归之于诗(文论·上)

——《倾向》的历史

◎ 秦晓宇   

一、《倾向》前传

《倾向》诗刊酝酿于1987年，创刊于1988年（为区别称引方便，我称《倾向》诗刊为“老《倾向》”，称《倾向》文学人文杂志为“《倾向》”，虽然它们本质上是两个刊物，但在精神立场与价值尺度等方面具有很大的延续性）。老《倾向》是反思的产物，反思的对象是“对诗歌来说纷乱、喧嚣、鱼目混珠的1986年”[1]。这一年的一个标志性事件，是由《深圳青年报》与安徽《诗歌报》联合举办的“中国诗坛1986‘现代诗群体大展”。此次大展共展出了六十四个“诗歌流派”、一百多位诗人的宣言及作品。这里既有身手了得的诗歌好汉，也有为数不少的临时抱韵脚之辈，异彩纷呈，穷魔乱舞。那是报纸对诗歌绝无仅有的慷慨，也是诗歌对报纸歪打正着的促销：大展时值报刊征订期内，受此影响《深圳青年报》的订数飚升至十五万份，订户遍布全国各地。十年之后，组织者徐敬亚这样形容当年的大展：“一个因暗中起伏而显得无比巨大的身影，在全裸中反而露出了一排排清晰的瘦骨。”又过了十年，徐敬亚说：“那不过是提前二十年做了一次‘诗歌网页’”。实际上，大展并非像有些人说的那样将中国诗人一网打尽。仅老《倾向》的作者中，缺席的就有海子、骆一禾、邹静之、黄灿然等；西川以“西川体”的名义参加，萧开愚的派别叫“無派”，这未尝不是对当时五花八门的诗歌流派的调侃（这两位诗人在参展宣言中均强调诗歌的节制与个人性，而这也是新老《倾向》的文学风格之一）。因此用不着等到尘埃落定的多年以后，老《倾向》同人就已经认识到，1986年多数诗歌团体的表演，不过是以“宣言的荒唐、理论的讹误和作品的赝伪来哗众取宠”[2]。

基于此，西川、陈东东、贝岭、老木等诗人决定创办一份“明确其倾向”的刊物。这一“倾向”经过反复讨论，最终在由陈东东执笔的发刊词《〈倾向〉的倾向》中被归纳为“一种信念、一种精神，和一种创作原则”，即理想主义信念、知识分子精神，以及节制的原则。创办者认为，老《倾向》“不是呈示和包容性的诗刊”，而是要“指点方向和引导诗人”，“提供秩序和尺度”[3]。

第一期刊发了张枣、欧阳江河、张真、老木、贝岭、西川、陈东东的诗作，以及张真翻译的菲力普·拉金的作品。陈东东在《〈倾向〉诗刊创刊始终》一文中说：“刊物出版后引起的反应，不能说是热烈的，却是深刻的，实质性的，最终能带来写作和诗歌局面改观的。” 确如陈东东所言，老《倾向》的主张，及老《倾向》同人对这些主张的文学落实与延伸，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九十年代年代的诗歌风貌，也为九十年代末的“盘峰论剑”[4]埋下伏笔。

第二期1988年8月开始筹划，1990年9月才出版，其间一波三折。这一期原本仍打算由老木编稿，陈东东在上海完成印制。老木虽不是优秀的诗人，却是一位极有眼光的编者，曾因编辑《新诗潮诗集》[5]而享誉诗坛。诗人多多在接受凌越采访时说：“一直到1985年老木出《新诗潮诗集》，选了二十多首诗，这是（我）第一次出来。”[6]就凭推出多多这点，《新诗潮诗集》就是一不俗的选本。该书也是朦胧诗人与更年轻的诗人第一次大规模的集中展示，老木还特意将他们分成上下两册，他在“编后记”里写道：“上下集之间，体现了一种历史感。更年轻的诗人已走得更远、更迅速，他们的歌声更加缤纷。”[7]好像还没人指出过“1986现代诗群体大展”与1985年出版的这部《新诗潮诗集》之间的关联。在我看来，徐敬亚或多或少受到老木的启发，不过是变换了一种展示形式。然而跟《新诗潮诗集》的编排相比，大展以“群体”为单位附以宣言的方式，堪称败笔。中国始于文革的先锋诗歌运动，恰恰是以反对集权和集体话语为起点的，杨炼在回顾自己写诗的缘起时说：“用自己的语言表达自己的感受，这是我的最低文学纲领。”而大展又落入集体话语的泥沼，至于宣言的荒唐可笑就更不用说了，试图比附二十世纪初西方现代艺术运动的做法，却画虎类犬。当1980年代的诗歌江湖热衷于拉帮结派、朋而又党、占山为王（其实画地为牢）的时候，老《倾向》最早提出“个人写作”的主张。陈东东说：“《倾向》以它的倾向为前提，选择了它的作者，却并不想成为一个派别或新的诗歌群体。它展望个人写作的诗歌，它只是让一些诗人以个人的名义出场，发出自己的声音。”[8]“个人写作”并非像许多人误解的那样，是一种孤芳自赏、唯我主义。面对强权，它捍卫自我的尊严，面对文化专制，它要求表达的自由，针对集权话语，它强调艺术的个性，在同一性的文化语境，它保持异端。当一个诗人发出不能被降伏、合并、抹杀的独特声音，当这种声音感染了公众，这就是诗歌的美学对抗。

