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仗(文论)

——夏志清与唐德刚

◎ 张桂华   

   
引言

此事发生在几十年前，早已结局，现在再谈，应该不会有再起波澜之虞。
翻出这件旧案，是想据此谈论一下“人性”，中国文人为人著文中所表现出的习性。笔仗不是“小说”，但两位均已过世，权当其小说人物。两位离小说事实上也不远，一位是专治中国小说教授，一位历史教授，却搞过创作，所写小说在美国报章一载几百天的。
我所要谈论的文人习性，自然不限于两位，但两位是名人，名列美国学府最知名华裔文科教授，谈他们，可便宜收“两位尚且如此，其他不必再言”之效。而且，两位之争极具社会学个案意义：一典型，两位之争中所表现的习性，在中国文人中普遍存在；二集中，在我所见识过的文人笔仗中，很少有如此长篇幅又如此集中表现文人习性的记录。最后一点，老实招来，我写有此事旧稿，可省却叙述之劳也。
　

（上）事件之始末

1、唐德刚《海外谈红楼》

　　1986年初，唐德刚撰文《海外谈红楼》，文章刊台湾《传记文学》1986年5月号，同时刊于5月6、7日《中国时报》“人间副刊”。唐在文章中“谈红楼”之余，批评夏志清《中国古典小说》一味崇洋，以西方标准衡量中国古代小说，贬低了《红楼梦》等小说的价值。此文立即引起夏志清长文回应。

2、夏志清《谏友篇》

　　夏志清《谏友篇》文还署有一副题，“兼评唐德刚‘海外谈红楼’”，文章刊《传记文学》1986年8月号，同时刊台湾《联合报》和纽约中文《世界日报》。文章分九小节，一万八千余字。
夏文开首说：“唐德刚教授常在文章里开我的玩笑，我从不计较。二十四年的老友了，他要在笔上占我些小便宜，也就由他，反正不会有人相信那些并不可笑的笑话的。”可夏认为，唐《海外谈红楼》文已“不再善意地开我玩笑，而是在恶意的谩骂了”。为免读者误会，“只好写这篇辩正，把‘海外谈红楼’详加评析。”
　　夏首先指责唐的治学态度：“‘海外谈红楼’和德刚近年来大半文章一样，写得轻浮草率，落笔一点也不谨慎，读了教人摇头。德刚自以为样样都懂，其实好多学问只知其皮毛，文章里有时以内行自居，发些总括性的怪论，令人发笑。德刚写文章，的确自有一格，我在《胡适杂忆》序里曾称之为‘唐派新腔’。但他同传统文人一样，太讲究气势了，写文章时不肯作些学术性的准备。因为一查书，可能文气就断了，不如不查书，一口气写下去，文章里错误百出，倒是无所谓的。德刚也太欢喜诙谐的笔调了，为了博读者一粲，歪曲事实，颠倒是非也在所不惜的。”
　　夏嘲笑唐对“中国小说学，根本未入其门，实在没有资格写什么小说论文的”，唐能被邀请参加数次“红学讨论会”，因为唐与会议召集人威斯康星大学周策纵教授“私交甚厚”。
　　夏责怪唐“公私太忙，饭局太多，因此写‘海外谈红楼’，事前就只读了《古典小说》首章〈导论〉，而且读的还只是中译本而非原文。”而所引“导论”文字，也是“删削译文改原意”，夏嘲谑道：“德刚自己写文章粗心大意，把我整段议论，削得残缺不全，倒是用过一番心计的。看来是老老实实的江北人、合肥佬，却也会暗算人的”。“不管他真糊涂还是假糊涂，他把引文删得不成体统，藉以制造我鄙视中国小说之印象，实在是很不道德的”，“给人的印象好象我故意在污蔑中国小说”。
　　不过，夏仍然坚持《中国古典小说》中的基本论断，即：中国小说只有与西洋小说相比，才能得到完全公正的评断；中国古典小说虽比其他地区小说优越，但比不上西洋小说。“真正好的小说家该是个具有‘匠心’、‘统一的人生观’和‘独特的风格’的创造者。这句话没有说错。这样的小说家西方很多，而在旧中国实不多见。不管我们如何偏爱自己的文学传统，这个最基本的事实是不容否定的。”
　　夏文的后半部分与“谈红楼”不太相干。夏指唐恶意类比，将夏的苏州籍贯、吴侬软语与清末狎邪小说《九尾龟》混为一谈，给夏制造一个“人品不正、人格可疑的形象”。夏反唇相讥，唐读了四十多年《红楼》，“详细玩摩”的仍只是小脚、辫子等物，这种狎玩式研究，以及对林黛玉病态美容、梅兰芳男扮女装的兴趣，带有前清遗老遗少的味道。
　　对唐指夏为“极右”，夏认为这番话有“政治用意”，“德刚自己早已三访大陆，日内即要直飞北京，再转往哈尔滨开红学会议。酒席吃得多了，人情债欠得多了，怪不得德刚近年来写的大陆旅游报告、感想，一味讨好官方，愈来愈给人‘浅薄可笑’的印象了”。
　　最后，夏要唐珍惜名誉，批有恩于己的老友，“在道义上总有些说不过去呀！”希望唐多读几遍这篇专为他写的文章，“以求有所觉悟，在做人、治学、写文章各方面自求长进。”

