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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父亲和母亲（回忆录·下）
◎ 文 佳
在文化大革命的疯狂年代里，父亲一连六年被剥夺了回家探亲的权利。我在1967年以知青身份到北京去上访、向党表示决心扎根农村一辈子。在由北京返回长沙的归途中，我在武汉下车去看望过他。那时，父亲已经两年没有回家了。作为他老人家的女儿，我没有理由不去看他。“文化大革命”大革文化命，连学校都不上课了，哪里还有日语培训班！父亲由借调的日语教员变成了武汉市第一人民医院的勤杂工。我在汉口车站下车，直奔一元路，在武汉市第一人民医院的单身宿舍找到了父亲。父亲见到我，又惊又喜。他责怪地说：“现在是什么时候，你还敢来汉口？昨天这里发生大规模武斗，死伤无数、血流成河。今天才停下来。”父亲向单位请了假，带我去汉口最有名的汤包店吃饭。父亲告诉我，在运动中，像他这样的老运动员日子总是要比平常难过，但是这次倒也没有特别为难他。反正是一只死老虎，最多也就是陪斗陪游。在文化大革命中，只要是一个有头有脸有来历的人，谁又没有经历过陪斗和陪游？父亲告诉我，他的最大痛苦反而是来自自己的亲人。我知道父亲说的是母亲向组织提出了要和他离婚。我同情地看着父亲，觉得鼻子发酸，几乎要哭出来。“美美，”父亲叫着我的小名，动情地说：“看来爸爸要孤老终身了。但是，有你这样的好女儿，爸爸这一辈子就没有白活。现在武汉市这么乱，爸爸的处境这么惨，你还没有忘记来看看爸爸。爸爸高兴啊！”说着，眼泪流出了父亲的双眼。这是高兴吗？不，这是伤悲！“爸，”我哭了，只顾擦眼泪，一句话也说不出来。“走，我们回家。”回到父亲的单身宿舍，父亲翻开床垫，掏出一百元钱，递到我手里：“给，这是给你的，随便你怎么花。不要给你妈。”这可是一笔大数目，相当于母亲两个月的工资。我必须在我插队的绿碧岭乡下干整整四年才能分到这么多钱。我接过钱来，珍惜地放在内衣口袋里，诚实而又顽皮地说：“谢谢爸爸。我一回到家就把它交给妈妈。”父亲没有表示反对。显然，他的本意就是叫我带给母亲。他和母亲心里都明白，母亲提出离婚，完全是被政治形势所逼迫。母亲不愿意离婚，他也不相信母亲真的要离婚。母亲的离婚报告只不过是一纸空文、只不过是虚晃一枪。他们是不可能离婚的。对此，连我都坚信不疑。
1971年，中国老百姓已经十四年没有加过工资了。当年的青年工人已经结婚生子，当上了一个或多个孩子的父亲或母亲。他们必须抚养后代和赡养老人了。他们不再是一人吃饱、全家不饿的小伙子或者大姑娘。他们已经肩负起了沉重的家庭负担。“伟大、光荣、正确”的党终于认识到，再不给老百姓加工资就说不过去了。于是，中国人终于在十四年里第一次获得了增加工资的机会。为了把增加工资当作激励老百姓努力工作的有效手段，“人民政府”规定只给百分之四十的国家职工提升一级工资。作为一校之长、无论就工作资历还是工作成绩，母亲加一级工资都是理所当然的、不容争议的、也是群众心服口服的。但是，母亲主动放弃了这个十四年一遇的机会，把名额让给了生活更加困难的老师。于是，母亲像父亲一样，一直干到退休也没有加过一次工资。
1972年，经历了在农村的八年磨难，我终于带着一身病痛病退回城。我没有工作、没有收入、不享受任何医疗保健待遇，却要不断地出入医院，大把的花钱看病和买药。母亲没有嫌弃我这个无用的女儿，反而不惜一切代价为我请医买药。父亲听说我大病而归，也从武汉寄钱回来给我治病。父亲还鼓励我不要自暴自弃，要继续努力上进。他坚持要我学习英语，并给我买来《英语900句》和《灵格风英语教材》等热门英语自学书籍。他说：“外语几乎人人都学过。但是学到能用程度的人却寥寥无几。你只要坚持不懈，把英语学好，就会有广阔的前途。”现在，我已经移民加拿大二十多年，回头遥想父亲当年对我的教诲，不得不心悦诚服地承认：这是入木三分的至理名言。