而老木选择了直接的对抗，陈东东几次写信向他催要编好的第二期稿件，均无回复，这是1989年春天，老木正忙于策划实施“公开信事件”[9]，大概无暇处理不公开的私人信函。陈东东只好再编一次第二期。3月26日，诗人海子在山海关卧轨自杀，震动了诗歌界。陈东东写信给骆一禾，让他选些海子的诗，并写一篇关于海子的文章，用于第二期。骆一禾5月13日写完后寄出，第二天就因脑溢血晕倒在天安门广场，于十八天后去世，年仅二十八岁。他那篇《海子生涯》的绝笔之作，饱含洞见与深情，是后来所有关于海子的评论文章的渊薮，已经成为见证诗歌及诗人友情的伟大文献。在《在北大课堂读诗》一书中，洪子诚回忆道：“1989年6月9号，骆一禾去世，我们去告别，是在大白天，而且阳光灿烂，一个上千万人口的城市，路上几乎没有行人，也没有车辆，那么安静，安静得让我突然感到可怕，觉得这种安静中有巨大的震人的声响。”

1990年9月，老《倾向》第二期“海子、骆一禾专辑”印制完成。这是中国民刊史上最沉痛的一次出版，死亡是它的封面，而高蹈的理想主义诗歌情怀是它的书脊。用海子《祖国（或以梦为马）》中的话说：“太阳是我的名字/太阳是我的一生……/我必将失败/但诗歌本身以太阳必将胜利”。骆一禾同样以太阳为诗之光芒四射的图腾：

这抗志而飞的搏战如日中天

发自胸怀而夷平心理

见于太阳日记

完成夙愿，不去分享

                ——《太阳日记》

老《倾向》第二期编者前记：“于是，阅读和思考海子和骆一禾，就更是为了要认清——该向着怎样的诗歌远景迈步……”不，前方岔路丛生，诗歌即将迎来这样的年头，不是“以梦为马”，而是“指鹿为马”。我们好像离海子、骆一禾指向的诗歌远景越来越远了，那种以人类的伟大文学为坐标的理想主义，已恍如隔世。

二、《倾向》的倾向

1992年春节，老《倾向》编完第三期后不久就被勒令停刊，这是它早已注定的命运。文化专制三段论是：异端即反动，反动即违法，违法必剪除。

1993年《倾向》文学人文杂志在美国波士顿正式创刊，此时的《倾向》已不纯是诗刊，甚至“不是一份纯文学刊物”[10]，但它延续了老《倾向》的精神向度与价值尺度。这种国内地下刊物的海外“转世”，是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化景观，它反映了国内人文环境的恶劣，同时也显示出真正具有使命感的文化人对此的顽强抗争。“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远芳侵古道，晴翠接荒城”，这就是中国地下先锋刊物艰难而迂回的踪迹。

《倾向》由诗刊向文学人文杂志的转变，便与这种更具现实关怀的文化使命感有关。《倾向》发刊词称：“《倾向》杂志不是一份纯文学刊物，它的视野通过文学得以延伸；而经由其他话语形式，《倾向》将从更广阔的视角触及人的存在问题。”这是它与《今天》的区别。

