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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藏书(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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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志伟
从嗜书藏书到写书评书，我走过了七十二年的人生历程。
一九四九年家父南下香港，长兄北上求学，给我留下了一万本书。父亲书房的藏书都是经史子集，哥哥则留下几个书柜的翻译小说，诸如屠格涅夫的《猎人笔记》、《贵族之家》、《罗亭》《父与子》，迭更司的《双城记》、《戴维•高柏菲尔》、《孤雏泪》、大仲马《基度山恩仇记》、托尔斯泰《战争与和平》、罗曼罗兰《约翰•克里斯朵夫》、朱生豪译《莎士比亚戏剧全集》、雷马克《西线无战争》、福楼拜《包法利夫人》等。我大姐离家上大学后，又留下了《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日日夜夜》等。
我从三年级读章依萍译、上海儿童书局印行的《苦儿努力记》开始，踏入了浩瀚的书海，读《爱的教育》时，大姐说译者夏丏尊是她的中国学国文老师，到我上初中时知道语文老师丁同力是《金银岛》的译者。
小学三年级时，我在司机阿福的抽屉中找到一本尚古山房印的《三国演义》；到四年级时，从地摊上买回了《水浒传》、《东周列国志》《儒林外史》《七侠五义》《聊斋志异》《说岳全传》《封神榜》《荡寇志》等；到六年级时忽然对《蜀山剑侠传》《鹰爪王》等感到兴趣，至今我和倪匡都认为《鹰爪王》是当代最出色的武侠小说。接着是福尔摩斯探案全集、霍桑、陈查理。上了中学便猛啃翻译小说。
一九六六年九月初，红卫兵横扫「四旧」，我家珍藏的古今中外书刊被一捆捆拎到花园焚烧了整整三日三夜，黑烟呛得邻居驯养的鸽子都惊得成群逃离巢窝。在那场浩劫中幸免的藏书家甚少，听说宋庆龄保存的中山遗作被扔到马路中心烧毁。
七十年代中期，我在太原市工作，因一个偶然机缘结识了太原新华书店总店内部书刊销售处的职员姚莉，她给我供应了处以上干部的特供书籍《我的前半生》《第三帝国兴亡记》《第二次世界大战史》《我的奋斗》等。四人帮倒台后，外国文学经典著作相继重印，《基度山恩仇记》仍属内部发行，我买了八套带回上海馈赠亲友，像迭更司、雨果、巴尔扎克、屠格涅夫的新版译本，我几乎全部买全，分期分批运回上海祖居。重印本较旧版更精美、流畅。
一九七九年，我获准赴港定居，鉴于有人说：「每隔三、五年再来一次」，我忧虑那几百册血汗钱换回的新书再次化为灰烬，乃到邮政总局送检邮寄了二十包书，每包五公斤。剩下的分装三个箱子，上下飞机、火车十几次，终于携到了东方之珠。我父亲在红磡火车站鹄候一日，天黑了才见阔别三十年的么儿走在一百五十人的龙尾进入香港。他对亲友说：从未见到一个人西装革履却用扁担挑了三箱书来到香港。
到香港略有积蓄后，我就开始充实自己的书库。第一批购买的是当年大陆见不到的禁书，如帕斯捷尔纳克的《日瓦戈医生》、萧洛霍夫《静静的顿河》、《雷震回忆录》、《龚楚将军回忆录》、段克文《战犯自述》、陈存仁《银元时代生活史》，后者是我认为最好看的书，其内容最贴近我的童年环境。
大陆改革开放后，出版业的禁区逐渐缩小，有些书属于大制作大手笔，令人叹为观止。例如上海书店重印的《中国历史研究资料丛书》（包括杨州十日记、烈皇小识、庚子国变记、甲申传信录》等）、《历代小说笔记选》、《清代野史》、十三册精装的《顾维钧回忆录》等。我还乘每年两次的六折大减价机会，到湾仔平价书屋买了《晚清七百名人图鉴》、《中国历代名人图谱》、《全唐诗》等，光是成语辞典就买了八种，我认为最出色的是商务印书馆的《成语熟语词典》，（此书胜在每个成语都引经据典）与解放军出版社的《写作成语分类辞典》（胜在分类精细便于查找）。
一九八四年一月我参加《百姓》半月刊两周年征文，以〈我爱中国的火柴盒〉一文荣获亚军，奖品是时报出版公司的精装四十六册《中国历代经典宝库》，从诗经左传论语到老残游记颜氏家训。为此，我又添购了一只书柜。
书看得多了，心得便如潮水般涌出，几本书比对着看，优劣顿现，旅港三十四年我写了一千多篇书评，出版了两辑《书评集锦》，第三辑正在编印中。香港回归前，我奉商务印书馆推广部委托，在大公报书评版撰写《割占香港岛》《租借九龙》《漫说苏州》《近代上海繁华录》等书评，又应春秋出版社老板姚立夫之托，为庄士敦《紫禁城的黄昏》、曹汝霖《一生之回忆》撰写书介，为《黄世仲黄伯耀弟兄南洋诗文集》，王长生的《蒋介石诔辞说屑》撰写序言，每交出一篇稿，自感学问又上了一个台阶。