3、唐德刚《对夏志清〈大字报〉的答复》

唐德刚反应极快，仅隔一月，《答复》文即刊10月号《传记文学》，同时刊台湾《中国时报》和纽约《中报》。唐文略短于夏文，分段却多至十六节。
唐直截了当将夏文比为大陆“文革”时的“大字报”，“对我作极其下流的谩骂和人身攻击”。《海外谈红楼》只不过“引了他大著里的几句话，并附了三、五百字的评语。这是文化界常有的学术探讨，未牵涉到半丝政治或人身攻击。而他一下就来了两万字的谩骂”。“用尽下流字眼之外，还要‘扣帽子’、‘打棒子’，作政治性的栽诬”。
　　唐认为，这种“越乎学术之常轨”的做法，是夏有意识在政治上做文章以“自抬身价”：“第一，把唐德刚先扣个红帽子；第二，对国府当局自抬身价，且看我夏某在‘反共’阵营里的地位，不在‘四大金刚’之下？第三，在中共现行统战政策之下，对‘大陆官方’显示其‘台湾关系’——他已被邀请过去‘讲学开会’、‘遍游名胜’一次了；第四，夏、胡（适）并列，重要可知！想不到，我在一篇论学的小文章里，提到他不过三数百字，竟给了这位极有心机的‘名学者’这么大的‘政治资本’！”
　　对夏文谈及《中国古典小说》所获好评，唐讥刺道：“用下流话骂人已属下陈，夏氏还要‘唱戏抱屁股’，自捧自。说他自己的著作，‘内行一致好评’、‘盛誉至今不衰’。又说他自己的学问‘之深之广’，非别人‘所能想象’等等，可谓肉麻当有趣。”
　　对于夏指责唐常开无聊玩笑，唐则回敬道，夏的“疯气要改改”。唐描述夏，“每次相遇，他总要藉酒装疯，或用下流的言词，或绌人扬己”。可于今“真把他当作疯子，就太小看他了。但多少年来，我也曾感觉到他底行为有点不可解，因为夏先生的‘疯’是因人而异的。在哥大某些权威人士（当然是白人）之前，他总是驯如佳儿，静如处子，未见他‘疯’过一次。对某些华裔朋友，他也只是背后嘀咕，当面绝少轻言妄动。”。另一方面，夏是文学教师中“最自尊自大的一位。只许他骂人，不容人批评他。夏曾公开宣称，他的论述是‘绝对碰不得的’！天下哪有这种事情呢？可是，大家都知道夏先生的个性，也就不愿多事了。呜呼！这也是我们民族文化弱点之一吧。大家专讲好听的，怕得罪人。而洋批评家，又有谁愿意反驳崇洋之论呢？于是，‘好评如潮’、‘盛誉不衰’，夏子就飘飘然，不知身在何处了”。
　　对夏的《中国古典小说》，唐仍坚持自己看法，认为夏“以西洋观点，过份贬抑了中国小说的本土性”，而且，夏的“崇洋自卑的心态”、“鄙视中国文化，捞过了界，简直到了荒谬的程度”，夏对中国传统绘画、音乐、建筑的批评完全是无知妄评，以“音哑、艺盲之嘴，乱骂祖先”，其对林黛玉、梅兰芳的看法也是出自其西洋标准的偏见。