1978年11月17日，北岛在给哑默的信中谈到《今天》的定位：“我们打算办成一个‘纯’文学刊物，所谓‘纯’，就是不直接涉及政治，当然不涉及是不可能的，这样办出于两点考虑：一、政治毕竟是过眼烟云，只有艺术才是永恒的。二、就目前的形势看，某些时机尚不成熟……”[11]《今天》的这一定位，既体现了北岛对文学和政治的根本态度，也出于某种策略性的考虑，所谓“时机尚不成熟”。1990年，《今天》在海外复刊，“时机”似乎“成熟”了，但《今天》依然不改“文学刊物”的初衷。复刊后第一期的《编后语》写道：“八九年的事变之后，人们需要一份《今天》这样的文学刊物来做中国文学发展的连接点——连接海内和海外，连接过去和未来。”[12]事实上，对于《今天》复刊后的办刊方向，是继续保持它一贯的“纯文学”传统？还是兼顾文学与政治？这在《今天》内部以及流亡海外的中国作家中存在很大分歧。“一种看法认为，当前的政治环境已使得《今天》不可能在内容上保持单纯的中立，而且刊物本身在今日的中国官方眼里也早已不再是非政治性的，因此没有必要排除登载政论性文章、报告文学等类作品的可能性。此外，从争取更广泛读者群的角度考虑，办纯文学刊物也不是十分明智的做法。另一种看法则认为，已有数家政治色彩比较浓的刊物在海外草创，如美国的《广场》，法国的《民主中国》等，因此《今天》最好保持她一贯的传统，集中精力于文学创作与探索方面。”[13]这是1990年5月4日至14日先后在挪威奥斯陆和瑞典斯德哥尔摩举行的“海外中国作家讨论会”上，由《今天》复刊引发的两种针锋相对的意见。最终第二种意见占了上风，这次讨论会最后确认：“《今天》将仍以纯文学刊物的面目出现，不刊载任何专以政治为内容的作品。”[14]

与《今天》不同，《倾向》选择了以文学为主，并由此延伸至相关领域的办刊方向。这一方向的确立基于以下几点考虑：

一、出于“影响的焦虑”，《倾向》试图走出《今天》化的风格，树立自身的“倾向”。1980年代是个代际意识与代际冲突异常激烈的年代。所谓第三代诗人就是以“pass北岛”来加速自我的确立；谢选骏在给风靡一时的《第四代人》作序时竟以猿群为例来说明这种代际之争的残酷性。而《今天》既是《倾向》的前辈、榜样，也是后者努力超越的“对手”。《倾向》主编贝岭早年曾是《今天》比较外围的成员，参加了《今天》组织的几乎所有编稿会及其它地下文学活动，他正是从《今天》开始学习办刊的。《倾向》与《今天》也的确有太多相同之处：同样是“流亡杂志”，同样诗人办刊，同样的开本，同样海报式的封面，重合的作者群，甚至均邀请杜维明、金斯伯格、帕斯担任顾问，等等。因此，为了不成为“小《今天》”，《倾向》只有选择偏移于《今天》，兼容文学及相关领域的办刊方向。套用哈德罗·布卢姆的“误读理论”，《倾向》与《今天》的关系似乎可类比布氏所列举的六种修正比中的第二种“苔瑟拉”,即“续完和对偶”，“一种以逆向对照的方式对前驱的续完”[15]。

二、《倾向》是对中国当代民刊传统的全面继承。文革后的1978年至1980年，是中国民刊的第一个高峰，在思想解放运动及“西单民主墙”的氛围之下，仅北京一地就有五十多种民刊，大致可分为两大类型：一类是政论性的，像《中国人权》、《北京之春》、《四五论坛》、《沃土》等，另一类是文学性的，例如《今天》、《这一代》。《倾向》介于两类之间，是吸收了许多政论性民刊元素的文学刊物。贝岭加入《今天》以前，就已开始参加政论性民刊的活动了。他先是做过《中国人权》的编辑，后来又担任《北京之春》的通信员，这期间还参加了《沃土》举办的研讨会。[16]贝岭的这些经历不可能不影响到未来《倾向》的办刊方向。

三、在贝岭看来，杰出的文化刊物，无一不介入政治：“《纽约书评》、《纽约客》、《新共和》、《巴黎评论》不介入美国或当今世界的政治吗？《伦敦书评》、《国际文学》不介入欧洲或当今世界的政治和思想吗？”[17]《倾向》的顾问，贝岭的良师益友，美国卓越的知识分子苏珊·桑塔格高度赞扬《倾向》的立场，她同时严厉指出，那些声称一份流亡文学刊物应该是‘纯文学’的论调是自欺欺人，是怯懦文人逃避中国社会中文学、文化和思想现状的自我催眠。[18]加西亚·马尔克斯也说过：“只要我们还生活在我们所生活的世界上，不积极参与政治就是一种罪过。”[19]而汉娜·阿伦特更为深刻地质询：“我们必须保持多大的现实性，以使得人性不会被简化为一个空洞的词语或幻影？换一种方式说：我们在多大程度上仍然需要对世界负责，即使是在我们被它排斥或从它之中撤离时？”[20]也许关键问题不在于问诊，而在于疗效，面对专制与其它社会痼疾，少数几个人的文化针灸管用吗？哈维尔在给妻子的信中说：“我可以以我认为合适的方式行动。我深信每个人都应该这样，即担负起自己的责任，有人会反对说这没有用处，我的回答十分简单：有用。”这段话可以看成是对捷克流亡作家米兰·昆德拉的答复，昆德拉曾认为哈维尔他们所干的徒劳无益，仅仅是为了出风头，“但历史在几年之后证实了哈维尔的行动的价值：有用”[21]。