那年，母亲才五十八岁，但是她的听力却已经很差了。课堂提问，她听不到学生的回答。学生发问，她听不见学生的问题。虽然身体还不错，但是却无法继续从事课堂教学了。作为小学校长，母亲虽然跑遍了岳麓区教育局的所有没有人愿意去的边远小学，但是教育局领导却从来没有考虑过要把她提升到一个大型小学去当脱产的专职校长。于是，退休就成了她的唯一出路。母亲已经老了，她有权利安享晚年。但是，她猛然发现，她是一个一无所有的老人。她没有房子、没有家具，更谈不上任何珠宝和首饰。她的全部家当就是两床旧棉被和几件旧衣服。辛勤工作了一辈子，连手表也没有。八年以后，我丈夫去欧洲学习，在1981年从荷兰给母亲买回了一块女式电子表。当时，电子表是新产品，比机械表还贵重。作为老资格的退休小学校长，母亲终于有了第一块表。母亲写信郑重其事地向我丈夫致谢。她说：“其实我也并不是买不起表。但是一辈子节省惯了，从来没有想到过应该有一块表。”母亲的话使我感慨万端。母亲节俭了一辈子，每一分钱都用在了培养和教育女儿身上。
退休后的母亲立即废寝忘食地投入了街道工作。她无偿地为街道办事处和居民委员会做许多繁琐的无人问津的没有人愿意干的党的中心工作（一风吹工作），诸如发票证、出墙报、节水、储粮、办社会主义幸福大院等。在继续为党发挥余热的无偿义务工作之余，她还认真地对孙辈进行幼儿教育。我们姐妹四人共养育了六个女儿，其中的五个人接受过外婆的生活照料和启蒙教育。在四姐妹中，数我最幸福。我两次坐月子都有母亲在身旁照顾。我的两个女儿都在外婆的照料下度过了她们的襁褓时期和孩提时代。母亲曾经把对我的长女康康进行学前教育的心得和体会写成了专文《葛康上学了》。幼儿教育家丘真理女士在写作她的专著《科学育儿》时曾经使用和参考过它。
从1972年到1975年，在整整三年时间里，作为一个即将三十岁的成年妇女，我没有工作、没有收入、还要花钱看病和买药。1973年9月，我与我十七岁时在高中期间的初恋情人结了婚。1974年12月，我又生育了我的长女康康。对于我这样一个不生产、只消费的十足闲人，我的父亲、母亲（当然还有我的丈夫）从来就没有嫌弃过。在这三年里，母亲虽然已经退休，却从来没有远离过家门。一直到1975年，我的身体状况有所好转，在一家街道工厂找到工作，母亲才离家到上海姨妈（她的妹妹）家小住。所以说，我的父亲母亲不仅养育了我的孩提时代、童年时代、少年时代，而且养育了我一部分青年时代。这样的养育之恩，我永志不忘、没齿难忘、终身不忘！
1979年，母亲离开长沙，移居武汉，和父亲生活在一起。一对饱经沧桑、历尽苦难的恩爱老夫妻终于熬完了似乎永无止境的两地生活，在分居整整二十九年以后终于团圆了。1981年7月，丈夫研究生毕业，我们全家四口去北京、东北游玩，归途中在武汉下车去看望两位老人。父亲站在站台上迎接我们。天气很热，我们老的老、小的小，挤公共汽车很不方便。一出车站，父亲就叫了一辆出租车。从我记事起，这是我第一次坐小汽车。想当年，我大着肚子去医院生康康、生阔阔，都没舍得叫过出租车。
父亲已经调到武汉市七医院工作。回到七医院宿舍父亲家里，妈妈看着我和我的两个女儿，乐得笑开了花。她夸奖我：“美美，你真好福气，有两个这么好的孩子！”我回答母亲：“妈妈，你的福气更好。你有四个好孩子。”父亲把刚过完一岁生日的康阁抱在怀里，亲了又看、看了又亲：“阔阔，你就是康阁？我的第一个姓康的外孙女！”“公公，胡胡钻！”阔阔用粉嫩的小手挡住父亲的亲吻，用她独特的儿语说出了“外公，你的胡子扎人”，表达了对外公的过分亲昵的抗议。父亲哈哈大笑，放下了阔阔：“这孩子口齿伶俐、相貌机灵，是个好苗苗。”父亲把丈夫引进里间，把他写的日语语法书稿和满满当当的卡片箱给丈夫看。他向丈夫介绍了他写作十一本日语语法书的计划，很有信心地说，他计划在五年内完成他的整套著作。他们翁婿俩谈得非常起劲，谁也没有想到这就是我们与父亲的最后一次会面。