　　唐在行文中还不时揭夏短处，指夏虽为哥伦比亚大学东亚语文系教中国文学的唯一教授，可在“诗词歌赋、文言白话、小说戏曲”中，除小说外其他各科则“胜任难于愉快”。夏不能写旧诗词，更不能文言，不通最起码的四声音韵。“他底知识面太狭隘，对当前西方社会科学发展中，最起码的概念也没有！”夏“长于上海租界，习于说洋泾滨，看好莱坞。对三、四十年代的美国电影如数家珍，每以之向人炫耀‘博学’、举行‘口试’；而对租界以外的事物则常识俱无”。对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唐亦不屑，“中年治中国小说史于海外，始读二、三十年代作品。竟以西洋观念，私评数家前后不成体系之小说而拼凑之。竟名之曰‘中国现代小说史’！”
　　唐申陈自己指夏为“极右”，是因为夏“老年更不知七十年来中国文学与社会变迁之轨迹，及晚近社会科学发展之基本概念。只一味拾七十年前启蒙时代学人之牙慧，而变本加厉”。“只知贬低鲁迅，摒弃马列，而不知鲁迅、马列为何物。加以其本人对中国文学起步太晚，一本其幼年‘崇洋自鄙’之习性，大开倒车，以致治传统小说亦认为非具有‘西洋传统’之作品即不值一提。‘不怪自家无见识，翻将丑语诋他人’。茫然不知‘中国传统’为何物，他自己的‘西洋传统’又为何物，信口雌黄，而误导后学”。
　　唐还具体揭露夏坚持其极右立场几个例证：一，夏说美国民权运动领袖马丁•路德•金“黑人，下流，该死”，二是夏赞成南非种族隔离法，认为这是南非白人“维护文明”的措施。“夏先生的华裔朋友们知道他的心态，也知道他这种心态由文学思想化为人生哲学的经过，总想帮助他，启发他，劝他稍学‘开明’，自习‘进步’”。可夏却自甘为“不开明”、“不进步”，甚至以“落伍”为荣，以“反动”自誉，令人啼笑皆非。唐文最后“希望夏教授今后做人，保留点王阳明说的人类与生俱来的良知，和孟子说的羞恶之心”！

4、陆铿调解，夏唐杯酒言欢

　　夏志清、唐德刚一来一往笔战，在台港和美国华人社会中惊动一时。但此事为时甚短，两人即告和解。
　　《传记文学》杂志发行人刘绍唐赴美开会，归程道出纽约，恰逢大陆文人萧乾访美，纽约文艺、史学界举行酒会欢迎刘、萧两位。《华语快报》发行人陆铿借此良机，出面担当和事佬，调解因笔战交恶的夏唐两位，结果功德圆满，两位化干戈为玉帛，杯酒言欢。
　　酒会夏志清先到场，他在等候唐德刚时诙谐而又感慨地说：“我们两人是哼哈二将，唐德刚是哼将我是哈将，一分开之后再也哼不起来哈不起来了。”酒会上，夏唐两位激动握手，眼中含着泪水又激动拥抱，夏拥抱唐时，还在唐脸上作俄式亲吻。
参加这次酒会的，只有刘、萧和夏、唐四位客人，其他都是出钱的主人。和事佬陆铿现场解释说：夏唐笔战的和平解决，主要原因是夏唐与刘绍唐、萧乾都有深厚友情，并且夏唐两夫人也是好朋友。陆开玩笑说：“在唐‘内阁’和夏‘内阁’的支援之下，这一和谈是必定成功的”。唐德刚听罢方恍然大悟，立刻趋前拥吻夏夫人以示感激。
席间有人开玩笑，将夏唐之战与李敖胡茵梦短期婚姻相比，外人不知真假，只知夏唐两位“知名度各增百分之二十”，且赚了大笔稿费。作家丛甦在会上发言，她抱怨两位在文章中嬉笑怒骂作私人攻击，并没有很严肃作学术性论辩。她认为华人学术界最缺乏学术性论辩，而论辩是学术进步的方式之一。