有一点应该说明，《倾向》不同于海外民运组织的刊物，它对政治的介入，仍然是以作家的方式。《倾向》第二期刊发了它的五位编辑的一封公开信，信中写道：“我们不主张杂志成为任何政治异议活动（包括海外民主运动）的工具或副产品（它的项目或计划等）。惟有如此，杂志在整个华语世界和国际人文社会的传播，可对中国人文环境的进步与繁荣产生有效的推动。”同一期的《编后记》：“《倾向》并不寻求和国家对抗，但在国家和集团的暴力面前，我们必须捍卫自己的价值。”而这一期的《中国文学艺术及作家艺术家状况备忘录》也提到，深圳市公安局把《倾向》定性为“中间偏右”的刊物，而非反动刊物。

基于“介入”的倾向，《倾向》杂志秉持知识分子精神及理想主义的办刊理念。这两点都是老《倾向》提出的主张，《倾向》在沿用的同时也部分更新了它们的内涵。

陈东东在老《倾向》第一期的发刊词中说：“《倾向》的诗作者们所倡导的知识分子精神，更多地体现在他们的使命感和责任感上。”但他又说：“对于诗人们来说，这二者首先是针对诗歌本身的。”按照陈东东的意思，知识分子精神首先是一种专业精神。在这篇发刊词里陈东东用一系列的排比说明写作“不是什么”，进而标举知识分子精神，这是为了廓清种种外行的、低级的诗歌思潮，正本清源，提倡更专注于诗歌本体的“专业意识”。这有点像九十年代初，大陆学术界针对八十年代充满激情却又颇为空疏而急功近利的学风，提出“学术规范”与“岗位意识”一样。经由《今天》，诗歌是七十年代突破思想禁区的先锋，经由老《倾向》，诗歌又一次成为反思八十年代的先锋。

《倾向》也强调使命感和责任感，但那首先是一种“现实世界性”（萨义德语）。用《倾向》第一期发刊词中的话说：《倾向》“同时强调一种真正的知识分子精神，这种精神主要是指对社会和历史变革的责任感与价值关怀”。1990年代以降，随着国家学院体制的扩张，知识分子被细密地组织进一个专业化的知识分工与生产体系，文化资本与经济利益的显见联系将知识分子自觉自愿地嵌进一个“专家”时代，知识分子与社会的关系简化为可评估可量化的专业成就。[22] 在这种潮势下《倾向》致力于批评的“公共空间”的生成，在专业化与公共性之间，它明确地倾向于后者。这是一种萨义德所定义的知识分子：“知识分子是社会中具有特定公共角色的个人，不能只化约为面孔模糊的专业人士，只从事他那一行的能干成员。我认为，对我来说主要的事实是，知识分子是具有能力‘向’（to）公众以及‘为’（for）公众来代表、具现、表明讯息、观点、态度、哲学或意见的个人。”[23]专业化可以让知识分子从虚妄的“广场”意识中醒悟过来，回到更为坚实的立足点，但这并不意味着要把专业领域当成知识活动唯一和全部的舞台。专业化与公共性之间也并非不可沟通。布尔迪厄这样要求知识分子：“一方面他们必须从属于一个知识上自主的，独立于宗教、政治、经济或其他势力的场域，并遵守这个场域的特定法则；另一方面，在超出他们知识领域的政治活动中，他们必须展示在这个领域的知识和权威。他们必须做专职的文化生产者，而不是政客。尽管自主与入世之间存在二律背反的对立，但仍有可能同时得到发展。”[24]

《倾向》的做法之一，是以颇有分量的专辑形式，推介西方卓越的异议作家及公共知识分子，例如第三、四期合刊的哈维尔专题、第5期的纳丁·戈迪默专题、第九期的约瑟夫·布罗茨基专辑、第十期的苏珊·桑塔格专辑，等等。通过作品、评论、访谈等多种形式的组合，深度展示上述作家所体现的，也是《倾向》倡导的“知识分子精神”。这类专辑“在逻辑、美学、情感表现方面是一致的，长期下去，就会形成杂志的标志性特色。”[25]尤其贝岭一手策划并参与的访谈，“透过东西方知识分子的直接对话，介入中国思想界的内在焦虑”[26]，话题的设计既具现实针对性，又有《倾向》的倾向性，同时还有充满思想张力与对话魅力的现场感，这完全是强化办刊理念的“杂志行为”，这一行为把那些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以及西方重要的知识分子变成了《倾向》的媒体精神的代言人。