《传记文学》指定我撰写陶涵的《蒋介石与现代中国的奋斗》、《葛先才将军抗战回忆录》等厚书的书评，每篇都耗时十多日，然而在博览群书的过程中积累的史学常识，使我写出数十本中国现代史论著。
近二十年，我去台湾访问名人，在告别前往往获赠各该风云人物已印行的回忆录，所以每次回香港都是行李超重。这些书是《谷正文情报工作档案》、《白色恐怖秘密档案》、《丁渝洲回忆录》《汪敬煦先生访谈录》、《孔令晟先生访谈录》、孙元良《亿万光年中的一瞬》、《丁治盘先生访问纪录》、刘玉章《戎马五十年》、张晴光《血战余生》、《夏功权先生访谈录》、唐柱国《最高机密》《将军大使胡炘的战争纪事》《周宏涛回忆录》等。
这些年来，我率/随香港作家/记者代表团去外地访问十数次，获赠《中国作家大辞典》、《广东当代作家传略》、《中华民国作家作品目录》等，台湾《传记文学》创办人刘绍唐送我《文坛往事见证》《国家元首妻妾录》《康泽自述及其下场》《陈洁如回忆录》等数百册。台湾的国史馆历任馆长送我《民国史人物传记史料汇编》《国史拟传》《国史馆馆刊》《中华民国褒扬令集》等百多册；国民党中央党史会送我《陈立夫英文回忆录》等多种。
一九九六年秋，我的近邻卜少夫请我帮他整理藏书，准备馈赠中国现代文学馆。我在积满尘埃的书堆中发现有不少重复的书，而且是作者签名本，卜少夫便把重复的书都送给我，计有阮毅成《八十自述》、赵滋蕃《半下流社会》、周榆瑞《侍卫官杂记》、姜贵《旋风》、《易君左诗选》等数十种。于是我的藏书增添了含金量。
一九九七年冬，我当选香港特别行政区艺术发展局委员暨文学委员会主席。在两年任期中，我参加文学、美术、戏剧、戏曲、音乐舞蹈、电影等八个委员会的工作，各该委员会都拨款出书，每个作者都要向局方缴纳样书十本供委员们评鉴，故每次参加会议都有几十种书刊陈列着供挑选。那两年，我总是散会时背一旅行袋书刊回家。两年任满时，增加藏书数百种，诸如《黄世仲大传》《中外小说林》《香港文学年鉴》《陈君葆日记》《诗人导演费穆》《石琪影话》（八册）等。
二○○四年，九龙北海街的集成书局结业前，总经理何锦玲对我说，感谢我历年给她写《二二八事件文献辑录》《西方公司的故事》《联俄容共与西山会议》等书评，她说新老板急于腾房转作贵价商业用途，让我随便拣书，我拣了卅二本一套的《古春风楼琐记》。
就这样，日积月累，我的藏书逾二万册，比红卫兵烧掉的超额一倍多。二○○八年，我译注的《张发奎上将回忆录》在香港面世，全书卅八万字，加注533条，十七万字，其中244条系人物简历，像孙宝刚、周游、陈濯生、李微尘那些六十年前叱咤风云的人物，随着时光流逝，早已灰飞烟灭，然而为了帮助读者了解时代背景，我一一加注并附插图。同年我收到出版社转来广州市委组织部陈予欢处长电邮，他说，张发奎回忆录的人物简历注释，填补了他所编撰的几本大型人物辞典条目的许多空缺「这是一部少有的回忆录典范，为你付出的辛勤耕耘与学术价值，由衷地钦佩与景仰。」不久他专程来港会晤，送我他主编的《中国国民党百年人物全书》、《黄埔军校将帅录》《保定军校将帅录》等四巨册，重二十多磅，我回赠他数十本台湾出版的传记书刊。张发奎回忆录的译注，耗费六个春秋的业余时间，九易其稿，注文几乎全部参考我私藏的两万册书刊，设若要到中央图书馆或港大、中大图书馆查典，此书的面世至少要推迟两年。
旅港卅四年来，我从藏书中探索现代中国历史，撰写了106本文史书籍，出席国内外历史、文学研讨会一百多次。二○○八年夏当选香港中国现代史学会会长。今年一月，我译注的张发奎回忆录荣获新华网与中国图书商报社联合主办的「2013年度中国影响力图书」传记类第三名，这是新华网725万网民投票的结果，也是香港出版的政治书籍首度获得中央级的褒奖。新浪网有一则博文赞扬此书是「迄今最好的口述历史」，我每天工作十八小时（其中看书十二小时），终于蟾宫折桂。
由于个人嗜好，我也收藏了一些奇特的书，如《世界火花百科全书》《裸女火柴盒大全》《吉本斯邮票目录》等，有关金瓶梅的精装画册我收藏了四种，明代仇英的春宫画册五种，日本浮世绘画册七种。此外，一百六十辑的政协《文史资料选辑》与廿六巨册，三千五百万字的《文史资料存稿选编》，我相信在香港民间，是独一无二的。
坐拥书城，确实有一种无名的满足感与成功感。
《自由写作》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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