5、刘绍铭文和柳无忌文

同年12月号《传记文学》刊出刘绍铭《‘夏唐之争’尘埃定后》和柳无忌《存殁十忆》两文，对夏唐笔仗提出批评。刘是《中国现代小说史》主要译者，柳是中国著名诗人柳亚子之子，与夏唐两位均相熟。
刘文不长，开篇即不客气指“两位前辈意气用事，不足为训。我说不足为训，并非指二人因红楼梦看法相左而争论，而是他们因此撕破了脸。二十多年的交情了，怎可以一下子就反目？晚辈看了，作何感想？”
刘认为，为政治见解不同，今日朋友变成明天敌人是寻常事，为学术则全无必要。刘还设想了此事可免的合情合理之做法，如若唐事先将文章让夏过目，纵使夏不同意，也不至于反目。唐没这样做，可能是夏唐两人几十年玩笑惯了不以为事。在例举正常学术批评之后，刘道：“夏、唐之争，恰巧相反。他们的文章，我这个做晚辈的，越看心里越发毛。怪不得人家说，从最好的朋友变成最可怕的敌人，往往是一念之差。幸好他们的‘笔战’适可而止”。刘呼吁：“此风不可长”。
柳文《存殁十忆》忆了十位人物，文分五节，每节两位，依次为：钱穆、叶公超，陈雪屏、周至柔，罗念生、罗皑岚，刘子健、刘若愚和夏志清、唐德刚。虽然前八位也是柳的朋友同事，但在此主要为末两位夏唐作铺垫，因为柳撰此文“希望他们和平共荣——事实上这点希望就是我写这篇文章的重要动机。”
可文章寄出还未刊，夏唐之争已和平结局，于是柳去函《传记文学》，要求删去此文中有关夏、唐部分。编者却没有遵从，编者认为：作为学术界和文坛前辈，柳文对“后辈关怀与期勉之情，洋溢纸上”，“语重心长。唐、夏之争虽已烟消云散，但对国内外学术界朋友，仍有警惕作用。故本文有关唐、夏一节仍照旧刊出，编者有违柳先生原意，谨致万分歉忱。”
柳在文章中说：“关于他们两位最近的文字论争，如在〈传记文学〉上发表的，有时超出了学术范围，我不愿置词，以为是多余的多余。这里，我要强调的只有一点：我们这些朋友们在美国学术界得到的天下，是经过长期的挣扎、斗争、努力，方始打出来的。这种地位既然在艰难中得来，还得稳打稳扎，不能自乱阵势，外侮未来而兄弟先阋于墙。夏、唐这两位过来人，一定与我有同感，因为这也是经验之谈。”
柳接着谈了自己在美国谋教职的曲折、帮助夏志清谋教职的“经验”以及与唐德刚的相知，然后小结道：“如要在国外做出一番事业，尤其在人文科学方面（在找职业时这科学二字不发生效力），并非轻举可得，学问以外，还要有坚强的毅力，百折不挠的精神，以及大好的机会”。最后，柳希望如夏、唐这些已在学术界有地位的朋友，不要浪费时间作无益的意气之争，自起内阋，为外人所窃笑，而要和衷共济，团结一致，再接再厉做出更卓越的成绩，有余力再去提拔新进，帮助那些尚在困难中奋斗的年轻一代学人。
　