两个月后的九月六日夜里，父亲就不幸仙逝，享年仅六十六岁。我们离开武汉以后，武汉市情报所邀请部分职工去参观葛洲坝水利工程，父亲也在被邀之列。一路上，父亲广受礼遇，使他深受感动。他觉得党和组织十分信任和重视他。他决心好好为党工作，充分发挥余热，把当十年勤杂工浪费掉的时间弥补回来。参观回来遇到周末，父亲本来应该好好休息，可是情报所有一篇译稿星期一就要。另外，《长江日报》也约他写一篇纪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的大块头文章。父亲顾不上休息，立即开始工作。他首先搞完了翻译，接着马上又开始写纪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的文章。在写作过程中，往事涌入他的头脑。他回亿起辛亥革命推翻满清王朝的伟大历史功绩；回亿起中国人民长达十四年的艰苦抗战；回亿起自己当年荣获省、市小学生学艺比赛冠军的荣耀；回亿起自己与国民政府元老张群等人的密切交往，他奋笔疾书、激动万分，一直写到后半夜，总算写完了。
九月初的武汉，哪怕是午夜也热得像蒸笼。父亲头脑发热、燥热难耐，用冷水冲凉，洗头洗澡以后才上床睡觉。躺下以后他就说头昏。母亲以为是写文章用脑过度的反应，没有十分介意。隔壁就住着医生，母亲不愿意深夜打扰人家，自己起床翻阅《家庭医生手册》，查找要不要给父亲吃药。接着，父亲就鼾声大作。母亲感到不正常，连忙去请医生。医生来了，院长闻讯也赶来了。但是父亲已经双侧大脑大出血，无法抢救了。医生说：出事的内在原因是父亲过于兴奋，导火线是冷水冲头。过度兴奋已经导致了血压升高，冷水冲头更加使血压急剧上升……
父亲是三代单传的独子。对于自己没有儿子，他这一支再也没有传人，他口里不说，心里却是深以为憾的。值得告慰的是，在他生前，在他的孙辈中已经确有康氏传人了。我和丈夫早在十七岁相恋的时候就已经决定：生两个孩子。第一个叫葛康，第二个叫康阁。父亲见到了天真乖巧的康阁。他在离开这个世界两个月前在自己的家里接待了刚过完一岁生日的康阁。他把康阁抱在怀里，夸奖康阁口齿伶俐、相貌机灵……康氏有后，他一定走得很安心！两年后，我的妹夫做出了更加令人惊赞的决定：虽然他和妹妹只有一个孩子，他还是毅然决然地给她以康姓，叫她康明。康明出生的时候，父亲已经仙逝两年多了。但是我坚信，父亲在九泉之下也一定知道他又添了一个康氏后人。他一定会感佩四女婿的一片孝心。
父亲去世以后，母亲的身体日渐衰弱。1988年12月，母亲罹患肝炎，因治疗及时，较快得到控制。1991年4月，母亲洗浴时突然中风，我们当天即把母亲送进省人民医院。医生说母亲脑血管出血，幸亏出血量不多，不然会半身不遂甚至全身瘫痪，搞不好甚至会丧失生命。医生告诫我们，今后再也不能麻痹大意。如果再发生脑出血，后果将不堪设想。1994年，我移民加拿大以前，放心不下母亲，专程带着两个孩子去武汉与母亲告别。母亲为我丈夫的成就感到由衷的欣慰。她告诫我，在加拿大要好好相夫教子，不要老想着回来。她说：“我的身体还好。你不要担心。”但是，远行的女儿怎么能不担心年老体弱的母亲呢！1996年初，听说母亲摔了一跤，引起髋关节骨折。我急得坐立不安，买了一张飞机票就回来了。母亲越发衰老了。我看着心痛，躲着她掉眼泪。1998年5月，母亲来信告诉我，医院查出她有胆结石，同时还不忘记安慰我说：“不过，我的胆结石还很小，还在可控范围内。你不要来回跑了。劳民伤财，没有必要。”但是，我认为很有必要。在七月份我就再次回来看母亲。母亲的胆结石增大了，已经到了必须开刀的程度。她却坚持要保守治疗，不开那一刀。直到我走以后，她才对我的姐姐和妹妹说：“我怕开刀会死在手术台上，让美美难受。”她还交代她们：“我死以后，不要叫美美回来奔丧。太辛苦。不值得。”