就发挥的作用而言，贝岭似乎比北岛更符合现代传媒理论对于主编的工作定位。北岛确定杂志的方向与风格，解决办刊资金问题，也是杂志的重要作者，但他不是《今天》（海外复刊后）的内容设计师，对于《今天》各栏目的编辑（也是该领域的行家），他给予充分信任与授权。而贝岭除了北岛所做的这些工作，还把精力用于栏目设计、重点篇目约稿、重大专辑策划及实施等，而这些被认为是主编的职责所在。

《倾向》对专业化的反拨，除了对公共性的强调，还有另外一个重要角度，它所倡导的知识分子精神，除了“介入”还有“游离”的属性——一种自由（职业）知识分子的特立独行。这类知识分子自觉地处于“边缘”的位置，较少受制于正规要求和日常事务，因而具有更加独立的批评立场和更灵活的批评向度，“没有固定的社会职位，使他们得以从各种不同的角度观察世界”[27]。哈维尔在《扰乱治安》中也说：“知识分子应该不断使人不安，……应该因独立而引起异议，应该反抗一切隐藏着的和公开的压力和操纵，应该是体制的和权力及其妖术的主要怀疑者，应该是他们的谎言的见证人，……一个知识分子不应该属于任何地方，他不管在哪里都应该作为一个刺激物，他不应该有固定的位置。”[28]而今天，自由（职业）知识分子大幅度的减少已经是一个世界性的潮流，这是大学、各种文化机构扩张的结果，同时也与文化领域的先锋派与激进意识形态的衰落有关。《倾向》呼唤的，正是这类“濒危物种”。

《倾向》创刊号的“编者的话”称这一期“基本上正确体现了杂志的倾向性”[29]。那就让我们来看看这期杂志的重头戏——译文部分，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该栏目译介了来自共产主义国家的两位杰出的异议作家索尔仁尼琴和哈维尔的文章。他们属于介入型知识分子，无疑符合杂志的倾向，但这两位还不是本期译文部分的重点。这期的重点是本雅明。他的极难界定文体的《单向街》首次被译成中文，同时还选译了苏珊·桑塔格对本雅明的评介文章。大陆知识界对本雅明最早的认识，主要来自张旭东为本雅明的《晚期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所作的序言，该序言1988年被甘阳收入《八十年代文化意识》，并加了个标题：《现代“文人”：波西米亚流浪汉》。就是在这篇文章中，本雅明被称为“在一个社会分工越来越细密的时代（在知识阶层尤其如此）”的一个“伟大的游离者”；“本雅明不得不过着一种波西米亚人式的不安定的生活。但这种境遇却正与本雅明的思维套路相辅相成。它把他从专门化的思想分工中强迫性的排斥出来，暴露在广阔而真实的现实面前。本雅明的不合规范、难以界定真是无以复加了”[30]这个瓦尔特·本雅明，简直可以说是《倾向》杂志的幽灵主编，《倾向》“企业文化”的塑造者。

例如贝岭，1986年参加“现代诗群体大展”时他的流派就是“游离者”，参展宣言已预言“他将在废墟般的间歇里不得安宁，终生惶恐”。“废墟”正是本雅明热爱的意象，他往往把思想和经验都看成废墟，他说过：“寓言在精神领域里犹如废墟在物质世界里”[31]。贝岭也是本雅明所说的那种“和平的破坏者”。本雅明认为现代作家的道德责任不是一个建设者，而是一个破坏者，“一个对浅薄的内在自我进行破坏的人，进而是一个对容忍普遍的浅薄创造和空洞言辞的社会进行破坏的人。”[32]而贝岭创办《倾向》，就是为了进行这种本雅明式的破坏活动，这决定了杂志的美学倾向，是“异议的、怀疑的、反抗的、颠覆的、个体的”。[33]

孟浪，就像本雅明笔下出现在革命家密谋起义的烟雾弥漫的小酒馆里的诗人，这样的诗人着迷于把革命变成一种即兴诗的职业密谋家，但“他与他们真正的关联也许并不在于加入了他们的活动”；他是一个“同语言一道密谋策划的人，他在诗里调遣词句，计算它们的功效，像密谋者在城市地图前分派暴动的人手”[34]孟浪同时也是本雅明分析过的有着巴洛克风格的超现实主义者：“带着虚无主义的激情和坦率，表现出巴洛克时代对废墟的迷恋，将所有东西变成废墟和残片，以便使它们可以被收藏”。孟浪的诗不仅是这种“激情”、“坦率”、“迷恋”、“变成”，也是美妙的“收藏”。