（下）事件中表现之文人习性

这里将“人性”，具体化为文人习性，即现代文人之争时最常表现出的态度、方式和习用套路。为清楚起见，我分为若干类并加上小标题。

1、过度敏感，往坏处揣测对方意图

夏志清认为唐德刚已“不再善意的开我玩笑，而是在恶意的谩骂”。可在外人看来，即便唐批评有误，却与唐一贯所持立场和行文风格无大差别，谈不上“恶意的谩骂”。夏为一篇文章中三五百字就如此发作，未免反应过度。
夏指唐“删削译文改原意”，令人“读起来意义不明”，“给人的印象好象我故意在污蔑中国小说”。这一指责却不公平，《海外读红楼》引文虽有省略，但除了“一切非西洋传统的小说，在中国的相形之下都微不足道”这一句可能“意义不明”外，其他并无问题。
可能“意义不明”，是因为夏说的三层意思（中国小说只有与西洋小说相比才能作出公正判断；非西洋传统小说与中国相比则微不足道；中国小说出身卑微不能迎合现代高格调口味），前后两层否定中间一层肯定，有一个转折。可读下来还是明白的，至少不会往相反方向理解。
夏真正计较的其实只是“卑微”一词。这第三层意思，夏以后自己改译为：“中国白话小说既源出小市民的说唱文学，我们更不应指望它会迎合现代人高格调的口味”。唐文用他人译而未用夏自译，因为他译比夏译要早，流传更广，比如，大陆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个选本中所收录的夏这篇“导论”就是他译。况且，夏英文用的词就是“humble”，译成“卑微”，又有什么错呢？难道原文也一并改么？可夏却为此批唐“用过一番心计”，“会暗算人”，“很不道德”等等。
《海外读红楼》中还有一段文字：“软语吴侬，夏教授爱之深、幕之切也，舍之而用‘江北话’著书者亦市场经济之发展使然也。设夏氏亦以其乡贤之‘九尾龟’文体述稿，则志清亦难免‘赊酒食粥’矣。”对此，夏一一加以辨正：他不爱‘吴侬软语’，《九尾龟》作者非苏州乡贤而是常州人氏，写作、写文学评论必得用“江北话”——即国语或普通话——用苏白无法写等等。夏如此答，简洁明快，应已足够。
可夏却不就此罢休，继续发挥而作严重推断：因《九尾龟》常被人误为“嫖妓指南”式狎邪小说，将其与夏联系，就使其“可笑可鄙”。唐是在费尽心机给夏制造“一个人品不正、人格可疑的形象”，目的是要读者相信，“一个行为卑劣之人也就写不出什么值得信赖的文学批评了。”甚至连唐恭维夏的“名重海外”，夏认为也是“不怀好意”，实际意思是：夏可能名重“海外”，但大陆和港台对其并不重视云云。这也太过敏感了。
诚然，唐遣词造句不甚严肃，联系《九尾龟》略有轻薄，但至多只是玩笑，玩笑之余仍然在讲理。可夏从《九尾龟》联系到“嫖妓指南”，推论到“可笑可鄙”，再推论到“人品不正、人格可疑”，再推论到唐的用心是要使读者相信夏写不出值得信赖的文学批评。不嫌推论得太过太远么？就一个《九尾龟》，承载不了这一套连环推论的。至于名重海外，须知，大陆是将港台也包括在“海外”的呀！
这样的过度推论和极端联想，使我忍不住猜想：这大概不是真的要讲理，而是文人借口做文章。对方误用一个词、说错一句话、前后文联系出现一个闪失，好，正好作为文章“由头”，于是借题发挥，故意拉扯，无限引申，一口气写他个几千字，既可攻击对方，又可炫耀文才和学问。许多无谓的是非，也就在这有意无意中酿成。
在这一点上，唐的表现比夏要收敛，唐只是笼统指夏文“恶意的谩骂”，“极其下流的谩骂和人身攻击”。不过，夏“人身攻击”有之，“谩骂”则谈不上。