就这样，母亲错过了开刀的最好时机。母亲在我返回加拿大一个多月以后，于1998年8月30日不幸仙逝，享年八十四岁。如果母亲不是过分照顾我的感受，及时开刀也许还可以多活几年，我也有机会多孝顺母亲一些时日。每想到这一点，我就悲从中来，泪如雨下。
父亲和母亲是一对天设地合的恩爱夫妻。他们的生日只相隔四天，祭日只相隔七天，真可谓相约而生、相约而逝。我们作为后人，按照母亲的遗愿，把他们的骨灰合葬于武汉石门峰公墓福海园一片二区二十七排十四号。光阴荏苒、星移斗转，十几年过去了，妹妹一家每年至少都要由长沙去武汉给父母扫一次墓。我们全家（包括从来没有见过他们的女婿们）远隔重洋，但无论什么人，只要回国就肯定要专程绕道武汉，给他们磕头烧香。大姐也时常从郑州赶到武汉去拜祭父母的亡灵。二姐一家住在武汉，得地利之便，当然也在尽力维护父母的仙居。2004年，我们姐妹四家给父母坟地重修墓道。把墓碑和墓穴都修整得焕然一新。
更值得一提的是父亲的学生袁启新。父亲生前对他无比疼爱，视为己出。他对父亲也尊敬有加、视为尊长。他们两情相悦，互认为干父子。启新每次去给自家父母扫墓，都不忘给干父母扫墓，竭尽晚辈的孝心。2004年，我们姐妹四家给父母重修墓道，启新要求也出一份冥资，并把自己一家人的姓名也作为父母的晚辈郑重地刻写在墓碑上。对他的孝心表达，我们姐妹四家一致同意。父母亲没有儿子，他们的忠厚慈爱为他们赢得了一个比某些亲生儿子还要孝顺的干儿子。这正应验了中国人的一句老话：好人终有好报。
父亲、母亲，你们安息吧！你们的后人没有忘记你们。永远也不会忘记。你们的四个女儿和四个女婿都没有给你们丢脸。大姐是以郑州大学数学系副教授的身份退休的。大姐夫是郑州大学校长、全国人大代表、河南省政治协商会议副主席。二姐是以武汉钢铁公司设计院高级工程师的身份退休的。二姐夫是享有全国声誉的优秀数学老师、武钢三中的党支部书记。他培养的学生曾经多次在国际奥林匹克数学竞赛中获奖。我和丈夫是土生土长的长沙人，现在变成了加拿大公民。丈夫是长沙铁道学院的教授，在他所在的加拿大公司拥有研究与开发科学家的头衔。妹妹是高级经济师、湖南省纺织局的处长。妹夫讲授的会计学课程在湖南省财经系统闻名遐迩，从省廰、到市局、到县局，无论哪里举办会计班，都争相聘请他去上课，他的论文曾经在国家级刊物上发表。
我常常听到别人羡慕甚至嫉妒地说：她们康家四姐妹也没有什么过人之处，怎么都能找到这么好的丈夫。每次听到这种议论，我都会在心里自豪地回答：“是的，我们确实没有什么过人之处，但是我们有出类拔萃的父亲和母亲。我们继承了他们勤俭节约、吃苦耐劳、克己待人、助人为乐、踏实可靠、认真负责、谦虚谨慎、诚恳朴实的优秀品质，在他们的庇荫下，不用我们去费心寻找，好男儿会主动来找我们。”
不仅如此，你们的更下一代——六个外孙女也个个卓尔不群。有的人年纪轻轻就当了正教授、大学校长。有的人读过博士后。有的人读过硕士。有的人获得了加拿大总督奖。有的人获得过专利。你们的后代都没有辜负你们的辛勤教育和殷切期望，人人都在为你们争气和争光。是的，你们一生从来不曾拥有过阔绰的财富，但是你们的儿辈孙辈、直至子孙万代，却是你们已经拥有、而且会永远继续拥有的、连亿万富翁也无法匹敌的最大财富。
父亲母亲，你们为我们操心了一辈子，现在已经没有牵挂，只有荣耀了。你们就放心地安居于另一个世界，静候不断传来的更大更新的捷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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