杨小滨，像本雅明一样拒绝归类，在诗人、批评家、学者、教师、电视主持人、男高音、摄影师、房东等诸多身份间穿梭自如，像本雅明一样，“商品的诱惑，以及‘集商品与售货员为一体的性诱惑’让他魂不守舍”。杨小滨到了美国后日益成为一个后现代主义者，然而与一般的后现代主义者跟大众文化的鱼水之欢不同，“大众”只是他敌意的同盟，因为出国前他已种过包括本雅明在内的法兰克福学派的牛痘，在文化观念上深受本雅明的挚友阿多诺的文化工业理论的影响，有着不可救药的精英意识。阿多诺否认大众文化的“大众性”，他觉得有必要用“文化工业”一词取代“大众文化”，这种披着大众文化外衣的文化工业，实质上是极权的工具。它“造成了文化接受者群体永恒的退化。他们不再需要创造性地、个性化地展示自己，而安然成为文化拜物教的信徒。在这个基础上，颠倒的社会可以使自己永恒，‘统治正是由被统治者繁衍起来的’”。[35]

孙甘露，邮差出身的小说家。写过一系列以“迷失”为主题的先锋小说，如《信使之函》、《访问梦境》。他对“迷失”的迷恋，以及用迷失来展示一个耽于幻想的忧郁症患者跟上海之间的关系，很像本雅明在《柏林记事》中所写的那样：“在一个大都市里，找不着路固然讨厌，但你若想迷失在城市里，就像迷失在森林里，则需要练习……我在生活里很晚才学会这门艺术。”学会迷失，就是成为一个特别的识地图者，“知道怎样迷失，也知道怎样依靠想象的地图来确定自己的位置”。《柏林记事》里，本雅明谈到他如何绘制一份个人生活的地图，他把这张地图设想成灰色的，并发展出一套颜色标记：地图上“清楚地标出我的朋友和我的女朋友们的住宅，各种小团体聚会的地方，青年运动成员的秘密辩论室，共产主义者们开会的场所，曾经只住过一夜的旅馆和妓院房间，蒂尔加藤广场那些不同凡响的长凳，通向各个学校的道路，路边被坟墓塞得满满的墓地，以及那些闻名遐迩的咖啡馆，虽然它们当年常被人们挂在嘴边的响亮名字如今早已被完全遗忘了”。文学，难道不是一份以特别的方式绘制的，与遗忘、物化抗争的个人地图？本雅明书中经常出现的隐喻，如地图、记忆、梦境、迷宫、拱廊、街道……也都是孙甘露小说的关键词。

甚至包括后来加入《倾向》的美国诗人梅丹理，都有几分本雅明式的反文化乡愁的倾向，本雅明乃深受法国文化影响的德国作家，梅丹理是能写一手不错的中文诗的美国诗人。一次我在某个活动上送给他一本我的《七零诗话》，他立即用流利的汉语问我：“是不是袁枚的《随园诗话》那种类型的作品？”

就是这些像本雅明一样的漂泊者，将《倾向》放置于，一如本雅明将自己放置于，“众多位置”的“交叉路口”。套用《单向街》的引言，我们可以这样形容《倾向》：

我把《倾向》命名为瓦尔特·本雅明杂志，作为一个幽灵主编，他使这本杂志编写编者。

于是《倾向》的编辑出版就成了萨义德所说的那种“不同寻常的回应”：“回应的对象是旅人过客，而不是有权有势者；是暂时的，有风险的事，而不是习以为常的事；是创新、实验，而不是以权威的方式所赋予的现状。”[36]别忘了本雅明“最大的野心”是“用引文构成一部伟大著作”，《倾向》对编者而言，不正是这样一种“写作方式”吗？于是阅读《倾向》就是将自己置入一种流亡状态。你被“危险”的阅读心理所支配，这种阅读心理打破你日常的安稳与轻松，使你背叛了现状，进入某个前途莫测的旅程。你肯定会责怪这种魔鬼的诱惑，但它迅速让那些可以在邮局订阅的杂志变得不忍卒读。然后，你感到快乐，你流连于《倾向》布置的阅读现场，就像置身于“革命家密谋起义的烟雾弥漫的小酒馆”。

正如把知识分子精神理解成“诗歌精神”一样[37]，老《倾向》提出的理想主义信念也是针对写作本身的，老《倾向》第三期《编者前记》：“《倾向》关注理想的诗歌，而不是被议论得越来越漫无边际的诗歌的理想。”而《倾向》的理想主义，更多地体现为高蹈的办刊姿态以及通过写作与办刊试图改变世界的一种努力。