2、人身攻击，不忌污言秽语

人身攻击，有个别用词的，如夏指唐“脸老皮厚”，这无啥要紧；有整体性的，或明或隐主要攻击对方性取向、性偏好，这就需要认真计议了。
夏批评唐“留恋过去，维护传统，真称得上是辜鸿铭的后裔”，而辜是“妓院的老主顾”，且有著名“茶壶、茶杯”妙喻名世，于是夏代唐感叹：“余生也晚，再也享受不到他那时代中国男子的种种特权了！”
唐在《海外谈红楼》中曾以林黛玉“三围”不合西洋标准为喻，形象说明不能以西洋“标竿”评价中国小说。夏以鲁迅指林黛玉为“一副瘦削的痨病脸”为由反驳，并引申说：“至于她的三围尺寸，作者既未提及，关我们什么事？但我国老派读书人，都有《肥皂》主角四铭先生之癖好，诵读戏曲小说出神，真想拿两块肥皂，给崔莺莺、杜丽娘、薛宝钗、林黛玉‘咯支咯支遍身洗一洗’，这样也就有机会去量她们的三围了。”
这些“极其下流”的言词是男对女取向，还有男对男取向。夏拿出唐早年写的《梅兰芳传稿》说事，讥刺唐将梅描写成“明眸皓齿，皮肤细腻白皙，指细腰纤”，“实在不必用这种笔调来自我陶醉一番，读来让人感到浑身不舒服。”
如此不堪的攻击，自然要引起唐的激烈反击，自然同样是人身攻击。唐指夏以小人之心度人，所以才会因《九尾龟》而联想到“嫖客”，实是不打自招。“夏先生最爱宝玉，且不时流露自况之情。他讨厌黛玉，那倒不是因为林姑娘的小心眼儿，而因为她是个‘痨病鬼’，在生理上无实际功用。”
其他不论，对个人性取向、性偏好的任何指摘都属纯粹的人身攻击，尤其在西方社会。夏对唐隐约的同性恋攻击，更属现今美国社会中犯大忌的“政治不正确”。两位高级知识分子沦于如此低级错误，实在不应该。

3、政治性上纲，排斥异端

政治性上纲上线，本是中国大陆习惯，想不到海外华人也未能免俗。
夏持反共立场，这是大家知道的，可为此在学术文章中夹缠就不合适了。夏指唐“早已三访大陆”，“一味讨好官方”，夏讽刺唐不谙时势，眼下大陆学术界对胡适十分看重，写文章骂胡适、夏志清，实在愚笨之尤。在今日，“有谁稀罕党性太强、丑表功式的空洞文章呢？”夏并表示自己不会追随唐“学习进步”，因而能被请讲学、开会、遍游名胜，他要保持节操，维护自己做人的原则。
唐文章一开始就回敬夏，指其自抬身价，给唐扣红帽子，向台湾自抬身价。如果说，这段话分寸有点过，那么，唐在文章中例举夏的几个“反动”事例如指马丁•路德•金该死、南非种族隔离是白人维护自己文化的必要措施等等，就太过了。太过不在于道理而在于人情，因为，这些在今日美国社会是大错、大谬不然的事。幸好，这场争论发生在几十年前，不然的话，恐怕会有麻烦。

4、指责对方忘恩负义，不惜撕破脸面

这一点不能说最恶劣，却是最低级的，小儿吵架，姑嫂勃谿才会用到的把戏，居然也在堂堂学者争论中上演。
夏说：“假如德刚珍惜自己的名誉，写‘海外读红楼’之前，应作如此考虑：适之先生是我的恩师；我和夏志清之间政见虽不同，也是二十四年的老朋友了。我曾恳求他为《胡适杂忆》写序，他却从来没有求我写过一篇序、一封推荐信，为他谋过一个职位呀！把自己的恩师、畏友打成‘走资’‘崇洋’的极右派，在道义上总有些说不过去呀！”
唐在文章中不稍避让，迎头回击道：“夏先生曾提出他为拙著写序，曾为我作荐函；显然希望我受施勿忘。相反的来说，我请他作序，宁非文人相重之义乎？恶可视为施恩求报？他为我作介函，我一直感德不浅。但是夏先生就忘记了，他在哥大原领正教授之极低薪，后来岁入顿丰，岂非因敝系同人，基于血浓于水，拔刀相助而然乎？此等小事，在论学之争中，本不应提出。但渠既提之，我若不解释，岂不成单方面忘恩负义之徒哉？”
知道这是小儿科，可还是忍不住出手。

