换了人,是个中年妇女,还提着篮子。又紧张了下,自然地摸了摸口袋。音乐依然,但每过一阵总是要把手按到口袋上,似乎只有这样才可以心安。但说出去,怕是要让人说笑的。但在去年的这一个月里,在不到两周的时间内,我被同样的手段盗去了两部手机。此后,我便从性善论转向了性恶论,现实就是这样残酷。

 

 

漂泊

 

一路的疲惫与燥热,让身心置身在开始升温的春天。在路上可以遇见一些都市里妩媚或清新的眼睛。这种来自深处的注视,让人感觉这世间的美好。在兰大对面的车站上,不时走过不同风格的美景,只是让人感叹:我何时也能独自拥有一片笑颜。公交车停下了,有人下来,有人上去。看见一个好像见过的人走过,他提着书袋。记忆如同筛子开始搜索,生命的片断叠加着,分解着。逐渐走入了社会,信息中储存的面孔越来越多,也会让人混淆。以前,看见谁就是谁,现在看见某人先要想一下才能确定。想起来了,他是大学里同专业的同学,不曾打过交道。他没看到我,而我看着他走过。或他看到了我,也如同此刻我看到他一样,想打招呼,想问问,你现在怎样。

中国银行甘肃总行在兰大对面,兰大对面的中国银行点就是甘肃总行。旁门似乎关着,但我明明看见两个年轻的女子走出。我走进正大门,比之其他银行,似乎更具有某种高贵的品质。大概看了下,右边的窗口有人,走过去,等在一个人的身后,稍微喘息下,抹下耳机,喝一口水。前一窗口的工作人员说话了,“先生,”长这么大,还是第一次被人称呼为先生,而且还是一个留着长发,面容柔媚的女子,“您要办什么业务?”我赶忙将支票递过去。她眼睛似乎没抬,还是保持着刚才平和的语调。“哦,这是支票。你在周一至周五下午两点半到六点之间到二楼办理汇兑业务。”

一般来说,行业性的窗口需要美女来点缀。就像影视中那些司空见惯的高雅或傲慢。在小县城也是,信合营业厅的空闲的窗口,长发被扎起的女孩,也就如我这般年龄,红润的脸庞,她将钱和存折递出来的瞬间,我也有瞬间的颤抖。当然,并不是所有的银行柜台都是养眼的风光。比如,我大学公寓附近的农行,柜台对面那个已步入中年,时常絮叨着,也略有残疾的妇女。现在这么突然忆起,对她的一些怨恨也似乎消散了,毕竟,人活在这个世上,要生存,总归是不易的。

纸中城邦在盘旋路的西边。我走过天桥时,太阳依然很好,这恐怕是年初以来阳光最好的日子。一个老妪斜躺在那里,面前是一只碗,有稀疏的零钱。在这个城市,这样的场景实在太多。而且,也亲眼目睹过一些“残疾人”如何在短时间内被治愈,并转移阵地,再成为被可怜的面貌。走过天桥,走一段时间就到了纸中城邦,与纸中城邦相距不到数十米就是东航之星酒店。去年七月的某日,收到一个陌生号码的短信,说他在兰州,问我最近怎样?我起初以为是去年毕业的一位同学从外地到了兰州。回复去问,结果是浙江的一位诗人黄洪光。由于手机被盗,后来补办了,但号码却遗失了很多。也包括一个令我遐想很多的短信,那是前年夏日在学校上辅导班,下午赶往教室,正经过学校报刊亭,道路上刚洒过水,树阴和阳光点缀成和谐的乐曲。一个短信,大概是说喜欢我,喜欢我写的诗。我心里一惊一喜,四下张望着。回复过去:谢谢你。再回复过来:我需要的不是谢谢。我这时已坐在座位上,再回复:那么,请你告诉我你是谁?手机一直是安静的,直到晚上很晚的时候,短信过来了,很莫名:你是谁,你为什么给我发短信?我纳闷了,追问过去:是你先给我发的。手机震动了,打开看,说我没给你发,你也别给我发了。又问,你在那?回复了一个离我很远的地方,第二天不甘心,上网查,确实是外地的号码。一个陌生人的短信就这么保留下来了,一直保留着,直到我的手机成为其他人谋生的一部分。黄洪光说他在东航酒店,盘旋路附近,让我过去找他。傍晚的时候,雨下起来了。去年的兰州是多雨的兰州,本来想买点安宁的桃子,但想到前几日买的杏子里面尽是虫子,也就算了。到盘旋路下了车,雨下得大了起来,路上行人也很少。问了几个人,都不大清楚,但约莫说了下,便朝东走去。走了好一会,怎么还没看见酒店的招牌。遇见一个小伙,问了,他笑着说你走反了。

那时我怎么就没发现纸中城邦呢?我可是从纸中城邦走过去,才到的东航之星酒店。往事已去,不去想了。缓步走上城邦的台阶,把背包放下,慢慢地往里走去。一楼有些拥挤,往二楼进发。木质的台阶很柔软,两边坐满了人,有大人,也有小孩。我轻轻地往上走,在读者面前,保持着低调,向高贵的阅读表达着敬意。从两点到四点,这两个小时中,我穿过了西班牙的呐喊,也曾抵达山西煤矿的阴暗,死亡,诗意,和离开。一次次感伤着命运的无情,人世的悲悯,写满痛的岁月中那些依然坚守着理想的人。甚至在一种潜移默化的对比中,问自己,再过多少年,我会如何?在文字中惆怅,也在文字中得到安慰。城邦里散放着舒缓的乐曲,国外的,乡村的,在我这里,是最美的,只是我无法准确的叙述什么。当阅读中的格调与耳旁流水般的跳跃依靠在一起,让我有了很久都没有的阅读的快感。这两个多小时,我都走过了我生命格局的全部,乡村,县城,城市,然后又是县城。许多段落中间,我都能找到自己,或者,在不同的版本里面,我都能寻到适合我的叙述角度,我一下豁然了,我所途经了的,美的,丑的,高兴或痛苦的,以及最多的暗淡无味,都在某个角落等待着我的重新发落。与己相关的,或我曾默念过的名字,我一遍遍的重复,并试图从中找出些什么。在家园的深处,我会发现什么?描述的背后可能会隐藏什么?“一个人的经历折射了整个时代,”书籍带着我们从江南来到西北荒野,再从闭塞的城市到荒凉的沙漠腹地,夹边沟,还有什么词语比这个更令人眷顾那个时代。上大学后的第一场大型学术报告上,我第一个站起来发言,声音颤抖,问苍老的教授,您经历了那个时代,黑暗的所在,您如何看待过去。他笑了,说字用的夸张了。说起了历史,也说起了他所经历的年代,像他讲课那样,高亢的,低沉的,交错着,展现的要缓和,就像我看到的这些文字,是如此的心平气和,如此的安静,让人要发出尖叫了。坐在书橱前的地面上,翻阅的是他人,也是自我。

到火车站买了回去的车票。给一个女孩发短信,说我要回去了。她之前说要去她姥姥家。她问,你问那。我说,回上班的地方去。她问那你刚在那?我说我在兰州。她说,那你怎么不来找我呢。一句话让我感到温暖,尽管当天的天气不错。火车开动了,开向与宛川相反的地方,我是否离精神上的故土越来越远,是否需要在远离喧嚣的白云,河边慢慢积淀,让漂浮不定的俗念开始固定,直到成为一个庞大的建筑,把我的内心包容起来,我才可以自足地行走,看窗外的风景,看着火车穿过河流,田野,穿过粗糙的青春。

 

 

 

                            

《自由写作》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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