《倾向》在类型上属于“小杂志”的范畴。“小杂志”是二十世纪初出现的一种杂志形态。这类杂志反对商业至上的原则与大众趣味。例如马格丽特·安德森，一位来自哥伦比亚的流亡者，1914年在美国芝加哥创办了日后被誉为“历史的助产士”的《小评论》。它主要是一本文学刊物，同时也拿出许多版面来支持一切反叛事业和前卫艺术运动，如女权主义、性解放、旋涡派、立体派、达达、德国表现主义……它最先发表了乔伊斯的《尤利西斯》，当伍德·安德森“肉感”的短篇小说吓坏了其他杂志，《小评论》发表了它们。它还刊发了庞德的许多诗和评论，叶芝曾向它投寄短篇小说与剧本，艾略特、威廉·卡洛斯·威廉斯、阿拉贡等人的许多作品，都是最先发表在这本杂志上的。当有一个月没什么能引起马格丽特注意时，她出版了大部分是空白页的一期。刘易斯·科塞在《理念人》一书中这样评价这位有着狂乱激情的女性：“要认识马格丽特·安德森的编辑生涯，必须考虑知识和文化生活中那些离经叛道的个人的关键角色。她明确地拒绝按照对编辑角色的任何流行期望行事。但恰恰是这种离经叛道的行为，使她能够产生持久的影响。她的叛逆精神和对独创性的培养，使她成为一名‘边缘女性’，但恰恰是这种边缘性，成了她创造性工作的基础。”[38]编辑《倾向》的贝岭、孟浪，又何尝不是如此？比如他们曾连续几期在《倾向》上刊登这样的“启事”：“《倾向》向海内外小说作者征求遭到各种文学刊物及报纸副刊退稿的中文小说。《倾向》愿意这样宣称：凡是能在其它刊物或报章（官方的、通俗的、权威的……）上刊发的小说，请不必投给《倾向》……它从遭到拒绝或地下流传的创作中去发现。”这并非标榜反叛姿态说说而已，杰出的小说家康赫最早期的作品就是发表在《倾向》上的，当时他一文不名（现在他也只是在极小的范围内为人知悉和推崇），后来他的小说才开始在《今天》上发表。康赫的长篇小说《斯巴达》问世后，国内文学界视而不见，又是贝岭在《中国地下文学》中最早给予这部小说极高的历史性评价。马格丽特·安德森曾说：“对于一份要求具有某种艺术价值的杂志，我的想法是……它应当建议，而不是下结论。应激励思考，而不是指挥思想。”[39]与此类似，贝岭在《倾向》第五期的《卷首语》中说：“《倾向》的美学是异议的、怀疑的，也是反抗的、颠覆的、个体的。《倾向》推崇多元，拒绝统治与权威，不管它来自国家、集团、媒体还是个人。”

然而商业运营是一本杂志所无法回避的，即使不以赢利为目的，杂志仍然需要解决好“经济基础”问题。《小评论》没有稿费支出，但一年也要花费一万美元。马格丽特和她的助手简·希普“有时不得不整天啃饼干，自己做衣服，甚至自己理发。有一段时间，编辑部和家就是密执安湖畔的一顶帐篷。从近两千名订户那里得到的订费还不够杂志一半的开支……马格丽特·安德森一直想打有钱人的主意，一次她乘地铁到华尔街中心，选定眼前最大的一幢楼，开始游说……”[40]近两千名订户，这个订数一定会让贝岭艳羡不已。贝岭在7、8期合刊上刊登的一封求援信里说：“只要有一千个订户，杂志就能一本本地办下去，并期待将来有一天在中国的土地上出版发行。”《倾向》第1期得到过一点赞助，到了第2期就中断了，全部出版费用仅靠编辑们垫付，为此贝岭不得不在第2期发出一封求援信。《倾向》能够得到的一点有限资助往往断断续续，于是这种求援信快成了一个不定期的栏目。《倾向》第5期羞答答地把一个广告刊例登载于第186页，这种商业诉求比认为《倾向》将来会在中国的土地上出版发行更加荒谬，除了承办“乌托邦十日游”的旅行社或某个招聘文员的民运组织，谁会在《倾向》上投放广告？然而这种商业诉求也是理想主义的一部分，所有努力不过是为了让一本与商业精神背道而驰的文学人文杂志“挺住”。贝岭在《倾向》第11期《编后记》中罗嗦地写道：“一份刊物在艰难、困顿、拮据又吃力的情况下仍能坚持，它多少是，它必然是执著甚至负著某种使命的。”然后他引用了《倾向》的幽灵主编本雅明五十年前向他的思想挚友阿多诺解释为何不离开纳粹进逼下的巴黎时所说的那句名言：“这里仍有一些位置需要捍卫。”