5、直点命门，贬低对方学问文章

前面几点，或可说夏处攻势，唐处守势，夏施攻击，唐是应对。可在最后一点上，唐出手却要狠过夏多多。
夏批评唐的“海外读红楼”文章“写得轻浮草率，落笔一点也不谨慎，读了教人摇头。德刚自以为样样都懂，其实好多学问只知其皮毛，文章里有时以内行自居，发些总括性的怪论，令人发笑。”夏还指唐对狄更斯一无所知，对中国小说学未入其门，根本算不上文学评论家，实在没资格写小说论文等等。
唐则反批夏个性骄横，唯我独尊，只许他骂人，不容人批评他。中国学者专讲好听的，而洋批评家又不会批驳崇洋之论，于是，夏飘飘然不知身在何处了。唐还指斥夏鄙视中国文化到了荒谬程度，不懂历史，也不了解七十年来中国文学与社会变迁之轨迹，缺乏现代社会科学发展之基本概念。
这些批评犹可说，因为究竟不涉夏的本行——中国小说研究和文学批评，可唐并不就此止步，下面这段话就直点要害：
“夏先生是哥伦比亚大学东亚语文系，教中国文学的唯一教授。顾名思义，他应是‘诗词歌赋、文言白话、小说戏曲’一把抓的大牌总教习。其实呢，他除掉搞小说之外，其他各科‘胜任’亦难‘愉快’。‘姑隐其名’这个成语，在他那‘大字报’里的用法就大有问题。如不才把成语用非其所，尚有可原；‘盛誉不衰’的名牌文学教授露此马脚，就该打手心了。夏氏承认他‘不写旧诗词’，其实他又那里能写一句文言呢？又那里知道新诗为何物呢？虽然，写旧诗词不过是传统文学中之余事；但不写旧诗词之另一含意，则显示其人不通最起码的四声音韵，那问题就严重了。”
这里，还算承认夏“专搞小说”，可一转眼，连这点仅剩的专长，唐也予以彻底否定了：
“夏志清先生幼年及青年兴趣几全为西洋读物与好莱坞电影，对‘五四’前后之中国文学作品甚少接触，对上海租界以外的社会状况于事事物物亦不甚了了。中年治中国小说史于海外，始读二、三十年代作品。竟以西洋观念，私评数家前后不成体系之小说而拼凑之。竟名之曰‘中国现代小说史’！”
《中国现代小说史》是夏志清最重要著作，也是其在美国大学站住脚根的最根本学术评价基础，连这都予以否认，那夏就真地是在“信口雌黄，而误导后学”了。
唐这样直点命门、彻底否定的批评，无论如何太过了。无论夏曾怎样“极其下流的谩骂和人身攻击”，唐如此猛烈批夏的学术文章，就连本带利返还了。
问题还有，如果洋人读得懂中文，他们会怎么想？会怎么看待夏的学问文章？弄不好，会引起严重后果的，当然是对夏。
难怪作为过来人的柳无忌要沉痛感慨：“我们这些朋友们在美国学术界得到的天下，是经过长期的挣扎、斗争、努力，方始打出来的。这种地位既然在艰难中得来，还得稳打稳扎，不能自乱阵势，外侮未来而兄弟先阋于墙。”
　

结语

以上诸点，这些文人之争的方式和套路，读过点现代文学史的人，应该不会陌生吧？
当然，这些习性是消极的，从我喜欢讲道理立场而言，这些习性与讲道理无关，将此混入文章，有碍于讲清楚道理，原本讲得清楚的道理，也为此而讲不清楚了。而且，我还认为，这些习性是下乘的，不文明的，会毒化我们中文且贻害后人的。
为文者能无警惕乎？

2013/1/1
　

《自由写作》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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