李陀在《先锋文学运动与文学史写作》中谈到，在市场全球化的冲击下，国内几乎已没有不被市场体制控制的文学刊物，而《今天》孤悬海外，“长期以来没有发行渠道，因此刊物也不能进入市场实现为合法合格的商品——这一切，都在客观上帮助了《今天》，让它避免在全球同质化的过程中被吸纳、被消化……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这些因素对《今天》的发展都是负面的，然而正是凭借这些负面因素，《今天》不但坚持住了自己一贯的坚持，而且突然在‘全球化’的背景里使自己的先锋身影显现得格外清晰”。[41]这段话同样可以描述一直与《今天》较劲的《倾向》的处境。这两本令人感佩的杂志，因理想主义而创办，而反抗，而流亡，而非商品化，也因这份理想主义确立了自身的历史形象。

理想主义在中国是个需要好好反思的概念，二十世纪我们看到太多打着理想主义旗号制造的灾难。如果说理想主义是1980年代普遍的文化豪情，那么1992年邓小平南巡之后，中国社会的全面市场化迅速把中国推进一个“唯物主义”的时代，尚未来得及彻底反思的理想主义，已飞快成为知识分子追忆中的乡愁。正是在这样的历史情境下，《倾向》固执地秉持“被歪曲和贬抑的”理想主义信念[42]。《倾向》是几个诗人所办的刊物，这年头恐怕也只有诗人和《现代汉语词典》，不会抛弃“理想”。陈东东在老《倾向》第1期发刊词中说：“理想主义……更多地表现为一种寻求乌托邦的勇气”。这有点像詹姆逊的乌托邦实践理论中美学意义上的“认知测绘”。对于诗人，乌托邦是一片陌生的故土，诗人能听见来自那儿的消息，因为诗歌正是托马斯·莫尔提到的乌托邦人所崇拜的那种“不是凭自然而出现的奇迹”，“运转中神力的灵验和启示”。[43]《乌托邦》一书还描写了这样一个意味深长的细节，拉菲尔跟乌托邦人谈论希腊文学及学术，然而“拉丁语中只有诗歌和历史大受他们赞赏”。[44]

对于汉娜·阿伦特、卡尔·波普尔、以塞亚·柏林这样的思想家，以及塑造了“敌托邦”的赫胥黎、奥威尔来说，乌托邦思想是同极权主义的各个侧面联系在一起的。二十世纪的历史似乎也证实了这种联系。然而即使是上述知识分子最严厉的批判，难道没有包含一个更美好的世界的召唤吗？詹姆逊认为在当下的后现代社会中，历史感的丧失，历史想象力的危机同乌托邦的衰落是紧密相连的[45]。关于乌托邦的论争从未停止过，事实上莫尔在描绘乌托邦蓝图的同时也给出了关于它的争论。[46]

而拉塞尔·雅各比避开外部争论，为我们区分了两种不同的乌托邦传统：一种是蓝图派的乌托邦主义，这种乌托邦传统设计并详尽描绘出光怪陆离的未来之形象，几乎到了令人窒息的地步，当自由的各种维度受到精确限定时，自由也就衰落了；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另一种反偶像崇拜的乌托邦主义，代表人物是本雅明、阿多诺、布洛赫等卓越的犹太思想家。“尽管这些人梦想着一个更高级的社会，但他们拒绝为其给出精确的尺寸”；“他们都或隐或显地遵守圣经关于神的偶像的戒律：“你们不能为自己制造任何偶像……你们不应当向他们低头，或者向他们效劳”（《圣经·出埃及记》）；“对于反偶像崇拜的乌托邦主义者来说，未来是不可以刻画出来的，它只能通过暗示或寓言予以探讨，一个人能听见未来，却看不见它”。[47]拉塞尔·雅各比得出的结论是，在我们这个“极度视觉化的时代”，蓝图派的乌托邦主义也许会被耗尽，而“抵制现代图像引诱”的反偶像崇拜的乌托邦主义，“则是不可或缺的”。[48]

以本雅明为幽灵主编，拒绝统治与权威，信奉非同一性哲学，捍卫个体差异性与独特性的《倾向》杂志，无疑属于这种反偶像崇拜的乌托邦主义。对于《倾向》，艺术是一种独立的否定性力量，它可以“介入”，但绝不因此被纳入某种政治轨道，使它陷入另一种他律的统治之中。这，就是《倾向》的理想主义，它涉及艺术的双重性质：自律性与社会性。艺术的辩证法在于：它是一个真正的“逆子”；它血缘于，也独立于社会母体。

《自由写作》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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